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3最新战罡怎么获得:南亚病系列评论：分离主义致南亚先天不足_东方早报 -叶海林

南亚病系列评论1：分离主义致南亚先天不足_东方早报

2009-06-06 10:32巴基斯坦斯瓦特部族武装分子在布内尔和政府军正“打成一片”，尼泊尔总理辞职大街上红旗飞舞，斯里兰卡“猛虎”组织在贾夫纳半岛犹作困兽之斗，这都是5月份的事情。之前1个月开始的耗资巨大的印度选举，炸弹与选票齐飞，枪声与鼓乐共鸣。再往前回溯一小段时间，孟加拉准军事部队哗变，大批军官及家属尸体身首分离惨不忍睹。
                                　　实际上，除了马尔代夫和不丹这两个人口少到很多情况下只具备统计学价值的小国之外，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南亚国家的日子都很难用太平盛世来形容。
                                　　政变、战争、恐怖袭击、宫廷喋血……这些在其他次区域可能几十年才能发生一次的闹剧或悲剧，在南亚却如同家常便饭一般。耐人寻味的是，南亚国家幅员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从君主制到共和制，五花八门的政体一应俱全；从伊斯兰教到印度教，各式各样的宗教样样不少。差异之大很少有其他大洲的次区域能与之相比，而同样难以与之比肩的却是他们在制造不稳定方面的“专长”以及在悬崖边上生存下来的能力。动荡不安已经成了南亚地区无法治愈的顽疾。
                                　　令人惊异的是，在政治上没完没了折腾的南亚地区，60多年来地缘政治版图却只出现过一次大的变动，那就是孟加拉的独立。这简直是令人钦佩的——看看最先完成国家民族化的欧洲近20年来政治地图变动之剧烈，便会承认这种“钦佩”并非全无道理。
                                　　南亚之病因何而生？首要原因即“先天不足”。
                                　　欧洲政治版图固然变动剧烈，但如果拿一张100年前的欧洲地图和今天的地图叠加在一起，却会发现边境重合远多于疆界变动。实际上，欧洲的民族疆界基本定型已经数百年了。而南亚却全然不同，70年前南亚次大陆还不知道民族疆界为何物，跨境民族、跨疆界宗教在南亚是一个普遍现象。
                                　　今天南亚生活在同一个国度内的许多民族当年并不互相
                                视为同胞，甚至并不在同一个政权控制下。如巴基斯坦，俾路支人归英属俾路支管辖，旁遮普人和信德人生活在英属印度，而普什图人直到19世纪末叶还在阿富汗，是英国殖民者的敌人而非属民。这4个民族最终生活在一起，无非是因为一个信德人阿里·真纳的不懈努力以及对生活在一个印度教国家的共同恐惧，而且那个信德人实际上还并非渊源于信德。
                                　　其他几个南亚国家大体也是如此，泰米尔人生活在印度和锡兰两处地方，对两个祖国的中央政府都不感兴趣。东巴人（孟加拉人）吃米饭和鱼、使用脱胎于梵文的孟加拉文，与吃面包和牛羊肉、操使用阿拉伯书写方式的乌尔都语的西巴人除了都信仰伊斯兰教以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连签署《拉合尔宣言》的穆斯林代表当时都未打算建立一个国家，而是在国家一词上使用了复数形式。
                                　　印度的情况也并没有好太多，好勇斗狠的锡克人根本就瞧不上其他印度斯坦民族，而600多个土邦的王公们幻想的不过是“自治意味着什么都和以前一样，只是肤色更深些”，没有一个愿意放弃自己靠着投靠英国人才得以保全的特权。
                                　　缺乏国家认同，是南亚几乎所有国家在上个世纪中叶法律上获得独立地位或者事实上摆脱殖民统治时面临的共同问题。基于宗教、民族、种姓的形形色色的分离主义让南亚大多数国家在娘胎里便落下了毛病，日后独立时法律上存在的边界和许多民族心目中渴望的边界相去甚远，这一“先天不足”严重影响了日后南亚诸国的政治发展和民族融和进程。
                                　　当然，先天不足并不必然导致日后命运多舛甚至年少夭亡。早产儿成长为科学巨匠、体坛健将的比比皆是，国家也是如此，但这需要后天精心培养和教育。南亚各国却不曾有过这样的好运气，或者说也许有过然而不曾抓住。在成长道路上，南亚诸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发育不良”，除了印度以外其他国家还时不时地“外感风寒”，从而一次次地让锻造民族国家的努力付之东流，这才有了今天的南亚之乱——这两个病因以及何以南亚各国重病缠身却病而不死这个更加耐人寻味的话题，且让我们在后面的系列文章中讨论。
1947年3月24日，当今英女王的舅舅蒙巴顿勋爵出任印度总督。这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受领的任务可以用短短一句话来概括：“无论如何，在1947年6月之前实现英国从印度的撤离。”几十年后，脱胎于前英帝国殖民地的南亚各国还在品尝英国人在那个夏天赠与的离别苦酒。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很容易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外国殖民者身上，但在殖民者来到南亚次大陆之前，为某种信仰血流漂橹的事情在南亚就已不乏先例。独立后的南亚各国在弥合民族宗教分歧、构建国家认同方面乏善可陈，有些国家还走上了歪路。这一点也就是我们在前一篇《南亚之病》提到的“后天发育不良”。简言之，殖民者是干了许多坏事，但不能说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们干的。
