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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含泪活着》感动日本

张丽玲

东京的新宿商业区，丸井百货店9层有个名叫“波罗的海9”的电影厅。2009年11月28日，这里首映表现中国人在日本生活和奋斗经历的纪录影片《含泪活着》。售票厅内，《含泪活着》影片海报旁的留言板上，贴满了日本观众的观后感。
29岁女性写道：“深受感动。我离开父母有10年了。有许多相同感受。再次怀念家人的情感。我想今天就给家人打电话。”
37岁女性写道：“令人心情沉重的剧情。我自问能否成为真正的母亲。”
27岁女性写道：“人都是一样的。咬紧牙关，含着眼泪，那是为了欢笑所做的准备。如此上一代传给下一代。”
62岁女性写道：“3年前富士电视台播放时就看过，还想看，还想让亲人们也看。剧中父亲咬紧牙关的样子，是真正男人。”
20岁女性写道：“人生观改变了。”
17岁高中男生写道：“感受到父亲对家人的至爱。女儿受顽强的父亲影响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对于我们应试学生来说有相通之处。我感激支持我的父亲母亲，我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对父母的最大孝敬。”
51岁男性写道：“我为碌碌无为的生活感到羞愧。看到了真正的人生。”
33岁男性写道：“这是一部能够洗刷心灵污垢的充满力量的作品。”
46岁男性写道：“看了这部作品，谁都不会无动于衷。”
这本是一部中日两国人士共同拍摄制作的电视纪录片，2006年11月3日曾在富士电视台放映，同日收到400多万网贴来信，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观众要求重播或制作成DVD。这部电视纪录片3年后变成电影纪录片，缘于一名大学生的执著努力，此人是庆应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中村俊喜。2008年3年级时他开始找工作，经朋友介绍在网上看了《含泪活着》后,深受感动的同时重新思考“什么是工作”，还希望更多年青人看到《含泪活着》。他先找到电影制作专家请教电视片变成电影片的可能性，还找到富士电视台制片人请求给予放映的许可。经过一年的奔波，得到无数热心人的帮助，终于促成《含泪活着》以电影形式在日本重新放映。
上述留言板上唯一用实名书写观后感的是22岁的中村俊喜：“每次看到这部作品，心灵都受到强烈的震撼，眼泪不停地流出。从而我更加感激为我和弟弟拼命工作的父亲母亲。明年4月我就走入社会了，我将会诚实地面对工作。《含泪活着》这个精彩的作品，不能让它消声匿迹，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它。”（人民网东京11月29日电）
纪录片《含泪活着》完整版中文字幕
来源：wubin2992的博客
2009-12-14
',1)"> 第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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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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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
含泪活着内容概述
“在连续3年每年有3万人自杀的日本，有这样一位中国人顽强地含泪活着。”这是１１月３日日本富士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纪录片《含泪活着》片首的一句话，在这部历时１０年拍摄的两个小时的纪录片里，讲述了一位中国父亲为了给女儿挣学费在日本打工15年的动人故事。
在日本电视节目的黄金时间播放中国人拍摄的、关于中国人经历的严肃题材纪录片，这对于擅作娱乐节目的富士电视台来说非常罕见，该台制片人横山隆晴说：“这部纪录片表现的精神气质和感人情节，据我所知，在日本电视界制作的纪录片中，还没有与之比肩的作品。”
1989年，上海，35岁的丁尚彪面临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偶然在街头买了一份日语学校的招生简章：首付入学费和半年学费共4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３万元）。丁尚彪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连初中学历都没有，他决定赴日留学，改变自己没有文化的人生。为凑足学费，他到处借钱。当年6月，他挥泪告别妻子女儿，只身来到日本。
丁尚彪报名的日语学校名叫“飞鸟学院·阿寒校”，位于日本北海道的阿寒町布伏内地区，过去是一所中学。这一带曾经是煤矿，1970年煤矿关闭后经济萧条，建立吸引中国学生的日语学校成为当地刺激经济的举措。看着眼前偏僻简陋的学校，丁尚彪哑然无语。他本来打算边学习、边打工还债，可这一带连便利店都没有，到哪里去打工，怎么还债？
