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手游天音灌注攻略:日本弟媳成为鲁迅兄弟反目导火索

鲁迅故居里的悲欢传奇

段战江

1919年，鲁迅到北京已经7年有余，二弟作人来京已两年有余，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大学讲师，二弟作人也成为北京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兄弟两人工作稳定，经济宽裕，算是在北京稳稳地扎下根来，因此，鲁迅决计把母亲和三弟建人也从绍兴接过来，在北京置个新家，这样全家人团聚一起，可以美美地享受天伦之乐。

离开，无奈而又决绝

1919年的2月，鲁迅花了3500元大洋，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一处大院子。

当他搬出这座院子时，心里满是伤痛、疲惫和委屈。

可以说，他是被自己最亲的人撵出来的。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实在想不通，心里非常气懑。身为周家的长子，由于家道中落，父亲早逝，他早早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特别是对小自己4岁的二弟作人，更是疼爱有加。

这是一个三进的大四合院，宽敞豁亮，他早已计划好，后院留给老二和老三住，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幽静宽敞，适合二弟安心读书，也方便小侄子们自由自在地玩耍；中院留给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住；自己就住到前院的“前罩房”，虽说屋子背光，有些阴冷，可只要全家人能够其乐融融聚在一起，他已经非常满足。

怀着兄弟永不分家的美好愿望，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兴冲冲地营造这个新家。近乎9个月的时间里，从找房买房、整修房屋到购置家具、栽植花木，以及安装自来水、联系搬家等一切事务，几乎都由他一人包办。当时，三弟还在绍兴老家，二弟则突然向学校请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亲，一直到8月间才带着妻儿和小舅子羽太重久优哉悠哉地从日本返回北平。那时八道湾的房屋修缮尚未完工，鲁迅又忙着联系，临时安排二弟一家先住在别人家里，直到11月下旬才搬进八道湾。12月份，鲁迅又独自一人回到绍兴，认真安排把母亲鲁瑞、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建人等举家迁往北京的诸多繁琐事宜。对此，鲁迅毫无怨言，只是任劳任怨地扮演着一个老大哥、好大哥的角色。

鲁迅觉得，一个13口的大家庭，虽说不免有些磕磕碰碰，可只要相互体谅，彼此忍让，一切都会好的。他是大哥，自然更要起到表率作用。当时，他和作人的工资都不低，两个人加起来，每月至少有600元左右，而当时一个普通北京市民，每月的基本生活费也就两三块大洋。然而，掌管大家庭花销的羽太信子，花钱却是大手大脚，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奢侈地步。这位人格和心理都有严重问题的日本弟媳，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家里雇用的男女仆人就有十多个，而且往往饭菜不合口味，就要撤回厨房重做。更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她还把自己的许多亲属从日本接来同住，而且一切穿着用度，都要日本货。如此大手大脚地花销，经济自然紧张。许多年以后，鲁迅总感伤地对别人谈道：“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600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

鲁迅也曾婉转地劝说过，却不料妨碍了这位日本弟媳的权威，惹她“讨厌起来了”。二弟作人也劝过、吵过，可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信子，却有发癫的撒手锏，于是，“信子一装死他（周作人）就屈服了”。这位书呆子气的二弟，“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对此，鲁迅除了忍耐，又能说什么好呢？

鲁迅能忍，可信子不能。她先是觉得同一屋檐下的小叔子（也是她的妹夫）建人不顺眼，因为那时建人刚刚来京，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便经常遭到她明目张胆的蔑视。鲁迅心疼三弟，并帮三弟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当三弟提出要其妻羽太芳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去上海共同生活时，这位性情近乎变态的姐姐，竟诱劝妹妹说出“不去上海、不离婚，要陪姐姐”这样绝情的话。

是他们兄弟太软弱了吗？以鲁迅坚硬的性格，他本是无法容忍，可这都是周家的家事、家丑。面对这样不讲理的弟媳，他又能怎样？他只是太过疼爱自己这位颇有才华的二弟。便是为二弟着想，他也只有忍。

这位“读书多而不明理”的二弟，有时实在窝囊。一次夫妇争吵，结果信子是歇斯底里症大发作，二弟的小舅子、小姨子指着他破口大骂，他却只会“发愣”。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冒犯，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对此，鲁迅也只能恨铁不成钢地埋怨二弟一句“真昏”罢了。

