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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 《易经》的实义及内涵

《易经》是《周易》的别称和俗称。汉代以后才把《周易》称之为《易经》
《周易》本来《经》是《经》、《传》是《传》，《经》《传》之间不相混杂。
现在的《周易》通行本，《乾》《坤》两卦下面均有《文言》，六十四卦的每卦《卦辞》之下都列置《彖tuàn传》和《大象传》，三百八十六爻（yaó）的每一《爻辞》之下都列置《小象传》，而《系辞》、《说卦》、《序卦》和《杂卦》依然独立于《经》文之后。
将《传》附于《经》，是从东汉末年郑玄开始的。
《周易》中传的部分称为《易传》，是对《周易》的解释、说明和发挥。
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十篇（其实只有七篇），总称《十翼》。
《周易》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体系，主要就体现在《易传》部分。

关于《周易》两字的含意，有以下不同的界说：
“周”字的含意，东汉郑玄在其《易论》中说：“《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
这是从《周易》的内涵而作解释的。
唐代孔颖达认为“周”字实指周代。在其《周易正义?卷首》中说：“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yǒu）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年代。”
这是从周文王演《易》之实而解“周”为“周代”。

“易”字的说法：
《易纬?韩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
郑玄解释说：“易一名而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从《周易》的原始性质来说，《易》为占筮，比较符合原旨。从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之所以不焚《易》，就是把《易》视为占筮之书，可以得到明证。
因此，《周易》应该理解为“周代的占筮典籍”，比较典当。
至于把《周易》作为“周普”或“变易”之书当是后人对《周易》的阐发。

