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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 年代的发生

作者:贺桂梅  时间:2008-2-20   来自:  阅读:68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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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 年代的发生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07 年第2 期

 

[摘要]  文章主要追溯80 年代“纯文学”观念由怎样的知识表述构成,并分析这种表述方式的意识形态特性。论文把起点设定为对当前有关“文学性”问题的反省,认为首先需要区分“体系内批判”和建立在对艺术体制自觉基础上的“自我批判”这两个层次。当前的文学常识主要是80 年代建构出来的,因此,厘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是进行文学性讨论的历史前提。“纯文学”体制形成于80 年代后期,并主要在三个领域内运行,其一是以“诗化哲学”代表的哲学/美学领域,其一是转向对语言P符号关注的文学理论领域,另一则是“重写文学史”思潮所代表的重构经典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论文详细剖析了三个领域中“纯文学”表述的特定知识谱系,及这些表述发挥政治性的方式。论文最后认为,90 年代以来的历史变迁将那些支撑“非政治”表述的潜在的认知框架暴露出来,从而提供了对包括“纯文学”在内的整个80 年代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条件。

[关键词]  “纯文学”;自我批判;意识形态;知识谱系;诗化哲学;文学理论;现代文学经典


引论:“文学性”如何作为问题
有关“文学性”问题的讨论自90 年代后期迄今,一直成为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一议题涉及文学社会位置的“边缘化”、文学的社会批判力的削弱,也包括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兴起导致研究界对文学研究方式、乃至对现当代文学学科体制和知识生产体系的自我反省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显然与近30 余年来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直接相关。在80 年代,围绕着文学的自律性、文学的社会功能以及文学实践的具体方式等问题,产生过比90 年代激烈得多也热闹得多的争论(甚至可以说,这几乎是80 年代文化变革的中心议题) ,不过,90 年代以来的文学性讨论却具有着不同于80 年代的内涵。换句话说,当前研究界有关“文学性”问题的讨论,正是以对80 年代的文学实践的历史反省和自我批判作为前提的。
德国理论家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中曾用“体系内批判”和“自我批判”这两个范畴区分不同层次的批判工作。他认为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有着对“艺术体制”的自觉,前者是在“体制内”发生,而后者则跳出了艺术体制而着眼于对“体制”自身的批判。借用比格尔这两个范畴,大致可以说,80 年代的文学争论是一种文学体制的“体系内批判”,是各种不同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冲突;而90 年代迄今的“文学性”讨论,则可以说是文学体制的“自我批判”。比格尔如此定义“艺术体制”:“既指生产性和分配性的机制,也指流行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决定着作品接受的关于艺术的思想,”他同时概括道:“艺术发展的总体性只有在自我批判的阶段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自我批判是以批判所指向的社会构成或社会子系统的完全进化出它自身的、独特的特性为条件的”。他的更富于洞见的观点在他关于文学艺术进行“自我批判”的可能性的历史条件的界定。他认为,如果我们承认文学艺术有着自身的相对自律性领域,那么就不能简单地以社会整体的判断来代替对文学自我批判的历史条件的判断。照这样说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90 年代的文学危机仅仅是“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市场体制运行的结果。比格尔首先认为有必要区分“艺术作为一个体制(它按照自律的原理在起作用) 与单个作品的内容”,进而认为“艺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依赖于体制的框架(将艺术从完成社会功能的要求解放出来) 与单个作品所可能具有的政治内容之间的张力关系而生存的”。进行艺术的自我批判,“只有在内容也失去它们的政治性质,以及艺术除了成为艺术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是时,才是可能的”[1] (P87 - 94) 。