鲁迅还记得，1923年7月19日上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昏昏的二弟突然给他递交了一封信，要他“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但没有说出任何可以让人弄得明白的理由。他想问个明白，“后邀欲问之，不至”。半个月后，他终于明白，兄弟怡怡已成历史，信子的毒舌，终是在兄弟之间残忍地拉开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不知道信子说了什么，但他知道一点，那就是她想让他永远地走开，从而独霸八道湾。

能吵么？能闹么？不能。为了兄弟的安静，也为了自己的解脱，最后，鲁迅无奈而又决绝地搬出了八道湾。后来，他为此特地给自己起了一个“宴之敖”的笔名，并作了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蜗居里面没有家

砖塔胡同61号。这座院落，是她自愿跟着大先生搬进来的。

她叫朱安，是她尊称的大先生鲁迅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大师母”，所以，她想跟着他，也必须跟着他。当初大先生搬离八道湾之前，曾征求她的意见时，问她是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并强调说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她想了想，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的母亲鲁瑞）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自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啊。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她很清楚地知道，大先生不喜欢她，可也离不开她的照顾。因此，1923年8月2日，一个雨后的下午，大先生便带着她一起迁居砖塔胡同61号。

在那个地方，他们一起生活了差不多9个月。虽说依然分室而居，可这一段时期是她和大先生结婚17年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单独相处时间较长的时期。这个时期，她是抱着很大希望的。因为她想通过“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那么“将来总会好的”。搬出去不到2个月，大先生的肺结核复发，她便尽心尽力服侍。病初发时，大先生菜饭不进，她便在厨房里，精心煮些米汁，或熬点鱼汤给他滋补身子。待大先生的病稍有好转，她又细心地把米碾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加上熟肉给他开胃，自己却从不沾口。这些在大先生的日记里都有记载，却并不明指是她所为。虽说这一段时期，两人同桌吃饭，可饭桌上谈话依然很少。她若开口，“无非是问问菜的咸淡口味是否合适”，大先生的反应，“或点头，或答应一声”，然后两人继续“静静地各自吃饭”。大先生对她冷淡，十几年来一直如此，她早已习惯，可对她太过刻意的回避，还是让她不免伤心。大先生倒是很有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他的床下，盛放需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朝上，放在她屋门口，盛放替换的干净衣裤。这样她连向他讨要脏衣裤，唠几句家常话的机会也被体面地“剥夺”了。十几年的夫妻，交流竟要简约到如此地步，足令我们后人莫名惊诧了。

待到第二年5月，他们搬到西三条胡同21号的那个院落时，情况依然没有丝毫改观。大先生始终抱着“陪着做一世牺牲”的打算，要和她冷战到底，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比起当初她尊照娘娘的话，为大先生做了一条棉裤，竟被他扔到院外时的火爆行为相比，这样的冷漠姿态，倒显得礼貌许多，客气许多。她没有读过书，没有留过洋，爱情是什么东西，她不懂，自然说不出“没有爱的悲哀”，也说不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她没有大先生想得透彻，可困在无爱的婚姻里，她的痛苦不见得比他少，只是一个在沉默中警醒，一个在沉默中麻木。若是不谈情，也不说爱，那么作为形式上的丈夫，大先生还算是称职的，他始终不断给她的娘家寄钱；她生病时，他也会亲自送她去医院，并搀扶着她上下黄包车；他每次买些点心回来，先让娘娘挑拣，然后就让她挑选……这些细节，终是少得可怜，可已经让她相当释然和安慰了。她反复对别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这样的相敬如宾，便是她一生得以知足的现实幸福。

好在是，她还有娘娘陪伴。她爱娘娘，也是同情娘娘的。在她15岁那年（1893年），娘娘的公公介孚公为给几位亲友子弟“求通关节”贿赂了主考官，却因家仆的莽撞而案发入狱，判了很重的罪名，周家也因此衰败下去。娘娘的丈夫周伯宜更是可怜，因科考案发，不但被取消了考试资格，永不能参加科考，而且连以前取得的秀才资格也被削去。大受打击和刺激的周伯宜，第二年就大病不起，苦撑一年后，最终还是离开娘娘而去，年仅35岁。更不幸的是，两年后，娘娘的小儿子椿寿也因急性肺炎而夭折。一连串的灾祸，使得年近不惑的娘娘，愈发把全部希望都放在长子身上了。

