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几次mvp:论李大钊的早期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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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是李大钊终生奋斗的目标。他前期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后期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这两个时期,他的民主思想,依据不同,本质各异,但推翻专制,建设民主,从政治上解放人民,使中国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基本目标是始终一贯的。尽管李大钊早期的民主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范畴,但他阐发的许多观点对于现阶段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仍然具有启发、教育和借鉴的意义。

  李大钊的早期民主思想

  李大钊自青少年时代起就关心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确立了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辛亥革命打倒了封建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王朝仆,军阀兴。袁世凯凭借武力,始则专权,继则称帝,民主共和,空有其名;官僚政客勾结军阀,结党营私,政党政治竟成闹剧。现实使李大钊感到深深的失望,但并未动摇他追求民主的决心。他开始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在中国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的问题。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推动着他的思想不断向前发展。他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为武器,发表了大量文章,抨击复古专制,宣传、鼓吹民主,成为同陈独秀齐名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著名的民主主义战士。李大钊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他的民主思想中最具特色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必须顺应世界潮流,建立和实行民主政治。

  李大钊认为,20世纪的世界,是民主兴而专制亡的时代。他把民主政治称之为“时代之精神”,而把“民主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称之为“适宜之政治”①,认为“政象天演,至于今日,自由思潮,风起云涌,国于大地者,群向民治主义之的以趋,如百川东注,莫能障遏”②,国人当以“断头流血,万死不辞”的精神,为建立民主政治而斗争。为什么必须建立民主政治呢?一方面,实行民主政治是“人的自主之本能”的要求。人生而希望自主,厌恶依附于他人;生而渴求自由,厌恶剥夺自由之专制,“人之于世,不自由而生存可也,生存不自由不能忍也。” “盖自由为人类不惜牺牲其生命以为代价而求之”③。另一方面,实行民主政治又是人们保障其物质利益的需要。现代国家,政务日繁,财用日增,人民负担日重,人民之所以“争获参政之柄者,亦不惜牺牲身命以求之”④,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因此,人民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的努力,“率由生之欲求而发,出于自主之本能,其强烈无能为抗也”⑤。李大钊认为,封建专制有两大恶果,一是导致国家落后,因为封建专制“不因性以为法,而立法以禁欲”,泯灭民智民性,使“全国之人,其颖智者,有力者仅以为恶,有心者惟以造劫。余则死灰槁木,奄奄待亡,欲西不能,欲东不得,养成矛盾之性,失其自然之天,并其顺应环境之力而亦无之”⑥。二是造成连年动乱,因为“心里自然之势,终求必达”,“盖民意之受迫而求伸也,不能以径达,必求以曲达;不能以常达,必求以变达;不能以缓达,必求以激达;不能以理达,必求以力达。由是曲、变、激、力之道,小则出于暗杀,大则出于革命,人心愤慨,社会惨怖,至斯已极,复何政治之足云也欤!”⑦无论是实现人类对于平等自由、自主自立的本能要求还是促进社会的稳定与进步,民主政治的建立都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

  民主既然是世界潮流,中国自不能独立于其外。李大钊驳斥了一些外国帝国主义分子认为中国民俗重家族而淡于政治,且自古无选举制度,因此中国国情不适合实行代议制民主政治的谬论,指出中国社会过去确以家族为基础,以礼俗相维系,凡开明君主必以“省刑罚,薄税敛”相戒,除征赋折狱而外,人民几与国家无涉,因此,“国权及于民者也轻,故民意之向政治也淡”。人民对于国家政治没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但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国力益微,养兵赔款,穷索编氓,维新以来,负担益重。夫前之漠然于政治者,以国家权力之及乎其身者轻耳,今则赋重如山矣,法密如毛矣,民之一举一动,莫不与国家相接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反抗国家的压迫,保护自己的利益,人民必“将进索政权而不顾”⑧。李大钊还明确指出,中国之所以长期动乱不止,之所以由先进变为落后,之所以受帝国主义欺凌而无反抗之力,均乃“君主专制之祸尔”。唯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中国重新振兴和富强起来。他揭露梁启超一类人鼓吹开明专制和贤人政治的实质是“专制其质,共和其皮”,指出“开明者必非专制,专制者必不开明”。“就令果有开明专制与贤人政治其物者,亦断非于共和国体之下所能施行而有效,运用而得宜,为其精神全异,基础全殊也。”⑨民主政治是中国惟一的选择。“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因此,“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来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有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命运始有成功之望也。”⑩