较为详细地介绍比格尔有关先锋派的理论,对于我们观照和讨论“文学性”问题或许是相当有必要的,因为目前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解事实上仍处在某种含混状态。表现之一,是有关“文学性”问题的提出以“文学丧失了介入社会能力”作为分析对象,但相关的理论批判却仅仅止于对“纯文学”观念的挖掘【1】。而文学的自律体制,大致可以说在80 年代后期便已经确立,“但在这个体制中,具有彻底的政治性的内容仍在起着作用”[2] (P93) 。导致文学在90 年代“失效”和“失势”的原因,并不在于“纯文学”观念自身,而在于“纯文学”( 或“纯艺术”) 的体制与具体作品内容的政治性之间的“张力关系”的消失。因此,如若将90 年代的文学问题诊断为“纯文学”观念的束缚,无疑是开错了药方。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值得重视的理由之二,是他提醒我们,在当前的历史处境下,我们应当以怎样更为恰当的方式讨论文学性问题。可以说,文学乃至文学研究的“危机”和“无效性”几乎成为讨论者的某种“共识”。在这种情形下,坚持“文学性”或否弃“文学性”无疑只是一种表态性的价值判断,或不过是以一种“文学性”去争议另一种“文学性”,这种讨论仍旧停留于80 年代那种“体系内批判”的水准。真正有效的研究或许应当是将相关的讨论提升到对文学(研究) 的“自我批判”的层次上来,因为90 年代以来的文学处境正显示其已经具备了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条件。如同马克思理论所昭示的:“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就必须首先存在着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的出现才使人们认识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3] (P89)同样,我们可以说:为了实现对文学(研究) 的自我批判,就必须首先对那些仍内在地制约着我们认知和理解文学的“文学体制”进行一种自觉的历史清理。只有跳出这一体制,“纯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才能被认知。
尝试从“自我批判”的高度来重新思考当前的“文学性”议题,必须将80 年代的历史和文化语境纳入思考范围。“文学性”问题从来就不能超越特定的历史语境,尽管文学/政治的争议几乎始终伴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但是我们今天用以讨论“纯文学”的语汇、观念和思维框架,却都形成于80 年代。大致可以说,80 年代是我们今天有关“文学性”问题的发生期。所谓文学的“内部”与“外部”之分、“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的自律性同时也是政治性的声明、文学的审美特性以及文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联等,诸种有关“文学”的知识表述都是在80 年代建构起来的。因此,考察80 年代语境中“纯文学”的知识谱系问题,就并非纯然关乎“历史”或仅仅属于“80 年代”的问题,而正是当下的“文学性”讨论必需的构成部分。
正如目前有关80 年代的越来越深入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80 年代”并非一个单质的、统一的历史时期,而有其异质性和阶段性的历史构成。就“文学性”问题而言,尽管文学的独立性始终是80 年代的一贯诉求,但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了统一的表述,而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大致可以说,80 年代前期,关于“文学”独立内涵的建构始终处在文学/政治的二元结构之中,“文学性”始终是以“反政治”或“非政治”性作为其内涵的,文学的内涵由其所抗衡的政治主题的反面而决定。在这样的意义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等创作潮流,以及“文学就是人学”、“文学的主体性”等批评范畴,仍旧处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话语体制当中,而并没有形成新的自我表述的话语方式。但到80 年代中后期,以“诗到语言止”和“形式革命”为口号的“先锋小说”、“第三代诗”的出现,表明“纯文学”诉求开始表现其“非政治”的特性。相应地,文学批评和理论领域开始构造文学的“自足性”内涵,而其突出表征,则是一种有关纯粹“文学性”或“审美”的知识谱系开始建构出来。这种关于“纯文学”自身知识谱系和合法性依据的建构,在不同的领域同时展开,既包括当时被称为“诗化哲学”的哲学、美学领域内的批评实践,构造出一种普泛性的审美知识谱系;也包括文学理论领域内对有关文学自身理论谱系的确立;还可纳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构造出一个新的文学经典序列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正如福柯理论阐释的那样,知识/权力的基本运作方式主要是依靠设定不同的专业领域来完成的,[4] 而80年代后期在美学、文学理论、文学史领域依靠构造新的知识谱系而进行的专业化研究取向,事实上也可以看作是“纯文学”确立自身地位的具体历史表征。

