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简介:人本　善治　和谐——大学生社团改革与和谐校园的构建

面对新的形势，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战略，这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共鸣。在教育界，“和谐校园”的概念应运而生。

“和谐”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配合得适当、匀称”。而和谐校园所指称的正是“学校、学术、学生等诸要素处于一种和平共处、良性互动、动态平衡的良好状态的校园”。和谐校园的提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校园里不和谐因素的存在。仅从大学生出发，就可以发现他们与人、与学校、与社会的诸多不和谐之处，其事例不胜枚举，马加爵案便是典型。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长期的艰苦努力。然而我仅从自己熟悉的大学生社团着眼，探讨以大学生社团的改革推进和谐校园的构建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合理性。

第一部分，分析大学生社团的缺陷及其对构建和谐校园作用的巨大局限性

第二部分，在大学所在的社会环境的大背景及当下的大学生态下寻找产生上述缺陷和局限性的原因

第三部分，指出大学生社团改革的方向并展望新型社团推进和谐校园的构建的方向及前景

第一部分 大学生社团的现状分析

大学生社团，是大学生为了实现某种共同目标，将其行为彼此协调与联合起来所形成的社会团体。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学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史都与大学生社团息息相关。开启现代史的“五四运动”中，清华大学的学生会就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⑴那个时代大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精神令人敬仰。

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大学生社团，已从以文学社为主逐渐发展到“涉及英语、演讲、书画、体育等诸多方面”。⑵毫无疑问，这些社团在提升大学生素质、增进同学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校园的和谐。然而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大学生社团的成绩并不能掩盖它的不足，更不应当成为我们拒绝改革的理由。 托克维尔对社团寄予厚望：“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成正比的发展和完善。”⑶即使不像他一样把结社同人类文明联系到一起，我们也理应赋予大学生社团在对和谐校园乃至和谐社会更加积极而建设性的使命。

然而当下的社团实在难堪大任，以下四点致命缺陷制约甚至根本扼杀了其积极作用的发挥：

问题一：组织结构科层化、行政化。

我以随机抽取的华侨大学外语协会为例，它像学生会之类的半官方机构一样设立了会长、副会长、各部部长、干事等名目繁多的职位。⑷原本社团应该是学生们自由交流活动的无障碍空间，可是在官僚众多等级森严的组织里，谁也别渴望能得到任何的轻松愉快。我们看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先贤们的充满个性的社团，如闻一多、潘光旦等组织的固定六人组成的以读书为主只设一名轮流担任的会议记录员的“上社”，由梁实秋、吴文藻等七人组成的“低下头虚心沉气的研究小说”的“小说研究社”等。⑸谁能说他们日后的成就与这样有特色的社团活动没有一定的联系呢？

问题二：组织目标的私人性、低效率

“对一般组织来说，测定组织目标的标准包括三个：有效性、效率和人道主义或人文关怀。”

⑹当今的大学生社团在这三个方面可以说都难以令人满意，而且在这三者上的缺陷是存在某种必然联系的。原本社团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其它的目标即使存在也应该围绕这一核心而不能脱离它。然而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学校把社团活动“好坏”（注意这种标准往往来自学校而不是学生）与大学生社团负责人的个人业绩联系起来。社团负责人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往往考虑的是个人在行政职位上的升迁而不是每个社团成员的发展，也就是说本应作为目的的大学生本身反倒成了手段，成了某些个人功成名就的工具。这种目标是很难引起社团成员的共鸣的，所以它不可能在和谐共进的情况下完成，更是对人道主义或人文关怀的亵渎。谁能期望在这样的社团里得到全面发展，谁能期望这样的社团能为构建和谐校园发挥主体性的作用？

问题三：组织地位的低下和依附性

“大学生社团的物质基础，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大学生社团自己的收入、学校的提供、社会的赞助。……而来自学校方面的提供，才是这3个方面最主要的一方。”⑺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一定的必然性（大学生的创收能力有限），但更多的是他们安于现状的惰性使然。大学生社团有理由自己挣钱供自己活动。

退一步说，即使经济上不能独立，至少在精神上应该独立。我们遥想当年“清华学校的人们，在校园自动改制，废除了留美预备学校的旧制，建立正式现代化的大学新制，并设立了国学研究院，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⑻再看看我们现在社团里的大学生们，精神上基本上已经挥刀自宫，它们试图从至少是措辞上的与国家政策和学校领导意志保持高度的一致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乞求到学校评价体系内的高分和更多的资源支持。两相比较令人汗颜！

问题四：组织活动的局限性

所谓组织活动的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活动涉及领域的局限性；二是活动地理范围的局限性。