                                　　独立后的南亚各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如何在之前各自为政的诸民族之上建立一个共同的国家认同。让旁遮普人、信德人、俾路支人、普什图人、孟加拉人习惯自己的新名字“巴基斯坦人”，让锡克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认同自己的新身份“印度自治领公民”，让僧迦罗人、泰米尔人相信自己的理想可以在“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国号下共存，成为让当时南亚各国的领袖头疼不已的共同难题。大一点的国家里，只有尼泊尔的情况稍微好些，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印度教社会，占人口30%的信奉印度教的卡斯族暂时压制住了所有其他民族的不满，但也只是暂时而已。
                                　　构建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1970年代以前孟加拉还不存在——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某一个主体民族的文化符号为新国家认同奠基的方式。在巴基斯坦，是以旁遮普人为主的西巴文化符号，而在斯里兰卡则是僧迦罗人的语言和信仰。但是，这种比较省力的折中手段引发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
                                　　1948年独立的斯里兰卡建国之初就通过了针对泰米尔移民的公民权利限制法案，1956年开始推行“以僧迦罗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法案，此后几十年在斯里兰卡说什么话，不仅影响到青年能否以同一标准考入大学进入政府，甚至事关人的生死存亡。1970年代，孟加拉终于从巴基斯坦独立，“东巴”从此不复存在，同一时期，简称为“TNT”的“新泰米尔虎”开始在普拉巴卡兰的领导下用武力要求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战火一直延烧到现在。
                                　　1947年独立的巴基斯坦以“西巴”人使用的乌尔都语为国语，然而占全国总人口一半以上的“东巴”地区使用的却是和梵文更接近的孟加拉文。语言之争在1952年引发了流血冲突，并为1970年代的孟加拉独立埋下了伏笔。
                                　　1972年1月，孟加拉独立。巴基斯坦以一半国土的代价“解决”了国语问题，但其国家身份认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只有四个省的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威高不到哪里去。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念念不忘自己的部族传统，信德人不甘居于旁遮普人之下做这个国家的千年老二，聚居在卡拉奇的“莫哈吉尔”（移民们）和所有其他原住民族在心理上都缺乏共鸣。
                                　　面对一个往好了说是色彩斑斓、往坏了说是各自为政的国家，再加上一场不以巴基斯坦意志为转移的苏联-阿富汗战争，当政的齐亚·哈克将军不得不向古老的伊斯兰教寻求帮助。于是，整个国家迅速伊斯兰化，好处是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清真之国”的国家认同得到了强化，坏处是遍布全国的上万所宗教学校向阿富汗输送了一大批“圣战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返回巴基斯坦，让这个国家建立“温和穆斯林社会”的努力功败垂成。
                                　　反观印度，情况要好得多。尼赫鲁给印度留下了一份最宝贵的遗产，就是这个国家的民主和世俗性质，教派主义政党上台执政是印度独立建国30多年之后的事情。可惜印度作为这个地区最大的国家，也是国家认同建构最成功的国家，却没有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其他“小兄弟”们。
                                　　非但如此，印度还不遗余力地利用起别国的民族和教派矛盾，为自己的地区霸权企图牟利，从而证明了他们不但在内政上向前宗主国学习到了文官治国的宝贵经验，在外交上也学到了分而治之的殖民学不二法门。在南亚地区国家构建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成绩最好的印度在其他国家面前却扮演了反面角色，成为那些国家“外感风寒”的来源。

