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我的客户equb:陈云与“文革”:为什么力主不杀江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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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文革”:为什么力主不杀江青?

2011年04月12日 07:58
来源:人民网 作者:陈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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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他在听取外贸部汇报时指出:现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谁也不敢轻易打。这样,生产力越来越大,而市场的容量有限,矛盾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都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的外贸特别是进口关系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生产力迅速增长,形成高科技的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别成为时代主要矛盾,证实了陈云的这个判断。

1974年7月,陈云撰写了关于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两份提纲,第一份是《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第二份是《这次经济危机与1929年危机的比较》。在提纲中,陈云提出的国际形势判断,不仅符合当时的形势发展,而且对比以后的30年,与他的许多预见也出现了不少惊人的吻合。例如,关于世界新格局,他指出:“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新的国际关系”,“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虽然遇到经济危机,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仍然是有较大发展的”;“一度出现过的社会主义阵容”“不存在了”;“现在是三个世界。广大第三世界出现是最大的变化”,“帝国主义殖民地区和力量已缩小了”。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多极化世界格局证实了他的远见。关于未来的战争,他认为,首先是“部分战争”,如“挑拨第三世界之间发生战争。帝国主义武力占领中东产油国”。这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90年代海湾战争和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战争所证实。关于经济危机,陈云判断说,“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轻微受害或不受害。第三世界国家劳动人民受害最大”,“最大的石油出口和石油出口收入多于其他进口货国家是得利者。资本主义大国的垄断资本家是最大的得利者”。1997年冲击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正是如此。它明显不同于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危机,出现了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的特点。这两份提纲,反映出陈云在“文革”条件下仍然保持着敏锐的国际问题洞察力和长远的预见性。

陈云在“文革”后期开拓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宝贵思想和实践,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当时的开放探索一起,汇集成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喷薄而出,迅速奠定了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基础。

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把手伸向了最高权力。华国锋、叶剑英等开始考虑除掉这个毒瘤。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采取何种方式,颇费思虑。

难以决断之际,叶剑英想到了在党的历史上久经风浪、立场坚定、长于谋略的陈云,并请王震多次找陈云商量。据姚依林回忆,一次他去北长街陈云家递交关于江青问题的材料,看到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算来算去,觉得并没有完全的把握。通过子女传话与叶剑英交换意见后,10月1日晚上,陈云冒着被“四人帮”发现的危险,穿上大衣,把帽子压得低低的,身子蜷缩在车子后座里,前往叶剑英的西山住所面谈,他进去时,正好遇到邓颖超谈完出来。叶先给陈看了毛泽东关于“四人帮”问题的谈话记录,然后问陈怎么办。陈云坚定地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陈云坚决态度的推动下,中央下了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里,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文革”,中央领导层没有得到彻底的调整,因此“左”的指导思想仍然束缚着前进的步伐,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革”的“左”倾错误仍然在继续。

在政治上,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仍然统治着全党,“文革”造成的许多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难以出来工作。

在经济上,“文革”造成的经济混乱状况没有得到调整,反而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规划部署上,仍然是“文革”中的老办法:一是继续提高积累率,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使“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结构持续严重比例失调的矛盾更加突出;二是继续“抓革命促生产”的老模式,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大批促大干”,大搞“全国普及大寨县”等政治运动和大会战。

针对这两方面的严重问题,还没有进入中央决策层的陈云,以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影响和推动着中央,为纠正“文化大革命”遗留错误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1977年3月,陈云在向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提交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天安门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会议工作班子要求陈云按照华国锋讲话的口径修改这篇发言,被陈云拒绝,结果会议简报竟不予刊登。但这两篇发言都在会场内外传开,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