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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在前往埃菲尔铁塔的路上，我们走过一群非洲小贩。李导游告诉我们，巴黎对非法移民很有吸引力。“他们没有户口，”他说，户口是在中国城市永久居住所需要的许可文件。“为什么不抓他们呢？因为抓他们，给他们吃饭，送他们回家是一件吃力的事情，而过了一天他们又飞回来了。”我没有感觉到团友们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移民最多的国家，但是现在许多人认为在中国比国外有更好的工作前景。李导游开玩笑说，美国人和欧洲人应该小心中国游客投资房地产，“欧洲经济正在衰落，时代已经不同了。”他直言不讳地说。
李导游指给大家看法国国会的地点，说这是最近法国人抗议提高退休年龄的场所，他觉得这样的抗议不可思议。“在一个工人每天都在罢工的地方，经济会发展吗？当然不会。”他说。“法国人已经习惯这样了，他们关于公众示威的法律是非常成熟的。只要你向政府提出申请，就可以在预先制定的路线上游行，这是他们伸张权利的惯用方法。”他说，尽管他认为这样对旅游业不利。“有时街道封闭了，你会在一个地方耽搁四个小时。但愿你们不要遇到这样可怕的情况。”
上午过了一半，我们结束了埃菲尔铁塔的游览前往凡尔赛宫。一位说中文的导游在宫门口迎接我们，把我们领上了楼梯。在绝代艳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的寝宫外，导游指着一只蓝色的花瓶说，“这只美丽的瓷花瓶是从中国偷到这儿来的。”他说镜厅不仅是皇家庆典场所，也是1919年6月签订凡尔赛公约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屈辱的文件，因为公约规定把中国山东的德国租界交由日本控制。
在卢浮宫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位讲中文的导游，一个蜂鸟般的女人。她大声喊道，“我们在九十分钟时间里有好多东西要看，大家脚步要放快一些！”她举着一把收起的紫色阳伞往前直冲，这把阳伞是她用来召集团友的旗帜。她脚不停步地教我们一些用中文发音的法语：bonjour的发音大约与“笨猪”接近，意思是你好。我们快步跟着她走进十字转门，裤子制造商人王振宇用他新学的法语招呼门卫：“笨猪，笨猪！”
导游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卢浮宫的三宝上——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爱神维纳斯和蒙娜丽莎。我们在拥挤的人流中依次参观了这些艺术珍品，伴随我们的是其他来自中国的旅游团，大家像对抗中的军队一样容易识别：戴红色别针是U-Tour旅行社的客人，穿橙色风衣的是来自深圳的学生团。从清晨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行走，但是大家都有一种好奇而勤奋的精神状态。我发现乘电梯要绕一段路，我想坐轮椅的黄雪清怎么办呢？没想到她的家人在上下楼梯时扛着轮椅，她在大理石台阶上蹒跚跛行，在大师的作品前她又坐上了轮椅。
到了日暮时分，在参观了欧洲最精美的景观之后，大家都有倾慕之意，但也有一点不太服气的神情。当我们在一家中餐馆里等位的时候，朱先生说起了周朝（公元前1046-256），那个时代产生了孔子，老子和其他思想家。“那时我们真是了不起，”朱先生对大家说。他的妻子王建新转着眼珠子说，“又来了，总喜欢老调重弹。”朱先生戴着一顶新买的埃菲尔铁塔棒球帽，上面有闪烁的小电珠。他转向我，因为我是一个新听众，“真的，在周朝我们事实上和罗马和埃及一样。”
他的妻子朝餐厅里张望，“我们还得等多久？”她问道。有人开玩笑说我们不如去吃麦当劳，这使许诺想起了别的事情。“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麦当劳，是吗？”他问我。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朱先生却很肯定，“是在凯悦酒店附近那家，那真叫是大！”他说。
自从年轻的英国贵族于十八世纪来到欧洲大陆学习语言，收集古董和传播性病以来，欧洲旅游就成为新富国家的传统节目。十九世纪中叶进入了铁路时代，大量新兴的英国中产阶级人士接踵而来。“原本是钱少人更少的地方，突然像雪崩般的人流涌向阿尔俾斯。”诺曼比勋爵自命不凡地说，他后来成了英国驻法大使。
