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歧途 韩国电影:“权庄”李启红

“权庄”李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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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丈夫林永安已被警方控制，时任广东省中山市市长的李启红，给市公安局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先带走配合调查。”电话那头回复。这是2010年5月30日14时左右。

　　不到三个小时，李启红本人亦于家中被中央纪委带走。据其日后在庭审中回忆，彼时的她“人都傻了，脑袋像炸开一样”。

　　当日晚间，广东省纪委通报李启红因涉嫌严重经济违纪问题被查。并非巧合的是，中山市最大的上市国企、市值过百亿元的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山公用，000685.SZ）当晚宣布次日停牌。

　　此前的5月29日凌晨，中山公用董事长谭庆中及其妻吴曼萍在家中被带走，总经理郑旭龄被警方控制。相继被调查的人数达十余人，除上述人员，还包括李启红的弟弟李启明、弟媳林小雁等近亲，以及相关私募基金的高管。

　　近一年后的2011年4月6日，涉案的十名被告于广州市中级法院出庭受审，李启红因涉嫌内幕交易罪、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受贿罪被提起公诉，其余人亦各自分领相应指控。

　　法网之内，包括权力顶端的市长及其亲属，与之往来密切的上市公司高管及身边人；而漏网之鱼，既有连续拉升14个涨停的身份不明的主力，亦不乏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的国有企业，以及如过江之鲫的外围跟风者。

　　在已披露的证券个案中，这是迄今第一例正厅级官员被诉内幕交易罪，其涉及人员之多，获利金额之巨，操作手法之隐蔽，堪称罕见。中山公用的重组涉及当地多个部门，任何环节的参与者都可能成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在保密制度阙如与监管仍存漏洞的当下，铤而走险者众多。

　　虽然同涉内幕交易罪，但与“问题首富”黄光裕兄弟、广发证券原总裁董正青等市场作手不同，李启红案的意义在于将刑责延伸至腐败链条的上端——权力中枢。实际上，中山公用案突破了传统的单点线性合作，而是以市长这一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之便利，将行政权力、国有资本、市场作手汇于一体，内外互动，上下其手。这已凸显某些权力向证券市场成规模渗透，亦警示重建监管追责体系的真空与艰难。

　　“隐形人”

　　广州市越秀区仓边路28号，庭审当天的广州市中院门外，气氛紧张非常。

　　法警提前一个小时即在大门设障，数辆警车泊于路侧，无法入场的外地记者于大门外徘徊。位于四楼、可容纳90余人的第二法庭座无虚席，连视频会议室都坐满前来旁听的相关人员。

　　在包括证监会人员在内的旁听者见证下，十名证券“隐形人”次第现身。除李启红外，还包括林永安、李启明、林小雁、谭庆中、郑旭龄，以及中山公用关联企业的中层郑浩枝及其妻子陈庆云、周中星及其身边人费朝晖。

　　“领衔”出庭的李启红，身着看守所黄色马甲、黑色囚服，头顶斑白，面容憔悴略呈“高原红”，观之与普通农妇无异。甫入法庭的李即用目光在旁听席搜寻家属，并微笑、点头致意。

　　身负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和受贿三项指控，李启红在庭审过程中，除短暂的哽咽、失控以外，多数时间表现平静，思维清晰，应对如常。

　　对于上述三项指控，她当庭一一认领，仅在涉案金额、泄露内幕信息的细节上提出异议。李启红认为，自己仅以内幕交易为案由被“双规”，其余两宗罪系主动交代，应认定为自首情节。

　　在谈及对自己的行为有何认识时，她强调深感“痛心”，因不懂《证券法》，最初以为自己犯了事“就是个行政处分”。应中央纪委要求，她将自己“50年来最惨痛的教训”写成悔过材料，其中包括她认为一位高级别领导干部需要学习的法律种类。

　　回答问题的间隙，她不时回望旁听席上的独生女儿，临渊舐犊，其情也哀。

　　起诉书指控，在2007年6月11日至7月3日之间，亦即中山公用的前身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用科技，2008年10月更名为中山公用）重组的价格敏感期内，上述人员之间分别有泄露内幕信息、利用信息买卖股票并获利的行为。

