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本逐末”的升息

央行毫不意外地再次加息了。通胀势如猛虎，用加息大棒打老虎，当然正确，虽然这只能被称作又一次舍本逐末的升息。当舍本逐末成为中国经济的运行习惯，你无法责备人行为何不能防患未然；而总是跌跌撞撞、追虎勒韁？更可惜的是，武松打虎最终很可能演成中国的戏曲名段：捉放曹。

没有一个国家不渴望经济增长；但要知道，通胀可不是经济增长这块“好猪肉”非得被搭售的猪骨头。

四十年前的德国和今天的中国面临的问题如出一辙。今天，德国依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出口大国，以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面积、缔造全球第四的GDP。德国也刚刚趟过次贷湍流，却保持了全球独步的财政实力和国民福利，兼得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德国是如何做到的呢？

中国有“舍本逐末”的说法。如果不消除地方政府乱借债的冲动、国有银行乱放贷的动能；不为形同困兽的资金开辟向经济转轨有效输送的出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背後，是造成中国养虎为患的诸多难题，而背後逻辑只有一个：就是以GDP为纲的经济发展原则。

从国际经验观察，一个新兴经济体从起飞，到跨入成熟发达国家门槛，就不能再继续盲目追求速度，而应转为质量。以GDP为纲对中国曾经正确，但继续坚持就成了一根筋。

困境与困惑

通胀是中国的困境，更是中国人的困惑。CPI多高才是警戒线？CPI还是GDP为纲体现在何处？保证机制又是什麽？中国CPI数据落实到民生负重的感觉为何相去甚远？

以谁为纲，是经济治理中CPI和GDP的主次摆位问题，不要以为以物价稳定为纲就意味着牺牲经济增长，德国的经验证明，不要猪骨头的坚定态度，反而收获了更高质量的增长。

你可以把政府和央行理解为经济治理两只大手，互不听命，各司其职，共同服务经济发展。物价稳定是左手：央行的天职，经济发展是右手：政府的使命。

德国就是这种典型的治理结构，其央行的唯一职责就是CPI，且决策完全独立于行政体系。美国也一样，但不同的是，联储作为全球央行中的央行，“艺高胆大”，同时承担着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等多任务，但联储的独立地位，决定了它缺乏为增长牺牲物价稳定的动能。

次贷海啸中，陷入衰退的美国也渴盼经济增长，各方意见建议联储放松通胀，刺激经济增速。但直至今日，美国从未为GDP松动CPI，伯南克在2月间国会听证中则对此来建议在此表示，“从任何角度讲，我都不认为放松通胀目标对美国是建设性的选择。”

中国人行更像一只发育不完备的左手，是右手的附庸，当右手以GDP为标杆，人行货币政策就有了不可逾越的优先。中国稍早刚刚放松通胀目标，从3%提升至4%。但是中国GDP跑得快，赶美超德不光荣吗？

只能说，国与国间GDP的较量最多是田径比赛的预赛；一国之内GDP和CPI的较量，才是决赛。当通胀比增速更快，还值得炫耀吗？德国最近2、3月CPI分别为2.22%、2.23%，但最近四个季度GDP增速分别为2.27%、4.30%、3.91%、4.01%，显示了稳步高质复苏的趋向。2010年德国经济增速3.2%，增长明显跑过通胀。

美国2月CPI月率上升0.5%；年率上升2.1%。美国第一季度增速料达3.6%。中国3月CPI外界估计将超过5%，一季度GDP增速为9.5%。但实际通胀恐早已超过GDP增幅。稍早中国社科院经济学者徐奇渊指出，过去五年按照CPI常规编制程序，有7.53个百分点无法用8个分项指数及其权重解释，可被视为人为调整痕迹。而总和外界对中国实际通胀预估超过15%。

德国和日本

谈到德国和日本，就无法回避人民币汇率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无论货币市场化还是金融自由化，前提都是实体经济的扎实核心竞争力，而不改变中国GDP追求，无以改变中国经济转型、及实体经济发展的困境。一国本币升值只有和内需手拉手，才能惠及国家、惠及国民。目前以GDP为本的经济，没有促进，而是正在持续挤压内需。

回顾德日经验，60年代的德国，也曾为保住固定汇率，以巨额贸易盈馀购买美债。1985年9月22日，美、日、德、法、英签署着名的干预外汇市场的《广场协议》日元在协议两年後第一轮升值结束时，最大升值99.78%。从1985年1月至1987年底，马克升值101.27%，纵观60年代到90年，马克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累计升值1.79倍，幅度超过日元。