《易》有了《传》之后，就包括了两部分：《易经》与《易传》。
因此，《周易》实指《周易古经》和《周易大传》的总称。
《周易大传》又称“十翼”。翼有羽翼的意思，与《经》相辅而行，故称十翼。
“十翼”中的《系辞传》是有关《易经》的通论，内容丰富深刻。它探讨《易经》的起源，提示经文的意蕴和性质；尤其对于《易经》的哲理思想作了高度的概括而又精微深密的说明和发挥，还具体讲述了筮法，并选译了部分爻辞。
《说卦》，主要是说明八卦所象征的具体事物及其特性，是打开《易经》奥秘的一把钥匙。
《彖传》，附在六十四卦下，每卦都有。解释各卦的卦名和卦辞，指出每一卦的核心内容。
《象传》共有四百五十条。
除解释六十四卦卦名、卦爻的六十四条外，还有解释三百八十六爻的象辞。
解释卦的称“大象”辞，主要从上下卦的卦象组合推阐每卦所显示的社会伦理与道德修养的意义。
解释爻的称“小象”辞，说明爻位的象或辞的意义。
《彖传》和《象传》在说明卦、爻象，并从卦、爻象中应当明白何种道理，从而确定自己的行为等方面，都具有指导意义，也是对经文的直接解释。
《文言》，是专对乾、坤两卦的重点解释。
《文言》的作者认为乾坤两卦是理解《易经》的关键，解释这两卦具有示范作用。
其中解释乾卦的称《乾文言》，解释坤卦的称《坤文言》。
《序卦》，是专门讲述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它从卦名的含义上，依次推导六十四卦为何会如此排列；为何乾坤要放在首位，而上经为何以坎离结束，下经何以要起于咸、恒而终于既济、未济。
《杂卦》，主要说明六十四卦卦名的含义与特点，而将意义相对或相关的卦放在一起对比说明。因其在顺序上有所错综交杂，故称《杂卦》。
“十翼”是说明《易经》最原始的材料，它的作者和《易经》一样，也是积古更圣传述而成的，孔子不过是把这些积古口耳相传的内容作了系统整理，并把它传下来落实到文辞述记。
《周易》经历了几代先民的经营，积淀了几代圣智哲人的精华而成书。
然而今天当人们一提及《周易》，立即就会联想到卜卦算命。
实质上，《周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即理、象、数、占。
占卜只是其一，并不是《周易》的本质方面。从根本而言，它是一部立道设教的书。
孔子所以特别注重《易经》，就是为了以道治天下。正因为是道，他才被尊之为群经之首，万法之原，一直被当成不朽的圣典，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传之弥久。
《周易》之道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曰阴与阳。
《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庄子》说：“易以道阴阳。”
《周易》的思想认为，宇宙的根本规律就是阴阳两个方面对立统一的运动变化。
这个哲理，在《周易》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周易》中阴阳的太极图，在一个立体浑圆的统一体里，黑白对立，中间用一条流动的曲线分开，黑中有白的鱼眼，白中有黑的鱼眼。正是向人们图示阴阳对立统一的运动变化。
此外，《周易》还用十二消息卦（又称十二辟卦）直观地向人们图示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具有由量变积累而导致质变的规律。
其次，还认为事物是以一种波浪起伏、螺旋上升的方式向前发展。
孔颖达说六十四卦的排列方向是“非覆即变”。“变”是指两卦六爻的每一爻阴阳性质相反，“覆”是指整个卦面上下颠倒，这样排出的序列，清楚地表现了一种反反覆覆、波浪起伏、连贯演进的思想。”
这种连贯演进的思想，正是向人们说明，成功之后又会有新的起点，前一个周期的成功，包含了后一个周期的未成功，接下去又是一个新周期的开始，这岂不是显明的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迹吗？
通过以上撮要性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到，被当代哲学验证了的“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基本规律，作为哲学的核心内容，在《周易》里都有所揭示，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与现代不同罢了。
除此之外，其它如因与果、必然与偶然、文与质、同与异等的范畴，在《周易》中都有十分精微的阐示。
这些足以说明，《周易》是当时智慧的先民用以说明人们思想认识的一部有关宇宙运动规律的基础理论著作；从根本上讲，它是一部向人们昭示宇宙大道的书。
《周易》蕴含了丰富的智慧体系和奥妙的理论基础，其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认为宇宙世界处在不断的变化运动过程中，并且具有永恒不变的规律。
二、 认为天地万物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间最基本的规律，就体现在阴阳对立的交互作用上。
三、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都存在着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即“物极必反”。
朱熹说：“当极盛之时，便须虑其亢，如这般处，最是。《易》之大义，大抵于盛满时致戒。”
《乾卦》之：“亢龙有悔”
《丰卦》之：“日中则昃，月盈则食。”
《泰卦》之：“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四、 倡导积极进取的人生，而保持高度清醒和理性。
《序卦传》 ：“有大者不可盈”
：“有事而后可大。”
：“物大然后可观。”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
：“物不可终尽”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
：“损而不已必益。”
：“升而不已必困。”
：“物不以终止。”
：“得其所归者必大。”
：“穷大者必失其所居。”
：“有其信者必行之。”
：“有过物者必济。”
：“物不可穷也。”
五、 强调道德修养，人格培养。
《乾卦》 ：“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
：“进德修业。”“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
：“德博而化”、“以成德为行。”
《坤卦》：“厚德载物”、“至静而德方。”
《蒙卦》：“以果行育德。”
《否卦》：“以俭德辟难。”
《大畜卦》：“以畜其德。”
《大有卦》：“其德刚健而文明。”
作为君子，应以道德、人格为内养之道；言行适宜，俯仰自如，外无愧于人，内有得于心。道德的高下，事实上是衡量一个人品格高下的重要标准。
《周易》内容奥妙无穷，了解《周易》就可以了解中华文化发展的源头，就可以了解祖国先民在人类文明之初时，就已经具备了怎样的创造天才和超然的智慧。