她并不漂亮，而且比鲁迅大了整整3岁。便是在周作人的眼里，大哥的这桩婚事也是“十分不高明”，是“很对不起人的”。可深受丧夫、丧儿等一连串打击的鲁老太太却很是喜欢。自然，鲁老太太认定朱安，内心深处也有她的一些情结和理由。当初，她比自己的丈夫周伯宜，也要大上3岁，而且，她这样的新媳妇一过门，便喜运连连。先是过门不到半年，周伯宜就考中了秀才，又过了几个月，即188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三），身为周家长子的鲁迅诞生了，鲁老太太也因此被人称为旺夫宜子的贤内助。大概在鲁老太太的心思里，也期望朱安能够像她一样，为周家“冲冲喜”，给自己的长子带来幸运和幸福。

当时，周家的处境非常糟糕，对于鲁老太太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公公周介孚还深陷狱中，丈夫又刚刚故去，儿子又都太过年少，所以主意也只能自己拿。那时的鲁迅，17岁不到，正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对于由鲁老太太一手包办的婚姻，并不知晓。

后来家里人写信告知，鲁迅先是一口回绝，要朱家姑娘另嫁。可鲁老太太以为，亲事是她主动托人向朱家提出的，自己没有理由提出退婚。况且这门亲事，亲友四邻都已知道，提出解约，对周朱两家的声誉都不好，无缘无故被退婚，朱安姑娘日后又如何嫁人？好说歹说，鲁迅终是不情愿地答应了。

朱安自然记得这段未过门便荡起的“抗婚”风波。她还记得，大先生也曾对她提了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可她已经是20岁的大姑娘了，一来小脚已经定型，无法放大；二来觉得妇道人家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是羞得慌。后来大先生也没再坚持，并一口答应说“几时结婚几时到”。

当时，江南水师学堂的学制是9年，也就是说，鲁迅有9年的时间，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拖。而在这漫长的9年时间里，鲁迅的心理思想如何变化，她都不懂，也无从知晓。她只是坚持默默地等待，等待9年后，周家会给她一个说法，一个归宿。

这期间，每听到大先生的消息，她都会担惊受怕。1899年，也就是订婚的那一年，大先生突然转校，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两三年后，即1902年，他又去日本留学。对于大先生的学识和抱负，她都不懂，便是这个小她3岁的未来丈夫，她也是非常陌生。也许她是见过大先生寄往家里的那些意气风发的照片，也曾持有过甜蜜的幻想吧，可更多的，恐怕是一种源于自卑的忧伤，害怕大先生不想要她，会远走高飞，不再回来。

她不相信自己，也不了解鲁迅，可她信任娘娘。依照娘娘的性格，她肯定要给朱安姑娘一个说法。1903年，鲁迅在赠给好友许寿裳一首《自题小像》的七绝诗，诗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中透露的正是鲁迅对于这段婚姻的苦闷。鲁老太太对于他的心意，不予体察和理解，看似霸道，实则只是要兑现一个9年的婚诺，为一个寂寞的人儿讨个说法。

1906年，鲁迅的小叔周伯升从江南水师学堂正式毕业，当年，鲁迅差不多是和这位小叔同年入学，因此在绍兴老家的亲戚眼里，这已是鲁迅兑现婚诺的最后期限。何况，这时的朱安，已是年近30的老姑娘了。无论人情，还是道义，鲁老太太都无法容忍长子再推拖下去，甚至不惜以“母病速回”的谎言，把鲁迅从日本骗了回去。

这一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朱安终于被娶进了周家的大门，成为鲁迅的新娘。那一天，朱安特地做了一双大号的绣花鞋，以迎合新郎要求放脚的“新思想”。不曾想，脚太小，鞋太大，新娘来不及下地，宽大的绣花鞋就从轿上滚落下来，从而引来一阵哄笑。他就这样“在母亲所导演的一场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人间悲剧中扮演主角了”。

对于鲁迅而言，朱安只是母亲送他的一件“礼物”，他是替母亲娶媳妇，正如他对友人沉痛地说过：“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而对朱安来讲，一切都是命，她只有无条件地顺从和忍耐。她只是嫁给了一个影子丈夫，不，他甚至连一个影子都不愿意给。此后十几年间，他在日本继续留学，他回杭州教书，他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她永远都是在他的世界之外。

对于这种尴尬得有些过分、冷漠得有些无情的挂名夫妻生活，她不是没有愤怒过，也不是没有抗争。有一次鲁迅回绍兴探亲，她借备席款待亲友之际，当众指责他的种种不是。可鲁迅听之任之，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事后鲁迅对好友孙伏园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她也曾改变策略，试图开明地劝他娶妾，以为这样就可以换来他的一点同情和温柔。

