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到鄂尔多斯来:惊魂万里——一段长达41年的误会

 惊魂万里——一段长达41年的误会·杨昂岳

2011年3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2512

1952年下半年，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开始筹建时就办起了建军小学。早期学生不多，全是哈军工老干部、老教师子女，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南腔北调。

2009年5月8~11日，我们哈军工建军小学1956届校友在上海浦东聚会，到会16人，分别来自哈尔滨、北京、太原、长沙、安徽、连云港、南京、杭州、上海，我们之中有些人已五十多年从未见过面了，此次重逢，容颜已难辨认，但从笑容上仍能看到童年时的影子。我们这群65~67岁的“发小”，聊发了少年狂，嘻嘻哈哈，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聊到下半夜两点多，才被组织者“赶”去休息，到了宾馆房间，躺到床上还要说上一阵子。我们回忆童年住校生活的糗事、趣事，谈各自几十年的生活道路和家庭情况……。我们的父辈，无论是老干部，还是老教师，在“文革”中都无一幸免地遭受批斗，这就使得我们在青年时代历经磨难，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董霭鲁同学向我讲了他在“文革”中的一段经历，令我震惊不已，也消除了我对他四十一年的误会。现据追记把他写出来，并多次与董霭鲁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修改、核实成文，作为我辈在那“史无前例”时代生活的一个缩影。

董绍庸教授

首先要介绍一下董霭鲁的父亲董绍庸教授。董教授1916年生于杭州市，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后在抗战后方重庆、昆明工作了几年；1944年10月考取公费留学研究生，1945~1948年先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伦敦玛丽皇后学院、美国俄亥俄大学学习，1948年5月获俄亥俄大学硕士学位；1949年回国，在中央航空公司工作；1949年11月9日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即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部分员工在香港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他们把12架飞机及价值不菲的配件、仪器仪表运到北京、天津，成为新中国组建中国民航的起步家底；1950~1952年先后在中国民航局天津分局和北京机务处工作，曾被派赴苏联购买客机；1952年10月调入军事工程学院，任技术部器材处副处长、102教授会副主任、主任，1959年加入共产党，1964~1965年调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副总工程师；1965年他毅然奔赴“三线”，到设在四川江油山沟里的航空喷气发动机研究所（624所）任首任技术副所长兼总工程师。624所是聂荣臻元帅批示成立的航空发动机试验研究基地，现名为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董教授在该所主持设计建造了多项高台试验台及地面试验设备。1968年9月4日被迫害逝世。

骗局

我们是1962年考入大学的，董霭鲁考入东北农学院农机系。1966年6月，全国大学都停课搞文化大革命了，到1968年上半年，虽然黑龙江省已成立了称为“东北新曙光”的革命委员会，但是派性争斗仍在继续，学校变成了战场，董霭鲁早已厌倦了这喧闹的校园，他决定回家，此时的家在遥远的四川江油624所，而他的父亲董绍庸已在北京国防科委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了。

董霭鲁于6月1日到达北京，找到了父亲，父子俩到天安门广场散步，父亲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问了董霭鲁和“对象”谈得怎么样了？父亲非常关心长子的终身大事；二是说科委领导留他在北京住着，是出于保护的目的，但他惦记着所里的技术工作，心里很矛盾。他说：“目前，624所数十项试验设备的设计已基本完成，正向外定货和加工，有的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建成后我们就有能力研究出不比苏、美差的军用飞机发动机。你回家后了解一下所里情况，看我回去是否安全。”第二天，董霭鲁就回四川了。

6月7日父亲从北京打电话回家，问妈妈赵继祥所里的运动情况，妈妈回答说正常。父亲说所里造反派来电话要他回来主持科研工作，他自己心里也正惦记着那些工作，所以决定明天就回来。6月8日下午，父亲乘飞机回来了。当晚12点，造反派来抄家，抄到一张1944年赴英学习航空的留学培训班结业时的合影，这张照片上共有20余人，董绍庸站在第二排，前排正中是陈立夫，他是来结业式上训话的，培训班学员全部由陈立夫介绍，集体加入国民党，为特别党员。造反派如获至宝，以此定董绍庸为特务。董教授此时才明白，造反派以所里技术工作为名，催他回来，原来是个骗局。第二天一早，父亲交给董霭鲁一只小皮箱，让董霭鲁拿着赶紧走，并交代说箱内有他的科研成果及重要技术资料，一封聂荣臻元帅写给他的信，还有6000多元的银行定期存单，这是父母多年的积蓄，在当时算是笔巨款了。父亲徒步十多里送董霭鲁到了江油车站，叮嘱一定要保护好箱子，钱你用来成家吧。没想到这竟成了他们父子的诀别。

