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网:胡佛研究院：中国在开倒车

按照那些中国政府代言人的说法，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国有和私营经济堪称“比翼齐飞”。他们指出，私营部门的产值、利润、雇佣人数以及增长率都超出了国营部门，所以否认国有企业的扩张是以牺牲民营企业为代价。他们坚称，对于国有、民间以及外国资本所拥有的混合和内联资产（注：译法仍存疑），政府仍然鼓励其存在。

但大多数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些经济数据已经过选择，并不可靠。于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热议话题是，近几十年来，政府一直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但如今，国有经济是否已经卷土重来？（这一逆转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果真如此的话，对中国的经济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一“进”一“退”体现在很多方面：国家仍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很多核心产业，尤其是那些国企垄断行业；政府最近加大了干预经济的力度；政府对资源的分配更多地向国有企业倾斜；国有企业向竞争性行业扩张而且日益壮大。

1980年代早期，中国政府开始引入市场经济，鼓励国民经济中私营部门的增长，国企的重要性有所下降。1984年中国正式宣布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要求国企开始实行“生产管理责任制”。但是，国企没能扭转其亏损势头。到了1990年代，北京开始进行“抓大放小”的国企体制改革，即保留一些关键的大型国企，同时允许全国大多数中小型国企私有化。1999年，中央重新界定了国企的地位，只允许国企在三个经济领域发展：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由国家垄断的资源型行业，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行业。

许多国企不得不将竞争性行业让给民营企业去经营。在食品、饮料、服装纺织品、家电和其他消费品行业中几乎见不到国有企业的身影。法律甚至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汽油等过去由国家垄断的行业。结果，国企在中国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80%左右降到了2008年的30%左右。

然而，国企的命运远非从此板上钉钉。2003年，国务院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该机构决心要对国企进行整顿，恢复其往日活力，通过重组和整合，实现扭亏为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宣告，包括发电和电力输送、石油和石化产品、电信、煤炭、民航、船运等重要行业，应当全部收归国有，不让任何国内私营实体插手。

与此同时，北京欢迎并吸引外资投资国企。的确，新政策改善了国企的绩效。它们开始盈利，2006年，实现利润1470亿美元。在国资委监管下的149家中央国企中，有19家名列财富500强。国企实力再次凸显。

中国政府用于刺激经济的5860亿美元，绝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承揽，它们同时享受到优惠贷款条件。

国有企业还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受益。中国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大部分预定用来重建或新建铁路、高速公路、飞机场等基础设施。这些项目都发包给了中央国企。而且，这些国企享受获得国有银行贷款的特权。2009年，约有80%、金额达9万亿人民币（1.4万亿美元）的银行贷款流向了国企。

大者恒大，强者愈强

由于经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拖累，中国出口下降，破产率和失业率上升。2009年初，北京颁布了“十大行业振兴计划”，鼓励从事钢铁、汽车、造船、装备制造等行业的大型国企与其他中小型民营企业合并，从而将其打造成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巨头。

这些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融资支持的国企，在2008年后强势复出。以下是2009年的一些重大并购案例：

* 钢铁工业方面，长期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集团收购了民营的日照钢铁，一跃为中国第二大钢铁公司。著名国企宝山钢铁集团收购了宁波钢铁。根据政府计划，截至今年，其他大型国有钢铁集团将通过并购拥有全国45%左右的钢铁产能。

* 石油工业方面，中石油收购了黑龙江省的大多数民营石油公司。在华北，现在几乎见不到民营的加油站。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巨头还雄心勃勃地计划收购银行和信托公司。

* 中国粮油集团投资并收购民营的蒙牛乳业，成为中国食品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并购交易。中粮的业务远远超出了食品和饮料，它还进入了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领域，现在是北京高价地段的“地王”之一。

* 在山西，省政府指令煤炭行业进行重组，该行业的民营资本比重将不超过30%。

这样的国有企业并购几乎发生在每个行业，包括汽车、造船、民航和金融。目前国有企业几乎垄断了中国所有的资源型行业——石油、电信、电力、烟草、煤炭、民航、金融和保险业，并将民营企业拒之门外。

更甚的是，这些国有企业还有优先上市和融资的权利。大多数中央国企都在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的名单之中。它们的资本总额迅速扩张。借助于充足的财政资源和政治力量的支持，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可以轻松吞并其他公司，并在多个市场内实施垄断。而且，它们日益增长的资产流动能力已经扩张至房地产业和股票市场，这也加剧了泡沫经济的形成。

近期数据显示，央属国企利润的80%来源于不超过十家巨头企业，如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中国海洋石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集团。大多数其他国有企业都存在产能过剩和管理不善的问题，必须依赖政府补贴和信贷维持生存。另一方面，许多非国有企业因得不到政府贷款和减税，境地十分窘迫，沿海地区已有多家私企倒闭。因此，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令价格泡沫的危险加剧，也削弱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平衡。