然而，她无法懂得鲁迅真正的寂寞和痛苦。她尊称为“大先生”的丈夫，对于这种包办的婚姻悲剧，有着清醒得近乎绝望的认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定结了四千年的旧帐。”陪着做一世牺牲！这种恨，这种痛，这种伤，又岂是语言可以形容？

从1906年结婚到1923年搬进这个小院的17年时间里，他和她，在寂寞里，在痛苦中，在恨与自恨、伤与自伤的交织纠缠之间，毁掉了最美好的年华，耗尽了最宝贵的激情。失败的婚姻里，可以没有爱，但不能没有责任。他甘愿承担一副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枷锁，是因为他不能为她的幸福负责，却必须为她的生计和尊严负责。那个时代，朱安一旦被休，她将处于极其艰难甚至绝望的处境。而她，也选择了明智的沉默。她知道，不能给他爱的幸福，但至少应给他一份安静吧。

在这座小院里，她的生活重心便是安排大先生和娘娘的生活起居。她唯一的生活乐趣，就是在忙了一天的家务之后，坐在娘娘身边，咕嘟咕嘟地抽上几口水烟，然后闷闷地听着别人说话。间或有鲁迅的学生造访，青春欢乐的气息洒满院落时，身为大师母的她，只会自卑地将自己隐藏在黑暗的角落里。

这样的生活，毕竟太过单调，也太过乏味。身为女人，她难道就不曾想要孩子吗？想，她当然想。有一次，邻居小姑娘天真地问她：“大师母，你不喜欢孩子吗？”她淡淡地答道：“大先生连话都不同我说，我怎么能有孩子呢？”

已是四十六七岁年纪的她，内心的情感早已寂然，一片清冷。她老了，她累了。正如她所言：“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麻木是她保护自己的最好利器，沉默是她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一年后，鲁迅在这座小院里收获了迟到的爱情，又一年过后，鲁迅带着他的爱情南下，并最终和许广平定居上海。就一个女人的直觉而言，她不可能没有察觉，也不可能没有触动。然而，她既没有闹，也没有吵，依然是在沉默中接受了一切。正如她所言：“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她也不是没有过情绪波动，在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录中，被称作“某太太”的她，在听说许广平怀孕后，也曾有过小小的失落和嫉妒。她告诉娘娘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带了一个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气忿”。可她毕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小小的气忿过后，便是释然和欢喜，因为她认为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因此便原谅了一切，甚至对自己的“情敌”颇示好感，真心邀请许广平带着孩子来北京玩。

好多年后，海婴（鲁迅之子）在回忆录里，还曾感慨地说道：“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她虽然没有文化，却能正视现实，能如此对待我们母子，称母亲为‘妹’，视我为己出。”鲁迅逝世之后，朱安定期和他们母子通信，字里行间，满是关爱之情。隐藏在她内心最深处的爱，终于被孩子激发出来，这也是她晚年或者是她一生中最愉快、最欣慰的情感释放和付出。按照她的朴素愿望，海婴若是能在她百年之后，为她披麻戴孝，便是她最大的幸福，因为这样她就不会做孤魂野鬼了。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广平和海婴都无法在她去世时，赶往北京。1947年6月29日晨，在这座坚守了23年之久的院落里，她终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完了她的人生。她死后，也没有办法按照她的愿望，“葬在大先生之旁”，而是安葬在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村她婆婆鲁瑞的墓旁。

没有墓碑，没有行状，一如她生前一样寂寞和凄凉。

轻柔地握紧“老虎尾巴”

差不多是鲁迅搬进西三条胡同这座小院的一年之后，一位年轻的女学生，怀着好奇而又激动的心情，贸然走进这座院落，也从此走进了鲁迅的心。

她叫许广平，是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当时身为北大教师的鲁迅也在这所学校兼课，授讲《中国小说史略》。对于这位传说中“怪僻可怕”的先生，她和同学们起初是好奇，甚至有些敬畏，可时间长了，才发现他是那样的幽默和平易近人，渐渐地，也敢和他亲近，甚至敢于对他“淘气”和“放肆”。

