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3佛鬼王打架:日本“留学兴国和教育强国”的国策值得借鉴

日本大规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始于七世纪，即中国的唐代。当时，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空前发达、繁荣，对外交流频繁、活跃。据统计，当时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唐朝保持着有好的交往，日本便是其中之一。

日本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其中一个重要手段是派遣使节————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公元六二三年，学问僧会日等上奏大和朝廷，称：“在唐留学者，皆学业有成，应予聘用。且该大唐国乃法式备定之先进国家，应常交往。”这一奏折，对遣唐使的派遣，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之后，从六三O年派出的第一批，至八九四年停止派遣，日本政府共任命了十八批遣唐使，其中因故中止三批，迎送使节三批，真正成行的十二批。遣唐使均从精通中国文化的各行各业人士中选拔，他们“一达唐土，即努力学习唐朝文化”。虽称“使节”，实际上无异于进修访问学者，尽管向唐王朝推荐随行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关心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是遣唐使作为使节的一项重要任务。

唐朝政府对日本留学生颇为关照，基本上将他们安排在国子监的国学、大学学习，并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和服装、粮食。

前期和中期，日本留学生的留学时间很长，十几年以上相当普遍。因此，他们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后期，由于留学生中的“请益生”（按：类似于高级进修生）逐渐增多，他们大多已有较好的中国文化素养，赴唐的主要目的是向唐朝硕学请教专业方面的疑难问题，因此留学时间显著缩短，一般为一、二年。

留学生中，最著名的是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前者归国后位居右大臣，可谓飞黄腾达；后者则在中国大陆望月思乡，终其一生。而留学僧虽以钻研佛学为主，但他们也热心于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吸收。

如著名的空海法师，不仅作为日本真言宗的开山祖而著名，而且被尊为日本书道之父，与嵯峨天皇、橘逸势一起，被誉为“三笔”，并在文学、美术、教育等各个领域均卓有建树。夏应元指出：“在社会制度、政治结构方面吸收唐制，是日本吸收唐文化的重点，它极大地改变了当时日本的社会状况，同时对其它文化领域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因此掀起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学习唐文化的热潮。”虽然在八九四年，因中国社会政治动荡等各种原因，遣唐“史”被划上了休止符，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以后仍持续不断。

不过，正如A·M克雷格所指出的，日本“在逐渐转向西方寻求新的文化模式方面，提供了从早先的文化权威中解放出来的真正的证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日本不断受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十七世纪初以后长达二百多年的所谓“锁国时代”也未中断，使日本人不断认识到西方科学文化的优越性，开始寻求新的楷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在促成这种转变的过程中起了传输渠道的作用。

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五O年代，即日本“开国”前夕，随着中国禁教政策的废除，大批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为了开展所谓新知识的“启蒙”，刊行了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的读物————“由于是汉文，容易被日本人读懂，所以这些书在出版后被立即带到了日本，为日本摄取西方文化做出很大的贡献。”

中国对洋教的“开禁”，是在鸦片战争败北以后。也正是这场西方弹丸岛国打败东方泱泱大国的战争，充分暴露了大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人对一直奉为楷模的中国的认识。原来仅被视为“形而下之学”，主要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日本“西学”，迅速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延伸，而留学生则成了这方面的先驱。

一八六二年，幕府派遣其后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的西周和津田真道去荷兰留学。这不仅揭开了日本留学生历史的新篇章，而且构成了“幕末西学史上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因为，必须指出的是，在作为日本人开始正式学习西洋近代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他们的业绩迈出了明治新文化建设的第一步。”由他们学成归国之后向日本社会传播的西方法律、经济、哲学等学科的思想理论和知识，不仅对日本的近代化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波及中国，使师生易位。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由国家统一进行的吸收西方文化的工作全面展开。顺应这一潮流，海外留学日趋活跃。一八六九年，明治政府通过向志愿者颁发许可证的方式，承认了海外留学的合法性，并对此进行控制和引导。

一八七O年，明治政府公布了《海外留学规则》，明文规定：“留学生无尊卑之别，上至皇族，下至庶人均可。”“大兴派遣学生赴欧之举，使之通达其国体，政治、风俗、人情，研究其制度、文物、学术、技术及其他百科，鼓舞日新之民，赞助开化之运，以助国家之隆盛，期皇谟之远被。”

一八七五年，日本文部省公布了《文部省贷款留学生规则》，做出了选拔、贷款、留学期限、研究学科、归国考试等五方面的规定，使这项工作进一步纳入政府的统制，并不断向高层次、专业化发展，对派遣留学生去哪些国家，专攻哪些科目等均有明确的考虑，显示出日本“求知识于世界”————准确地说，是求知识于西方————的决心和明智的态度。因此，一些研究社会变迁的西方学者将日本当时的决策称为“理性的顾客”，即认为他们像制定购物清单一样，制定了自己喜好和欲求的文化产品目录，然后逐一移植。

“日本的模仿，是真正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模仿。”受命出行“模仿”的留学生中，虽然也会发生“花费巨万之财，却招来外邦诟笑之事”，但总的来说，他们大都“具有建设新日本那种国民的抱负。”他们认识到：“以我邦今日之形势和欧美诸邦相比，平心而论，不仅器械工艺之末，且政治教育之大本亦有远为不及之处。”因此，积极致力于社会政治的改革和启发民众，充当近代化的先锋，被明治政府视为“推进文明的基轴”。

应该承认，从唐土求索至西天取经，日本人以寻求科学文化繁荣和政治军事强盛为目的的留学是成功的，尽管这种成功在一定的意义上成为侵略扩张的资本。

但是，在接受外国留学生方面，日本却至今尚未取得成功。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和日本前总理中曾根康弘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和亚洲”为题，通过卫星，进行了一次讨论。讨论中，李光耀谈到赴日留学生对日本缺乏好感的问题，提出日本要“脱欧入亚”，理应平等待人，要有与人共享、共鸣之处，有亲切友好的情意。李光耀的见解中肯而贴切，但愿能获得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