丁尚彪选择了离开阿寒町，前往东京打工。但是入国管理局（相当于中国的出入境管理局）认为他擅自离开阿寒町，没有批准他延长居留的申请，丁尚彪成了非法居留者，打黑工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欠债还清后，丁尚彪依然没有回上海，继续留在东京打工。他调整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不再考虑改变自己没有文化的人生，他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送女儿去国外一流大学留学，为她留学挣学费，成为丁尚彪新的人生目标。
１９９６年春天，中国留学生张丽玲认识了丁尚彪，那时他已经在日本生活了7年。《含泪活着》从此开始了跟踪拍摄。作为非法居留者，丁尚彪生活在随时可能被发现、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恐惧中。但他仍然每天打３份工，乘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回家之后的固定程序是做饭（包括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吃饭、洗澡，睡觉都是在后半夜。
丁尚彪住在东京丰岛区一个破旧木板楼的二层。做饭、吃饭、睡觉、洗澡、如厕，都在这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内。洗澡设施是丁尚彪特制的：一个澡盆大小的塑料袋，“花洒”就是洗碗用的热水喷头。洗澡时，人必须站在塑料袋里，水才不会流到地上。洗完澡，再把塑料袋拎起来，从洗碗的下水口把水倒出去。墙上挂着一幅照片，是女儿小学四年级时候照的。回家后看女儿的照片，是丁尚彪最幸福的时刻。
19９７年2月，上海，摄制组把在东京拍摄的丁尚彪生活打工场景的录像播放给他的妻子和女儿看，时隔8年看到久别的亲人，母女二人失声痛哭。当年夏天，女儿收到纽约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前往美国途中需要在日本转机，可以停留24小时，女儿决定去看望父亲。
从机场出来，女儿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车，到了与父亲约好的日暮里车站。虽然8年没有见面，但女儿还是一眼看到在站台上等候的父亲。父亲为掩饰激动的心情，故意找一些轻松的话题，说女儿长了双眼皮，还说她应该减肥了……
父亲带女儿先来到自己在东京打工的一家餐馆，告诉女儿自己曾在这里刷盘子。入夜，父亲带女儿回到那个１０平方米的家中。看着父亲艰苦的生活环境，看到墙上挂着自己上小学时的照片，女儿泪流满面。
次日早晨，父女同乘电车前往成田机场。但父亲不能把女儿送到机场，因为如果机场安检要求出示身份证明，丁尚彪非法滞留的身份就会暴露。在机场前一站，父亲默默地走出车厢，站在站台上，目送女儿离开。
女儿去美国后，一家三口分在中、日、美３个国家。母亲在上海一家服装加工厂上班，她多次申请去美国看女儿都被拒签。直到5年后，母亲的第12次申请签证终获批准。200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母亲穿上新做的衣服，到美容店吹了头发，从上海出发前往美国。与5年前女儿的行程一样，在日本转机。这次母亲可以停留 72个小时。她也从成田机场乘电车到日暮里车站，13年未见的丈夫丁尚彪在那里等着她。
来到丈夫的住处，妻子看着丈夫在窄小的房屋内张罗晚饭，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墙上女儿的照片，看着床上他们结婚时买的枕套，妻子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悲凉。接下来的两天多时间里，夫妻按照丈夫精心设计的路线旅游，在明媚的春光里品味着久别重逢的温馨和喜悦。妻子离开日本时，丁尚彪与5年前送女儿时一样，在成田机场前一站下车，目送妻子远去。
成田机场，丁尚彪的妻子对着摄像机镜头说：“过去我怀疑他有外遇，现在看是我错怪了他。”纽约肯尼迪机场，女儿扑进母亲怀中。女儿说，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一个好医生，为更多的人减轻痛苦，带来幸福。
2004年6月，女儿即将学成回国，丁尚彪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决定返回上海。屈指算来，他已经在日本度过了15年。回国前，丁尚彪再次来到阿寒町，那个日语学校早已停办，校舍成为一片废墟。丁尚彪登上飞机离开了日本，担惊受怕的非法打工经历终于成为历史。庆幸的是，有心人把这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该纪录片导演兼制片人、摄像张丽玲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丁尚彪回国前，曾表明自己不想隐瞒非法居留身份，请律师为他申请合法的回国签证。律师了解了他15年非法滞留的经历后说，按日本法律至少要服刑3年，劝他不要自找麻烦。
