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雅h:南京博物院_文物鉴赏_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大清帝国印象

1.西直门外
18世纪末到过北京的英国人都还承认：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到达中国，他们获悉北京人口数是300万，光是都城（鞑靼城）就有14平方英里，紫禁城面积也超过了1平方英里，比当时刚刚扩建的伦敦城还要大三分之一，是18世纪世界最大城市，伦敦的城市规模，无法和北京相比。
清代北京城的西面，共有阜成门、西直门、西便门、广安门四座西门，西直门处于西北，马嘎尔尼一行的使节们经此门到圆明园。北京城墙拆光了，西洋画的笔触，写实的风格供我们遥想当年。城门有些失真，不该高耸如宝塔。资料说威廉－亚历山大是1799年在英国完成这幅画的，可能是丢了素描稿，凭印象画的。他把中国的建筑夸大得高大以符合英国人的想象。这幅水彩画的原作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清代的北京，仍然是一个水源比较充沛的城市。玉泉河自西注入护城河，贯通城内宫中的积水潭、北海、中海、南海。当时的北京虽不象南京、扬州、苏杭等江南城市般“秦淮风月”，但不致如日后干枯得河底朝天，偶尔也能看见城下扬帆飘动，舟楫往返。

2.直隶通州观象台
观象台古称“灵台”。自有制度以来，中国一直在“天下之中”的“中土”设立灵台，观察星象。元、明、清三朝帝王都是在京城设立观象台。只是朱明王朝开国后，洪武皇帝一度在南京建立首都，曾把元代遗留的观象台迁往南方。燕王永乐篡位后，观象台又被迁回北京。赖特说，这里是位于直隶通州的观象台，是清朝官员用来观察天文的地方。中国皇帝负责“普天之下”的人神共通，通过星象变化来揣摩上天意志，掌握祥瑞灾异。
利玛窦来华后，经过明末和清初欧洲耶酥会传教士的辅导和传授，中国的数学和天文学水平大为提高，观象台的设施工具之完备，在清朝达到了顶峰。由于汤若望、南怀仁等欧洲耶酥会士积极参与清朝的钦天监及观象台建设，他们在西方受到很大的压力。罗马教廷收到各国天主教会的控告，指责教廷派出的传教士在中国为皇帝的个人事业服务，参加全国性的“迷信”活动，与他们传播基督福音信仰的使命背道而驰，控告者认为：传教士到东方去，本来是与“星相学家”作斗争的，为了迎合中国皇帝的私人目的，堕落为星相学家。为此，教会曾酝酿将汤若望革除教职，结果在欧洲引起极大争议。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等人也发表评论，为之辩护。看来，北京中国皇帝的观象台为远在欧洲的西方人广为所知，十分关心。
阿罗姆的这幅画可能是根据另外来源的观象台图稿画出的，它表现的不是观象台上面的设施情景，而是台下面钦天监和观象台的官员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这一部分就附属在高台的下面，也是皇家建筑，非常讲究堂皇。

3.没落的南京
朱明王朝发祥于江淮，建都在南京，算是南方政权。南方政权统一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燕王朱棣篡位后把都城迁往北京，但是南京的陪都地位还在，设有六部。明朝的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然保持了繁荣。但清朝的南京，陪都六部被撤消，“南京”被更名为“江宁”。开国初期的满族统治者力戒腐败，保持北方人的朴素生活。他们敌视城市生活，禁止在歌舞宴饮，还用“文字狱”等手段，抑制江南士大夫的雅集结社活动，百般压榨，将南方财富北调京城。从此，南京失去了财富和活力，再也不能成为中国城市生活的表率。
1788年，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描写盛极一时的罗马，极尽奢华的城市。英国早期的汉学家之一的德庇时爵士认为：罗马的情景，南京也发生过。用罗马的灭亡，来关照南京的衰落，就使得我们获得了另一种眼光。南京的衰败，是所谓的“失落的文明”。农业民族创造的城市文明，常常被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的落后文明所征服。
此画描写的正是鸦片战争前萧条的南京。画面凄惨，僧人引领着吹鼓手们，侍女们素衣孝服裹身，紧随的脚夫们抬着棺木，确乎是一场出殡。画面地点应是在西城三山门（今水西门）附近。画面右处露出城南一角，是原来南京城外最繁华地带，所谓“乌衣巷”的所在，现在全都颓然废弃，河道中空有几支农船载货入城。少了香火的寺塔，兀自一根根地竖立着，等待着倒塌的那一日。