1925年3月间，即将毕业的许广平，由于学校的动荡和前途的迷茫，便壮胆给自己敬爱的先生写一封信，陈述自己的疑惑和苦闷。那时她还是个有些天真、有些调皮的学生，也是知道鲁迅包容，甚至疼爱自己学生的，因此在信中，针对自己的苦闷，她才敢认真却又活泼，坦诚又略带俏皮地询问道：“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同时要求鲁迅“能够拯拔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

这封信是3月11日发出的，在接到信后的当天夜里，鲁迅就为她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因此，13日一大早，许广平便收到了先生的复信，这让她非常感动。而信里头，头一句便是称她为“广平兄”，更是让她受宠若惊。当他们通信到第六封时，已经完全无拘无束的许广平又显“淘气”本色，自称为“小鬼”。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来往书信达12封之多，而且几乎每一封书信，鲁迅都是当天即复。

随着对先生的好感不断增加，她的好奇心也愈发旺盛。1925年4月12日，她拉着自己的同学林卓凤，贸然前往西三条胡同，“探险”先生的“秘密窝”。她看到了什么呢？一座不大的四合院，一个栽着“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小花园，以及正屋中间后面加盖的，面积仅10平方米左右的平顶灰棚（即鲁迅的书房兼卧室，俗称“老虎尾巴”），房间的摆设，也不过是旧箱子、旧写字桌、旧藤椅，以及一张铺板搭成的单人床和一个简单的多层书架。

对于一位堂堂的北大教师而言，这样的“蜗居”实在是显得太过简朴，甚至有些寒酸。可在许广平的眼里，这一切却显得诗意而浪漫。她在信中写道：“归来的印象，觉得在熄灭了的红血的灯光，而默坐在那间全部的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偶然出神地听听雨声的滴答，看看月光的幽寂；在枣树发叶结果的时候，领略它风动叶声的沙沙和打下来熟枣的勃勃；再四时不绝的‘多个多个’、‘戈戈戈戈戈’的鸡声：晨夕之间，或者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这其中定有一番趣味，其味为何？”

如果从1925年3月11日双方第一次通信算起，到当年7月底，信件往返达41封之多，抛开邮递的时间不计，两人的通信从未间断。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仅7月份，许广平去鲁迅家5次，给鲁迅写信6封，差不多两三天就有一次联系，这还不包括鲁迅去女师大上课时的见面。正是在这样异常密切的联系和沟通中，师生之间的鸿沟慢慢填平，感情之间的距离也渐渐拉近。双方在通信中的称呼，日益亲切，甚至开始有了甜蜜的味道。在7月中下旬的通信中，许广平愈发大胆，甚至颠倒辈分，开始娇憨地称鲁迅为“嫩弟”、“嫩棣棣”，由此观之，大概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两人的感情开始慢慢浸过忘年交和师生情的界限，悄无声息地向爱情的方向漫延。

1925年8月间，由于学校风潮的原因，警方强行介入，身为学生积极活动分子的许广平被赶出校园，无处可栖，只好在鲁迅家里暂避了一个星期。这期间，鲁迅请她替自己誊抄旧杂志上的文章（即后来收入《坟》中的那几篇长文）。能为恩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许广平自然乐意，而且非常积极。一次，她在一天的时间里就抄了一万多字。当她把抄好的稿子交给鲁迅时，鲁迅非常惊讶，一边心疼地抚摸着她的小手，一边责备道：“你为什么要抄得这么快这么多呢！”细微的举动里，满是关爱之心和怜惜之情。

然而，纵是有浓烈的爱意存在，可鲁迅却不敢直面，他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当时已经44岁的鲁迅，本是打算陪着朱安这个母亲送给他的“礼物”做一世牺牲，并以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痛苦地表明着一种道德的姿态。而面对许广平的爱情，他觉得自己实在不配，无论是年龄、长相，还是生活条件、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更何况，身为名人，身为老师，身为长者，他都无法跨越朱安这个现实的、伦理的以及心里的“坎”，正如他所说：“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方。”

于是，当许广平勇敢地向鲁迅大胆示爱时，他不敢答应，而是列举出自己的种种“不配”来，然后问道：“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答道：“神未必这样想！”《神未必这样想》是英国诗人勃朗宁的一首诗作，主要讲述了一对恋人，由于男的因年长很多，不敢结婚，10年后，女的委身于不爱之人，而他仍是单身，最后和一位女伶结识，结果是4个人都很不幸。诗人的本意是鼓励人们大胆追求自己的真爱，否则违反天意。这首诗也是鲁迅在女师大上课时点评过的一首诗作，却不料被许广平拿来还给老师。对此，鲁迅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只是说她“中毒太深”。嘴上如此说，他的心，却未必这样想。也许正是这句话，让他开始勇敢起来，慢慢解开自己身上那些传统的、伦理的、道德的重重枷锁。

