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5 19:09:05
几千年以来，没有人鼓励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走出中央王国之外去探险。而在最近的新年假期之前——兔年开始于2月3日——本地报纸上充斥着国际旅游的广告。我觉得似乎人人都在往外面跑，所以我决定也加入到其中去。当中国旅游业对公众喜爱的旅游目的地做调查时，没有地方比欧洲得分更高了。中国旅行社在竞争中并不按照西方大旅游的概念行事，而只是依照顾客的喜好来安排行程。我浏览了一些网上的广告：“大广场，大风车，大峡谷”，这是强调荷兰和卢森堡四天游程中将要看到的如画风景。“回顾过去，探访新东欧”有某种冷战的卖点，但是我想在二月份的时候，这对我不是很合适。
我选择的是“经典欧洲”游程，这是颇有人气的巴士旅游路线，在十天的时间里穿越五个国家。费用是要预付的，机票，酒店，用餐，保险和杂费加起来相当于2,200美元。此外每位中国游客还需要交7,600美元的押金——这要超过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了——是为了防止有人在平安回家前玩失踪。我是这个旅游团的第38位也是最后一位成员，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出发。
我被告知前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25号口集合，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身材纤瘦的男人，他今年43岁，穿着灰色格子呢上衣，带方框眼睛，柔软的头发从中间分开。他自我介绍名字叫李兴顺，是我们的导游。为了识别团队游客，我们每人都领到了一只浅黄色的徽章，上面绘有一条卡通龙，龙的鼻孔里有烟气冒出，龙爪上穿着徒步靴，踩在一条广告语上：龙翔千里。
我们上了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直飞法兰克福的班机。我打开一本中文的“出境游客须知”，这是要求游客们仔细阅读的。须知中提示游客过去发生过的不愉快事件：“不要带仿冒的欧洲产品旅行，海关将因此对你查处罚款。”须知中强调了在欧洲旅行的安全常识，“在路边可见吉普赛人乞讨，但是不要给钱。假如他们围住你要看你的钱包，赶紧招呼导游。”须知也不主张游客随便与陌生人交谈，“假如有人要你帮忙照相，千万要小心，这是小偷下手的好机会。”我多年来在欧洲进进出出，但是这本须知还是让我长了见识，我竟然对自己将和这个三十多人的旅游团和导游一起出行感到很安全。须知用一句孔夫子风格的忠告作为结尾，把我们的旅行作为个人品性的测试：坚忍不拔，无往不胜。
我们在浓雾中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在机场航站楼全体成员首次集合在一起，团员的年龄范围从六岁的陆珂仪到他七十岁的外祖父刘恭盛，刘是一位退休的矿业工程师，陪伴着他乘坐轮椅车的妻子黄雪清。所有游客都属于中国社会中人口大约为1亿5千万到2亿的中产阶级阶层：一位高中科学教师，一位屋内装饰设计师，一位房地产企业行政人员，一位电视台的布景设计师，还有一群学生等。我的团友中没有来自农村的——第二天人们瞥见在法国牧场上吃草的马匹，人人都掏出了照相机——他们也刚刚开始走到外面的世界。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走出亚洲。
导游李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我这个团体中唯一的外国人，大家都对我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十岁的刘宜丰剃着一个碗盖头，穿着满是星星的黑汗衫，他笑着问我，“外国人都长着这样的大鼻子吗？”
