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典须怀温情和敬意（文论天地）

陈 彦

　　内容提要

　　国学经典，近百年来，冷热起伏，几起几落。拥戴者，奉若瑰宝，誉为济世灵丹；弃之者，视若鸦片，恨其铲除不尽，恐再“吃人”。

　　其实，任何企图用简单话语归纳历史的做法,都是粗暴的和捉襟见肘的。

　　钱穆先生说，对本国历史要持一种“温情和敬意”。

　　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初那种积贫积弱、饱受屈辱的年代，当时的精英人士，对家国恨铁不成钢，骂几句祖传典籍，说点“砸烂”、“打倒”之类的话，也确实是出于一种责任情怀和担当意识。不过有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在今天看来也未必都是理性的，家道衰落了，不定全是那些祖传典籍惹的祸嘛。历史，是一个复杂得不能用任何单一方式注解的复合体，任何企图用简单话语归纳历史的做法都是粗暴的和捉襟见肘的。同样，在今天这个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华家邦兴盛期，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认知，也未必都是理性的，什么典藏翻出来都能“包治百病”、“包打天下”，恐怕又是另一种“夜郎自大”式的“笑傲江湖”。因此，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堪称经典的宝藏，更需要悉心阅读，理性梳理，全息认知，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美好、持续地活在一个既不自失，也不盲从的精神家园中。

　　在当下，要想全面认知民族传统文化经典，必须从触摸元典开始。

　　曾几何时，对传统文化经典的解读，“忽如一夜春风来”地“花开遍地”，大小书摊，琳琅满目。几千字的原典，能解读成数十万字的“砖头”，你方抡罢我方拍，其中有让人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者，也有“文抄公”、“瞎蒙公”之流，更有“膨化酥”、“注水肉”之类。总之，借经典的灵堂，哭自己恓惶者居多，如果一味地想从这些被彻底稀释的“软阅读”中，获得文化典籍的原味汁液，多半会倒掉胃口，甚至完全看轻典籍的价值，直至成为新的传统文化“蔑视着”。

　　其实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这样的开始。孔子是一种开始，他从周文化元典开始，孟子也是一种开始，他由孔子开始，董仲舒、朱熹、王阳明是又一种开始。这种开始都有从元典出发的特征，梳着梳着，后面越来越粗的辫子，就未必还是原来的那缕头发了。今人梳出的一些“花辫子”，更是焗、烫得油汪水亮，再硬接到孔、孟者的发髻上，文化的庄严感顿失，想要发扬光大，岂不贻笑大方。

　　尤其是近年流行的典藏“修缮”热，更是牛头不对马面，无论是《三字经》还是《弟子规》，这些传统文化的浅显读本，都因具有所谓的“实用性”，而惨遭阉割，生生搞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拉郎配”，让人读后哭笑不得。问题都出在我们总是怀疑别人的判断力，总是想给人一个现成的思想让人“就范”。因而，便搞出了许多非驴非马的“精心”篡改。这种篡改的结果是：传统的似乎很现代，现代的似乎很传统，让人更加难以对这些典籍有好感。至于各类与当下经济社会直接“对号入座”的“演义”读本，就更是远不止“三俗”，读后只会让人对被阉割的传统经典敬而远之。

　　读中华元典，不仅是对文本原义的回归，更是对历史人文图谱的还原。

　　如果不读元典，就难以还原出一位先哲的生命质感。任何学术，远离了人性温度，就变得枯燥乏味，形同僵尸了。无论读老子、庄子，还是孔子、孟子，性情的无处不在，也是他们能沧海桑田、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触摸元典，其实更是触摸先哲们性情深处的本来温度，从而准确把握精神光源对现实世界的可能照耀。如果直接用现代话语进行勾兑，这些可以穿越历史隧道进行触摸的人性温度，便荡然无存了。

　　在《论语·乡党篇》中，有这样十二个字，读后令人直接感受到了两千年前人本、人道的浓郁气息：“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棚失火了，孔子从朝堂回来，先问“有人受伤”吗？而没有问马。曾几何时，我们的社会只问“财产”，不问个人生命安全，演出了多少不该上演的悲剧。其实这些轻贱生命的病毒并不在传统文化的源头那里。无论孔子、孟子，都是以人为价值主体的，孟子甚至当面批评梁惠王说，你们的厨房有肥肉，棚栏有壮马，而百姓满脸饥色，遍野饿殍，你们这样治国等于是率领禽兽吃人哪。“率兽而食人”的严厉斥责，让人看到了儒家悲悯恻隐的人道温度与仁者爱人的人性深度。孟子还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然，这些理想因没有制度保障，而终使整个封建社会并没有成为孔孟所期望的人本社会。