面对鲁迅的谨慎和犹豫，许广平要主动得多，也决断得多。1925年10月，一个深秋的夜晚，在这座小院的“老虎尾巴”书房里，27岁的许广平主动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终于，他对她说：“你战胜了！”有关他们示爱的细节，许广平在《为了爱》的诗篇中描述道：“在深切了解之下，／你说：‘我可以爱。’／你就爱我一人。／我们无愧于心，／对得起人人。”

热恋中的许广平，还写了一篇情绪激昂的散文诗—《风子是我的爱》，她在诗中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爱情宣言：“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另外，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上，还特地编发了她的《同行者》一文，宣称她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这一番大胆热烈的表白，无疑向世人表白了他们的爱。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20年之后的鲁迅，终是大胆地跳了出来，亮出自己的态度，拥抱自己的爱情。然而，这个时期的鲁迅，除却短暂的欣喜之外，他的心情依然复杂而沉重。就在他们相互表白爱情的第二天，即1925年10月21日，鲁迅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小说—《伤逝》。这是他唯一的一部爱情小说。在小说里，他表达了一种对于新式婚姻最终依然走向悲剧的忧虑，甚至说是一种恐惧。按照他敏感而悲观的气质，他不自信，或许不相信他和许广平的未来，会有一个乐观的答案。

自然，忧虑终归只是忧虑，一时的情绪罢了。实际生活中，他还是非常欣喜自己的爱情。正如1925年底他在散文《腊叶》中将自己比作“将坠的病叶”那样，感激有幸被人怜惜，并被摘下来夹进书页保存。当时，他的好友孙伏园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题材，他答道：“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这是不能两全的。”热恋中的幸福滋味，溢于言表。

耐人寻味的是，自从他们明确恋爱关系的1925年10月之后，一直到1926年8月他们离开北京之前，他们的交往却突然淡了下来。这期间，许广平仅给鲁迅写了3封信，其中一封还是对稿件的说明，而鲁迅则一封也没有回，更没有主动写信。或许有工作紧张忙碌的缘故，可与其形成对比的是，这期间鲁迅依然在大量回复朋友的来信。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这期间，许广平也不曾像以往那样频繁拜会鲁迅了，仅去了3次，而在最初频繁书信往来的那5个月里，却达7次之多。真正的缘由我们不得而知。根据善良的猜想，可能是缘于一种对朱安的尊重吧。

那个时候，除却以文学方式隐晦地表达他们的爱情之外，还不便于对世人特别是家人公开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爱，只能悄悄地藏在心中。他们必须寻求一个机会，寻找一个理由，冲出这座禁锢情感的小院，圆满他们的结合，培育他们的爱情。

1926年，鲁迅的好友林语堂在担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后，知道鲁迅在北京遭遇到一些麻烦，便热情地邀请他去厦大执教。而许广平也正好这一年毕业，家在广东的她自然要回南方。于是，两人有了可以同行的最好理由，无论对他人，还是对他们自己。

1926年9月2日清晨7时，鲁迅从上海乘新宁号轮船赴厦门；同日清晨8时，许广平乘广大号轮船赴广州。对于他们而言，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历史的目光，也终是热切地追随他们而去。可北京小院的故事，却在这一刻悄然落幕。大概没有人记得，小院里还有一位孤独的女性，陪着年老的婆婆，在一个只有两棵枣树的寂寂院落里，默然独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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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太信子的另一面：贤妻良母的典范

高建军

在阅读有关周作人的一些材料的时候，忽然对周的夫人羽太信子有了一点兴趣。她是日本人，随周作人来到中国，并最终死在这里，于她来讲也算客死异国了。许多写周作人的文章都会捎带零星地涉及一些她的行迹，其中有赞有弹，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即，她对周作人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影响非同小可。周作人一生中至少有两件大事，羽太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周作人与乃兄鲁迅的决裂，一是周作人“七七事变”后没有南下而留在北平，并最后落水出任伪职。