美学谱系:“诗化哲学”
在80 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作为一种同义反复的表述方式,曾经有着强烈的政治批判意涵。其所反抗的,是那种“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文学规范,以使文学从特定政治主题的限制中挣脱出来。但是,由于缺乏对“文学自身”内涵更为自觉的历史反省和有效的知识表述,这种关于文学的想像事实上仅仅只是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结构中一个“空位”。也就是说,离开了政治主题,“文学”无法说明自身。正因为此,在80 年代前期影响最大的两种关于文学的表述——人道主义思潮和主体论——中,“文学”只能被作为“人学”的同一内涵,陷入彼此关联的循环阐释。但是,1985 年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人论》的翻译出版,某种意义上则成了一种新的“人”之表述的转折点,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文化哲学”(或称“诗化哲学”) 的美学/哲学理论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一美学/哲学思潮提供了有关“纯文学”表述的最为坚固的理论基石。
80 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当中,“诗化哲学”成为思想界影响极大的一脉。如不同的回忆或研究文章都概括到的,80 年代存在着三个“知识圈”或三种思想动向:其一是以金观涛、刘青峰为核心的《走向未来》丛书派,其一是以李泽厚、汤一介、乐黛云等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书院派”,另一则是以甘阳、刘小枫、周国平等为代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2】(也称“文化丛书派”) 。与前二者偏重介绍西方科学主义思想或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不同,“文化丛书派”主要从事西方现代哲学的翻译与研究,并具体落实为“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两套大型丛书。它当时的主要成员是北京大学和社会科学院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年轻学者,强调一种“非政治”性的专业研究。不过,正是这种“非政治”的研究取向使得他们成为80 年代后期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因为通过对20 世纪西方现代哲学的译介,“文化丛书派”提供了一种相对于80 年代体制化的主流话语而言的一种“新”话语——“不需要成天好像还要一半的时候和这个传统的discourse 作斗争,你可以直接用新的discourse 、新的语言谈问题,这个是编委会最大的贡献了”[ 5] (P225) 。一种急切地冲突体制化主流话语的诉求,使得中(体制内)/西(体制外) 的思想冲突事实上被构造成为“新”(“现代”) /“旧”(“传统”)的时间落差。这也正是甘阳在那篇编委会“宣言”般的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就根本不在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多大,而是在于:中国文化必须挣脱其传统形态,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形态”。[ 6] 显然,中/西、古/今这一同构二元对立项事实上正是80 年代“文化热”的核心意识形态坐标。历史研究的工作除却反省这一坐标本身,或许更重要的是考察当时所谓“西学”的知识谱系,即在这种“西学热”中,被“看见”和被“选择”的是怎样的“西学”,并建构出了怎样的叙述方式。