  中国不但必须建立民主政治,而且能够建立民主政治。针对有些人怀疑中国人民的参政能力的观点,李大钊指出,人民生来就具有对于与其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他说:“盖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民彝苟得其用以应于事物之实,而如量以彰于政,则于纷纭错综之间,得斯以为平衡,而一一权其畸轻畸重,寻一至当之境而止。余信公平中正之理当自现于从容恢廓之间,由以定趋避取舍之准,则是即所谓止于至善矣。”11他认为先进国与落后国之人民,参政能力有高低之分,不存在有无之区别。“盖民治主义之治制本无定式,所可施行此制者,亦不限于某类特定之国家或民族。苟其民有现代公民之自觉,斯未有不于民治主义为强烈之要求,其未有不可本其民质所几之程度而向民治之鹄的以进者。故论一国施行民治之得失若何,但有程度之问题,全无可能之问题也。”12中国人民既有反抗专制建立共和的能力,也有在民主制度下参政议政、遵守法律法令的精神,因此,中国完全能够建立民主政治。

  第二,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权利平等与广泛参与,其现有的最好形式是代议制民主。

  李大钊认为,民主政治即是人民群众对于国家事务的平等参与。“盖立宪政治之精神,即在使国民得应有尽有机会,对于凡百国政,俾人人获以应有尽有之意思,如量以彰布于社会。”13凡事之涉及民生利害者,让公民“本其夙所秉赋涵修各自殊异之知能,判其曲直,辨其诚伪,校其得失,衡其是非”,从而使国家对问题的处理“止于至善”14。在民主制度下,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政府只不过是公民实现其政治要求的工具。民主政治“不外使政治体中之各个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其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之中,在国家法令之下,自由以守其轨范,并进以尽其职分,而赴共同之志的。官吏与公民无殊,同为国家之公仆,人人皆为治者,同时皆为属隶,其间无严若鸿沟之阶级。国家与人民,但有意之关系,绝无力之关系,但有公约之束制,绝无强迫之压服。所谓政府者,不过其主要之机关,公民依之以为自己于政治之具耳。政必如是,始得谓之立宪,否则专制而已矣。”15

  强调民主政治是自由政治而不是多数政治,是李大钊早期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反对将民主政治解释为多数政治,主张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主张真正的平等。既反对少数对多数的专制,也反对多数对少数的专制。他指出:“今世施行民治之国,所以采行多数制者,其意盖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乃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为充分之讨论、翔实之商榷,而求一公同之认可。商讨既至详尽之程度,乃依多数之取决以验稽其结果。在商讨之中,多数宜有容纳少数之精神;在取决之后,少数宜有服从多数之义务。故自由政治之真谛,非依于多数,乃依于公认,多数不过是表示公认之一种方法而已。”16封建制度下的一人专权故为人民所不许,民主政体下的以多凌少亦与自由政治之精神相冲突。

  同当时其他民主主义者一样,李大钊崇尚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体,认为“代议政治,虽起于阶级斗争,而以经久之历验,遂葆有绝美之精神焉。”17他注意到代议制政治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要有一部民主的宪法。“宪法乃立国之根本,至高无上。”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首先要用宪法来保护。“吾人苟欲为幸福之立宪国民,当先求善良之宪法;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18二是要有完善的选举制度。“立宪政治之精神,权舆于选举制度,故从立宪政治之运进,而选举权界赋之范围亦日益扩张以达于均普。”19三是要实行多党制。“凡立宪国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20“立宪国均有二大党以上之政党,相砥相砺相监督,更迭而撑其政局。”21李大钊很早即认识到代议制政体是现有最好的但并非最后或最理想的形式,指出这一制度“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与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然即假定其不良、其当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校之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22