独立后的印度从之前的宗主国继承了两样东西，一个是议会民主制度的外壳，让这个国家60年来深为自豪；另一个则是“殖民学”的精髓，这门学问如今在英国大学里已经无影无踪，却在印度共和国的地区外交活动中继续发扬光大。作为南亚次大陆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强权，印度的为邻之道对周边中小国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遗憾的是，这种影响——按照英国人的含蓄表述方法——并不总是积极的。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无须多说，尽管现在美国人成天在巴基斯坦人耳边念叨着“塔利班比印度更加危险”，然而伊斯兰堡还是不得不把大部分军队部署在国土东线。克什米尔实控线对面印度的上千辆坦克可不是用来对付孟买枪手卡萨福之流的，癣疥之疾和心腹大患的差别，巴基斯坦人当然能分清楚。

在印度北面的喜马拉雅山诸小国，许多人都相信印度的喜马拉雅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把尼泊尔不丹化，把不丹锡金化”。早在1949年，印度就和不丹签订条约，继承了英国“指导”不丹对外关系的权利。不丹是中国外交使团在南亚次大陆7个国家的唯一空白，原因显然不是廷布地方太小，容不下一座二层小楼。

在尼泊尔，普拉昌达辞职与印度幕后甚至前台操盘手之间的关系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接替普拉昌达的马达夫·内帕尔（这位姓氏和尼泊尔国名相同的政治家其实是印度裔）还没上台就公开宣示“我的政党一直以来都和印度的政党和议会关系很好。我们和印度的关系会越来越牢固”，从而为印度和尼泊尔关系的实质提供了佐证。

在斯里兰卡内战的最后阶段，印度人倒是表现出了对邻国主权的难得尊重。不过这显然是因为十几年前正是斯里兰卡政府军的对手派遣塔努杀害了现在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夫人的先生，让印度人无法再支持那只“老虎”。实际上，如果没有印度，斯里兰卡内战也许根本用不着熬上30年。

在孟加拉，印度的影子无处不在。一个颇难翻译的词汇“阿坎德·巴拉特”（Akhand Bharat）成为了许多孟加拉人的梦魇。这个词的意思是“大印度”或者“印度文化圈”，在政治上则意味着尼赫鲁当年的一个梦想，即巴基斯坦（东巴和西巴）是一个维持不了多久的国家，最终会回到印度的怀抱。

其实，就这一点而言，那些担心自己国家独立性的孟加拉人倒是有些多虑了。尼赫鲁的光芒因为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黯淡下去之后，建立一个以“印度文化圈”（广义地说包括了从阿富汗到老挝的大片区域）外缘为边界的印度联邦的梦想，正如爱德华·卢斯所说的那样，已经“只是一种模糊的情感，而非一种政策”。

这种判断至少在在当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印度南亚战略当中并不包含把邻国变成自己的一个或几个邦的内容。然而，印度独立还不满两年时间就把锡金变成了自己的“保护国”，后来干脆把这一小片地方吞并为自己的一个邦。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才让喜马拉雅山诸小国从那时起便对印度噤若寒蝉。有了从尼泊尔到不丹再到锡金这样一个“降序排列”作为历史记录，印度上个世纪末提出的“古杰拉尔主义”也就不怎么令人信服了。更何况就算古杰拉尔主义中提出的“帮助南亚邻国”是真诚的，其施舍性的内容以及背后的救世主情感也使得那套理论怎么听都和门罗主义颇为神似。

几年前，达卡律师芒希在互联网上发表了题为《印度信条》的论文，到2006年时已经第三次修订出版。文中芒希把印度的“信条”归结为“一种对其邻国造成公开和隐蔽影响的进攻性政策”、“霸权主义激发出来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思维定式”。肯定地说，印度并不要把邻居的院子变成自己的土地，新德里要的和当年的英国殖民者一样，是把所有的邻国都变成排他性的缓冲地带，从而巩固自己唯我独尊的地位以及理论上会由此带来的安全。

之所以加上“理论上”这三个字是因为这种地缘战略对印度是否产生了那么大收益是存在争论的，但不需要争论的是这一战略至少让印度在邻居中间颇不得人心——这一点可以从印度“争常”努力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南亚邻国的支持得到佐证，而且印度的所作所为也让这些邻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都不得安生。

印度的雄心壮志在邻居间应者寥寥和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时的情况可谓天差地别，那个时候中国所有能够投票的陆上和海上邻国——这样说的意思是不包括那些当时还没独立或者没加入联合国的国家——都投了赞成票。而现在当印度作同样的谋求时，邻居们却纷纷跑到罗马去参加反对“四国集团”的“团结谋共识”会议。

