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边星真实身份:陈寅恪是中国文化最牛钉子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8 23:36:02
减肥真难 于 2011-3-31 7:45:2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陈寅恪的重新受关注,跟中国大陆的价值虚空,以及重续中国文化的根脉冲动有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相关学者和学人从现实的空虚出发,重新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并相应地推出那些沉埋在诡秘历史角落的文化偶像。

这其中翻云覆雨之奥妙,非我辈能读解。或许还得要季羡林大师、余秋雨大师这样的高人才能解读明白:因何又从国际主义转为了民族主义,或者说传统主义?令主事者可恼的是,一旦重新评估传统文化,就绕不开那些过去我们在“革命史”里看到的反动派学术权威。随之而起的,是胡适等反动学术权威东山再起、堂而皇之地再度出版著作乃至文集。这种情况,颇可斟酌。我购得《胡适文集》和《文存》若干不同版本,同学又送我一套精装本。陆续捧读了《章回小说考证》等著作,才知道原来反动文人也粗知文墨,深谙国故。至于对小说古籍和小说史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过去更有很多学者的辛劳积淀,例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不独明灯鲁大师《小说史略》为尊也。

言归陈寅恪。过去学者,文史一家,不必特归一系,或中文或历史。陈寅恪在历史系,也在中文系,这不是核心问题,有问题的反而是系别的设置。

当年陈寅恪梅开二度,声名初红时节,我也赶时髦拜读了陆健东先生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心仪之,向往之,有高山仰止的自赧。后来又拜读了余英时先生的著作,对照余英时先生文字,始知陆健东先生的那本似乎还有些待订正之处。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对于陈寅恪先生的人格塑造,对于他的“坚定爱国主义” 情操的渲染,还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再接再厉,我后来又购买了《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等附庸风雅。《柳如是别传》,因为喜欢野史,断续翻了翻。谈不上有任何心得,只是有些惆怅。《金明馆丛刊》之类,纯属自我贴金的摆设。

陈寅恪流行之下,到了陈寅恪的“恪”字到底该念何音,都有学人努力考证。我先附庸念“que”第四声,后又于几个月前或上年,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了宏文,说还是该念“ke”。这些只是好玩文字,读之解颐无不可。至于余英时先生解惑,才知道陈寅恪的背后,竟然活动着这么深刻的、鬼魅的身影。

我之所以爱看《柳如是别传》,是因为对南明小朝廷的历史有些兴趣,遂收了一些例如《柳如是诗文集》之类的读物闲来翻翻,还看些《明季南略》《三冈识略》之类的笔记。那时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生平,竟然略无所知,惭愧。

余英时先生的文章里说到,原来陈寅恪有机会离开大陆,但是他考虑再三,并没有离开。为什么呢?陈寅恪先生没有明说,后人只能妄度。余英时先生认为,陈寅恪是位博古通今的鸿儒,学问之广之深,不下于他曾为之写序的俞曲园,他不会不明白“新”政权之覆巢下,“旧”文化无完卵的道理。他不离开,自然是三思而后再三思的。不然,他从广州去香港,再远走高飞,还很有些机会的。张爱玲远在上海,识破天机之后,尚能于新政之后第三年悄然脱身,远赴香港。胡兰成之类的机灵鬼也是五十年代初溜掉的,陈寅恪先生那时出去的机会很多。他考虑再三,没有去国,只是离开了首善之地,不在京畿谋食,来到了边鄙之南疆,在中山大学隐匿,或有深意也未可知。

“旧” 文化的旗帜性人物胡适不能不离开大陆,这跟政治有关系,还有文化态度。胡适也是一个通彻时势的智者,他一旦在大陆落定,肯定就不再可能有任何腾挪的空间了。以胡适的潇洒和通透,他不会不知人不知时到这种程度。再说,因缘际会,因时应世,胡适得有不世盛名,他的一举一动都影响巨大。后来大陆以滔天巨浪扑向寓居海外的胡适,就是一个巨大的例子。拥有胡适,就拥有全面的胜利。可惜,他走了。不当北大校长,也不当政协委员,他潇洒地走了,带走了一片云彩,和一点点的希望。胡适其后,还有陈寅恪的亲家俞大维、傅斯年、梅贻琦等高人相继出奔。这些人离开,似乎暗示着一种暗香流播的传统文化态度——乘桴浮于海——余英时先生说得很透彻了。小打小闹,忍一下;大杖兜头敲下来,有性命之虞,还是浮于海吧。大多是这种态度,也是这种做法。社稷如衣服,丢之何足惜?文化乃核心,不可不慎行。明末清初,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学术文化繁荣期,无论文史哲,都达到了鼎盛。目下所见的大多数优秀小说、戏曲,也都出在那几十年里。朝代更迭,历史多见,饱学鸿儒不会不知道。文化一旦毁灭,就再也没有了。

你说旧也罢,新也罢。文化这东西,不是我等小市民的胶合板家具,用用就旧了,就没用了,就要扔了。“旧”文化的精髓,是红木家具——从工艺角度来看是很高明的技术,绝对不会比意大利、英国的传统手工差多少——越用越值钱。凡事都是新的好这种想法,不仅是现代文化的一个巨大的悖论,而且是我们从小被灌输到脑子里生了根的邪念。根据这种理论,凡是旧的就是无用的、就是不好的、就是反动的、就是要被抛弃被打倒的。

像陈寅恪这样的旧人,既前知不能幸免于新政,又不肯像积极者如郭沫若、腼腆者如俞平伯这样效忠。他手里捏着从云南某旧货摊里购来的两颗据说是柳如是藏过的红豆,目光深邃,有无限叹息。他留在大陆到底是什么意图呢?

陈寅恪喜作旧诗,多用旧典,我辈白丁读来不知所云,幸有好事者如胡文辉先生等的详加注释,略感开蒙。陈氏文章,纯用古体,缜密如针脚走丝,羚羊挂角。他连作序,如给俞曲园的书,以及《柳如是别传》里的前言,都是文言。陈寅恪不是不会用白话文。比如钱锺书,虽然也是博览群书,学富五车,在《管锥编》《谈艺录》等著作里运用文言,但他的白话作品也极高妙。而陈寅恪,却彻底地贯彻了顽强用文言到底的坚定思想。

读罢余英时先生写陈寅恪的文章,我终于明白了,陈寅恪留在大陆,意图比王国维还隐匿,还坚硬。王国维为“旧”文化殉葬,自沉于昆明湖。陈寅恪是他的知己者,曾作长文祭奠,不会不心有戚戚焉。他留在大陆,并且“顽抗”,就像现在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一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深深地钉进这赤色的大地,顽强地抵抗“新时代”的文化拆迁狂潮。过去的时期他如礅石般沉于河床底下,虽脉脉流水,又或惊涛骇浪,不能撼动半分。现在,他就变成了一种象征。他钉在这里,洪流虽然汹涌,也像滟滪堆旁被击碎的江水一样绕石而过,呼啸而去不知所踪,而巨石屹立不动。滟滪堆被炸药炸了,长江三峡似乎成了通衢大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牛钉子户陈寅恪却变成了坚固的巨石。

我读不懂陈寅恪的巨作,但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