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海关人员看到丁尚彪的护照，先是大惊失色，但很快平静下来，然后迅速做出决定——盖章放行，还以举手礼向他表示敬意。也许是海关人员在电脑检索中，没有发现丁尚彪有其他非法行为的记录。15年，不容易，高抬贵手两方便。丁尚彪终于回到上海。

为了梦想 含泪活着
2010-03-12 作者： 萧东兮
“在连续三年每年有三万人自杀的日本，有这样一位中国人顽强地含泪活着。”这是日本电视纪录片《含泪活着》片首的一句话，这部追踪十年方始完成的纪录片，讲述了中国父亲丁尚彪为了梦想，为了家庭和孩子，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苦苦打拼15年的催泪故事
北海道“大逃亡”
子夜12点，乌黑的天空飘着冷冷的细雨。日本北海道最东部的小镇阿寒镇，一群中国学生在夜色的掩护下疾步穿行。
当天早上的“逃亡”以被学校发现并被强行带回告终，此时，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就显得格外警惕。
凌晨3点，他们穿过了小镇，穿过了机场。由于不断地躲避夜行的汽车，蒿草丛中的露珠和雨水很快浸透毛衣，冰凉的衬衫皱巴巴地贴在身上。他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握着一根木棍，那是准备与随时扑上来的野熊、野狼搏斗的武器。几小时的徒步行军，让两条小腿肚酸肿发胀。
渐渐的，四周的黑暗化成了茫茫的白雾一片。前方就是钏路市，逃亡者带着一身疲惫，悄悄在钏路站后面一间无人的小棚里换上了干衣服。当开往札幌的电车还有一分钟就要发车时，他们奔进车站，几乎是在关门的一刹那跳进了车厢，随着电车发动，他们的“逃亡”成功了。
这是1989年6月的日本，阿寒镇这群中国学生的此次夜行，后来成为了震惊全日本的北海道“大逃亡”。
丁尚彪是“逃亡者”之一，时年35岁。半年前，在上海，这名青年花了五角钱从别人那里买了一张飞鸟学院-阿寒镇分校的资料，并举债42万日元（约人民币3万元），将妻女留在上海，独自一人来到了日本。
由于早年被“下放”而错过读书机会的他，本想在日本重新建立自己人生的出发点。
按照设想，念完阿寒镇的语言学校后，他会考入日本的大学，日后再将妻女都接来日本一起生活。
那个年代，中国人只在日本电影《追捕》中见过北海道，知道那是一片荒凉、寒冷的地方。而到了阿寒镇才知道，这个“蜷缩”在北海道角落里的小镇人口极其稀少，几乎全是老人和儿童，政府之所以同意招收这批学生是为了解决该地区人口过稀的问题。
可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本打算边学习、边打工还债，可学校一带连便利店都没有，到哪里去打工，怎么还债？
NHK电视台曾在全国连续报道了“大逃亡”的经过，记者米原尚采访后说：“在号称最先进的日本国土，竟然还有一块连举世公认生存能力最强的中国人都不愿呆下去的地方。”飞鸟学院-阿寒镇分校首批56名学生，半年后只剩下了七个人。
三口人天各一方
干完一天的工作，已过了深夜12点。末班电车都收车了，丁尚彪才沿着轨道步行回家。
当年，丁尚彪一路逃到了东京，一呆就是八年。他的签证很快过了期，沦为在日非法滞留人员。
为了不吵醒房东，他总是踮着脚上楼。在东京打工还债的这几年里，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目标——要努力赚钱，将来把女儿送去国外一流的大学深造，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求学梦，寄托到女儿的身上。
“来到日本前几年，拼命打工还钱，也没有钱，穷惯了，钱放在口袋里，自己不知道怎么去用。”丁尚彪说。
这是东京丰岛区一栋修建于30年前的木板楼。丁尚彪做饭、洗澡、如厕、睡觉都是在楼上那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内。洗澡的设施是丁尚彪特制的：一个澡盆大小的塑料袋，“花洒”就是洗碗用的热水喷头。洗澡时，人必须站在塑料袋里，水才不会流到地上。洗完澡，再把塑料袋拎起来，从洗碗的下水口把水倒出去。
“一跑来的时候，我老婆他们想不通，总认为我在这里是不是有了其他女人。其实我就是想为女儿拼点命。”望着墙上女儿的照片丁尚彪哽咽了，离开上海时，女儿还只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而如今（1997年）她已在毕业班里做着高考前的最后冲刺。
文革风暴中，1970年，丁尚彪被下放到当时中国最穷的地方——安徽五河县。贫瘠的土地结不出半粒麦穗，土地是龟裂的，住的是透风的泥房。粮食的紧缺，迫使老丁每天都要干十个小时以上的活，就是在那种忍受着饥渴，令人痛苦绝望的日子里，老丁邂逅了他的妻子陈忻星。
陈忻星和老丁一样，也是从上海下放到五河县的。在那个没有电灯，没有煤气，连自来水都没有的环境中，他们两人共同许下“要同甘共苦，协力共勉生活下去”的誓言。