在学校规定、领导意志、功利目标和成员惰性的多重挤压下，活动范围失去了应有的广泛性。它们要么是以松散的联合共同玩一些体育或艺术或文字游戏，要么以高度的科层化组织来充当学校非人性化管制的工具，很少有——据我了解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真正堪当志同道合者共同指点江山场所、大学生利益代言人或大学生走向社会桥梁的社团。这些社团被托克维尔称为“一般社团”，他指出“各国政府却对一般社团持有天生的好感，因为他们不难发现一般社团不是指导公民去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把公民的注意力从这方面拉走，使公民逐渐埋头于自己的全靠国家安定才能实现的活动，从而可以阻止公民发动革命。”⑼不知道学校在选择宣布哪些社团可以成立而另外一些不行时有没有这些考量，但事实在那里，我们可以思考。

第二部分，大背景下社团缺陷的原因分析及其与和谐校园构建的内在联系

对任何社会组织的考察都不能脱离社会这个大背景区单独进行。而对于大学生社团，我们则还应当考虑大学现状这个较小但同样重要的背景。目前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社会伴随着经济迅速增长而激烈转型。中西文化的共生与较量、新旧体制的摩擦与碰撞、人们价值观的选择与变迁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贫富、城乡、工农、东中西部的差距与矛盾日益凸现，不和谐因素比比皆是。中国大学同样面临着体制改革方向、发展模式选择、校内各要素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明里暗里激烈争夺。社会对大学生既高度期待又习惯滥用；大学生心理在他们只是与日俱增的时候却似乎越来越脆弱；学术自由的理想与行政至上的现实的矛盾似乎难以调和;学生权利就像环境一样被人们从口头上保护得很好而实际上成为默认的人人可切的大蛋糕。

大学校园如此之不和谐，大学生社团如此之不完善，隐藏在它们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下面先来分析社团缺陷的原因；

一 大学生没有对社会观念进行应有的批判性超越

大学生思想意识与社会的某种一致是必然的，然而大学不仅仅应当被动地反映社会更应能动的作用于社会。越是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大学开创一个民族未来的使命感就应当越加强烈。我们看北京大学之于中国的进步，洪堡大学之于德国的重生，这点就会十分明显。难道我们现在还有理由碌碌无为下去吗？但现实再次令人失望

中国重权力而轻权利、重视私利又从众、重统一而又轻协作的传统观念的流毒对大学生为害甚深。不少大学生加入社团的目的就是为了面子上的光彩或职位上的显要，权力欲支配下的他们显然赋予了社团不可能也不应当承担的使命：获取权力。对权力的崇拜一旦超过对知识和正义的渴望，行政权威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会至高无上。当他社团内的成员的权利被残酷侵犯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设法为自己的成员讨回公道而是如何在领导面前显示自己的忠诚。于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性宣示就会从他们稚气未脱但又似乎老于世故的嘴里挤出，社团可悲地充当了权力镇压权利的帮凶。

“暴君的臣民的…本领只是‘幸免’”。⑽社团领袖若成了暴君的臣民，在他自己的利益被侵犯时他想到的不会是反抗而会是顺服，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幸免。再看看不愿意甘当奴才的人们，他们一个个孤军奋战于无秩序、非协作的维权之路上，像无头苍蝇一样冲向强势的权力之网，精神可嘉但成效甚微。再次借用托克维尔的话：“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会全部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⑾在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大胆抛弃那些让我们流于世俗的陈旧观念，大胆走在时代的前列去团结互助，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用自己的行为引领社会风气革新的潮流呢？

二 当今中国大学体制内的极权主义流毒

“极权主义”就是“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线的破坏以及通过一个政党的设计而实现社会的总体（total）政治化。”⑿中国的大学，从行形式上的政层级看俨然一个微缩的社会，

实质上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从来就只是一种不为人们所广泛认同的理想，大学始终处在政治的高压控制之下，行政权力一直是形式和实质的主导力量。“⒀指令性的目标极大的侵蚀了学生和学术的自由空间，也削弱了学校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

教师疲于应付各种高高在上的外行官僚们的机械化评价，学生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试图全面支配学校每一个领域的行政权力天然地惧怕权利的集成会妨碍它的一元化领导。这时学校同学生、学术的矛盾就凸现出来了。在一些人屈服而甘于堕落、一些人站起来而奋力抗争的时候，更多的人空守着人数众多的学生社团“隔岸观火”，似乎事不关己。社会、学校、社团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忽视了应该怎样结束学校行政权力的肆虐。

