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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叛乱与革命

作者：常利兵

　　裴宜理著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以下简称《叛乱与革命》）与以往研究者的关注点不同，作者并没有将自己的视角局限于“农民特性，阶级属性，社会组织和政治倾向”（9页）上，而是另辟蹊径，与以一种生态学方法，翔实地探究了一个特定地域社会里农民造反行为反复发生直至登上现代革命历史舞台的长时段原因。作者认为，《叛乱与革命》采用生态学的视角，正是要对以往那种将农民看做是独立分散、软弱无助、缺乏组织的个体的论点提出质疑和修正。在裴宜理看来，生态学的阐释理论在于突出农民为适应生存环境进行选择与行动的重要性。但作者并没有将生态学的视角孤立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实；相反，正是对农民社会的自然生态因素的关注，使得本书在解决农民叛乱与农民革命的问题上有了新的解释。
　　具体而言，本书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淮北地域社会里会不断发生农民叛乱，而且，作为农民造反行为的传统，它又是如何转向现代革命的。通过对淮北农民生活环境的长时段考察，作者认为淮北的居住条件异常恶劣，因连年不断的旱涝之灾，其生存环境艰难而不稳定，加上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管理者的软弱无力，苛捐杂税繁重，官兵掠夺成性等因素，使得该地域社会滋生了为适应特定环境而采取的具有攻击性生存策略的集体暴力。裴宜理将淮北农民的集体暴力归纳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可以称为掠夺性策略，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从偷窃、走私、绑架到有组织的械斗。作为对抗这种劫掠而来的反应，产生了防御性策略，即面对强盗式的抢劫而保护个人财产的努力。这种策略包括庄稼看护、家丁、民兵和堡垒圩寨的构筑。”（11页）可以说，掠夺性和防卫性策略是作者对千百年来淮北农民生存方式的精辟概括，而围绕该地十九世纪中期的捻军叛乱和二十世纪前期的红枪会造反两个案例对其阐释架构的具体说明，更加凸显了作者在概念建构和经验事实连接上的高超技艺。也就是说，《叛乱与革命》一书以丰富多样的历史画面展现了农民社会中那些日常生存策略是如何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多重政治危机的压力下转变为以政府为攻击对象的叛乱的。“就农民本身而言，武装叛乱是常见谋生策略的延伸，转而对抗国家实在是迫不得已之举。”（62页）所以，作者对农民叛乱的生态学解释让我们看到了农民社会中内在力量在历史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
　　再者，淮北地区不仅是无数次传统叛乱的发源地，而且也是一九四九年革命最终取得胜利以前的共产党人的根据地，于是，在裴宜理看来，探究农民叛乱与现代革命间的关系也是其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论题。当“叛乱者遭遇革命者”的时候，作者没有简单地将两者视为对立还是统一的行动者，而是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两者关系如何生成的问题上。尽管淮北农民有着适应性生存策略的反抗传统，但是他们的“潜在动机是实际的，也是狭隘的、具体的”，所以，“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农民们主要是为他们自己的地方利益而起来斗争的”（209页）。那么，当革命者面对以掠夺性和防卫性策略为显著特征的红枪会时，他们是如何去应对那些业已存在的农村斗争模式呢？毕竟，相对于农民自身利益而言，革命者是以外来者身份进入淮北地域社会的，作者也正是以此为切入点，细致地勾画出了叛乱者与革命者之间由矛盾、对抗、冲突甚至暗杀的僵局发展为支持、互助、合作直至成为革命同盟军的复杂画面。
　　当然，革命者之所以能成功地将叛乱者改造为自己的盟友，还有另一个根本性措施，即对淮北农民集体暴力模式背后的生存环境的关注，并致力于对地方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与改善，试图最大程度地去营造一个新的可以确保农民生计的生态环境。在根据地建设时期，中共开展减租减息、互助合作运动便径直地改变了农民集体行为的策略选择与结构。“当新的政策指向更为有效的集体生存方式的时候，农民行为的改变就变成了可能。”（254页）在这一点上，尽管作者又与那些主张社会经济纲领论的研究者走得很近，不过，书中着重强调的还是革命者进行生态变革的必要性及其重要作用。为此，作者在结语里又以一九五○年夏发生在淮北地区的一次特大水灾所引发的由原红枪会成员秘密参加的叛乱事件来凸显不稳定的生态环境与地方政治变革的高度相关性（266—268页）。由此看来，新中国建立后，大兴水利工程，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仅是要积极进行国家政权建设，而且也意在从根本上改善数亿农民千百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逐步提高农民的生计水平，确保农民的切身利益。
　　总而言之，本书对农民生存策略的深层学术关怀为理解中国革命的起源及其胜利提供了一个有启示性的视角。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美]裴宜理著，池子华、刘平译，商务印书馆二○○七年六月版，2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