　　但企业重组的时间跨度，远比司法认定的价格敏感期要大，一切有待重新梳理公用科技的重组之路。

　　操盘手

　　公用科技为中山市一家国有上市企业，在2007年以前业绩平平，主要资产为中山市各镇区农贸市场，租赁服务为其主营业务，2006年营业收入5600万元，利润2100余万元。

　　相比之下，其母公司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公用集团）可谓家底雄厚。在重组前，公用集团的资产主要为中山市供水公司、污水处理公司，以及广发证券15％股权。由于广发证券有上市预期，故这一金融资产可谓“金疙瘩”。

　　中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情况长期不佳，如何整合旗下混乱的国有资产并将其做大，成为中山市领导的一块心病。在此情况之下，擅长资本运作的谭庆中的出现，可谓适逢其时。

　　谭庆中，早年曾任职中山市的银行及信托部门，后担任与此案关系较密的银河证券中山营业部总经理。此后，他赴上海虹口区就任银河基金总经理。因中山市与上海虹口区是友好城市，谭庆中利用自己在上海政商两界的资源，实际担任着中山市驻上海联络员的角色。

　　2006年5月，谭庆中被中山市委、市政府任命为公用集团董事长，后兼任公用科技董事长。另一位涉案的高管、谭的“银河系”老部下郑旭龄，亦随之出任公用集团高管。这对搭档由此成为公用科技重组的主要操盘手。

　　履新后，谭庆中牛刀初试，将大量赢利交叉、历史遗留问题较多、产权不清的资产成功剥离。谭氏资本运作的思路契合了李启红的想法，两人由此进一步亲近。

　　“早在2006年初，公用科技确定的整体上市方案只是统一水务市场。”中山公用原董事长林眺寰介绍，但由于在收购乡镇水厂过程中遇到阻力，整体上市方案未能正式启动。

　　同期，公用集团将广发证券15％的股权注入上市公司公用科技的传言不断。这为二级市场的炒作提供了新的题材。

　　“官员散户”

　　自2006年下半年起，公用科技吸收合并公用集团的预期越来越强烈，由于此前重组方案已经多次讨论与征求意见，该消息已在市政府内部和职能部门即已传开，并在二级市场引起反应。

　　公用科技股价从5月8日的每股3.11元稳步上涨到2006年底的4.33元，成交量逐步放大。

　　接近广发证券中山四路营业部内部人士告诉记者，该营业部离市政府比较近，公职人员大多都在此开户，2006年下半年“当时也曾有多位朋友建议我买入公用科技”。

　　一位接近政府部门的人士介绍，当时这些“官员散户”等了很长时间，公用科技重组的信息迟迟未能发布，不少持有者选择在2007年5月前后卖出，此时，公用科技股价一度上涨至12.28元。虽然未能赶上日后16个涨停板的超级盛宴，但获利也有两三倍。

　　7月，公用科技先是剥离了长期亏损的控股子公司新迪能源给中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后公用集团以旗下的竹院、环城、坦洲等三个农贸市场作价，代中山实业偿还了部分债务。这被视为是公用科技重组上市前奏的信号。

　　从公用科技交易异动日的营业部买卖详细数据看，2006年7月31日当天涨幅为9.98％，银河证券中山证券营业部和广发证券中山营业部共买入资金约399万元，占当天买入量的7％。10月24日，该两家营业部买入金额近698万元，占当天买入量的11.7％。2007年3月1日到5日，连续三天累计涨幅达20％以上，其中银河证券中山营业部共卖出635万元，位居第二大卖出营业部。该两家营业部频繁出现在交易异动日，足以看出该股票在中山本地备受“追捧”。

　　“连卖菜的阿姨都告诉我，公用科技迟早会拉上去。”当地一家证券营业部的部门主管告诉《财经》记者。

　　知情人士分析，这个时期基本特点应该是，消息传开，各路闻风炒作者纷纷入市。

　　公用科技曾应深交所之命自查发现，公司董事、副总裁胡卓章的配偶茹艳华曾在2007年5月10日到11月10日三次买卖公用科技股票。高管亲属买卖该股票的不仅仅是茹艳华，有些手法较为隐蔽，系通过委托账户买卖。