　　孔子和孟子都是当时的批评高手。与古希腊文明时期的政治、道德批评力量相比毫不逊色。孔子周游列国，是宣讲团，更是批评团，一路走来，没少惹人，并且惹的都是君王和权臣，除了接待上让他不满意，多有“丧家犬”之感外，批评始终没有因外力而中断。孟子有时批评某些实行霸道而不实行王道的国君，甚至有老子训儿子的感觉，但这些国君大多变变脸色，翻翻白眼而已，拂袖而去的往往是说道者自己。在这些元典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智慧，更读到的是一种不能不让人向往的批评与被批评者的听之任之、放之纵之、抑或豪情万丈的生命气象。

　　回到经典源头，看看文化生成过程中的历史与生命信息。    

　　可惜的是，始终没有形成维护这些批评声音的制度保障，以至于孔、孟二子一时被誉为至圣，一时又被唾弃为臭粪。有时我们清算历史账目，也有些不由分说，孔孟常成替罪羊，就像我们民族最终把积贫积弱的总账都算到孔孟那里一样，两个老人也是很冤枉的吧，且不说批评了一辈子当权者，并没有人好好听，即就是从批评的内容看，也是与后来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相背离的。他们主张人民当“富之”、“教之”，当“有恒产”，认同“人亦孰不欲富贵”，不过反对不择手段，将天下财富“一人货之”而已矣。

　　西方的现代文明，是从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大树上生长出来的果实，无论他们的赞美者还是批判者，都为这个文明增添了无尽的枝叶。如果拿孔孟与希腊这两位哲人相比较，从本质上，企图确立道德、建立秩序、追求至善等，应该说从精神上是隔河相望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善思，并且特别喜欢教育人，尤其是始终站在社会批判的立场上。他们的共同命运是当时都不风光，宁可忍受不公正，也不去做不公正的事，苏格拉底甚至被处以极刑。

　　在文明的源头时期，先哲们远隔万里，却有着相同的人格精神，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也有着诸多相近的思考，后来，渐行渐远，以至形成十分对立的中西方文化冲突。其实，中西方文化是两条优美的平行线，共同照耀着人类的历史。在全球化的今天，梳理好自己的文化源流，为和谐世界大家庭多提供一份精神动力，当是我们民族的责任和担当。

　　西方当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绵不衰，核心是文化中的睦邻、谦和、礼让、宽恕、仁义、孝悌等因素，多于西方文化中的竞争、豪夺、雄强、以自我为中心等因素，在老子、孔子、孟子这些中华文化的先祖那里，反对“霸道”，力主“王道”，所谓王道即“仁爱”、“恻隐”、“亲民”、“止于至善”之道。而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古罗马以降，崇尚丛林法则，优胜劣汰，以强为美，喜好征服、占领，从本质上，西方文明具有进取心，进攻性，而中华文明具有柔韧力，内敛性。西方文明得力于法制的不断完善，而终于把狂悖之心羁绊在社群所能容忍的轨道内。中华文明，始终在法制上偏向人治，相信自我修养，自我约束的力量，从源头的孔子就不喜欢“听讼”，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在听取诉讼方面，我比别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不让诉讼的事发生。这是中西方文化源头上的区别。也是我们今天开放的中国需要修补的一课。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不要过度拉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忍让”文化，也应该是人类社会学家不能不正视的问题。

　　作为一个世界公认的传统文明国家，几经变迁，今又崛起在世人面前，无论我们有没有准备，我们都需要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拿出我们的“药方”。所谓人类问题，其实就是生存着的人们的各种关系问题。人类出了那么多先哲，到现在把这些关系也没理顺，有的相反还越理越糟。在华夏民族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中，确有许多解决这些复杂关系的良药。“一根筋”地推崇中华传统文化的钱穆先生说，对本国历史要持一种“温情和敬意”，这是一句非常到位的话。

　　这里不仅有感情因素，更有普适的理性蕴含其间。对历史的尊崇，对古代精神的复兴拯救，其实是防止一种傲慢自大心理，通过对永恒真理的温习，从而产生新的生命哲学，这是人类永远不能放弃传统经典的原因。如何去发掘隐藏在已千变万化了的各种学说背后尚未完全遗失的经典原貌，获得真实的体温和人格图谱，从而剥离后世僵化、变异、乏味、随心所欲的解读，尤其是那些自以为智慧的肢解和篡改，当是目前国学热当中应解决的重要问题。

　　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既正视自己的传统经典，固本培基，又不失自我地向别人学习，从而在自己的森林中，重新培植起为世人瞩目的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