垄断形成房地产泡沫 

国有部门扩张的危害之一，是房地产泡沫。  

中国法律规定，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但地方政府可以将一定面积土地的使用权（不超过七十年）转让给私人或国家投标方。中标者成为土地所有者，可以将该片土地的使用权转卖给开发商来作住宅或商业之用。

国有企业几乎垄断了所有资源型行业——石油、电信、电力、烟草、煤炭、民航、金融和保险业。

自从1992年北京市政府开放了房地产市场，非国有企业就成了其中的主要参与者。但国有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一直逐渐增长，从最初的8%增至现在的60%。许多从未涉足过房地产业的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都意图在发展迅速的房地产市场中分一杯羹。官方数据显示，136家央控国企中的70%以上，包括中国化工、中国铁路和中国冶金，都已进入房地产市场。   

在全球经济衰退发生后，中国大部分制造业公司都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这些公司的管理者们意识到，在房地产市场可以轻松获取利润。于是靠着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低成本贷款和高信贷等级，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黄金地段”土地拍卖中纷纷夺标，一次次刷新地价记录，一个个成为“地王”，此情此景引发了公愤。

尽管人们对住宅有着迫切需求，中国的新“地王”们并不急于把土地转卖给开发商。

这些新“地王”们并不急于把土地转卖给开发商做住宅用地。因为供应有限，他们通常囤积土地来垄断市场，期望自己的土地继续升值。因此，尽管房屋供不应求，许多城市的土地却空在那里。近日有新闻报道，许多大城市中新建公寓的空置率已超过50%，而85%的居民却连一套房也买不起。过去四、五年里，中国的土地和资源价格已经翻了两番甚至更多。住房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动乱的源头，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民营企业——中国发展的引擎

许多中国学者指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应该仅仅是调控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们担心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会带来重大影响，有倒退回到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他们特别担心的是：

* 在多个行业，国企的垄断使资产和权力结合起来，限制了市场竞争，造成市场失灵和普遍腐败。

* 由于国有企业的收入依赖政府开支多于市场需求，所以其活动可能无助于拉动消费或促进国家经济平衡。这必然会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交易成本。

* 国有企业依赖于政府贷款和补助，而不是依靠创新和科技进步，所以效率很可能低于私有企业。

* 国有企业发给管理者和员工的工资和奖金很高，也就意味着分给政府和股东的钱就少了。

* 由于许多国有企业投资于高风险项目，一旦泡沫破裂，就会使坏账增多，导致银行危机。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民营企业现在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5%，新增就业的80%，以及政府税收的65%。2009年，就工业产值而言，私企增长了18.7%，而国企只增长了6.9%；营业额，民营企业增长了18.7%，国企却下降了0.2%；毛利润，民营企业增加了17.4%，国企下降了4.5%；雇用人数，民营企业增长了5.3%，国企只增长了0.8%。

鉴于这些数据，很多学者呼吁政府放松管制，恢复私营部门的合法权益，振兴非国有企业。

北京似乎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作为解决严峻的住房问题的第一步，国资委于2010年2月下令76家核心业务非房地产的大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这一举动现在被认为是政府让国企脱离这个市场以便控制快速增长的住房和土地价格的大计划的一部分。

而且，中国政府看来还采取了更广泛的措施来应对国有部门的发展。在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府同意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以促进就业，放宽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和保护私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010年3月，温家宝总理宣布了一项重要的新政策，也就是媒体所称的“温四条”。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缓解，北京政府开始思考如何结束经济刺激计划，削弱政府的角色，鼓励私人和外国投资。“温四条”包括以下方面：

*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基础设施、电信、能源、公用事业、国防科技计划、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当前国有资本控制的领域。

* 推动民营企业投入研发以实现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并参与国家主持的科技计划。

* 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参股、联合参股等方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

* 建立健全的行政体系来为民间投资提供服务和指导，并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的法律和条例。

北京已经开始行动，政府为了解决住房问题而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下令76家大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

同时，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承诺，国有企业将逐渐退出竞争性行业，为私有企业的发展创造机会。

一些分析家指出，如果这些新政策全部实施，将会逆转“国进民退”的趋势。约值6.7万亿美元的民间资本将取代政府的刺激计划，成为中国后经济危机时代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注：本文作者张家林，1995-1996年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中国经济改革和中美贸易关系。现居中国上海，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同时还是设在上海的政策和战略委员会的主任。他也是胡佛研究所另一篇论文《中国对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衰落的回应》（1994）以及发表于《当代历史》（1994年9月）的《引导中国市场经济》文章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