4.正大光明殿
19世纪英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清朝宫殿，不是紫禁城里的太和殿，而是圆明园中的正大光明殿。1793年8月22日，马嘎尔尼勋爵一行获准进入圆明园的宏雅园，到9月2日离开，赴承德谒见乾隆皇帝，英国使节在这里住了十多天。在此期间他们在大学士和申的安排下参观了正大光明殿，并在殿中安装布置了从英国带来的仪器设备，等皇帝从承德避暑回京后观看。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画了题为“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的画，阿罗姆在作这幅画时作了些修改。
圆明园是皇家禁苑，很少有文人墨客的题咏。中国方面只有御准的宫廷画师绘过《圆明园图》，现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正大光明殿消失后，这幅版画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记录。但是，英国人的画殿前都有柳树，按制度这是不可能的。看唐岱、沈源的《圆明园图》，殿前也无柳树，可见威廉－亚历山大的原作和阿罗姆的改作有失误。
英国人早知道清朝皇帝喜欢欧洲的“奇技淫巧”，便准备了一整套的天文仪器，都是当时最精密和先进的。一时看来，正大光明殿好象是一个欧洲高科技展览馆。但据说乾隆对这些并不感兴趣，说：“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他不知自己回赠的几件礼品才真是“小儿科”：玉雕、绣花荷包和景泰蓝瓶子。
乾隆更喜欢从法国弄来的那些能给他的帝国带来荣耀和声色享受的八音盒以及豪华马车。有学者把乾隆皇帝和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法王路易十四列为并世三大君主，三人中间，弘历最纨绔。

5.午门大阅
按赖特提供的文字解释，这幅画面表现的是清文宗道光皇帝每年元旦举行的大阅兵。“大阅”是清代的阅兵仪式。但按礼典不是每年举行，而是“三岁一举”。大阅兵的日子也不是每年元旦，而是当年的秋季，故又称“秋阅”。天聪七年，皇太极在关外举行了清朝第一次大阅兵。占领北京后，为激励满人的征服意志，顺治13年定每三年“大阅”一次。兵事繁忙的时候，阅兵突破三年一次。
清国的阅兵礼，不在天安门，而是在天安门后的午门。大阅时，皇帝登上午门城楼，奴才们山呼万岁，京城一片鼎沸。这是京城八旗将士唯一能见到皇上的机会。
19世纪的欧洲人，已经看到天朝大国的虚弱。赖特在行文中写到：描有龙、虎、猛兽形状的八旗旗号和制服看起来威猛，而实际上这支军队毫无战斗力。北京城里的八旗军平时根本没有任务，天下太平，家居京城的满族士兵们做生意、抽大烟、听大戏、养鹦鹉、生一大群孩子，都听任自便。北京朝廷已经剩下了一副空架子，被英国人一眼看穿!