不久，文革结束，他们回到了上海。随后他们的女儿出生，怀着对未来光明前途的憧憬，他们为女儿取名“晽”字。
“我妈妈特别开心，她开心死了，都掉眼泪了。”丁晽笑着说。1997年夏天，她收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老丁在上海的家，在70年前所建的老房子的二楼。一楼的公用厨房昏暗、狭小，陈忻星每天下班后做了饭，再端到楼上房间和女儿一起吃。晚饭后女儿在角落的书桌写功课，陈忻星就在一边读报，两人共睡一张床，为了贮备留学费用，母女俩相依为命过着简朴的生活。
女儿在上海的最后一晚，行李已经收拾了大半。
“一家人分三个地方。”陈忻星低声呢喃，“我原来烧香，听说三根香的长短要一样，我烧了三根长短不一的，是要分三个地方去的。”说着她用手在空中比划着。
很长一段时间，她和女儿并排坐在沙发上，相顾无语，突然她又像想起了什么，叮咛道：“以后要你自己一个人去闯了，我们都老了。”她笑了两声，可房间里只有头顶的风扇在呼呼吹着。
八年前，同样在虹桥机场，陈忻星送别了自己的丈夫，至今未团聚；此地此刻，又再度送别女儿，不知何日再见。
两个人的东京
丁晽乘坐的飞机先在东京中转，再飞往纽约，她有24小时的停留时间。从小学时代就分别的父亲，八年后，终于能在东京与她再见面。
两人约在日暮里站，列车还没停稳，丁晽就兴奋地喊道：“我看见我爸了！”丁尚彪也立刻迎了上来，从女儿的手中接过了行李箱，没有拥抱，就像一次平常的回家。
列车里父亲调侃着女儿“该减肥啦”，“还割了双眼皮嘛”，丁晽娇嗔地答道：“不要和人家说嘛。”
吃完饭，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老丁开口：“当年临走的时候，隔着机场的玻璃窗，你在哭，我也在哭，还记得吗？”
“记得一点。”
“你那时候这么小，就是蒙着脸哭。”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第二天，开往成田机场的特快列车。老丁只能把女儿送到机场的前一站，由于非法滞留，他无法进入需要出示身份证件的机场。
列车在站台停靠了足有半分钟，丁晽捂着脸，父女两只隔着一扇窗，就像当年丁尚彪离开上海的时候一样。
“见到爸爸的时候，我本以为八年了，多少会有点生疏，但不管怎么样爸爸还是爸爸。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想表现得开心，不然我难过，他会比我更难过的。”丁晽说。
18岁，丁晽独自来到纽约求学，父亲继续留在东京打拼。在上海，单身一人的陈忻星也在拼命工作着。这是一家建立已久的制衣厂，陈忻星入厂工作至今已有20个年头。“他们都讲去买点好衣服穿穿，享受享受，我总觉得衣服够穿就好了。”
为了去探望女儿，她一直在申请赴美的签证。从丁晽出国那年算起，连续申请了五年，11次，可惜，星条旗却不懂母亲的心思。
2002年春，陈忻星的第12次申请获批了。在她的心中，还有一个期盼已久的愿望，在飞往纽约的途中，利用中转时间，最长可在东京停留72个小时，这是她和丈夫见面的唯一机会。
“感觉反正很漫长，这13年那么的长，天天在盼，盼着总有一天要团圆。”
临行前一天，她特地去附近的一家裁缝店，用外甥送的料子做了件衣服，还烫了个头。而此时，在东京，老丁也忙着准备迎接妻子的到来。
老丁翻出了一个大红色的枕套：“这是我们结婚用的枕套。25年前，她亲手缝的。我带了一个过来，她留了一个。”他憨憨地笑。老丁的门牙已经稀疏，装满了假牙。这几年，他自己的牙齿只剩下八颗。
同样是在日暮里站，同样是未及列车停稳，陈忻星就认出了13年未见的丈夫的身影，同样没有拥抱，丁尚彪接过妻子的旅行箱，等车的间隙，他默默地从背后注视这个女人良久。
这几年，老丁年龄大了，再加上日本经济不景气，他只能去扫扫地，洗洗碗，一周工作七天，全年无休。看着丈夫在厨房做菜的背影，看着墙上女儿的照片，和自己亲手缝制的枕套，陈忻星欣慰的笑容中充满了怜惜。
第二天，他们两个人相约一起去旅游。老丁挽着妻子拍合照，带妻子尝东京的小吃，赏樱花，看夜景，一同烧香祈福。
这是两个人的东京。72个小时，3天的中转时间，终于，只剩下，默然。
五年前的夏天，也是在开往成田机场的这趟列车里，老丁与女儿分别；此时此刻，再与妻子分别。
仿佛一切在重演，直到列车开出站台，陈忻星才频频回望，窗外的景色飞快掠过，这个陌生的国家，丈夫奋斗了13年的国家。
2004年6月，丁尚彪决定回家了。
回国前，老丁决定再去一次阿寒镇，15年前，也正值这个季节，他的日本之旅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北海道“大逃亡”后的15年，镇里的人口仍在不断减少，政府已经决定把阿寒镇并入钏路市。
看着如今已经废弃的教学楼，堆在墙角的课本，老丁不禁有些悲伤。
“虽然当时的债务很沉重，但是经过了15年，还是多亏了这个地方。15年前，走到这里的时候想，人生也许是悲哀的，（但现在看来）人生是绝不可以放弃的。”
如今，老丁的女儿已在美国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她将父母接到了底特律一同生活，20年，曾经天各一方的三口人，终于团聚到了一起。

丁尚彪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