? 易经：管理与经营

《易经》原理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凝聚着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前古文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和人生规律探索的经验成果。
易道的核心，既不是对客观世界理性的认知，也不是执着主观世界精神的冥想，而是把对世界的认知和自身的价值在实践操作的基础上密切结合的一种决策管理模式。
《系辞传》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掌握易道当能启发智慧，开通思想，当能通权达变，决断疑虑，引导实践走向成功。
可以这么说，《周易》是古代社会人们探讨如何进行正确决策管理的书。
明代大臣张居正在《答胡剑西太史》一信中谈到自己读杨诚斋《易传》的切身感受。
他认为“小而一已起居言动之微，”“大而天下家国经纶之大”；无不能从《周易》的智慧中得到启示，进而赞叹易理：“诚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
易学探索客观世界的目的，就如前文引用的《系辞传》中所说，为了开通天下人的思想，成就天下人的功业，决断天下人的疑惑。
所以张居正才说：“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
《系辞传》说：“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经世致用之伟业，既须效法天地的自然规则，又要具备“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的人文努力。
所以易学管理观念，既重视环境、时间、条件、事变等各方面的形势，也同样要求人们具备反身修德的内养功用。
《系辞传》具体探讨了由冲突转化为和谐的各种调整方略，从而形成了以“和”为最高的决策管理理论。
《上经、乾卦、彖辞》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应该说：“太和”乃是系统组织者进行决策管理的最高目标。
《论语》中所说：“礼之用和为贵。”
韩国的国旗用《易经》中的四卦作为标帜，现代公司更以“和为贵”作为他们的“厂训。”
日本人以“大和民族”自居。
都显示出了“太和”的要义
同时，《易传》也非常重视“时”的意义。
它启发人们在管理经营中，应立足于和谐的基础上而对外在形势进行不断的调整与操作，根据具体情况，或“时”而顺之，或“时”而制之，完成“太和”与“时中”的管理艺术。
决策在管理中居于主要的地位，决策贯穿管理的全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管理就是决策。
决策的关键，是收集整合各式各样的信息，加以分析，对未来的可能提出各种方案，然后选择出尽可能令人满意的目标加以实现。
因此，有关信息的处理和运用是决策管理中重要的一环；这种思维在《易传》中更有充分的显现：
《系辞传》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内焉而以言，其受命也以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
又说：“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而观其象而玩其占。”
 “玩”即是玩味之意，即是反复体会品玩其中的信息价值和含意。
《易传》中所说的“极数知来之谓占”；“极数”之所以能“知来”，是因为“数”乃为既往事物发生过程的抽象概括，其中涵括了丰富和充分的经验和生活信息。
“占”的活动就是要充分理解和利用这些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
有如《节卦?彖辞下传》所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等类似的思想；如果去掉其中古老的占筮形式，保留多其中精华的思想，对于现代管理思想，仍然有其价值和利用。
易学中的管理思想还包含许多具体的经营策略，涉及了组织原则、变通原则、调控原则、用人原则等诸多现代管理思想中内含的问题。
古今中外任何一种管理思想，无论它的体系多么庞大，方法多么复杂，其背后都有某种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作为它最终的理论支点。
易道的终极理念是“仁与义”。
天地自然的和谐是通过阴与阳的协调配合来完成的，而要达到人间社会的和谐，就必须树立仁与义的价值原则来实现。
《易传》所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透过仁与义的引导，从而达成义与利的和谐，人类的安身立命之契机才能得以完成和实现。
《易传》中先秦儒家“仁与义”的价值坐标，阐示出对人类整体生命的关怀：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因此要关怀人类整体生命价值，就必须探讨一个可资适应大多数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和准绳。
“仁与义”恰恰就是适应于大多数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准规。
仁，简而言之，就是彼此的关怀。
义，简而言之，就实现仁的责任和义务。
仁构成了人类社会中最本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义构成了人类社会中最本原的层次性和次序性。
无论是管理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首先都应当以是否有利（公）于人类整体生存，是否有利（公）于社会的和谐而为标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必须遵守仁与义的价值准要和游戏规则。
仁与义的结合，才可能发挥出管理组织系统的最大效能。
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正如《易传》所说的，把人之道、地之道、天之道统一结合，然后归之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自然大道。
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远不止是简单地归结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
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揭开了一场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的序幕：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日益恶化，物种日益灭绝，人类自身的生存也随着面临威胁。
易学的明智之处，就在于，肯定和赞叹人类在参与栽成天地之间化育同时，又把人类和自然视为血脉相连，休戚相共的一体。
如《庄子》所说：“天地与我一体，万物与我同根。”
如张载所说：“民吾胞，物吾与也。”
也因此，我们可从易学中学习和领悟到，企业的经营生产绝不能以破坏自然的和谐以及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
应当以《周易》的启发和教导为原则，多快好省地，造就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合一的，“生生不已”的企业生命。
任何的价值观念只有落实到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的层面才有意义。
易学在深入探讨实际管理的运作机制时，高度重视利益因素在现实操作中的驱动作用，并积极尝试将价值原则与利益原则统一起来。
如《乾文言传》所说的：“利物足以合义。”就在说明：利，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以成为“乱之始”，也可以成为价值理想杠杆的支点。
《易传》昭示人们：义利是不二的，是不可分割的，如阴与阳一样，是相生互补的。
强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绝对优先性，以防止人类毫无节制地追逐个人私利而违害人类价值理想（公利和义）。
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呈现不明朗化，往往会导致管理和经营上的低效与失序。
因此，《易传》一面强调“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突出价值原则的主要地位；一面肯定“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的客观现实；通过利益机制，化冲突为和谐，变无序为有序，将人们引向“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价值理想，安和乐利。
西方的管理学，最初它只注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只注重片面的科学化和技术化的作用，后来才逐步走向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管理的科学化与人文化并重的方向。
同样，要使易学的管理思想在今天继续发挥其指导作用，必须使之现代化，从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管理学体系。
当80年代美国企业学习日本企业文化时，十分强调从美国自身的实际出发。
美国主要向日本学习的特别是日本企业中的团队精神。
美国没有照搬日本式的家族管理的精神，而是重建了称之为权力契约的团体精神，其基本前提为：保障个权力，满足个人要求，提供个人自我实现的机会。
因此，中国企业管理的现代化，应当是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化。
企业管理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艺术，它应该是民族文化在企业行为中的表现。
易学思想当可为中国式的企业文化提供崇高精确的价值理念和指导。