结果可想而知，大学生组织行为没有在校园权力分配中表现应有的作为。力量失衡导致的不和谐也就在弱者的谩骂里依旧悠闲的滋长，“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依旧坚固。作为弱者的马加爵们还在杀人，刘海洋们还在泼熊，甘德怀们还在告状，我们还在看着一出出的“不和谐”的好戏。没有人追问学校、社团还有我们在这戏中扮演了怎样的不光彩角色。

三 大学教育重科学精神而轻人文精神

“科技主义使人变成单向度的人，使人‘被化约’为工具，而人文精神不断使人寻到自己的根，不断反抗单纯化的生活状态，它抛弃功利主义并返回生命存在的本原去发现现代社会所失落的意义。”⒁反观现在的大学生，多少人的理想就是通过技能的学习步入上层社会摆脱穷困的状态？他们只愿活得平庸富足而惧怕卓越所带来的风险，他们目空一切实际上却一无所知，他们日益蜕变成知识的工具却浑然不觉，他们不屑于关注社会的与金钱无关的任何角落。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话“学校固然有很多黑暗的地方，我们忍忍不就过去了吗？”实际上当一个大学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预示了他没有任何“不断反抗单纯化的生活状态”的勇气了。

不能期望这样的大学生会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和谐社会、关注那些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关注的社会的万象。这样的处世态度投射到社团中，就是它们安于在象牙塔里笙歌美酒，妄想跳脱社会的种种黑暗而“高雅地”活动。这怎能不引起社会对大学生的批评？怎能不导致大学生和社会的不和谐？

第三部分 立足和谐校园构建的大学生社团改革的方向与前景

从上文我们看到，大学生所处的大学生社团、学校、社会，都处一种不和谐的状态之中。其实当时各方都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大学生麻木不仁放纵了行政权力的肆虐，而自己的权利又常遭到侵犯；学校花费很大成本进行的强力控制带来的只是表面上的稳定，这种稳定不可避免地遭到学生们的反弹；社会难以从大学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参照和有用经验。最终，学校、学生、学术的次优组合和非良性互动根本破坏了校园和谐、学术自由和个体的发展。那么，存在如此多缺陷的大学生社团要想在和谐校园建构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其改革的方向何在呢？

我们发现全部的问题来自两个层面：精神和制度。而人本精神和善治理念的缺失又是深藏在所有乱象背后的元凶！我由是认为，发扬人本精神与奉行善治理念是社团改革的根本方向和最高原则之所在。

马克思说过“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⒂我们过去狂热地发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却反而把“人”这个最神圣的词汇遗忘了。反观大学生社团里的“官本位”、政治目标对大学生自身发展目标的遮蔽以及功利主义的泛滥，最根本的不就是忽视了人吗？有人把教育的真谛归结为“发现人的价值、发挥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⒃。我认为这是极为恰当的，大学里的教授、校长和学生都应该认识到人是作为目的而非工具而存在的。无论是何者，只要成为金钱、权力甚至知识的工具了，那他存在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

树立了人本精神的社团成员，应该自觉地把社团当作自己以及他人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是个人升迁的平台，唯其如此才能使社团充满生机活力。拥有尊严的自由个体的聪明才智充分彰显、人性之美充分绽放、平等个体共同培育的和谐之花将长盛不衰。

人本精神指导下的社团，将发现自身在校园里的价值——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维护大学生的利益、以积极行动推进和谐校园的建构。他们的目光将不再卑琐地乞求学校在权利和资源上的施舍，因为权利本来就是每一个生来就天然享有的，任何敢于侵犯或剥夺它的人或机构都将陷于非法、不正义和应被谴责的境地。

这样的社团关注我们人类的命运，将使立志干大事的人自觉地指点江山、自觉地关注社会、自觉地关心大学生权利的保护、自觉地联合起来抗争一切不合理的压迫。

真正的和谐来自聪慧而高尚的主体的优化组合而不是麻木而琐屑的个人的简单堆积。

“善治，即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最佳关系”⒄当然我这里指的善治是立足于校园的，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也就替换为学校和学生。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认为，政府只有以强力才能维持住自己的统治，而斯大林僵化模式的失败成为国家过度干涉社会恶果的明证——不仅社会因此而被压抑失去生机，国家也最终在矛盾积累太久之后轰然解体。