我们上了一辆金色的大巴，车子发动了。我坐在一个窗口位置，身边坐的是一位身体健壮的十八岁学生，他穿着黑色羽绒背心，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前额上的头发留得很长，上唇毛茸茸的。他自我介绍名字为许诺，中文意思为“答应和允诺”，所以他把“promise”作为他的英文名字。Promise是上海师大一年级学生，学的是经济学，他和其他三名室友共用有两张双层床的学校宿舍。他的父母就坐在过道对面的座位上。我问他为什么他们一家选择出来旅游，而不是走亲访友，“那是传统习俗，但是如今中国人有钱了，”他说，“而且我们在其它时间里没有空出来旅游。”我们说的是中文，但是当他表示惊奇时他会用英语说，“哦，我的嘎嘎小姐！”这是他从学校里学来的说法。 李导游在巴士前排手持麦克风面朝我们站着，在以后的旅程中，在我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保持着这个姿势。在中国旅游团中导游的作用特别重要，他既是翻译，又是向导和前线指挥官。李导游有一种从容的气度，他经常以第三人称——李导游——来称呼自己，也为自己做事的干脆利落而自得。“各位，我们大家对一下表，”他说，“现在是下午7：16，”他请求我们每次出发时要早到五分钟，“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他说，“让我们一路顺利。”
他概要地介绍了游程：我们将在巴士上花掉很多时间，他将利用这些时间来给大家讲欧洲的历史和文化，这样就不会浪费宝贵的观光时间，我们可以多拍一些照片。他告诉我们，法国科学家发现导游讲解最理想的时间长度是七十五分钟。“在李导游明白这个道理以前，我在巴士上最长的一次讲解是四个小时，”他说。
李导游要我们在睡觉前用热水泡脚，这样可以减轻时差的影响。他还要我们多吃水果以便帮助消化欧洲的面包和奶酪。由于正值春节假期，会有很多其他的中国游客，所以他要我们小心，不要在休息地上错了巴士。他向我们介绍了表情冷漠的巴士司机彼得 皮查，他来自捷克，是一位前卡车司机和曲棍球员，彼得在他的司机座上向我们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有六到七年的时间我一直在运送日本游客，”他后来告诉我，“现在全是中国人了。”对于行程李导游还有其它事情要告诉我们，“在中国我们以为巴士司机是超人，能工作二十四小时不睡觉，不管多晚我们都可以要求他开车。但是在欧洲，除非是由于天气或道路原因，他们只允许开车十二小时。”
他解释说，每位司机都有一张磁卡，必须插入到仪表盘上的记录仪上去，开车时间过长司机就会受到处罚。“我们会想到用假卡，或者伪造记录，以为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李导游说，“但是假如被抓到的话，罚金最低从八千八百欧元起，而且要吊销执照。这就是欧洲解决问题的方式：表面上看是靠每个人的自觉，但背后是严格的法律。”
即将到达旅馆了，这是一家卢森堡的“最佳西方”酒店，但是李导游先给大家讲了早餐的事情。典型的中式早餐有大米粥，油煎饼，也许还有肉包子。李导游明智地预先告诫说，“在整个游程中早餐只有面包，冷肉，牛奶和咖啡。”全体游客听了后静默了好一阵子。
我们并没有机会见到白天的卢森堡，黎明时分我们就离开最佳西方酒店，巴士很快就驶上了高速公路。李导游要大家确认没有遗忘任何东西，因为他以前的一些游客喜欢把现金藏在厕所水箱里或通风管道里。“我遇到过最厉害的是把钱缝进窗帘滚边中，”他说。我们正前往第一站，简朴的德国城市特里尔。尽管对大多数第一次到欧洲的中国游客来说，特里尔并不是一个经常听到的名字，但是自从几十年前中共代表团前来瞻仰马克思故居开始，特里尔就一直是中国游客的钟爱之地。我的中文导游书是一位退休外交官写的，他把特里尔说成是中国人的麦加。
我们在一条整洁的小街下了车，街道两旁排列着色彩柔和的尖顶房屋，铺地的鹅卵石在雨中闪烁着银光。李导游戴上一顶绿呢毡帽，迈着轻快的步子带领我们朝前走。我们来到了布鲁肯斯特莱斯10号，这是一幢装有绿色百叶窗的漂亮的白色房屋。“马克思曾经住在这里，现在这里是博物馆。”李导游说。我推了一下门，但是门锁着。在冬季人们行动迟缓，博物馆要过一个半小时后才开放，所以我们只能从门外体验一下马克思的故居了。李导游说，“我们早一点在这里结束，就可以早一点到巴黎。”大门边上有一块铭牌，上面绘有马克思狮子般头像的剪影。屋子隔壁是一家名为道尔斯 维塔的快餐店。