《周易》是讲变化的书。司马迁就说过“《易》长于变”的话。
易学的主要内容就在探讨自然、社会和人类的规则、形态和思想如何运动、变化和发展。故变化、变易的探讨是易学的根本观点。即如《系辞下传?第8章》所说：“易”之为书也，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易传》论述变化有两种形式：一是“变”，一是“通”。
“变”是指事物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重大变化，即通常所谓质的变化。
如新的化合物，对元素而言，是从有到无，对化合物而言，是由无到有。
“通”是指同一事物，不断变化发展，如由婴儿到老人，这是事物普遍的变化成长过程。
任何事物都处在变通之中，没有什么事物是永恒不变的。
《艮卦?彖辞下》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现代企业管理，强调动态管理原则，《艮卦?彖辞》的意义正是强调动态思维原则。
所谓管理，就是一个组织为了实现其目标，由管理者对组织内部的资源进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促进其相互配合，以取得最大效益的动态过程。
《系辞下传》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点（穷），就必须变化，有变化才能通达，通达之后才能得以长久发展。
又如《序卦传》所说：“泰者，通也。物不可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剥者，剥也。物不可终剥。”
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
《序卦传》在此段解释易卦之所以成卦的意义，正说明自然界事务发展是如此，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企业的发展同样是如此。
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易道正好说明了“与时偕进”，“时时新，苟日新，又日新”的大易精神。
对于企业管理工作正好有应机、创新的现实指导意义。
同时，任何事务的发展，总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除旧布新，吐故纳新，这也是宇宙万物生长发育的普遍法则，企业的生命更是如此。
《系辞上传》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即是阐示这种生命规则。
“富有”，顾名思义，就是所谓事物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持续繁荣滋长。
“日新”，就是《大学》所说的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事物不断变易创新。
“生生”，事物不断更新创生，永不停滞。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社会需求观念日益更新，社会购买力日益提高，面对市场竞争，就必须充分掌握易道“日新”、“生生”的观念和精神，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企业管理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易学的“日新”、“生生”的变革观念，更可以促进企业应付各种剧变竞争形势的能力。
《系辞上传?第一章》说：“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任何事物若没有阴阳对立面的相互推移，就不会发生变化，没有变化，事物就会僵化、老化而失去生命力。
在企业管理工作中，正确利用“刚柔相摩而生变化”的原则，来处理企业中存在的种种对立现象，当可把企业推向互动前进的道路上。
正如毛泽东主席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一文中，即是善用了易道中刚柔辩证的方法。
善用刚柔相摩的原理，确实有利发挥保持事物平衡发展的调节作用。
尤其对于企业内部各相关部门机制性的对立与协调起着极大关键作用。
《睽卦?彖辞下传》说：“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妇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睽的彖辞说明：事物本性虽然相互睽离，若能逢其时运，当可交互感通，遂而产生的和谐作用还是十分巨大的。
企业文化的思想工作，就在于促成上下相通作为工作基点，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充分调动积极性。
因此，“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