　　亲手操刀重组

　　57岁的李启红土生土长于中山，自1968年6月以来，先后任职于石岐镇、烟墩区、市妇联，后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市委秘书长等职务。2007年初，李启红由党务转入行政，就任中山市市长。

　　因其文化水平较低，加之早年任职的部门被认为是“闲职”，在当地人印象中，即便日后官至市长，李亦难脱“居委会大妈”形象。

　　从2007年1月正式就任市长直至落马，李启红在其主政三年半任内，既有修路等“常规动作”，亦有改善外来务工者福利与整合水务之举，不乏“重视民生”的民间口碑。其于商界更多的印象，仍是着力于发展金融业，如引进一些外资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推动地方商业银行改革、发展农村信贷等。

　　2007年2月1日，刚就任市长一个月的李启红率团到公用集团调研，公司董事长谭庆中提出对公用集团“利用资本运营手段实施资产重组”。李启红明确表示，公用集团提出的水务整体上市、收购证券公司等都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按“先易后难，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的原则实施。

　　5月，谭庆中将公用集团整体资产注入公用科技的构思告诉郑旭龄，共同研究资产重组的可行性。6月11日，谭庆中向中山市委汇报，拟将公用集团优质资产注入公用科技，实现整体上市的计划。后决定由李启红具体负责此事。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各方利益协调方面，中山市委、市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撑，李启红甚至亲自“披挂上阵”，扮演“说客”角色。

　　其中，针对五家自来水厂的收购工作遇到极大困难，部分资产原属乡镇企业，权属不明。经李启红等协调，资产权属等问题才破例得以解决。

　　随后，谭庆中要求郑旭龄准备一份关于重组的详细方案，并于6月26日向李启红全面汇报了整体上市的进展。

　　7月3日，李启红、谭庆中、郑旭龄等人向中国证监会汇报了公用科技重大资产重组的初步方案。次日，公用科技（2008年8月更名为中山公用）股票停牌。8月20日，上市公司股票复牌并发布了关于换股吸收合并公用集团及定向增发收购乡镇供水资产的预案公告。

　　公诉机关认为，2007年6月11日，公用科技重大资产重组这一内幕信息已形成，6月11日至7月3日则为价格敏感期。

　　作为国有资产，公用集团何时划入公用科技，有赖于行政命令。从企业提出重组意向到重组初步方案公告，历时一年多，如此漫长的重组过程，李、谭、郑是企业重组直接参与者和进程掌控者。作为直接负责此事的最高行政官员，李启红既是这个时间点的决策者，也是较早的内幕信息源之一。

　　泄密“夫妻店”

　　2007年5月至6月，谭庆中多次向李启红汇报重组事宜。起诉书指控，6月中旬，谭庆中在办公室约见李启红的丈夫林永安，向其泄露有关公用科技重组的内幕信息。但在庭审现场，谭对此细节提出异议，他声称，当时系林主动到办公室咨询股票是否会涨价。

　　起诉书还称，6月下旬，李启红与林永安商定后，在家中向弟媳林小雁泄露上述消息，并让林小雁找林永安拿钱帮助买卖公用科技股票。随后，林小雁从林永安存款账户中转出人民币236.5万元，从其丈夫李启明存款账户转出人民币350万元，加上自有资金，共筹集人民币677万元，借用其弟林伟成和同事刘某的名义在银河证券中山营业部办理了证券账户并分别转入400万元和277万元，指使朋友关某负责买卖。

　　6月29日至7月3日，上述账户在公用科技股票停牌前累计买入89.68万股（计人民币669.33万元），后于9月18日至10月15日陆续卖出，账面收益人民币1983.24万元。

　　但在庭审中，李启红对此部分事实认定提出三点异议：其一，她让林小雁代买200万元的股票，多出的36.5万元不知情；其二，买股票系自己个人决定，未与丈夫商量——林永安在法庭上对这点异议予以确认；其三，她让林小雁代买股票时，是林告诉她股票会涨，而非她向林泄露。

　　同样的交易发生在另一家庭中。6月11日，郑旭龄利用上市公司董事的职务便利，向身边人郑浩枝泄露了重组信息，并向郑浩枝借用证券资金账户买卖公用科技股票。郑浩枝将该内幕信息告诉其妻陈庆云，让其筹集资金购买。

