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沙饭团<<调酒师>>:张维为:许多外国元首以朝圣心情拜会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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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许多外国元首以朝圣心情拜会邓小平

2011年04月18日 08:59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刘婉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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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时,所有到中国访问的外国元首,都希望能见到这位传奇的政治领导人。在张维为看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是带着朝圣的心情去拜会邓小平。也有一些国家元首是带着问题去向他请教的。

1984年4月28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里根总统。来源:资料图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本文为节选  作者:刘婉媛  原题为:张维为:翻译“国家队”纪事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刚到外交部翻译室那天,主任过家鼎就这样告诉张维为。“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老过呷了一口茶,“当然了,还有邓。”20多年过去,张维为依然记得老过当时的表情——貌似轻描淡写,却又郑重中带着一丝得意。

1983年的夏天,站在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的办公室里,张维为感到一丝新鲜,也有一点兴奋。

经过层层选拔,他终于来到了这里——外语系学生最向往的地方、传说中神秘的外事部门。但他并不确定,“翻译室”具体是做什么的。

“看过女排比赛吗?”这是上司、翻译室主任过家鼎抛给他的第一个问题。当时,如日中天的中国女排是民族英雄。“女排是排球的国家队,我们这里就是翻译的国家队。”老过说。

张维为在“国家队”里干了5年。

给领导人当翻译不光是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因而翻译室有个不成文的规定:30岁以上的,一般就不会再被安排担任领导人的口译工作了。主要出于这个原因,张维为在翻译室工作5年之后,也就是年届30之时,给自己的职业生涯作出了另一个选择:离开外交部,到联合国担任译员。

此后,张维为辗转于美国与欧洲之间,如今已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在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担任国际关系教授,也是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现在的我已是一介平民。”张维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完爽朗地哈哈一笑。

记者眼前的平民学者张维为,依然不脱外交官气质:一身裁剪得体的西服,头发纹丝不乱,举止干练,颇具风度。对于当年那一段精彩纷呈的岁月,张维为如今谈起来并无任何炫耀、渲染,像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只是提到邓小平的时候,他的眼中顿时饱含深情,崇敬之意溢于言表。

进入“国家队”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国家命运的转变也颠覆了张维为的人生道路。

在上海一家工厂里担任学徒刚刚满师的他,考上了复旦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毕业前夕又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专司英语口译。两年之后,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张维为被挑选到了外交部翻译室。

渐渐地,张维为了解到,翻译室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担任翻译。

当时的翻译室有二十五六个人,分为英文处和法文处,两个几十平米的大办公室。当时分房很难,外交部的司长们都还住在筒子楼里,连宿舍的床位都没有了,张维为就在办公室的打字间里,一住好几年。他第一次领到的工资有一百多块,比在工厂里当学徒时多了两倍。

进外交部后第一次出国,是去日内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临行前,他领到了出国的置装费,和同事一起到王府井的红都服装店量身定制了一套西服。那时,招牌上“红都”两字后面还有个括弧,括弧里写着“上海迁京”,以显示这家中国顶级西服店的上海血统,这让身为上海人的张维为印象深刻。

当时,出国人员可以领到一个皮箱。如果是冬天,还可以去外交部的库房借一件大衣。库房保管员是一位乐呵呵的大爷,他打量一下来人的身高体重,径直进库房里拿一件大衣出来,尺寸差不多就行,没得挑。大衣都是统一的蓝黑色,毛料。出访结束回国后,箱子和大衣都要还给库房,统一清洗保管。

第一次担任重要场合的翻译,是参与接待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在欢迎晚宴上,副总理万里向外宾敬酒,也向坐在他旁边的译员张维为敬酒。通常,领导人是不会向中方工作人员敬酒的,因而在场的礼宾司长赶快上前解释:“首长,这是中国同志!”性格开朗的万里不理会,说:“怎么,中国同志就不能敬酒啦?!”