李导游让我们爱呆多久就呆多久，但他也提醒我们到拐角上的超市去买一点水果在路上吃。一大群人在马克思的屋子前乱转，拍着照，躲避着来往的汽车，直到有一个孩子央求道，“我想去超市了，”他拉着自己的母亲朝着灯光明亮的超市走去。我站在王振宇身边，他个子高高的，有五十多岁了。我们看着马克思的头像，“在美国知道他的人不多吧？”他问我。
“比你想象的要多，”我回答说，还说我想看到更多的中国游客。王振宇大笑起来，“年轻人已经不太知道这些事情了，”他说。王先生瘦骨嶙峋，带有一种怡然自得的神情。他在东部商业城市无锡长大后被分配去做木匠，到经济改革开始后才自己做生意，现在他经营着一家专门生产男裤的小制衣厂。他不懂英语，但想为他的公司起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名称，所以他想出了“格雷特”这个名字，因为它读起来像英语中的great,即伟大的意思。
王先生是一位满怀激情的游客。“我过去很忙，现在要出来玩一下，”他说，“我过去总是在买地，建厂，造房子。现在我女儿长大参加工作了，我只要给她备好嫁妆就是了，这我办得到。”我问他为什么他们夫妇两选择到欧洲旅游。“我的想法是乘我们还有精力先到远的地方，”他说。我和王先生是最晚到达超市的，我们的旅游团在中国人的麦加一共呆了十一分钟。 直到最近，中国人还没有很多理由去到处寻乐。在古代中国旅行是很辛苦的，就像老话所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孔夫子更是认为旅行是一种罪孽，他说：“父母在，不远游。”然而古代佛教僧侣去了印度，十五世纪的宦官郑和把帝国的船队开到了非洲，为的是去“看一看野蛮人的地方，”他因此而扬名天下。
几百年来中国的移民遍布全世界。但是毛泽东认为旅游是反社会主义的，所以直到他去世后的1978年，大多数中国人才可以不是为了工作或学习的目的而前往国外。起初他们可以探访在香港的亲友，后来可以到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去旅游。到了1997年，政府允许公民在“有计划，有组织，可控制”的情况下去其他国家旅游。（中国的旅游许可带有政治地缘色彩，瓦努阿图在2005年同意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后，才成为中国人的旅游目的地。）初次出国的中国游客中有80%的人参加旅游团，不久他们就赢得了“激情游客”的声誉，尽管有时会蜂拥而至。2005年在马来西亚的一家赌场酒店里，有三百来个中国游客拿到了印有卡通猪的特别餐券。酒店说这只是为了把中国游客和不吃猪肉的穆斯林游客区分开来，但是这却得罪了中国游客，他们发起静坐，并唱起了中国国歌。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只有当国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到达五千美元时才会输出大量游客。但是在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旅行成为可能是因为大量订票而降低了价格，并通过拼命压价让游客住宿到远郊的旅馆里。去年有超过五千七百万中国公民出国，使中国在世界国际旅游排名榜上名列第三。世界旅游组织预计，到2020年底前这个数字还将翻一番。
起初中国人并没有想到欧洲。在2000年的时候，前往小小澳门旅游的中国游客，比到所有欧洲国家的中国游客加起来还多。但是中国游客逐渐开始设计更宏大的行程。就像成群的党员干部涌向马克思故居，中国的文学爱好者们开始探访剑桥大学，他们站在河边泥泞的小道上观赏这儿别具深意的垂柳。备受尊敬的诗人徐志摩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在西方学习，他把这儿的垂柳说成是“暮日中的新娘”。我不久前经过剑桥，看见中国游客在河边摆姿势拍照，而其他游客川流不息。二十三岁的物理学生王一雄来自河南，他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剑桥，这次他带来了娇艳的经济系女学生陈思，“我们不久前相爱了，”他告诉我说，“剑桥是一个浪漫的地方。”