6.官府宴席
1693年，英国国王曾经请一位在欧洲访问的来自南京的中国耶酥会士沈福宗，到自己的宫廷表演中国的餐桌礼仪，观察中国人如何使用筷子，如何布置餐桌，如何使用成套的瓷器。英国使节和商人们来到清国，在各地受到总督、巡抚们的招待。丰盛的宴席让他们对中国饮食有了体验。有机会见识正宗的中国宴席，他们做了详细的记录：官吏的住宅比起普通人家的房子，就像艺术家的工作室。这些人因为知识特权受到公众的尊重。他们厅堂里陈列着小饰件，也同时表明他们生活的高质量。餐厅里的家具和其他房间里的一样，都非常值钱，精美异常。墙上和天花板上总是调梁画栋，装饰着美丽的图案，还悬挂着许多漂亮的彩纸饰物。桌子的四脚都经过雕刻。中间放着花瓶，有瓷的、玻璃的、银制的，里面盛装着鲜花和香料。花瓶四周的桌面留给尊贵的客人置放餐具。在亚洲其他地方很少使用的椅子中国家庭普遍使用。主人总是坐在餐桌的一端，他的位置要用一只矮垫子，垫得比其他客人的位置高一些，而不象欧洲那样，主人随便坐在客人中间。
这幅西方人绘的“官府宴饮图”，对当时英国人感性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很有意义。欧洲的烹调水平长期停滞在烧烤阶段。中世纪以后经济的富足，生活水平的提高首先表现在饮食上。文明的英国人曾笑话殖民地的人民不懂规矩。但是他们知道，中国人早就有饮食文明。19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已觉得中国餐桌礼仪十分先进。但他们不能接受中国人把猫、狗、蛇、鼠当作美味来烹调的习惯。另外，当时欧洲人已经开始在餐桌上用餐布、餐巾和手巾。这个卫生习惯中国则没有。

7.北京灯笼店
阿罗姆的画册出版前不久，19世纪30至40年代，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角举行过一次中国灯笼展览。赖特在介绍这幅作品之时，回顾了当年轰动全伦敦的展览。那是一只从中国运来，只偶尔在大典上使用的华丽灯笼，集雕刻、镀金、丝绸、刺绣和流苏工艺之大全的杰作。
灯笼制作是中国城市经济中一项重要行业，除了是工艺品外，也是百姓的日常用品。乾隆年间，民间生活标准较后来为高。18世纪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高于战乱频繁的19、20世纪，家家户户都挂得起灯笼，还一般都会在其上作些装饰。那时中国还没有像欧洲城市那样建立城市公共照明系统，官府要求行人晚上出行都要用灯笼。黑灯而行，更夫可以指为盗贼，加以逮捕。官府甚至要求在每个灯笼上写上主人的姓名住址，以备巡捕核查。在有些易于滋事的场合，还要求悬挂上统一制作的“官灯”，严加看管照顾。
画中北京城里的灯笼店，正是生意很好的全盛时期。各种款式、方圆各异的灯笼皆备，工匠在灯笼的绢布面子上描龙绘凤，掌柜在给挑剔的顾客的灯笼上加上窜珠，梁上悬挂的龙头和鲤鱼，都是为元宵节耍灯而制作的。从灯笼店看清代社会的城市生活，富裕、恬静和悠闲可见一斑。古代罗马和雅典也用过灯笼，但欧洲未围绕其形成一套习俗。

8.乾隆与小斯当东
1793年9月2日，英国使团从北京出发，到承德觐见乾隆。根据英方的记载，京官出身的大学士和中堂比较友善，同意免除叩头礼。而另一位大学士，曾任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则比较傲慢。英国人认为这是他一贯在边疆平定边患，特别是在福州和广州见惯了英国捣蛋商人的缘故。
福安康把英国人视为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不能给以任何鼓励辞色。和中堂似被其说动，特使觐见皇帝必须无条件行属国使节的叩头礼。英国人只肯吻帝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谈判很紧张，但基本保持着对话气氛。清朝君臣始终忍着，没有把他们轰出热河行宫。最后双方互给面子，英使觐见以单腿下跪了事。
9月17日是乾隆的生日，各国使节来热河献礼祝寿。乾隆很高兴，据说英国副使斯当东12岁的儿子小斯当东在路程中跟耶稣会教士学会了汉语，会见那天在殿前和皇帝随意交谈。高兴之余，乾隆把自己腰间的荷包和翡翠送了他。两件御珍至今还收藏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里。