据《欧陆的气味》这本由理查德 穆伦和詹姆斯 姆森所著，有关维多利亚时代旅游史的专著指出，铁路使学校老师，工程师和公务员能够在二十四个小时以内来往于伦敦和阿尔卑斯地区，不再需要花几个星期去坐公共马车。伦敦人以至后来的美国人在瑞士享受新鲜的空气，但是其它地方可抱怨的事情不少：亨利 詹姆斯把威尼斯看成不过是“破烂的西洋镜和乱糟糟的露天市场”。每个人都不满意欧陆的食品：法国菜太油腻，早餐只有一点巧克力茶或咖啡，再加一小块面包。马克吐温于1867年访问了欧洲和东地中海地区，写了《傻子出国记》这本书。他笔下的美国游客“当着别人大声粗鲁地说话，放肆地大笑，而别人却安静而举止得体。”但是尽管如此，旅行能有力地改变游客，如英国诗人萨穆尔 罗格斯所说，旅行在人们中间播下“对自身固步自封产生怀疑的种子。”
到了在路上的第四天，我们对早上乘车三小时，下午再乘车三小时，中间停车参观一个景点的状况已经不再少见多怪了。在停车用餐或上厕所时，我们并不和本团体以外的人说话。我们的机动性也好，自我封闭也好，很像是在一条游轮上。我们的行程在地图上很像北斗星座，它开始于德国，绕道卢森堡进入巴黎，然后向南穿越法国，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到达罗马。行程本该在罗马就结束了，但是后来来了个大转向，重新返回米兰搭飞机回国。李导游对我解释说，每个行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票，中国的旅行社总是在伺机买到最便宜的机票。
巴士上有一架DVD播放机，当我们上车开始从巴黎到阿尔卑斯山长达七小时的行程时，李导游播放了“茜茜公主”这部片子，这是关于奥地利巴伐利亚伊丽莎白公主的爱情片。片子中有青翠的山地，有大舞厅里的盛装，还有极具冲击力的交响乐。茜茜公主的语音配上了中文，她说，“你好，法国！”车上父母辈的旅客被打动了心弦，他们想起了八十年代时这部电视片在中国引起的轰动。但是青少年们却无动于衷，许诺拿出一份皱巴巴的“华尔街日报”，这是他从卢森堡的酒店里拿来的。他安静地细读着报纸的每一页，当读到“欧盟发现华为得到国家支持”这条有关中国的标题时，他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要我帮忙。文章说欧盟贸易官员认为，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华为从国有银行得到低息贷款，涉嫌不公平贸易。“美国宪法规定公司不能得到政府支持吗？”他问我。
不幸的是茜茜公主是三部曲，车上恪尽职守地继续放起了第二部。我问许诺是否用Facebook，在中国这是被官方禁止的，但是想一些办法还是上得去。“上Facebook太麻烦了，”他说。他用中国版的Facebook“人人网”，这个网站像其它任何中国网站一样，对任何敏感的政治话题进行审查。我问他是否知道为什么要封Facebook，“也许和政治有关吧，”他说，接着停顿了一下，“但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在中国其他的城市学生中也见到过这种情况，他们史无前例地接触到科技和信息，但是国家建起的高墙足以防止人们翻越。信息过滤造成很奇怪的结果：许诺可以和我大谈最新的苏非玛索影片，或各位瑞士车手的强项，但是却不知道Facebook在阿拉伯国家起义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在瑞士小镇因特拉肯住下了，李导游向我们保证说这里有“真正清洁的空气”，这对任何中国大城市的居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和郑岛以及她十九岁的女儿李橙一起在镇上闲逛，李橙是学艺术的学生。我们漫步走过一家名表店，一家赌场和一大块绿地，绿地是瑞士举办歌唱和摔跤比赛的地方。半路上女儿彬彬有礼地表示了她的不屑：“除了房子不一样，塞纳河和黄浦江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她说，“地铁吗，我们也有地铁，你说一样我们有一样。”她笑了起来。
当李橙和朋友们走到前面去了，她母亲告诉我，她要女儿看到中国和西方深层次的不同，不要只停留在硬件上面。我们的导游嘲笑欧洲堂而皇之的步履，但是郑岛说她的同胞们以为不去争抢就要吃亏。这时一辆汽车在横道线边上停下来等我们，郑岛做了一个对比说：在中国司机们不肯停，他们以为停一下就哪儿也去不了。
在离因特拉肯不远的地方我们上了一列火车，火车慢慢地爬上雪山，前往阿尔卑斯山山峰间的鞍状地带——少女峰火车站。滑雪者们穿着荧光外衣，满面红光大汗淋漓地嗖嗖滑过，用德语和法语大声喊叫着。我们都是乘火车旅行的打扮，没有穿登山服装。刘阳穿着高筒皮靴，李橙戴着白色北极熊形状的羽绒帽，两个爪子垂下来保护着脸颊。我们朝着欧洲人咯咯地笑。
火车停在一间大屋子边上，这里有餐馆，还能看到山峰和峡谷的壮丽景色，峡谷一直延伸到黑森林。我们在海拔11,388英尺高的地方吃了午饭，看着阿尔俾斯山的伯尔尼高地和阿莱奇冰川，吃着炒面和春卷。礼品店里商品价格奇贵，所以翰迪和凯伦只买了一张明信片，把它寄给自己当礼物。