那麽面对同样的外压，德国作对了什麽，而日本究竟失策在何处？如果说货币政策是内政，汇率政策是外策，当时的德国认为，立足于内重过目光向外，GDP和CPI出现主次摆位矛盾时，坚持国内经济平衡的收效，恐怕远远高于盯住国际平衡。从而对外的汇率政策，必须从属对内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政策独立性和抑制通货膨胀的核心目标必须高于汇率目标。

日本则恰恰相反，当时的主流意见是低利率有利于出口，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虽然低利率势如流水，日本选择不惜牺牲国内货币政策，落花逐水，大力扩张信贷、降低利率。

70年代德日延续上述两种思路的经济治理，从1972到1979年德国CPI平均为5.0%，日本同期平均达9.6%。该时期德国物价的标准差为0.0157，日本高达0.0633，是德国4倍多。

80年代《广场协议》後德国的经济政策是升息、强化社会保障、提高公民福利、大力消化货币；日本是降息，大力扩张货币供给。德国走向藏汇于民，日本把外汇储备大量贷给各大财团购买西方。

前中国人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余永定称，“德国经验表明，只要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浮动和资本项目开放并不足以破坏国内经济。（注：当然，浮动汇率制度离不开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支持，如果国内还没有建立为汇率浮动规避风险的各种远期外汇服务，浮动汇率制度时机则不成熟。）”

而不夸张地讲，对GDP的盲目追求，正和中国国家核心利益背道而驰。人民币汇改变量的定海神针，是内部改革：以廉价立足的世界工厂，必须通过创新创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以出口导向的模式，需要拉动内需保证可持续发展。但是，GDP为纲恰恰引领中国经济列车逆行。

中国铁路1.6万公里高铁预计投资2万亿，相当于三峡工程十倍，但显然不以解决“坐车回家”为目标，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此类GDp工程，向刘志军之流输送利益，以全体国民福利、内需、经济转型为代价。

次贷海啸首个复苏的中国GDp高追求，让2009年中国释放9.59万亿天量信贷，逆市造就翻倍的房价，让“中国人买不起”的地产更上层楼。各界舆论下，这一状况改变了吗？机制不变，情况不可能有根本扭转。2010年贷款收缩到7.95万亿，但银行承兑汇票和委托贷款增加了2.33万亿，换言之，捧出地王的国企贷款依然在增加。

中国调控房价，资金却这样向国有单元持续输送，形成机制性的悖论；中国国民面对通胀、面对负利率、无奈存款搬家，为房价推波助澜，而今面临调控，资金无处可去成“待宰割”局面。被称为隐性税收的通胀，也形成对中国内需最残酷的挤压。

与此同时，矛盾的GDP为纲正为世界其他国家贡献着良性GDP增长的拉动力。德国“特大号”复苏，有中国不可磨灭的贡献。2009年，德国负增长4.7%；2010年第二季度增长已达4.1%。德国经济部长布吕德勒表示，德国正在经历一种“超大号”复苏，并分析原因原因称：得益于投资和外贸。特别是抓住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刺激经济发展的良机，扩张出口市场和经贸合作领域。

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德国被称为装备世界工厂的工厂。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世界总额比值仅次于美国，其中机械制造业产值稳居世界机械市场分额第一和出口第一。

德国舆论认为，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发挥了有效作用。例如购车“以旧换新”提振私人消费，为保住熟练工人实行短时工制，一周只工作三至四天，但不失业；研发投资保持高位，极大地支持了企业自主创新，维持了产品质量优势，对出口强劲恢复作出了贡献。

今天的德国，富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在占比99.7%，他们勤恳研发、独步全球机械制造业即使在本币升值後，依然保持着无可替代的竞争优势。3月11日德国批发与外贸协会主席安东．伯尔纳表示，尽管目前世界局势动荡，2011年德国出口仍有望增9%，并首次突破万亿欧元大关，达到1.046万亿欧元。但报导也指出，德国预计一些国家经济刺激2011年到期，世界经济整体增速将减缓。

这时候，中国继续GDP追逐一定是包括德国在内的全世界热切期待。而IMF刚刚就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资产泡沫可能破裂发出警告，预计中国2011年通胀率可能达到5%，并维持不变GDP增速预期9.6%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