布哈林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善治的必要性，他的传记作家提到“布哈林知道……‘辅助组织’应该共同提供‘直接联系群众的纽带’，培养‘下层群众的主动性’，开辟使群众可以影响政府的‘渠道’，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把全体居民动员起来，团结到政府的周围。”⒅尽管他的着眼点不仅在公共利益而且在政府利益，但对现在的上层人士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学校管理者应该认识到强力的管制不仅不正义、不合理、不受欢迎而且没有效率，在权利意识已经逐渐深入人心的今天尤其如此。学校管理者应主动而不是被动的交出部分权力——或者更确切的说交还部分权力给非官方的社团，这不会削弱管理者的权威，相反学生的参与管理会使其权力的合法性大大增强。一种融洽和谐的官民关系将由此形成！

沿着人本和善治的方向，大学生社团将大步迈向完善的前景：组织结构多样化;组织地位独立化；组织目标自主化；组织活动广泛化。具体论述我将不会展开，分析社团弊端的部分可找到相关内容。

这样的改革至少会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和谐校园的构建：

一．气氛和谐、关系融洽、形式多样的新型大学生社团为大学生全面发展提供良好平台，从而促进大学生之间的更高层次即精神上的和谐。

扫除了森严等级的人人在精神上和人格上平等的社团，就像是大学生的心灵家园。他们真诚的携手合作完成心理发展的任务、进行学术上无障碍的交流、举办丰富多彩的有益身心的活动。在不知不觉中，权力的考虑将被渐渐淡忘，取而代之的是在与人的交流和合作中感受到的温馨和和谐之美。个体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协作精神、平等意识将会得到空前加强。我相信现在的社团也有一定的作用，但在权力和政治的遮蔽下已经黯然失色。只要我们以人性之光照亮它，它就会重现生机。

二．地位独立、高度自治、目标多元的新型大学生社团将会在新的校园权力分配格局中起到关键一极的作用，这对构建动态平衡总体和谐的校园关系意义重大。

现在的大学校园的不和谐，很大部分是行政一权独大压制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利的恶果。在培育新一极力量的过程中，除了寄希望于国家政策自上而下推动以外，更要相信社团自己的力量。要知道“任何国家机器和政府机构在权利问题上都具有天生的被动性，充分地享有权利、妥善的保障权利，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众多主体在人格尊严上的深刻自觉、在社会道德上的互敬互信、在制度运作上的积极行为。”⒆

当我们讨论学术自由和任何有关教育改革的话题时，都不能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所谓教授治校还是校长治校的争论或其他关于权利分配的争论，最终必须回归教育的根本目问题上，离开了这一根本点，一切都没有意义。在社团代表着各种不同利益需求而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教授在思考：学生想学什么、学生必须学什么、我应该教授什么,校长在思考：政策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哪个部门的管理存在令学生很不满意的地方、政策应当如何改进。围绕着学生的全面发展，各个因素会达致较完美的和谐。

倘若有序提出的善意的权利诉求的不到有效的回应，社团就应该行动起来了。他们秉持民主、法治和自由的精神，以合法和平但坚决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直到合法的诉求得到应有的满足。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这比压制下的所谓稳定更加体现了和谐，并且这种和谐充满生机活力！

值得指出的是，学术与学生有可能作为较弱的两极而在某些事务上形成同盟，往往在追求学术自由、捍卫真理尊严的问题上他们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若能如此，行政权力的肆虐将会更快地走向终结——这不正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吗？

三．积极入世、活动广泛、关照社会的新型大学生社团将成为大学生与社会双向沟通的渠道，这将是和谐校园在更深更广的意义上得以形成。

人文精神指引下的大学生通过面向社会的社团活动，会更好的完成自我的社会化过程，提高分析辨别和对抗外部挫折的能力。他们会了解到社会现实的状况，进而认真地思索国家、民族甚至人类的命运问题，卓越而现实的精神由此形成。他们一方面积极的投身社会进步事业，另一方面立下远大而崇高的理想。这样就在现实和理想两个层面实现了与社会的高层次的和谐。

社会也将从大学生传播的先进文化中获得教益，其对大学生的种种偏见也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理解、认同和模仿。不知不觉中，社会在大学生的影响下权利意识觉醒、人文精神树立、自治理念成熟，而这些对发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政治文明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当然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即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

结语：人本精神和善治理念指导下的大学生社团改革，有望在个人、学校、社会三个层面上推进和谐校园的构建，我们也可以相信和谐校园对和谐社会的巨大示范作用。我们大学生对此应充满信心，积极行动起来，为我们自身的全面发展、为大学生社团的改革、为和谐校园的乃至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力量。

当然，必要的制度的支持将为改革节约成本，各方面的通力协作更是理想状态。但即使不能达到那样的状态，我们应在时代使命感的鞭策下高扬人本善治的大旗奋勇冲向正义与和谐，历史会记住先驱者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