次日我们到达米兰时天气晴朗而寒冷。李导游说这里的天气“造成了外国人喜欢晒太阳”。在中国人们不喜欢被太阳晒黑，女人们小心地把皮肤遮盖起来，免得被晒黑后像个劳工。“西方人的皮肤被太阳晒后会变红，然后很快就变白了，”李导游说，“有人被晒红后会去向别人炫耀，别人就知道他去度过假了。”中国闭关自守的时间太长，所以关于外界的流言常常有特别长的“半衰期”。李导游添油加醋地发表着他的见解：韩国人有着国字脸，西方男人身上覆盖着深色的体毛，意大利男人长着长睫毛，会对着喜欢的女人“像扇子一样扇动”。
在米兰市区我们有三十分钟自由活动的时间，所以凯伦，翰迪和我走到了冷冰冰的大教堂里。翰迪抬头看着高处的彩色玻璃。“那多累人，”他说，“但很漂亮。”几小时前李导游再次提醒我们要提防小偷，但是翰迪说，“意大利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混乱，听起来真的很吓人。”他是卫生方面的专家，所以情不自禁地注意到米兰到处是涂鸦，垃圾箱也是塞得满满的。李导游是这么解释的，“政府是想市容清洁，但是钱不够。”翰迪试图尽可能说得客气一点，他说，“假如这是在上海，居民会不停打电话给我们投诉。”
意大利报纸上充斥着贝卢斯科尼总理因涉嫌性丑闻而被起诉的消息。李导游很会外交辞令，“他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这样评价说。这天巴士穿行在意大利，他想起了自己的国家。“你常常会想，提倡民主是不是一件好事，”他说，“当然有好处，人民享有言论自由，有选举的自由。但是一党制不是也有好处吗？”他指着车窗外的公路说，因为有当地人的反对，意大利花了几十年才建成这条公路。“假如这是在中国，只要六个月就行了！这是让经济发展的唯一方法。”李导游这么拥护中国的体制，我感觉他当政府发言人不错，尽管他的言论与北京普通老百姓的谈吐相似。“海外的分析家们永远不会理解，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他说，“是的，中国确实是一党制的国家，但是国家的管理者是从精英中选拔出来的，从13亿人中挑选出来的精英不妨可以称为超级精英了。”
在李导游描绘的西方社会中，至少有一件事是他真正羡慕的。他提到一位西方朋友辞去工作做背包客，去寻找生活的意义。“这样做我们的父母能接受吗？肯定不能！他们会指着你说，你是一个废物！”他说，“但是在欧洲，人们允许年轻人去追求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继续说，“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东西，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创新这样难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太多的限制。”这时全体团员都听得比平常更认真。就在美国父母们想从管教严格的中国虎妈那里学到些什么，中国父母正试图在干巴巴的中国教育体制中重建创造性。曾莉萍是一位母亲，她告诉我，当她要带六年级的女儿到欧洲旅游时，老师皱起了眉头。“每次学校放假前，老师总是告诉学生不要外出，要在家里好好学习，因为很快就要参加升中学的考试了。”但曾莉萍就曾经越轨而满足了自己愿望，她辞去了当美术老师的稳定工作，用积蓄开创了自己的时装品牌。“我的老板们都说你放弃了一个好工作很可惜，但是我向自己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
我们刚过午后就到了威尼斯，大家都饿了，要求李导游停车吃饭，即便不是中餐厅也可以。我们已经来到欧洲一个星期了，是该吃一顿不是中餐的饭了。（据一次市场调查的结果，超过一半的中国游客在前往西方旅游时，不会吃超过一顿的西餐。）但是李导游提醒大家，吃西餐要花很多时间，他记得有一次在西班牙吃晚餐用了五个小时。“假如吃西餐时吃得太快，胃会不舒服。”他说，“留着等你们下次再来旅游时吃吧。”大家都同意了，我们在郊外一家名为“宝塔”的中餐馆花二十分钟吃了午餐。在威尼斯我们乘船渡河，参观了一家玻璃制品厂，租了几条黑色的刚朵拉泛舟，在返回城里前还抽时间去了一家普拉达专卖店。在回到宝塔中餐馆吃晚餐的路上，朱先生捡起一张本地的房地产广告。“大家看，十一万欧元一栋房屋，”他大声喊道，“比美国便宜，比上海更便宜。”
第二天在罗马，我们在特莱维喷泉作停留，这里到处是卖仿冒LV包包的塞内加尔人，还有在货车上售卖廉价礼品的小贩。翰迪仔细看了一下货品后说，“中国制造。”在梵蒂冈，朱先生观赏着整个圣彼得广场，“太震撼了！”他说，“教皇随时可以把头伸出来看到广场上的我们吗？我敢说他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广场的规模使他想起了北京，“这就像在过去，中国人跑到北京去只是为了看一眼共产党。”他大笑起来。