9.婚礼队伍

10.墓地，清明时节

11.卖猫的商人

12.吸食鸦片的人
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前，大清帝国留给欧洲的印象开始不妙。中国人不讲信用，说谎告密，不思进取、结党营私的毛病，慢慢地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发现了，恶名还传到了欧洲大陆。不过，沉浸在“中国文化热”中的欧洲人并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伏尔泰就说：“不要因为广州小民曾经想方设法欺骗英国人，便鄙视和讽刺中国人。难道可以根据边境流氓的行为来评价一个伟大民族的政府吗？！”伏尔泰认为广州的奸商，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想了解真正的中国，只有像耶酥会士那样，深入到江南等地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带，去接触中国的绅士。
然而，中国文化的正面形象，很难维持下去了。不断有关于“老大帝国”的报道传来。这幅画改变了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原作者可能是道光年间在澳门、广州活动的法国画家博絮埃，或许还可能是另一位欧洲画家劳佛杰。他们两人在马嘎尔尼使团的随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之后，又画了不少广州和周围城镇的风景画。
这里面画的是一个新加坡、广州等地流行的广东式样的鸦片馆。里头的吸食者多半是一般苦力。画中那位立者由于鸦片的刺激，正神态亢奋的手舞足蹈，来缓解一天的劳苦。内地城市士大夫和商人的烟馆大多和着青楼，还有女子陪食，但是全国十八行省烟馆中狼狈不堪的局面，也是大同小异。
当西方真正地遭遇了东方，国家与国家、政府与政府、制度与制度、礼仪与礼仪，通过马嘎尔尼与弘历、和申的谒见、谈判，第一次面对面的碰头了。英国使节在这里观察到：中国不再富强，不及英国文明、可以轻易征服。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已经完全改变。
我们只要看清朝对世界的理解，就知道失败是必然的。茶叶、鸦片、银子，在粤海关大进大出，他们却没有真正感觉到中国已经是世界市场的重要成员。“天朝大国”，“地大物博”，无端地觉得世界万国都有求于自己，根本不知道海外殖民和海外贸易可以带来多大的财富。清廷严格限制江苏、浙江的对外贸易，对福建、广东沿海人民下海经商无法控制，却非常歧视。他们完全没有利用江南一带的丝、茶、瓷器的贸易优势，扩大自己领先的产业，发展自己已经落后的经济、文化和政治。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不断地拍打中国的海岸，无论你应不应对，明中叶以后，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一举一动已经牵动了世界的神经。例如，在广州经营茶叶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为了多向英国国王纳税，出现财政危机。英国议会在1773年通过议案，将美洲的茶叶贸易和销售特权，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北美殖民地不得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这项法案使得北美市场上的茶叶价格大幅上涨，引起极度不满。同年，波士顿的“茶党”发动了“倾茶案”，为了制裁美洲人，1774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封锁波士顿港口。这场风波导致1776年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使英帝国失去了美洲。说得夸张一点，美国独立，还与世界市场的中国茶叶短缺有关。
中国人并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中国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这些江南省份，垄断了世界上利润最高的三大产业：丝绸、茶叶和瓷器，却自动放弃了它们的海外销售权，把它拱手让给了西方商人，叫他们多赚了很多钱。
18世纪，世界给了中国最后一次机会。当时，英国人口平均每人每年消费1磅茶叶，为此流失了大量白银，却无法停止向中国进口茶叶。已经在印度和南欧种植茶树，但投资额高于销售额，成本超过向中国进口的价格。英国只得向中国政府派使臣到北京央求，要求增开口岸，减低运输和交易成本。假设清朝在乾隆五十八年，主后1793年，放下架子，不拘礼仪，打开口岸，认清形势，通过和申同马嘎尔尼的谈判，和英国建立某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或者派大量华侨出国殖民，或者在伦敦、巴黎、波士顿等城市建立联合销售中心，销售三大产业货物，既可以帮助因贪污而引起的财政危机，也可以发展劳力密集型手工业，赚取欧洲、美洲更多的白银，缓解乾隆年间的人口膨胀压力。这样的双赢方案，因为大清国内部根本没有精通世界事务的人，便实在如“鸡同鸭讲”。乾隆、和申与马嘎尔尼、斯当东的沟通，被历史学家公认为是一场“聋子的对话”。
斯当东说：“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她幅员辽阔，所以别人无法强制她。她从不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失掉了此次机会，一再地无法沟通，英国人便开始酝酿侵略战争。他们用了40多年作准备，终于以鸦片贸易纠纷为借口，用武力迫使中国开放北方的口岸，也就是英国人一直期望的被他们称之为“北中国”的江南沿海地区。

