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螺母:中国现代化核心价值的选择与自觉建构

   中国现代化核心价值的选择与自觉建构

                 胡正豪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现代性、主体性、包容性价值取向                                           

   总结建构中国现代化转型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和建设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中国现代化转型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是遵循中国作为后发大国的现代化规律。中国现代化所经历的历史阶段和所要完成的发展主题与先发国家相类似，都必须首先通过“文化创新”完成文化价值的转型，实现对社会核心价值的重新选择和自觉建构，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化所处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既存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属于后发现代化类型，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选择、所建构的核心价值体系既具有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又必然具有反映各民族国家利益和文化传统的特殊价值。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核心价值体系必然是现代性和主体性的综合。这种核心价值体系是近现代中国经过长期艰难选择之后，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内容与中国特殊国情和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且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性价值的文化创新与实践运用达到了空前的自觉和成功。

         一、中国后发型现代化文化价值转型的两难悖论

美国著名学者C.E.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中认为，所有现代化的社会必定要面临的第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现代性的挑战”，“现代观念和制度、现代化拥护者的出现，这一切使社会在传统知识范围内遇到了最初的对抗”，换言之，当代表现代性的、主张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新兴阶级向传统社会统治阶层及其生活方式发起批判和冲击时，文化创新的主题必然登上历史的舞台。文化创新不但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更是贯穿于现代化全过程的发展主题之一。它是任何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心理精神准备，是社会面对新旧文化冲突时所必须做出的选择。新旧两种文化观念的冲突碰撞，带来社会信仰和道德的磨合和重构。只有当现代性文化价值体系确立起来，现代化建设的才有持续的凝聚力和驱动力。

后发外生型的中国，传统社会所面临的现代性挑战主要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19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危亡引起的主体性危机不仅是一场政治危机，更是一场文化危机。挑战中国的新观念、新体制、新生活方式绝大多数来自欧美西方列强，而能引导中国挽救危机的新思想、新观念最初也只能通过学习、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文明成果加以获得。因为应对民族危机、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和接受先进工业文明所需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心理，在当时不是缺乏中国本土资源，就是难以从容地经由中国本土资源进行发掘和实现创造性转换。例如，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以道德统括”的非宗教人伦文化，其基础建立在血缘社会差序格局之上，另外中国在文化发展史上缺乏接纳消化高端文明的经验，不像日本那样在接纳西方文明之前有过接纳消化中华文明的经验，能“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易于接受崭新的外来影响”。即便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如中央集权、官僚选拔的考试制度等这些有利于现代化启动的政治资源，但也因难以从容地从中发掘现代性因素而在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显得极其被动并被浅薄和浮躁地加以毁弃。

新旧文化冲突在近代中国被赋予了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冲突的形式。近代中国陷入了既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建构现代性、又要反对西方列强欺负以维护主体性的两难境地。中国人不断在 “固守祖宗之法”和“全盘西化”的两极中摇摆不定。传统文化价值由于现代性因素匮乏，文化守成主义即便是“中体西用”难以挽救民族危亡，而“全盘西化”更是异想天开，原因在于近代西方的科学精神，商业精神，甚至市民社会精神都深深地扎根于基督教文化传统之中，因此西方的现代性内容被厚厚的西方文化的传统形式紧紧包裹着。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同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难以相容，中国传统文化无法顺利实现与现代性的融合与对接。

但是，在学习西方和与保守势力的斗争中，先进分子中普遍存在着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倾向。他们认定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思想的束缚，在于没有西方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揭示的个人独立、个性自由。他们把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当作挽救中国的唯一希望。他们的全盘西化实质上是全盘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在西方自由主义受到保守主义的约束，个人主义受到理性主义的制约，他们也看不到现代的商业竞争和民主政治的背后有着严密而庞大的法律契约、伦理道德乃至于宗教文化传统的制衡系统。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全盘西化”论者完全忽略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中国与西方两地语境的天壤之别。西方人文主义者的先哲们，以世俗个性的坦率同虚伪的神学说教做斗争，他们的面前只有反对旧文化的单一任务，并不需要顾及拯救民族共同体的使命。但是，对于落后挨打的中国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中国，民族救亡的紧迫性超过了文化启蒙的紧迫性。特别是西方的现代性中蕴涵着竞争性、排他性基因，引进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等价值观念，对于在国际上尚处于落后、弱势的中国来说无疑是自陷精神被动、自丧民族主体利益的自杀选择。因为对处于列强环列、面临瓜分豆剖的环境中的中华民族来说，没有比团结起来、凝聚力量对付外力更重要的事情了。而鼓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价值只能本来一盘散沙的中国在列强面前更无招架之力，只能任人宰割了。

不启蒙，不学习西方的现代性，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而强大起来；但是只启蒙，不挽救民族的主体性，中国连独立、统一都难以实现，根本谈不上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同样无法实现现代化。正是这种“救亡和启蒙”的两难处境，使得旧的信仰失落、新的价值迟迟难以确立，用孙中山的话就是四万万同胞一盘散沙、身心无依。无数失败事实说明，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重建之前，任何经济政治改革和军事外交抗争都因迷失正确方向而难以奏效。矛盾冲突要求中国建立一种既符合现代性，又能维护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价值观。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转型文化价值的正确选择