《乾?彖辞上传》曰：“保合太和，乃利贞。”
一切事物若能保持“阴阳”完美的结合，进而达到高度的和谐，则万事万物必然可以顺利坚固而弥久。
因此，“保合太和”，是《周易》中最高的价值理想。
如把“保合太和”的思想原则运用于企业管理中，可以提升企业文化的素质，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效。
这种思想原则也就是真正“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企业内部形成信任、尊重、关心人的人文精神，就能把企业的生命力扩充到全社会、全人类，进而创出有利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企业品牌。
《系辞下传?第十章》说：“《易》之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天地人，三才统一，和谐一致，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一脉相承的整体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从整体、宏观上考察人间自然（天地）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制约的辩证法则。
如《孟子》所阐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念，正说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内在关系和其发展的规则。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统一则人类社会当可保富康强，兴盛繁荣。
所谓“天时”，一方面固然是指大的自然环境对市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指客观时势，即影响企业发展的社会“大气候”，比如WTO的来临，就是要求企业及时调控以相适应。
所谓“地利”，不止意味着水源、交通、地理等条件，还包括人与天之外的一切物质、技术设备，原材料及能源等等的现实条件。
所谓“人和”，把人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就可以克服，转化天时、地利方面的不良、不利因素。
成功的管理，就是准确地预测未来，科学地进行决策，严密地组织计划，有效地监督实施，创造优势的企业文化，充分发挥企业潜力，争取最大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人应该发挥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参与天地之化育，“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认识并利用自然规律，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促成万物的发展。即《荀子》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相宜的思想。

《系辞上传》说：“探赜（zé）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wěi wěi）者，莫大乎蓍龟。”
“探赜索隐”，就是通过对复杂多端的现象的探究，进而把握事物内部的本质特性。
决定天下事物之吉凶，促成天下人孜孜不倦之进取，就是《周易》卜筮原理的作用。
企业在开拓进取之时，必须应用古代卜筮原理而辩证分析，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才能取得主动、积极的决策效用。
《系辞上传》又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只有穷极事物的根本，把握事物变化任何先兆，才能通达天下人的行愿，成就天下事业的完美。
相对现代管理学而言，“极深研几”，就是要通过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掌握，于事物变化的各种先兆微机中预测到可能发生的后果，从而把好的可能性尽量转化为现实性；把不良的可能性消灭于微萌之时，或引向新的转机。

《系辞传》又说：“阴阳不测是为神。”自然界生化万物的功能十分奥妙，难于测度，这种性质就叫“神”。
自然界的变化有其规律的一面，但其阴阳变化又有神妙莫测的一面，是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的统一。
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最优解，只有模糊的、可行的满意解、合理解。
在企业预测管理中，对于有人参与的复杂系统，能够找到大致逼近的近似值，某种满意的合理关系，对今后整体行动具有可行的指导与后发意义就已足够了。

《象辞传》解释《同人》卦义说：“君子以类族辨物。”
是说，君子善于分析事物之间的类属关系。
这种思维法则，对于现代管理预测和决策也是不可或缺的。
现代管理学的定性分析和优化筛选的理论基础就是分类和类推思维，也就是《同人》卦中所说的：“以类族辩物。”

《系辞传》所说：“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说明天下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有其共同的规律或法则。
把这个原则运用于现代管理，就是要在依据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最佳方案时，必须要使决策符合客观规律。
要求人们特别注意建立评价标准及评价指标体系，以作为选择的基础。
在决策过程中以下几个原则均可从《周易》中得到启示：
最佳方案的选择应该是动态的，必须随着目标的变动而变化。
在经济活动中决策所遵循的原则是如何使收益最大，使成本最低。
在风险决策中一般用的是期望值准则，即选择期望最优的方案。

《系辞传》说：“拟之而后言，仪之而后动，拟仪以成其变化。”
遇事不妄言，洞察而后言，遇事不妄动，探索而后动；掌握事物的形势，制约事物的变动，而后调控事物的变化。
强调应以客观事物为依据，依事物之变化而变化，任何时机决不能先入为主。
这种“拟议以成变化”的观点，正是现代管理决策中的动态决策和动态实施的关键。
“永远变化”是当今企业面临的一条规律，因此，在管理决策中，没有永远有效的方案，也没有普遍适用的经营策略。
适时调整甚至改变既定计划，时时密切注视时势的现状和变化态势，根据客观形势，将决策建立在现实的客观条件之上，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系辞传》说：“易之为书也，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本是对《周易》筮法而言，强调爻象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其变化并没有固定模式可资遵循，人们只能注意、观察其中变化，以定吉凶。
现代管理决策学强调的就是灵活与机动的运用决策方法和工具，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预测决策过程中必须“唯变所适”，必须“不可为典要”。这是管理经营与决策的核心。