被认为能够代表编委会倾向的重要成果,是甘阳编选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3】 一书。但这本书的“上编”综述当时美术、建筑、文学、电影等状况的文章,主要并非编委会成员所写,倒是其“下编”评述韦伯、贝尔、本雅明、马尔库塞、海德格尔等西方现代哲学大师的文章,更能显示编委会所做的工作。与《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下编”的知识构成和思想取向相似,并且更能作为其代表性研究成果的,其一是刘小枫的《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1986) ,一是周国平主编的《诗人哲学家》( 1987) 。甘阳回忆道:“实际上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书就是刘小枫刚毕业时发表的《诗化哲学》,是在他硕士论文基础上扩大的书,但是某种意义上包含了好多人共同的关切,比如说他最后一章谈马尔库塞,这是赵越胜专门研究的。他里面谈的卡西尔部分和我有关系,谈马丁·布伯是和陈维纲有关系。他那个书里面有一个mood ,海德格尔是中心。从北大外哲所开始到编委会,实际上我现在想起来,可以称做‘对现代性的诗意批判’,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诗歌性的东西。小枫这本书是比较可以反映很多人讨论问题的这个域”。[7] (P198 - 199) 如果说刘小枫的《诗化哲学》以个人专著的形式实际上体现了编委会共同关注的问题,那么,周国平主编的《诗人哲学家》则更是编委会成员对同一哲学脉络的诗人哲学家的研究论文集。这两本书共同勾勒了一个“诗化哲学”的知识谱系或“伟大的传统”。这一哲学谱系由德国浪漫美学传统构成,其以十八世纪康德、席勒、谢林等德国古典哲学为源头,成型于施勒格尔、诺瓦利斯等德国早期浪漫派,“以后经过了叔本华、尼采的极端推演,转由狄尔泰、西美尔作了新的表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新浪漫派诗哲们(里尔克、盖奥尔格、特拉克尔、黑塞) 以充满哲理的诗文继续追问浪漫派关心的问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马尔库塞、阿多诺的新马克思主义又把它推向新的高峰”[ 8] (P10) 。《诗人哲学家》仍旧以德国哲学家为中心,仅增加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20 世纪法国诗人瓦雷里和哲学家萨特、加缪。这份以德国人为主要线索的哲学经典清单,包括了20 世纪前的德国古典哲学、早期浪漫美学,也包括19 - 20 世纪之交的尼采、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早期象征派诗群,同时还包括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等20 世纪哲学。
使得这些基本取向不尽相同的哲学/文学思潮被纳入统一脉络的,是“美学”这一80 年代的关键词之一。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为主要资源的“美学热”在80 年代前期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正因为“美学成了使文学与人学沟通的中介”[ 9] (P78) ,也就是说美学成为了表述文学独立性和人道主义思潮的一套特定语汇。尽管这里所谓的“美学”并非指涉由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所发明的现代学科领域,而是80 年代一个特定的话语场,不过《诗化哲学》和《诗人哲学家》则大致吻合于欧洲现代美学传统的基本构成。英国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处理同一问题时也不得不承认:“我在本书中所讨论的思想家几乎都是德国人……似乎有理由认为,对于美学的探索,以唯心主义为其特征的德国思想模式是比法国的理性主义或英国的经验主义更令人容易接受的中介。”[10] (P2)但是“诗化哲学”并不将自己看作是“美学热”的构成部分,因为就其思想资源而言,“诗化哲学”摆脱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话语限定;而就其思考的场地而言,“诗化哲学”完成的正是从“美学”向“文化”的转移,并尝试以一种“非政治”的专业态度为之寻找哲学支撑(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文化哲学”的内涵) 。事实上,“诗化哲学”是否吻合欧洲现代美学的经典序列这一问题并不重要,因为构造这一知识谱系的方式乃是基于80 年代对于“20 世纪欧洲大陆哲学”的特定理解。即甘阳在《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4】 中以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之对抗而描述的历史线索,并且认为“哲学研究已经日益转向所谓‘先于逻辑的东西’”即对自然科学认识模式的挣脱。这种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二元框架,既有着80 年代语境的特定针对性(即陈来所描述的,对“走向未来”丛书派的科学主义的反动[11] ) ,同时也正是80 年代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历史结构的具体呈现。通过构造出20 世纪欧陆哲学的这一“认识论转向”(其间隐约回响着20 年代的科学/玄学论战的余音) ,而尝试探询“人类的全部知识和全部文化”的“根本”,以为80 年代文化革命确立更为“非政治化”的知识论述。