13.宁波，五口通商的城市，甬海关的所在地

14.厦门，城门牌楼

15.祭祀
这幅画肯定是某位传教士的作品，他们对中国人的信仰状况最感兴趣，也只有他们才能深入到田间地头，采集中国民风民俗。
不过，阿罗姆在再创作的时候，犯有错误。在他的画中，祭坛上的供品看得出都是圆形圆盏的，还算符合中秋团圆的吉祥；在神位上的也还大致像是月宫里吴刚的样子。唯有在坛前跪拜的人物有些差错，错在跪拜的人群中，在后排有两个男人。中国民间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一般来讲，祭祀灶王爷由男性主持，中秋拜月则都是由女眷操持的。男人在田间农忙的时候，她们带领孩童做月饼，赏月亮。在全家和全族拜月之时，男人只在后面参加，不作主角。像画面中的少壮男丁不去农忙，凑上来拜月，于习俗不合。
像“中秋拜月”这样的活动到底是一种民俗活动还是宗教仪式，在欧洲是有争议的。这曾是“中国礼仪之争”的一部分。罗马梵地冈教廷曾认为这种祭祀是异端，天主教会应该加以排斥。以画面中这样完整的祭祀形式来看，明清的拜月活动至少应该算是一种准宗教仪式了。中国人信仰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把仪式、感情、伦理和审美结合在一起，和欧洲人单纯强调信仰的方式不太相同。

16.玩牌的贵妇人
赖特对东方国家把妇女封闭在闺房里的制度很不以为然。近东国家施行比中国更严格的妇女禁锢制度，中国人对妇女的束缚虽然比近东要轻松，但在远东社会对妇女的限制也有一套。中国自古以来，闺房制度也是十分严密。
这是南京的大户宅第的闺房外景。又是一个春天，女眷们仍然不能出门，为了不误园内的大好春光，只得搬来书桌在闺房的外厅里玩起了纸牌。四个女人，可以从服饰和姿态上区别开来。年长妇女着深色旗袍，左手持扇，右手捏牌，侧对着桌子，显得满不在乎。看她已经习惯了叠腿的坐相，甚至微微翘起一只小脚，这在闺房里当然是可以的，但也只有年长者有资格这样随便。两位年轻些的姐妹，或许还是小妾们，就不敢这样随便，她们很拘谨地平放着脚，紧捏着牌，死盯着看。当然，丫鬟的身份更清楚，她身上的短袍毫无装饰，脚直露着，也裹得大，大约是要出门干活，放脚放得太早的缘故。
赖特说：英国的科学、艺术、技术和整个文明在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女王执政时期得到飞速发展，和当时妇女地位的提高有很大关系。在此以前，威尔士地方的丈夫们甚至还存在买卖妻子的习俗；在苏格兰妇女不能出庭作证；亨利八世（1491-1547）的时候，英国还不许妇女阅读《圣经》。这些在女王时期被废除了。妇女也参加到“文艺复兴”的理性和艺术生活中来，给英国带来巨大活力。正是由于女王的人性发挥，导致了英国历史上的最大进步。赖特似乎认为中国文明的停滞，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执政女王。他说：“不要忘记，一个文明、基督和纯洁的社会，更适合由一种柔软的性别，而不是严厉的女性来进行有效而诚实的统治。”可惜其对于性别政治的高妙判断在中国不灵。西太后并没有给中华带来“文艺复兴”，反而加速了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