关于前一件事，最有代表性，大概也最为可信的记述来自周建人。周建人似乎对这个日本嫂嫂颇有微词。他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有如下的记述：“增田涉说：‘他（指鲁迅）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里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伤感的话说：好像穷人买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鲁迅对我说的是，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在周建人看来，鲁迅与周作人夫妇的隔阂主要源于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羽太信子惯于挥霍，可以说“挥金如土”。“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而鲁迅则自奉甚俭。自己挣钱别人花，花钱的人又不心疼，过于大手大脚，且理直气壮，鲁迅看不过，气不顺，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劝过周作人，但周作人作不了夫人的主，大哥的规劝只当耳边风。后来，羽太还把她的许多亲属接来一起住，一切吃穿用度完全日本化，花销就更大。

终于导致鲁迅先是分炊，后彻底搬出八道湾。鲁迅在1926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那天下午他去八道湾取东西，与弟弟和弟媳发生的一场冲突。中有“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等语。至于究竟是什么“秽语”，外人不得而知，虽后人多有揣测者，但到底只是揣测而已。根据鲁迅这个记载判断，这个羽太信子的性格可能是相当泼悍的。对这一性格特点，周建人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周作人）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周建人说周作人是意志薄弱、性情和顺，却不辨是非。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是“昏”。这兄弟俩的意见倒也一致。看周作人的文章，觉得他是那么渊博、见识又是那么卓超，但在世事上、大节上的处理与选择却又如此“出人意表”。用乾隆皇帝对纪晓岚的评价“读书多而不明理”来评价周作人大体不错。这一事件中，羽太信子起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

至于“七七事变”后，周作人没有南下而留在北平并最终落水出任伪职一事的原因，周作人自己及相关人等，都给出了不同说法，这一点人们都耳熟能详了，不用细表。但个中真相却谁也说不清，至今也没有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不过官方的评价似乎还是汉奸，这一顶帽子想拿下来也难。1937年后周作人留在北平，这件事中羽太信子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也没有见过专门讨论此事的文章。估计一是不好写，一是当事者多三缄其口，一是这事本身并不重要，所以人们也就不去关注了。如果考虑到羽太信子在促成他们兄弟反目中的重要作用，也就可以想象得出她对周作人当年决定去留的影响了。其实，从鲁迅和鲁迅母亲及朱安搬出八道湾以后，八道湾的实际主人就已经是羽太了，鲁迅其时就说过，八道湾就剩下一个中国人了。虽然鲁迅搬走以后，周建人又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也去了上海。这样，周作人实际上已经处于日本人（羽太信子和她的娘家人）的包围之中。加上羽太信子泼悍的性格，周作人无论生活上、还是精神上恐怕都要受制于她吧。许多人喜欢从更深层的原因分析周作人的留平与落水，我倒更愿意相信羽太信子的直接而巨大的作用。

羽太信子不仅对自己丈夫的人生道路有着负面的影响，她对自己的妹妹芳子（也就是周建人的妻子）的成长也没有起到好作用。俞芳引述鲁迅母亲的话说，芳子长年和信子在一起，受信子影响很大，比如，贪图享受，爱虚荣，怕过艰苦的生活，对周建人不够体贴，不太近人情等等。

以上说的羽太信子基本上是一个灰色的，甚至是不光彩的形象。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记述了她的生活的另一面。鲁迅母亲说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也不能说不上心，比如，鲁迅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很满意。信子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周到得很。另外，徐淦《忘年交琐记》长文中专有一节记羽太信子。徐文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文洁若先生在《晚年的周作人》文章中，记了羽太信子的两个小细节，很能说明一点什么。其一，“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周氏兄弟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其二，“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这第二个细节是文先生听来的，她自己并未亲见。而据徐淦记述，羽太信子是“说不上几句像样的绍兴话”的。如果文先生记载的这第二个细节可信的话，倒真是让人感慨的。

总的来讲，羽太信子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因为嫁了一个有大才、有大名的丈夫而为世人所知。她又因为身处一个夫妻各自所属民族国家之间激烈争战的时代，而身不由己地多多少少地卷入了。这种民族国家之间不正常关系对个体的影响体现在她身上，就是她的丈夫在民族大节上的首鼠两端、进退失据，终于堕入魔道，也使她在战争之后的生活受到连累。设若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她也许能够平平静静地、更感幸福地走过一生吧。不过，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要是要求她在当年那样的历史关口，敦促自己的丈夫离开北平南下救亡也是不现实的，也是苛求她了。更何况她的见识、她的民族属性也使她不能这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