法国酒店集团雅高开始增加中文电视频道和讲普通话的员工，其它一些酒店开始按照风水的要求把床从窗口边移开。到欧洲的中国游客越多，价钱也就变得越便宜。到了2009年英国旅游业报告作出结论，在中国“欧洲”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单一联合旅游品牌，所以单个国家大可不必妄自尊大，也不必热衷于去推销如法国和意大利等的“子品牌”。欧洲与其说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区，不如说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个国家。把尽可能多的国家放进一个星期的游程中，对外出旅游机会不多的工作者来说很有吸引力。“在中国，假如你能用100美元买到10件东西，要比只能买到一样东西更好。”李导游如是说。
我和一对来自上海的年轻夫妇一起漫步从马克思故居回到巴士上：二十九岁的郭延津在一家汽车配件公司的财务部工作，英文名字是凯伦；顾小洁是环境卫生部门的职员，英文名字是翰迪。郭延津平易近人，他身高六英寸，长得虎背熊腰。他穿着栗色的T恤，上面绣有一个高尔夫球袋，但是当我问他是不是玩高尔夫球时，他大笑着说，“那是有钱人的游戏。”
翰迪和凯伦为这次旅行节衣缩食好几个月，还得到了父母的资助。李导游要大家不要为了省钱而使旅游扫兴，他说我们可以把标价上的欧元看作元，但是翰迪和凯伦却对每一分钱斤斤计较。在几天时间里他们就能告诉我，在五个国家里我们在每瓶水上花了多少钱。
回到金色的巴士上，我们穿越香槟－阿登大区的冬日丛林向西行驶。李导游为他惯常的高效率破了一个例，“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欧洲人有时行动迟缓，”他说，“在中国买东西时，我们习惯于三个人同时挤在柜台前，售货的老太太给三个人找零不会出错。在欧洲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继续说道，“我不是说欧洲人笨，他们只是还没有学会这种技巧，这需要很巧妙的计算。他们做算术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
他给了我们一些忠告来结束讲话：“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好了，因为假如你着急了他们也会着急，他们的态度就会不好，而我们又以为他们是歧视我们，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有时李导游会赞叹欧洲的高生活水准，他不断向我们灌输统计数字，如波尔多葡萄酒的价格和吃得好的荷兰人的平均身高。但是，假如有中国游客要赞赏欧洲经济的话，现在却不是时候。李导游向我们演示了地中海生活方式：“很晚才醒来，刷牙，做一杯意大利咖啡，闻一下咖啡的浓香。”大家都笑了起来。“日子过得这样悠闲，他们的经济怎么会增长呢？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民勤劳刻苦，国家的经济才会发展。”他说。 我打了个盹，醒来时已经到了巴黎郊外。我们沿着塞纳河西岸行驶，经过奥赛博物馆时正好太阳从云中露出脸来。李导游大声喊道，“大家来感受一下巴黎的开阔地带！”相机快门声顿时响成一片。他告诉大家，在巴黎市中心没有摩天大楼。“在上海，除非你站在黄浦江边上，否则你感受不到城市的面貌，因为高楼太多了。”他继续说，“欧洲人把古老和有价值的东西保存得很好。” 在阿尔玛桥边上的一个码头，我们上了一条双层甲板的船。当船向上游驶去的时候，我和四十六岁的会计师朱钟明聊起了天，他是和妻子女儿一起来参加旅游的。他从小在上海长大，当本地房地产市场刚上升时他就开始投资进去。“无论你什么时候买，总能赚大把的钱。”他说。他风度翩翩，有一双酒窝的脸上总是带着淘气的微笑。他早在2004年就开始出国，所以团里其他人对他言听计从。他被吸引到欧洲来是因为欧洲有“文化”。（在中文的搜索中，文化经常会带出一连串与欧洲有关的事项，而负面的结果则包括“傲慢”，“很差的中餐”等。）