  第三,公民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

  李大钊认为,建立代议制民主政治,并不是换一个国号就可以成事的,必须使之名符其实,坚如磐石。为此,民主政治必须有其“坚固不拔之基”, “厥基维何?简而举之,自由是也”23。自由首先是“意念自由”,即思想自由。思想自由的权利与生俱来,“天之所赋人焉能夺,天之所禁人何能予?”24李大钊表示,对于思想自由,他是“绝对的主张”。国家必须以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完全的思想自由。思想需要表达,此即言论自由。李大钊指出:“立宪国之有言论,如人身之有血脉也。人身之血脉有所停滞,则其人之精神必呈麻木不仁之象。社会之言论有所阻塞,则其国之政治必呈消沉不进之观。”25在封建专制社会,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圣人之虚声劫夺吾人之思想自由”,同时大兴文字之狱,科以腹诽之罚,完全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民主政治必须与封建专制针锋相对,一方面要破“孔子之束制”,保障思想与信仰自由,不能强迫人民专信一宗;另一方面,要保障言论自由,不能以当权者、当时人或多数人的观点判定某一言论之是非而决定是否允许其存在。任何言论,无论其正确与否,强行压制,对于当时和后世都是有害而无益的。如“其说本非邪说淫辞,真理以是而隐,不得与天下后世共见,其害滋甚。即令为邪说矣、淫辞矣,其背理之实亦不能以昭示于天下后世,其害仍隐中而无由逃。”况且“邪说之未必果邪,淫辞之未必果淫。真理正义,且或在邪说淫辞之中也。”当时看来正确的言论固允其发表,当时看来不正确的言论也决不应当禁止。而禁止的手段,“法制禁之,固非所宜,舆论禁之,亦岂有当。”26作为民主国家之公民,既要力争和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又要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其持己之严,至尊重他人之自由,与要求他人尊重自己之自由相为等量,则自由之基始固,立宪之治始成。”27

  第四,民主政治成功与否,决定性因素是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

  辛亥革命后不久,李大钊就从北洋军阀篡夺革命果实,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事实中认识到,人民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政治上觉悟起来,才能行使和维护自己的法定权利。他说:“黎庶之患,不患无护权之政制,患在无享权之能力。”28“民力宿于民德,民权荷于民力,无德之民,力于保有?无力之民,权于何有?”29如果人民缺乏民主意识与民主能力,则其权“终非乏担当力者所能享有”。尤其在非常时期,权力不可避免地集中于某些个人,有些人虽其最初动机,本于良知正义,犹或为境位所移,矧原以劫夺政权为标的者也。”30如人民无力行使和保持自己的权利,权利“自为强力者所袭取耳”。因此,须以国民教育为手段,启发民智,厚积民力。“民力既厚,权自归焉”31。“人心自觉其固有之权威,不甘为弗能表示其意志者所利用,虽有强暴,莫由使也。”32

  李大钊认为,要启发人民的民主觉悟,必须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把个性解放作为实现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他指出:“吾国自秦以降,其为吾人自由之敌者,惟皇帝与圣人而已。”33中国最大的圣人是孔子,孔子的学说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在封建专制思想的束缚下,“吾民族思想之固执,终以沿袭因承,踏故习常,不训不知,安之若命。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义必取诗、礼、春、秋”34,“群之人视彼圣之嘉言懿行,正若天经地义,莫敢或违”;“几于人人丧其为我,而甘为圣哲之虚声劫夺以去”,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与独立意识。

  启发人民的民主意识,还必须铲除崇拜的心理。李大钊指出,封建统治阶级制造迷信、贬低人民、尊崇圣贤,养成了“一般国民依赖英雄,蔑却自我之心理”。人们不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改变社会,在社会苦难深重之时,遂“祷祀以求非常人物出面任非常之事业”。袁世凯之流正是利用人们迷信英雄,崇尚“神武”人物的心理,打着为民作主的旗号,造成其专制统治。李大钊正确地分析了人民与英雄的关系,指出“所谓英雄者,不过代表此无数之意志,而为其活动之中心尔。故英雄者,人神也,人而超为神者也。”35“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则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36民主政治并不完全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但在民主政体之下,一则选人应选“自用以效于民之人,无取用民以自见之人”;一则应对其“多方束制”,使其不能自专恣行。如崇赖“神武”人物之心理长此不政,则“一桀虽放,一桀复来,一纣虽诛,一纣又起”37,专制永不能铲除,民主政治永无建成之日。38