《文言传》说：“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任何一个企业发展的决策都必须减少环境污染，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的改善。
现代企业真正的生命力在于有别于单纯、片面的追求经济利益，而是基于某一个集团利益之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符合。
企业在经营策略上，必须遵守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之价值评判准则，在管理决策中必须有一个公认的合乎社会规范的价值评判标准。如此企业才能健康长久的日日新、又日新。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系辞传》说：“吉凶言乎得失，变动以利吉。”
《周易》之所谓得失不仅仅是表现于直接利益上的得失，更指的是道德上的得失，即“得失喻于善恶。”
应用到现代管理学中，就是要求企业不仅仅注意直接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要看到社会效益。
正常的公平的市场竞争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消费者，只有为消费切身利益考虑，企业才能得以发展，并得到消费者的支持，从而壮大。
这就是《周易》所谓的“吉凶言乎得失”，“得失喻于善恶”的实意。
只有从长远的社会效益、从消费者利益来考虑，把这些原则作为管理决策中的原则，企业才能从巨大的社会效益中最终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也正如《文言传》所说的：“利者，义之和也。”
其实正如义利是不二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不二的；经济效益就是《周易》所谓的“利”，社会效益就是《周易》所谓的“义”。
企业决策在效用原则之下，在保质保量、保障消费者利益条件之下，谋求长远、整体的最大利益，这便是善恶得失的真正喻义所在。
反之，任何只图个体利益、不讲得失的急功好利的经营之道，都是有害的恶行，不足为取的。

《乾卦?彖辞上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易传》“各正性命”的思想，就是要求人们深切体会生命的意义所在，然后“进德修业”，各得性命之正。
当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物质需求，而且同时也满足了个人的精神需求时，企业将获得来自内部源源不断的活力。
现实企业中往往很少考虑每一个职工的“各正性命”的问题，过多地要求职工对企业做出贡献。
如果一个企业中的大多数职工都把企业看成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所，而另一个企业的职工则把工作当作个人奋斗的权宜之所；二者的成效则可想而知了。

《系辞上传》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学把易简当作最高的美德，即所谓“易简之善配至德”。
易贵尚简，就是要求尽可能去掉繁杂琐碎的繁文缛节，突出主旨、要领，直指人心，立地成佛；这是从事长久而伟大事业的基础。
正如西方经验学派管理学者杜拉克所说：“能够完成工作任务的最简单的组织结构就是最优的结构。”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不偏离组织目标的前提下，组织应当尽可能以简化的设计来建立其结构。
易贵尚简的原则运用，常常是与创造性的思维联系在一起。
美国管理学专家唐纳德在其名著《提高生产效率》一书中，提出提高效率的三条原则，即当你处理任何工作之时，都要先向自己提出三个“能不能”的问题：
（1） 能不能取消它？（2）能不能与别的工作合并？（3）能不能用更简单的东西替代？
这三条原则的实质，就是易贵尚简的管理原则。
当你试图回答这三个“能不能”的问题时，创造性的思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系辞下传》：“变通者，趣时者也。”
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中，外在环境的变化极为迅速，这就要求管理者全面收集变化的信息，掌握市场的动向，采取变通的方法主动地适应，进而找出正确的决策。
唯有变通才能使企业长治久安，唯有与时偕行才能使企业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现代化的企业中，无论企业的目标或手段，还是外在的社会经济环境，一切都处于剧变之中。因此，占主导地位的管理模式主要强高两点，一是企业的文化精神，一是企业自身的演进。

《系辞下传》说：“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即是说，君子一旦发现事态的征兆，就必须立即行动，绝不等到明天。
又说：“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知几其神乎？”
事物的欲动未动时，人心的起心动念处，早已含萌吉凶的端倪，这个端倪就是“几”。
当此之时，而能预见其究竟，采取相应措施，岂非神妙之极？
“见几而作”必须具备快速的反应能力。如日本的索尼公司总是能抓住机遇迅速开发新产品，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独占市场。
企业经营者善能“见几而作”，当可使企业兴旺发达。

《系辞下传》：“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一个企业能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性，时刻保持强烈的紧迫感，扬长避短，谨慎决策，抓住时机迅速变通，它就能不断扩大自身的优势，长久保持企业的生命力。
因此，《否卦?九五》说：“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懂得安危存亡相互转化之理的人，他的事业就会像系于丛生的桑树之上一样，牢固稳定而又持久兴旺。