我们沿着街道漫步，在一处窗台上坐下来休息，朱先生点起了一支烟，他在思考强权的兴衰。我问他是否相信美国政客们说不反对中国的崛起，他摇摇头说，“不可能，他们会让我们发展，但是他们会试图限制我们。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这样想。”最终，他以自己能做到的最礼貌的方式说，美国需要适应自己在世界上的弱势地位，就像中国曾经做过的那样。“你们已经习惯了做老大，但是你们将跌落到第二。虽然不是马上就会发生，可能需要二十到三十年，但是我们的GDP终将超过你们。”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朱先生在整个旅程中总是看到中国和西方在哲学层面恒久的区别，就如他所说：“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我们会使用他们的工具，学习他们的方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他的感怀对中国将来与西方在这个世界上并存并不乐观。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也难以与他争辩。认为富起来的中国会很快变成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这样的神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不堪一击。但是，假如想象中国的对外开放会使她亲近西方是一种天真的想法，那么，否认细微变化的力量也许同样天真。现代中国的旅游业像现代中国这个国家一样，通过引领她的公民并保护他们免受包括西方小偷以及西方饮食等等的威胁，断言会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建立起秩序，这样的许诺未免不太牢靠。我的团友们亲身体验到的世界确实比欧洲更“欧洲”，有的是茜茜公主从来没有提起过的杂乱和乏味。但是，在贝卢斯科尼的歌剧女演员和中国一党制高效福音等讨论的背后，我同车的旅伴们还是抓住了未经编撰的点滴真相。在他们第一次的旅行中，有许多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东西——喧闹的自由出版，通过政治争论后铸就的社会保险网络等等——但是一英里接着一英里，他们将会安静地发现如何来看待这一切。当许诺终于放下那张皱巴巴的华尔街日报时，喇叭已经偃旗息鼓了。他简短地说道，“当我读一张外国报纸时，能看到许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乘车三小时到佛罗伦萨是我们最后一段长途旅程，途中李导游开起了无轨电车，话题包括天主教和离婚，帕瓦罗蒂，香醋，菌类以及找到菌类的猪，还有标着意大利实际上为中国制造的皮货。他说，他曾经带过的旅游团里有一位皮衣厂老板，他到意大利收集样品带回家去仿制。
领主广场上挤满了被太阳晒红的俄国人，美国学生，还有戴着白色直筒帽的警察。一位本地导游带我们去了一家名为佩鲁兹的皮货店，店里陈列的钱包和皮鞋上都有一句广告语：你不买一件佩鲁兹礼品回家，怎么能证明你到过佛罗伦萨。
我们正准备回到巴士上，再乘九十分钟的车到比萨斜塔那儿去照一张像。但是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人说不愿意去。翰迪，凯伦和其他一些团友觉得我们还不如不去斜塔，这样可以在佛罗伦萨好好逛一逛。李导游在巴士的遮阴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想去斜塔的人请举手，”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人举起了手。一位女士的声音要求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大家一起去。”在讨论了几分钟后，李导游又做了一次民意测验，显然又少了一些反对者。大家达成了某种共识，老老实实地排队上了车。翰迪抬起眉毛说，“中国式的投票总是这样收场。”
在前往比萨的路上，我想像这种快节奏的中国式旅游还能持续多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单独出游，即使在我们的游程中，有些团友也对这样匆忙的旅游表示厌倦。当我们到达比萨，来到傻得可爱的斜塔边上时，每个人轮流站在最佳位置上，伸出手臂做着鬼脸，照一张手举比萨斜塔的相片。天空湛蓝，黄雪清从她的轮椅上站起来，用手去触摸脚下的鹅卵石。劳累让我们有了胃口，我指着一家离斜塔不远的中餐馆，但翰迪和凯伦却有不同的主意，于是我跟着他们走进了一家麦当劳。（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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