　　6月12日至20日，陈庆云从其姐账户转出人民币75万元，郑旭龄从其岳母账户转出人民币95万元，分别转入郑浩枝在银河证券中山营业部的资金账户。6月14日至21日，该账户由郑旭龄操作，累计买入公用科技股票19.08万股（计人民币169.57万元），9月10日卖出，账面收益人民币419.76万元。

　　此外，周中星亦在价格敏感期内从郑旭龄处获知内幕信息，以其妻和母亲名义在银河证券中山营业部开设证券账户，共买入公用科技股票88.44万股（计人民币670.83万元），并于2007年10月8日至10日卖出，账面收益人民币1809.75万元。

　　该窝案最后一名被告费朝晖，根据郑旭龄的授意，将自己的证券和银行账户借给郑使用，导致郑及妻子在价格敏感期内买卖，账面收益人民币290.80万元。

　　最后的疯狂

　　庭审中，李启红颇感委屈地自辩道，在她决定买股票之前，经过媒体炒作，股价已经在涨了。

　　虽然身为企业重组的决策者，但对资本市场并不了解的李启红，在利用内幕消息炒股获利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搭便车”的角色。

　　上市公司半年报显示，2007年6月30日——也就是自7月2日起连续16个涨停板的前夜，公用科技的前十大流通股持有者之中，有四家为突击入股并在日后崩盘前精准出逃，分别是：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基金、张丽芬、蔡爱萍、深圳市银控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深圳银控）。

　　其中，深圳银控已于2009年底注销，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接受媒体采访，在被问及该笔精准投资的“诀窍”时表示，“不太记得了。”

　　此外，同样名列流通股前十的中山市振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山振业），也像前述四家一样，得以获利并全身而退。从公用科技2006年年报看，中山振业持有公用科技股数超过678万股；到2007年中报时，中山振业依然持有269万多股，其后在三季度全部抛空，按股价走势测算，中山振业获利应在8000万元以上。

　　中山振业有国资背景，其法定代表人欧阳泽生，同时也是公用集团副总经理，中山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山实业）亦为中山公用的控股股东中汇投资所代管。存在如此关联关系的投资行为，却并不见于上市公司的自查结果。

　　后来视为疯狂的连续涨停始于7月2日，礼拜一。这天，公用科技开盘即出现跳空高开，毫无征兆，突然涨停，7月3日也是涨停。上述知情人指出，这属于停牌前消息提前泄露，知悉该消息的人员立刻买入该股票，市场立刻作出反应。

　　据上述接近广发证券中山营业部知情人士透露，在涨停前一天，公用科技在中山市某酒店召开相关停牌重组会议，连该酒店的相关负责人都得知了该信息。

　　7月3日晚间，公用科技董事会公告，公司从7月4日起停牌，原因是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公用集团通知，将在近期讨论重大事项，事项方案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8月20日，礼拜一。一块悬起长达一年的石头终于落地：公用科技董事会当日发布重组方案，以每股8.15元的价格吸收合并公用集团，其中包括广发证券15％股权，共计37347万股，占总股本的62.35％。同时定向增发五家乡镇自来水公司，总价值5.54亿元，折合6807万股，占总股本的11.36％。

　　自该方案公布后，从8月20日到9月10日，公用科技连续14个交易日涨停，股价从8.18元急速飙升至31.1元，涨幅达380％。加上此前7月2日和3日，连续16个交易日涨停。

　　前14个涨停，日均成交量不足1000万元，平均换手率不足0.5％。9月10日，又一个礼拜一。最后一个涨停板当天成交金额15.13亿元，换手率达30.83％，市盈率达320倍，均为公用科技历史之最。

　　深交所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当日公用科技卖出前五大席位中的前三均来自中山本地的营业部，分别为银河证券中山营业部、中信证券中山松苑路营业部和广发证券中山四路营业部。交易所数据还显示，三家营业部当日累计卖出金额高达1.34亿元，按照当日收盘价计算一共抛出了430.87万股。