《谦卦?象辞上传》：“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póu）多益寡，称物平施。”
君子观谦之象，有得于心，博施济众，取有余而补不足，随物而与，施不失其平。
管理思想一贯重视的，是在承认差别的前提之下保证分配的公平性，也就是《易传》所谓“称物平施”的实质。
“称物平施”所谓的“平”，只能是相对的平，是建立在承认现实差别的既定性基础上的平。
差别导致不平，人为地强行泯除差别，同样会导致不平，只能具体根据实际情况，予以不同的对待，才是所谓的“平”。
《损卦?彖辞下传》：“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在职工为企业作出贡献之时，企业的领导必须掌握“君子以惩忿窒欲”的原则，止忿堵欲，自损不善，来善待职工，也就是所谓的“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的道理。
《益卦?彖辞下传》：“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企业的管理层对于职工作出一定的厚待，让利于职工，可使职工悦乐非常，工作更为积极，上层的爱护之心，普及到全面职工时，企业的兴旺，不筮可知矣。

西方管理学理论，同样有一个寻求系统内冲突的解决途径的问题，但由于其固有的文化背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西方的传统思维，习惯于将世界一分为二，如灵魂与肉体，现象与本体，自然与超自然；先分割而后再还原和谐，也就格外困难。
所以西方管理思想普遍地显出科学主义倾向。特别在二战之后，这种把对象作为客体的管理方式愈来愈行不通以后，才出现了管理方式探索的转向。
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大战的废墟上迅速崛起，令欧美同行无法与之抗衡，很重要的一点，要归功于其企业文化中东方传统和谐的思想。
这种和谐的东方传统思想主要体现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结合的精华——禅文化中，从唐代到宋代，不断地陆续地传入日本，影响了日本企业文化，既深且巨。

《乾?文言传》：“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
即是说，利就是使万物各得其利，从而各得其宜，也就是义。
“利物和义”，就是物质利益和道义规则的统一。
《周易》内容非常重视义和利的统一性，凡是行事得宜而合乎义的行为，必然能带来利益，凡是能带来利益的行事，必然合乎义的规则。
义和利是协调共济、相因相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和谐。
企业管理最高的艺术境界就是物质利益和精神道义的统一教化。
在利益的基础之上，道义教化才能显得切实得体，因而容易推动；在道义的涵摄之下，物质利益才可成为内部凝聚力的最佳媒介。
日本的企业家涩泽荣一在其自传《雨夜谭》中说：“经济与道德，政治与道德，即所谓义与利，必须加以充分权衡，才能获得真正的文明与富贵。”
企业的经营，必须受道德经济合一，即义利合一经济理论的制约。
个人、企业追逐利润，开展竞争，应以“公益”、“国益”为前提，如此才能达到真正的、合理的富。
松下幸之助也说：把追求利润视为企业的至上目的，而忘了社会责任，就是忘了根本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逃税比破产更为可耻。因为破产有可能只是一时经营不善，而逃税则是根本违背了国民应尽的义务。

《系辞上传》：“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崇德是就人的内在修养而言，广业是就成就事功立业而言。
崇德是广业的必要条件，广业是崇德的自然硕果。
企业领导内在修养——内圣，最高的境界就是德与识的结合，也就是《周易》所说的：“穷神知化。”
进德是日以进德，涵养持之，存而不失，成为自己本有之性。
广业是以内养的深厚积累为基础而成就的事功伟业。
“穷神知化”，是领导艺术更高的造诣，几至炉火炖青，应付裕如，无往而不自得，无处而不自在。此时也就由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
《乾?文言传》：“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君子在工作之时，随时都在敬业奋进，即使在夜间休息之时，也还是保持着戒慎恭谨的心志，毫不懈怠。如此，也就不容易犯下过失。这是因为君子内养修德，皆以忠信为本，绝不自欺，处事待人，而以诚诺为主，绝不欺人；所以君子的德性日进、事业日新。
企业只有把功业纳入进德的规范，其功业才能光大发达，从而完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一体的根本使命。
企业管理始于内养修已，终于外物安人，是一个联系人、事、地、物诸种关系连续不断的动态化过程；一切事物的发展均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客观规律，应该充分认识和掌握其中的规律，进而达到成熟无碍的境界，这是一种最高的德行和智慧，也是对企业领导修养的更高要求——内圣外王。
(本文主要内容引录整理自余敦康主编、沈阳出版社出版的《易学与管理》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