惊魂万里

董霭鲁带着小皮箱，到了重庆的一亲戚家（在红岩村山下），刚住了三天，624所造反派就来人了，董霭鲁携箱子从后门溜了出来，跑到红岩村山上躲了起来，晚上找了个山洞蹲了一宿。这一夜，蚊虫、鬼火他都不惧怕，怕的是有人上山来抓他。天亮后他回到亲戚家，亲戚说：“624所的人就是来抓你要皮箱子的，他们可能还要来，你赶紧走吧！”去哪里呢？去上海二姨家吧，连夜亲戚陪董去他单位办公室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从朝天门码头上船去上海。

在船上董霭鲁想，上海的二姨夫也被批成“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了，自身难保，624所的人肯定也会去追查，我要是去了，不但会被抓，还要连累他们。遂决定不去上海了，在武汉下了船，找了

个小旅馆住了两天，去哪儿呢？想起天津小姑姑，她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学术权威，还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她家可能安全，于是就转乘火车去天津了。

到了天津小姑姑家，小姑紧张地说：“624所造反派来过了，我说你没来，他们还不信，警告我，来了马上报告，不得包庇！”真是走投无路啊！小姑姑说：“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我是造反派，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董霭鲁当即决定，把小箱子留在小姑家，先住几天，听听风声再说。后来为了了解学校毕业生分配的信息，他去信同学。不久同学来信让董回去参加分配，学校没有任何关注董的信息，董认为可以放心回校了。于是他将其中的存款单随身带着，乘火车回哈尔滨学校了。

事后才知这又是一个骗局，骗董回来。在确定董霭鲁没带皮箱回校后，624所的人又跑到天津，抄走了皮箱。

董霭鲁回到学校，624所的人紧跟着就来了，他们通过东北农学院支左的军代表和工宣队，把董霭鲁扣起来了，关进了隔离室，严加审问有关董绍庸的情况，并抄走了存款单，并认定存单为董绍庸的特务经费，还抄走董霭鲁的集邮册，由于内中有大量解放前的蒋介石和孔子像的邮票，董被污为反动派的孝子玄孙。随后的一次针对学院领导的批斗会上，还将董霭鲁戴上高帽子陪斗，以施加压力，逼其交待问题。

九月初，董霭鲁接到母亲的来信，说父亲于9月4日被造反派迫害致死了。从董绍庸被从北京骗回624所到去世，还不到三个月。因为不是自由身，又背上必须与家庭划清线的包袱，董霭鲁不能回家尽孝，他躲到角落里痛哭了一场，还不敢让同学们知道这件事。此后，母亲再也未来信，原来她也被关起来了，关在一处农场。后来知道，母亲在关押期间，因为屡次上书中央要求调查董绍庸死因，还差点被炸死。那是某日在母亲打饭的必经之路上，有人埋了雷管和炸药，巧的是那天母亲反常没走那条路，幸免于难，结果炸死了一条狗。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是年年底，毕业分配了，董霭鲁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发配到辽宁海城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

“水落石不出”

董绍庸去世时，造反派说是隔离审查期间畏罪自杀。母亲赵继祥去看遗体时，发现董教授头顶百会穴处有一根五寸长的铁钉，还有三个钉眼。人能够用钉子把自己钉死吗？真是天方夜谈！中国第一流的航空发动机专家、“两航起义”的功臣、哈军工的模范教授、共产党员董绍庸就这样惨死在那人妖颠倒的时代，年仅52岁。他带走了航空发动机赶超苏、美的宏图大志，也带走了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深深的迷惑。

后来，624所虽为董绍庸平反了，但怎么死的？凶手是谁？一概没有交代。赵继祥拿着遗体头部的照片上访未果，哈军工的老同志们都对董教授的遇害感到痛惜和同情，刘居英老院长将申诉材料和照片交给了王震同志，王震看后气愤不已，说：“这个忙我帮定了。”他把材料和照片送到胡耀帮总书记处，胡总书记安排公安部赵苍壁部长负责复查，最终也没查出结果。事后，王震同志召见赵继祥，他对董教授的遇难表示哀悼和慰问，他说：“董教授不幸去世，我国航空发动机的发展要滞后十年，可惜呀！”又说：“胡耀帮同志对此案一直关心，最后他感叹说‘水落石不出呀’。现在，我看自杀、他杀就不要再追了吧。”问题的难度在于，当年的造反派在落实政策、平凡冤案时还多在领导岗位上，不管在新官场上他们内部有多少矛盾，他们都要死守共同的秘密，也要官官相护。624所负责清查的人，如果有当年万里追缉董霭鲁专案人员一半的“敬业精神”，水落石出是不难的。