这时船已经到达德苏利桥，开始顶着塞纳河的白浪掉头驶回下游。朱先生说，中国人对欧洲的兴趣有着深刻的个人原因：“当欧洲统治世界的时候，中国也很强大。那么为什么我们落后了呢？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确实，中华文明发明印刷术要比德国的古腾堡早六百年，但是从十五世纪开始就走下坡路。朱先生这样解释说：“当我们被侵略时没有足够快地作出反应。”我在中国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这是一种弱者的托词。（历史学家也倾向于怪罪官僚机构的僵化和集权统治，还有其它种种原因。）但是朱先生没有把中国所有的苦难归罪于侵略者。“我们把自己的三个核心理念——佛教，道教和儒教——抛弃了，这是一个错误。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接受的是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他停了一下，看着在船栏杆边上照相的妻子和女儿，在她们身后，一轮橙色的夕阳正落入到城市的天际线中。“我们花了三十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这是一场灾难。”他说。
船靠上了码头，我们该去吃晚饭了，第一次走到喧闹的城市中来。凯伦拥着翰迪的手臂，他们不时转头张望。我们跟着李导游走进一家小小的中国餐馆门脸，走下一段楼梯，来到一条炎热而幽闭的过道，过道两边排列着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挤满了中国食客。这种像蜂窝似的活动场景在街上是看不到的，这是又一个平行的巴黎。这里已经没有空位，所以李导游带我们走出后门，向左拐弯后进到第二家中餐馆。再次走下楼梯进入到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菜终于上来了：红烩猪肉，炒白菜，鸡蛋汤，美味鸡块等。
二十分钟后我们爬上楼梯走进夜色中，跟在李导游后面走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前往老佛爷，这是一家坐落在奥斯曼大道上楼高十层的百货公司。老佛爷看起来十分乐意接待来自东方的客人：店堂里用红色装饰，还有卡通的兔女郎，这是为了庆祝兔年。我们收到了中文的欢迎卡，卡上写着幸福，长寿等字样，凭卡还可以享受10%的折扣。在六层楼上有一家名为四川熊猫的中餐厅正在营业。
我们的团友都是有备而来。许诺和他的父母，还有朱钟明一家往左边先去了劳力士柜台，然后来到了明亮的LV专卖店。一群会讲普通话的女店员带着色彩谐调的围巾在柜台招呼客人。据免税商品退税机构“全球蓝色”统计，平均每位中国游客在国外购买超过一千美元的免税商品——昂贵的包袋，手表，名牌时装等，比任何其它国家的游客，包括日本人花更多的钱。中国游客在国外花在购物上的钱要超过旅馆开支的一倍。有几位团员告诉我，他们为没有去奥特莱斯感到很郁闷，我一时没有听清什么是奥特莱斯，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outlet”的中文译音。
许诺的母亲李英拿出几张印好的照片，上面照的是包包和相关的货号。她一个接一个地试着各种包包，来来回回在镜子前走动，对镜子里的自己皱着眉头。翰迪和凯伦拿起一个包包看了一下价钱就继续往前走了。朱钟明要李英找一个更有品位的包。“那个看上去和我们在大陆看到的货色差不多，”他说。李英试了一个名为“Artsy”的大包，价钱是1,400美元。包上有鞣革的背带，巧克力色的包盖上绣有小小的“LV”字样。“这个可以吗？”她问，大家都点了头。“我买了。”
这天晚上我们住在郊外一家名为梦幻城堡的酒店里，在酒店的大堂里挂有军装做装饰，还有一位穿着飘动战袍的国王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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