真正有意味的,是“诗化哲学”叙述其知识谱系的方式以及造就这种叙述方式的历史动力,这也正可成为我们考察其在80 年代中国文化格局中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入口。或许最能显示“诗化哲学”知识谱系的建构特性的,是卡西尔在其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在《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中,甘阳把卡西尔看作是“认识论转向”的起点,并认为他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先驱。这一观点曾使台湾学者刘述先感到迷惑不解。在刘述先看来,卡西尔继承的是康德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其所作的努力是扩大理性思想,并用来考察社会文化现象;而海德格尔继承的则是胡塞尔之后的非理性主义思想传统,两者之间是背道而驰的[12] 。事实上,这种在刘述先看来的“常识错误”,却恰好是80 年代“新生代”的知识精英构造“诗化哲学”知识谱系的关键环节。他们正是从卡西尔那里确立了“诗化哲学”的基本立足点,而这个立足点却是建立在有意无意的“误读”之上的。
作为80 年代的畅销书【5】,《人论》的风行并不因其繁复的理论阐释,而在其提出的“人是符号动物”这一定义。这本书的翻译者甘阳把卡西尔的全部哲学概括为一个“基本的公式”即“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或“人的哲学——符号形式的哲学——文化哲学”,于是,“人首先转变为‘符号’,而世界则转变为‘文化’,因此生活和历史的全部多样性都被归结为‘符号’对‘文化’的各种关系了”[ 13] 。由于“人”的本质被概括为“符号”或“文化”,更关键的是,“人”可以通过创造符号或文化来创造自身的意义,因此,人道主义思潮和“主体论”中有关“人”的讨论被转移到“文化”上来了。这一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80 年代“文化热”兴起的某种内在逻辑。但卡西尔将人的文化活动视为“符号”活动的同时,他也强调了语言的系统性即语言本身的“独特形式”,并将其归结为“逻各斯”这一“宇宙原则”。也就是说,在世界/人之间存在着“符号”的中介,但这个“中介”绝非“人”可随心所欲地左右,而是一个结构性的自足体。不过这恰恰是甘阳表示无法认可的一点。他在译序中批评道:“在人的意识结构中有一种‘自然的符号系统’亦即先验的符号构造能力。进而,人类全部的文化都被归结为‘先验的构造’,而不是历史的创造。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卡西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而他以为正确的解释则是:“文化作为人的符号活动的‘产品’成为人的所有物,而人本身作为他自身符号活动的‘结果’则成为文化的主人。”[ 14] (P9) 也就是说,语言符号这一“中介”在卡西尔那里是一个限定性的因素,而在甘阳这里,却成为人的创造性的直接呈现。“诗化哲学”( 或“文化哲学”)的核心论述也正由此衍生出来:“人之为人,并不只是在于他能征服自然,而在于他能在自己的个人或社会生活中,构造出一个符号化的天地,正是这个符号化的世界提供了人所要寻找的意义,”“所谓审美现象,实际上就是生活在世界中的人自己绘出的一个意义世界,一个与现实给定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而语言符号正是审美世界的客观性的依据——“审美的世界在本质上固然是一种心境,但它的现实性却是要由诗的语言符号来给定的。卡西尔指出,由艺术的语言符号所给定的现实与物理实在的现实具有同样的实在性。语言符号使纯粹情感的内在性客观化了,从而,诗的领域,成为与实在领域、技术领域相隔绝的一个自主的领域。但又作为实在的因素无不渗透到人的生活世界之中”[15] (P31P142) 。由于人的生存意义是以语言符号“这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为中介、为媒介”而创造出来的,因此“创造”语言符号便成为了“人之为人”的“真正第一性的东西”[ 16] (P7 - 8) 。