  李大钊的早期民主思想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他以进化论和“天赋人权’’为依据,说明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把自由视为民主政治的核心,把个性解放视为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把代议制视为最好的民主政体,把民主政治理解为全民性的自由政治,这都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的基本内容。但是,他的民主思想又有自己的特点,如对建立民主政治的必然性,不但从社会进化与天赋人权的角度加以论证,而且从中国社会治乱的历史经验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角度加以论证;把人的思想的解放即国民性的改造置于比建立民主制度更为根本的地位;根据中国的情况,突出地强调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强调中国不但必须建立民主政治,而且能够建立民主政治,等等,这就使李大钊的早期民主思想更加贴近中国的实际。由于这时李大钊的世界观还是进化论,其历史观与社会观还是唯心论占主导地位,因此,在阐发其民主思想时,还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的阶级实质。但是,在封建的政治思想势力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大力宣传推倒专制,建立民主,无疑是革命的、进步的。

  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我国现阶段要建立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在其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应当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包括批判地吸取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的合理成分。李大钊在本世纪初从中国国情出发所阐发的民主思想,对于今天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仍不失其启发与借鉴的意义。

  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内容和基本目标,也是现代化事业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李大钊曾从人的本性、社会进步与社会稳定等方面论证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他所阐明的某些道理在今天也还是适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人的需要是全面的,既包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也包括政治上自立自主自由、参与国家与社会管理活动的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事业,它的实现需要发挥千百万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只有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的决策才能正确。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有些矛盾随时都有激化的危险。只有在改革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同时逐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提供顺畅的渠道,让各个方面的利益要求在政治决策系统中得到及时、准确的反映,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正如李大钊指出过的,人民群众的要求,不以径达必以曲达,不以常达必以变达,不以缓达必以激达,不以理达必以力达。如果不把政治民主化作为实现科学决策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社会的长期稳定是不可能的。认为中国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吃饭问题,还顾不上谈民主;认为人民群众素质不高,实行广泛的民主还不具备条件;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社会就能稳定;认为民主讲多了只能造成动乱,不能带来稳定和进步,等等,这些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不从现在起就十分清醒地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总有一天,民主不足又将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破坏社会稳定的主要问题。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其基础仍然是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发育和强化。应当承认,今天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民主意识与当年李大钊呼吁民主政治的时候相比,已经是大大进步、不可同日而语了。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一方面出现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趋向,另一方面,由于人治逐渐让位于法制,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活动与公民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直接,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越来越关注政治问题。现代化建设促进和加速了人们的观念更新过程,经济制度的改革、经济地位的独立则为人们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物质上的动力与保证。初等、中等教育的普及,文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现代化大众传播媒介日新月异的发展,为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和理解政治问题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这是民主政治主体方面的重大进步。但是,还应看到,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建国以来我们在很长时期里又曾忽视了对于封建残余的批判,因此,封建意识、封建传统在人们的思想中还严重地存在着。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民主意识还很弱,参与意识还不强。崇拜和依赖圣贤、英雄、领袖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的消极心理,不但存在于工人、农民中间,也存在于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中间。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在提高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与民主素养方面做长期、艰苦、扎实的工作。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方针必须是既积极,又稳妥。政治体制的任何重大改革都会立即涉及和影响到全社会,它的进行应当比经济体制的改革更慎重一些。李大钊主张,社会的发展,既要照顾到秩序的稳定,又要考虑到社会的进步。“秩序者,法力之所守;进步者,理力之所摧也。”“法易腐而理常新,法易滞而理常进。”39因此,既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又要照顾到它的相对稳定性。同时,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时,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能照抄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正如李大钊指出过的,“彼西洋学者,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40,必犯“盲人瞎马,梦中说梦”的错误。

  注:

  ①—40 分别见《李大钊选集》下册,第158、517、244、111、158、175、5Z5、111、510、175、159、519、315、159、519、521、158、244、74、1、54、169、159、171、315、171、315、40、41、42、43、109、245、162、166、167、166、169、368、547页,人民出版社l984年版。

  (原载《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李大钊研究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