经过许多新鲜的第一次,初出茅庐的“小张”逐步成为了翻译室里的骨干。

首次为邓小平担任翻译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刚到翻译室那天,主任过家鼎告诉张维为的。“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老过呷了一口茶,“当然了,还有邓。”

20多年过去,张维为依然记得老过当时的表情——貌似轻描淡写,却又郑重中带着一丝得意。

在翻译室工作期间,张维为曾在多个工作场合见到过邓小平,但第一次直接担任他的英语口译,则是到外交部工作两年以后,1985年的8月28日。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当天上午9点40分,身着浅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步履平稳,身板平直,头发乌黑整齐。已经81岁高龄的他,看起来也就60岁出头。

在拜会邓小平之前,外国元首一般都已经会见过总书记和总理,因而,邓小平一般会询问:“和总书记谈得怎么样?”“和总理谈得怎么样?”“你们看我今天谈什么比较好?”外交部的领导便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当时经常请邓小平介绍国内形势,特别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许多关于改革开放思路的阐述,都是在会见外宾时发表的,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惯例。张维为如今回想起来,当年邓小平在涉外场合所谈的,往往是他想对国内说的一些话。但让张维为感到遗憾的是,经过层层把关,那些带有邓小平个性的、生动活泼的话语,往往变得四平八稳了。

那一天,在福建厅里,邓小平和中方人员一一握手后,坐到沙发上,点上他那招牌的熊猫香烟,开始听外交部长吴学谦的汇报。因为当时邓小平听力已经不太好,吴学谦的一些话要重复两遍。按礼宾惯例,中国领导人会见外宾,一般会安排客人坐在主人的右侧,但因为邓小平左耳的听力比右耳好,因此,礼宾司会安排客人坐在他的左侧。

邓小平会见的是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这位桀骜不驯的非洲领导人,1981年访华时曾会见过邓小平,4年后的这次会面,交谈的主题仍是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问题。邓小平从土改谈起,耐心地向穆加贝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坦率地指出曾经犯下的左倾错误“所带来的惩罚”,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穆加贝似乎还是有一点不放心,他说:“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

这时,张维为注意到邓小平脸上透出一丝不耐烦——这也是他多次担任邓小平的翻译唯一一次看到邓流露出不耐之色。只见邓小平掐灭手中的香烟,习惯性地用食指点向前方,声音响亮有力:“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

邓小平的第三世界情结

在张维为的记忆里,邓小平虽然是个耄耋老人,但脑子机敏,逻辑清晰,充满智慧。多次担任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已经非常熟悉他平实、直白的语言习惯,同时也领教过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唯一一次没有听懂邓小平的话,碰巧也是在他会见穆加贝的时候。

那一次会见是在1987年2月。邓小平谈到了“失误”这个词,由于发音类似“十五”,整个句子的意思显然连不上,张维为愣了一下。坐在一旁的外交部长吴学谦也是上海人,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提醒他“失误、失误”,他才反应过来。

张维为感觉到,邓小平有浓重的第三世界情结。他每次会见第三世界的领导人,通常会说:“我们一定能做好。西方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有一次,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秘鲁人德奎利亚尔,一见面,邓小平就赞扬他:“你干得一点都不比西方人差,你干得比他们更好。”张维为看到,德奎利亚尔的表情既高兴,又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

当时,所有到中国访问的外国元首,都希望能见到这位传奇的政治领导人。在张维为看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是带着朝圣的心情去拜会邓小平。也有一些国家元首是带着问题去向他请教的。有位领导人曾经就越南占领柬埔寨和红色高棉问题征询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直接做了回应,提出了非常有分量的建议。显然,他对这些问题都有过深刻的思考。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层已经有了共识,为了让小平同志健康长寿,要尽量减少他的工作,因此也减少了他的外事活动。会见安排的固定程序是:外宾来访之前,由外交部地区司提出接待方案,报部长批准;外交部再和邓办联系,安排具体时间。一般来说,只要是外交部提出建议,邓小平基本上都会同意会见。

尽管外交礼宾安排严谨,但也有破例之时。1985年9月,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来中国访问。当时的总理赵紫阳在和他会谈之后,对这位独特的非洲领导人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认为他对非洲问题的反思非常深刻。会谈后,赵紫阳对外长吴学谦说:“这个人很有头脑,我建议小平同志见见他。如果你们不方便说,就跟邓办讲是我说的。”就这样,原本并无计划的罗林斯,就有了拜会邓小平的机会。

当天晚上,在钓鱼台国宾馆中,警卫看到罗林斯一直坐在庭院中的小花园里,至半夜三点依然不寐。礼宾司官员给张维为打电话,请他去劝说罗林斯回房间休息:“明天还要见小平同志呢!”

张维为奉命前往。罗林斯告诉他,前几天在中国厦门特区的考察,让他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让他感慨万千,难以入眠。“我在思考一些问题,明天去见邓先生的时候,要好好向他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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