显然,这种对语言符号的“误读”,表明“诗化哲学”其实并没有脱出“人道主义”思潮的脉络,因为“人道主义”的核心内涵便是秉持一种浪漫主义的主体性认知,将人视为世界的中心,并认为人将决定自身的命运和创造出自己的意义。事实上这正是刘再复的《文学的主体论》[17] 的核心论点。不过由于对语言符号的“发现”,“诗化哲学”形成了有别于“主体论”的崭新论述。“诗化哲学”将它的基本问题设定为每个个体面临的生存问题,即人与其所生存的世界之间的分裂:“经验与超验、现实与理想、有限与无限、历史与本源的普遍分裂。”支撑这一分裂描述的背后的知识构架,正是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诗化哲学”提供的正是一种解决这一分裂的路径,这一路径的源头来自康德,他在《判断力批判》中“开启了以审美者沟通两个领域、两个互不相涉的世界这一全新的思路”。这一思路包含着充满张力的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方面,审美被作为一个自律的空间,即“艺术有自己的对象、自己的人类学的依据、自己的形式组织。它并不依赖于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些外在经济因素的规定,也并不总是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阶级的利益和观念。……艺术的普遍性就在于它超越出某一特殊的经济范畴、阶级观念,紧紧依持于人类的个体本身”[ 18] (P266) 。“诗化哲学”一开始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将审美作为“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表述,而直接接续了康德关于认识(“我们能认识什么?”)、伦理- 政治(“我们应该做什么?”)、利比多- 审美(“我们被什么东西吸引?”)这三个领域的划分。审美领域的独立性,源自其所遵循的非功利主义的“无厉害的愉悦”原则。“诗化哲学”所做的一个重要改动或重构,在于它通过勾勒出从康德到马尔库塞的哲学知识谱系,将审美放置于“高”于另二者的核心位置,即“审美、诗,就成为设定这个世界的依据,或者说,审美的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样板。审美、诗被摆到最高的地方,具有一种统摄的作用”。因此,审美世界不仅不是与现实无关的,而且成为了世界的“本体”,即“艺术总是从一个更高的存在出发发出呼唤,召唤人们进入审美的境界,规范现实并向纯存在转变”,因为艺术作用于人的感性并塑造人,“只有美的途径才能达到自由,恢复人性的和谐”。于是,审美革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要想获得成功,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要真正建立起来,首先得经历一场人自身的审美革命,只有通过审美状态才能进入自由。”[19] (P35P258) 可以说,“诗化哲学”提供的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美学思路,即杰姆逊所概括的“写诗是为了改变生活,不能为了写诗而写诗”的现代主义乌托邦冲动[20] (P176) ,因此它将自身界定为“不是艺术理论,不是一般艺术哲学,不是审美关系的科学”,“而是对人的审美生成、价值生成的哲学思考”。于是,诗、文学与艺术不仅可取代哲学,而且成为了实践本真性生存的主要方式——“诗、文学与艺术却总是牢牢把握着人的生存的意义问题,很少离开这一轨道。每当哲学忘却了自己的天命之时,文学、诗就出来主动担当反思人生的苦恼。……所以,诗的历史揭示了人们感受和领会生活的意义的无限可能性,以及人性与世界的关系的真实价值。诗人乃是真正的人”。[21] (P154)
可以看出,“诗化哲学”将文学(也包括艺术) 的自律性诉求发挥到了极致,它不仅不再作为“政治的婢女”,相反,成为了“现实世界的样板”。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种“非政治化”的诉求本身即与现实世界处在一种紧张的“张力关系”当中,而其政治性也因此表现出来。如果说,在80 年代后期,“非政治的政治”成为文学、理论和学术研究的普遍诉求的话,那么相对于“先锋文学”、“纯学术”等实践,“诗化哲学”具有着更为广泛的感召力,因为它作用的是每一“个体”和个体的“感性”( 即非理性的身体) 本身。这也意味着它将召唤任何有着乌托邦解放冲动的个体。或许正因为这一美学方案的有效性,80 年代前中期有关“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议题,到80 年代后期都集中到“审美”的讨论当中。80 年代后期被视为“文坛黑马”的刘小波,虽然并不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员,不过他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 22]却将“诗化哲学”的审美解放方案发挥到了极致。而作为“诗化哲学”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又一表征,则是于90 年代前期发生于文化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当知识界以通俗文学、电影等流行文化的风行作为文坛“堕落”的标志,大声疾呼“人文精神”的失落时,其隐含的关于“文学”、“诗意”的理解却正来自诗化哲学所构建的知识谱系。
但是,也正因为“诗化哲学”仅仅是一种美学上的激进主义,也就是说,它将变革社会的希望仅仅寄托于每一个体创作和阅读文学艺术,因此,它必然也就只能发生于“语言符号”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