　　9月11日，该股开盘即暴跌，当天跌停，成交金额达7.91亿元，换手率达17.02％。

　　据检方材料，9月10日，因同时获得郑旭龄授意，郑浩枝、费朝晖分别从银河证券中山营业部、广发证券中山营业部卖出股票，成功脱险，账面收益各为419.76万元和290.8万元。时间节点把握精准。

　　不过，与当天中山市三家营业部1.34亿元巨量卖出相比，目前确认涉嫌参与内幕交易的金额仅不到1000万元。

　　而颇具讽刺的是，上市公司在8月23日至9月1日的股价异动期间，五次发布报告称，“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007年10月22日，公用科技曾上到历史最高点每股34.7元。盖因两天前公告，公用集团和中汇集团董事会同意公用科技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公用集团。

　　2008年2月25日，最终证监会有条件通过该方案。消息传来，26日暴跌6.68％，引发中山市当地股民讨论，分析人士认为，公用科技在2007年已经被大肆炒作。此后，公用科技股价便一路下跌，持续低迷。

　　“那段股价异动期内，我们这有很多虚假的委托账户，但他们大多数不来这里买卖，是通过网上、电话委托，我们这个营业部后来查出很多虚假代理账户。”一位接近银河证券中山营业部人士透露。

　　内幕交易冲动

　　一位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在李启红内幕交易案由证监会稽查局移交中央纪委后，又查出其他犯罪事实。但在本次公诉中，其他经济犯罪事实被轻描淡写，即两笔金额总计不过50万元的受贿事实。

　　相关司法文件称，2006年至2010年，李启红利用职务便利，为梁松枝担任中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等职务提供帮助，并解决其子女入学问题，收取后者现金40万港元；另一笔10万元贿款来自中山丝绸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天计，接受后者有关海关进出口事宜的请托。

　　上述两笔贿款虽数额不大，但与中山公用内幕交易案同一时间并进，可见其贪腐之欲难收。《财经》记者获知，证监会对李启红所涉内幕交易案秘密调查多时，但因无强制司法手段，在收网阶段经中央纪委介入，公安等部门配合方获突破。

　　广东省纪委副书记赵振华对此案评价道，提供内幕信息成为一些违法者拉拢领导干部的新形式，个别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有意无意”地将内幕信息透露给所求领导。

　　事实上，类似中山公用内幕交易这种操作方式，已成潜规则。一位资深证券投资从业者对《财经》记者表示，国家公职人员参与泄露内幕信息和内幕交易比较常见，李启红被查，有“杀鸡给猴看”的效应。

　　尤其是地方国有背景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涉及的部门往往众多，包括国资委、发改委、金融办等多个部门，容易发生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操控股价的情况。这也是目前监管者遇到的难题。

　　在李启红案发之前，2009年的*ST高陶（600562.SH）内幕交易案牵出南京市经委原副主任刘宝春。刘利用职务之便获得内幕信息后，通过其妻子账户买卖股票获利720万元。该案在2010年6月29日一审，但相关纪录立即被李案刷新。

　　在中国资本市场，内幕交易“队伍”越来越壮大，监管和查处的难度和阻力却越来越大。类似案件呈现出多级传递、多向传递的态势，出现了一些窝案、串案，其操作手法更加隐蔽、复杂，逃避监管、抗拒执法的趋向与能力明显增强。像李启红这样身居要津职务，手执信息之源而不直接参与交易，在司法认定上存在现实难题。

　　据统计，自2008年5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以来，中山公用所在的上市平台深交所，共有147家公司申请股票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其中45家在停牌后直接复牌退出重组程序，20家在披露重组预案后重组无果而终。其真正原因，相当部分是因为停牌前的股价异动和异常交易受到监管机构核查和舆论压力。

　　在近日召开的“内幕交易认定与处罚专题研讨会”上，汇集了中央纪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及证监会等20多个单位的相关负责人。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在会上称，近年来内幕交易案件呈现如下特征：案件绝对数量有较大增长，相对数量上也占据证监会执法工作的较大比例；案发环节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是易发区、高发区；涉案主体上，除了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的高管、工作人员，还有证券公司等市场中介机构的人员，甚至涉及相当级别的党政干部，法人单位参与内幕交易的情况也存在。

　　这一表述，与李启红案呈现出的特征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