在经过漫长的文化冲突和融合，特别是历经辛亥革命失败、欧洲战争浩劫以及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曾经主张“文明创自欧洲，欲己国进于文明，必先去其国界，纯然以欧洲为师”、强调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运动，需要引进“科学与人权”、“德先生和赛先生”等西方文化价值的先进知识分子，终于懂得了并不是所有的西方思想都有利于中国保持主体性前提下的现代化。于是作为现代化文化价值的创造者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了对西方文化思潮的甄别和筛选。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在留学生群体中已经有人明确“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显然这一基本原则试图摆脱“固守国粹”、“中体西用”等拒绝世界现代性的偏颇，又划清了同“纯然欧化”、“全盘西化”等民族主体虚无主义的界限，中国现代化核心价值的基本路向已见雏形。辛亥革命“易桔为枳”的残酷现实更令曾经“辄援欧美成例”的革命派和立宪派知识分子开始了椎心泣血的“忏悔”和“反省”，他们意识到阻碍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国人之公毒”是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加区别、不加分析的“浮躁浅薄的笼统主义”。他们正确地指出，西洋文明并非那么圆满模范，“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之所在”。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各有利弊，国人既不必排斥欧风侈谈国粹，以与世界现代潮流相逆，也不必事事效法西洋而摒弃固有文明，以免脱离中国社会之特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下，五四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终于发现适合中国现代化核心价值的新思想武器不是别的，就是社会主义。杜亚泉最早在调和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提出了选择社会主义的大胆预言。他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写道，战后的世界，因人心之觉悟而发生新的文明，因经济之变动，必趋向于社会主义。他明确指出，一方面因为能够医治西洋文明弊病的必须是同样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因为社会主义是最接近东方思想的西方文明，社会主义既为“吾国所固有”，又或能实现“吾人怀抱数千年之目的”。杜亚泉还认为只有把“共产均富之社会”建设之于吾人之心里，才是“中国之古君子”、“世界之新人物”。李大钊则正是在接受东西方文明调和论的基础上，开始宣传社会主义的。他欢呼俄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体现的是“爱人的精神”、“倾于世界主义”和“和平”的精神，这种精神“实具有调和东西文明之资格”，所以“世界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最终在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之间选择了社会主义，在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选择了列宁主义，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选择，就因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科学与人文、现代性与批判性的双重精神和品格，适应了近现代中国对既能体现现代性、又能保全主体性之文化价值的迫切需求。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工业文明高度发展和世界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进步作用；另一方面又愤怒批判和剖析自私自利、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导致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始终坚定地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弱小民族和落后国家一边批判、反对资本的剥削、压迫和掠夺（包括对自然的掠夺），向往通过政治和社会革命建立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这种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既肯定又批判的辩证态度和实践属性，最清楚不过地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与批判性合一的理论品格。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现代性与批判性相结合的理论品格，最适合近现代中国既要努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实现现代性，又要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欺负以免在现代化过程中丧失主体性地位的实践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精辟地指出选择马列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武器对于中国文化创新的划时代意义：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也只有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来自异域，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决不是现代中国主体性建构的结束。如果说再造文明必须在输入学理的基础上研究问题、整理国故，那么确立现代中国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还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加以实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毛泽东是把握文化创新历史主题的杰出代表。他率先提出了 “国际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的、大众的和民族的”、“弃其糟粕，吸其精华”、“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一系列文化创新命题，充分体现了现代中国既追随世界现代性潮流，又维护、继承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现代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空前自觉

    当中国现代化发展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新阶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遗产，继续在20世纪中华民族所坚持秉承的文化价值内核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牢牢把握现代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核心取向，使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达到了空前的自觉。这种自觉的经典体现就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发表的开幕词。在这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言中，邓小平全面总结和概括了中国现代化的世界观、价值观。他精辟地指出：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邓小平的这段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现代化核心价值的现代性与主体性的高度统一，是现代性普世价值与民族主体性的特殊价值的紧密结合。

    中国现代化核心价值中的所谓现代性，就是现代化所蕴含的现代普世价值。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遵循人类历史进化的普遍规律，尊重现代文明成果的必然选择。现代性支撑和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基本判断和行为取向，它要求在保证基本人权尊严和平等自由发展基础上，保证全人类公平全面地享有现代化成果以及维系上述目标的社会正义、民主法治和公共道德等理性追求，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成果的积淀。马克思虽不承认在阶级社会中有所谓普世价值，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人类对普世价值追求的合理性。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把建设现代化，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奋斗纲领，始终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为人民共享”的“以人为本”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核心理念。毫无疑问，与党的奋斗纲领和核心理念完全一致的民主、法治、独立、自由、人权、平等、公正等等价值理念，绝对不是个别国家、个别民族追求的目标，而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全人类所公认、所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

中国现代化核心价值中所谓主体性，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现代化的主体不是别人而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民族特殊价值所维系的是中国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作为这种利益集中表现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心理，诸如安定团结、稳定有序、集中统一、共赢分享等等，既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文化心理，又是经过创造性转换，可以在国际竞争中维护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特殊价值理念。

     综上所述，作为现代化主体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由于其独特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具有以下的张力：

第一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仍处在一个不平等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之中，中国所选择的文化价值必须保持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内在张力；第二是中国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现代性是自身文化血脉的延续和创新，文化的历史是无法中断的，中国所选择的文化价值必须保持现代主义与守成主义的内在张力；第三是中国并不因为拥有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人口、甚至随着发展而来的社会分化、分层和利益多样化而失去作为国家、民族共同体的纽带，因此，中国所选择的文化价值必须保持个体多元和集体统一的内在张力。由此还衍生出一系列诸如“发展与稳定”、“开放与自主”、“变革与传承”、“继承与创新”、“效率与公平”、“人权与国权”、“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竞争与合作”、“公共与私人”、“人本与自然”等包容性价值取向。尽管任何维系内在张力的实践都难以避免发生偏颇的可能性，但是，无处不在的“和而不同”的和谐文化基因，仍然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适应现代化转型的灵活性和调适能力。

因此，脱离中国现代化核心价值的选择和自觉建构，脱离了现代性与主体性的主题，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一种既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又立足中国、立足现实、立足民族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的不懈追求，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和灵魂。

（本文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发表于《华东七省市中共党史学会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