小皮箱到是还回来了，但还回的是只破箱子，箱子的衬布、夹层全被撕开了，大概是怀疑夹层里藏了什么东西。箱内的科研成果资料和聂帅的信都没有了，有人说，董绍庸的研究成果到1980年代可能变成某些人的著作了，新权贵们在改革开放后又要为晋升职称、申报科研成果奖钓名勾誉了，624所1980年代所获科研成果奖多项都是董教授当初主持研究的。聂帅的信不见了，这是赵继祥、董霭鲁母子最痛心的损失。当年董霭鲁觉得这是父亲的信，自己不应该看，一路上都没看，这是董霭鲁最后悔的一件事。信上到底写了什么？现在还是个迷，恐怕永远也解不开了。

41年的误会

1968年10月，全国67届大学生终于盼来了毕业分配，我和好友曹承佳回到住在哈军工“牛棚”的家里，我们想起了几年未见的好友董霭鲁，以后各奔东西再见面就不容易了，应该把我们的下落告诉他，以后好联系。于是，我和曹承佳就到东北农学院找到了董霭鲁，他把我俩带到校园一隅，我们三人坐在草地上聊开了。我和曹承佳都讲了各自家庭受冲击，被扫地出门的情况，我俩也问了董叔叔的情况，董霭鲁说：“我爸单位是部队保密单位，我爸是军人，没有事。”我和曹听了很是羡慕，那年头，军人的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是受人青睐的。我们还说，如果哈军工没有集体转业，还留在部队的话，也不会闹翻天了。谈话中，我和曹承佳都说了些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话，我还说了几句对江青的微词，董霭鲁听后正色批评我们“思想有问题，不对头，发展下去就危险了，乱说话要倒霉的！”董还说他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回来的路上，我和曹承佳都认为，董霭鲁的父母亲身在部队单位，是非常幸运的；董霭鲁现在还很“左”，他批评我们虽然是为我们好，怕我们犯事，但他是饱汉不知饿汉饥，骑马不知步行难呀！

此后四十一年来，我思想上一直对董霭鲁有这个看法，直到这次校友聚会，他给我讲了他的那段遭遇，我才明白，我们41年前那次见面时，他的父亲已被迫害去世一个多月了，他是强忍着悲痛和巨大的精神压力来接待我们的，他还没有分配，不敢让学校的人知道他家的详细情况，他参加造反派组织是为了寻求保护伞。他那时没告诉我们父亲被害的消息是怕给我们火上浇油，他批评我们是怕我这个破嘴惹祸，多么好的老同学呀！

董霭鲁在1970年从解放军农场结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双城县的乐群公社农机站，举目无亲，单位没有食堂和宿舍，政治上又倍受歧视。直到“林彪事件”后，中央统战部来人到双城乐群公社农机站当面宣读了董绍庸的平反决定。董霭鲁要求把自己的不实结论从档案中删去，后来确实删去了，几年后董霭鲁才知道档案中有“此人应控制使用”的文字。好在他在浙江老家找了个好爱人，四年后靠爱人帮忙，调回了浙江。他在湖州南浔工作后，又调杭州师范学院附中任高中数学教师，后评上特级教师，2004年被评为市优秀先进教师。他当过三届杭州市政协委员（六、七、八届），第十一届西湖区人大代表，是民革浙江省委委员，并被评为第七届市政协“五好委员”。曾为杭州市环保、教育、公共服务、西湖和运河综合保护工程等方面积极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提交的集体和个人提案不下百件，并曾两次在大会上代表“民革”党派作大会发言，社会影响很大。同时他的提案均被政府采纳，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在任政协委员期间还被任命为省民革“祖统委员会”委员、市民革“祖统委员会”副主任，为祖国统一和对台工作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兼任“市城管办”监督员和西湖区文化产业监督员工作，也做了许多有益民生的工作。

我们这次校友聚会时，曹承佳戏称他为“社会贤达”。我问董霭鲁：“当年你爸专案组的人，追缉你的人，有没有良心发现，向你母亲和你道歉的？”董霭鲁说：“没有。”我又在网上查了624所网站等有关董绍庸的条目，都没有提到董教授的冤案和逝世，难道这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吗？呜呼，我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