30多年过去了，中国与自己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虽然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反观印度，新德里却还是不是陷入与大多数邻国的争吵——虽然其“国际形象”越来越好，何以二者之间有如此大的反差？我们将在下一回当中试图说明中印为邻之道天差地别的原因及其后果。

印度与自己所有邻居的关系都不怎么融洽，这是南亚地区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同样“地球人都知道”的是印度与所有远隔千山万水的“非邻居”都处得不错。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莫斯科和华盛顿势不两立却同时与新德里称兄道弟。虽说这一成就如果细究起来有些值得怀疑——长于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走钢丝的印度人也是厚此薄彼的，决定态度“厚薄”的标准当然和对方实力的变化密切相关。但不管怎样，新德里外交的高超技艺的确没有几个国家能与之相比。

由此推论，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立、与孟加拉的摩擦、与斯里兰卡的恩怨、与尼泊尔的纠缠等等等等并非由于新德里性格内向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那就只能是意图问题了。也就是说，与邻居之间几乎形成常态的磕磕绊绊是新德里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每一个新生的政权的最初的、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就是紧紧保住遗留给它的那份领土。凡是殖民国家曾经统治过的地方，新兴的国家就一定要统治”，贡纳尔·米达尔这样写道，用这句话来描述上世纪50年代印度独立不久的领土政策再贴切不过了。这一政策最终在1962年给印度和尼赫鲁本人都带来了灾难。然而对前殖民者曾经控制过的领土并不是印度周边渴求的全部，印度还希望对邻居拥有类似英印政府时期的那种颇为独特的影响力。

追求这种单向的、排他性的影响力，其目的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谈到过：印度“霸权主义激发出来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在这种定势下，新德里希望把所有的邻国都变成排他性的缓冲地带，从而巩固自己唯我独尊的地位以及理论上会由此带来的安全。

念念不忘于殖民遗产只是印度为邻之道的成因之一，至少还存在着另外两条成因。其一、印度独有的种姓文化传统。古老的印度教就算不是唯一鼓吹人类生而不平等的宗教，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这种文化熏陶下，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很难得到真诚的信奉。1000多年前，当年仅17岁的阿拉伯英杰卡西姆率兵进军印度时，最先皈依伊斯兰教的两个土著部落便都属于印度教观念中的最低等级种姓。从那一刻起，种姓制度及由其产生的宗教区隔便为日后的印巴分治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如果不是对印度教心怀恐惧，就根本不会有当年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出走。独立之后，尽管种姓制度不会出现在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话语体系当中，然而无可否认，事实上的等级制度在印度次大陆诸国之间却并非只是一些印度教死硬分子的呓语。当然，这样说对种姓制度来说略欠公允，因为许多不存在种姓制度的次区域同样存在颐指气使的强国霸权。实际上，国家间政治的逻辑本就如此，跟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太大关系，这就是印度为邻之道的第三条成因，其实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即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地位。

很少有一个此区域能像南亚一样，一个国家的科技储备、经济总量、军事实力、人口、国土面积……几乎能列举出的一切都超过其他所有成员的总和。印度对邻居原本就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国际政治基本上仍然是实力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强权保持克制原本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然而，首先并不是所有强国都会选择以邻为壑的行为方式，其次以邻为壑的效果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具体到印度，新德里曾经偏袒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分离运动，最终赔上了前总理的生命，积极干预的结果是让僧迦罗人和泰米尔人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对印度心怀怨恨。而没有印度的武力介入就无法实现独立的孟加拉建国后并没有和印度同声同气，实际上达卡和新德里关系一度冷淡到了让某些参加过第三次印巴战争的印度军官愤愤不平地怀疑当初为什么要将巴基斯坦一分为二。这两个例子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地区强权没有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其行为不仅仅会给别人带来伤害，自己也很难幸免。令人遗憾地是，即使到了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印度依然把南亚看成自己的后院，不愿意让地区外力量参与进来，也不愿意让邻居们独立处理自己的事物。

比照中国和印度，中国应该对自己的为邻之道感到满意，至少我们的邻居们在过去三十年中几乎每一个都从中国崛起的过程均沾了巨大的收益，搭乘了“中国特快”。这样说不是为了自吹自擂，而是要阐明一个现象：即使在周边国家都能从并且已经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好处的情况下，“中国威胁论”一样可以在我们的邻居当中获得回声。无可避免地，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是我们做得还不够好，还是不论我们怎么做都不可能让所有邻居都喜欢我们这个大个子？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和印度的模式哪一个更可取，并不是不可争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