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贝莜面村加盟多少钱:胡福明回顾解放思想的历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广东每一次思想大解放都比全国其他地方要早
2008年02月19日 08:24:49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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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福明为本报题字

胡福明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回顾解放思想的历程，很多人会想起一篇重要的文章，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8日，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江苏省政协原常务副主席胡福明先生应共青团广东省委邀请参加青年论坛来到广州，在他下榻的酒店，《广州日报〉以及《共鸣》、《南风窗》、大洋网对他进行了联合专访。
1977年，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记者：在中国，一谈到您，人们都公认您是“曾经影响中国思想进程的著名学者”，就会把您和那篇著名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联系在一起。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前后后，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仍有很多神秘色彩，能不能简要地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
胡福明：文章是1977年4月份开始酝酿的。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就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推动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道路。为什么这么说呢？“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党中央于1976年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群众兴高采烈。当时我在南京大学教书，我的感觉是，老百姓普遍要求尽快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普遍要求为1976年的“四五运动”平反，普遍要求全面拨乱反正，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不要再搞阶级斗争了。
人民的愿望是顺应历史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很显然，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同志就不可能出来担任领导职务，也不可能为1976年的“四五运动”平反，更不可能全面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还要继续维护，并继续坚持阶级斗争为纲。中国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在这个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维护“文化大革命”，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搞现代化建设。当然，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就是批判“两个凡是”，全面推动拨乱反正，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这样我们就可以复兴中华、富民强国。我认为，这条道路是存在的。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诬为“黑帮成员”
记者：当时您只是一位普通的大学教师，而批判“两个凡是”、写这种直接反驳最高领导人观点的文章不但需要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需要巨大的勇气。您当时是怎么做到的？
胡福明：我1966年6月3日就被打倒了，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了一个星期左右。原因很滑稽：当时南京大学的校长匡亚明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被打倒了，被诬为“匡亚明黑帮”，而我就被定性为“匡亚明黑帮”的成员之一。可我当时才30岁，刚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到南京大学任教3年，怎么成了“黑帮成员”了呢？原来是在一次会议上，我说，匡校长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是修正主义，南京大学党委执行的也不是修正主义路线，而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于是，我就被说成为“匡亚明黑帮”辩护的，也是“黑帮分子”。可是，按当时的说法，我生在贫农家庭，家里祖祖辈辈，连富农也没一个，海外关系也没有，土改的时候我还立过功，入团入党又早，属于“根正苗红”的一类。所以，我很不理解把我定性为“黑帮分子”，我坚决不承认。后来过了半年左右，我又被“解放”了。
1971年高校恢复招生，我终于又可以出来教学了。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老师，我又是北大本科毕业生，而且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所以，我就被安排负责教学工作。到1975年，我已经是南大哲学系的副主任了，不管如何，作为一个高校教师，我终于又回到讲台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认为，中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历史正在发生重大的转折，我们应该开辟一条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要为推动这个转折尽到自己的力量。于是，从1976年11月《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开始，一直到1977年夏，我在南京大学学报的每一期上都发表一篇文章，批判“四人帮”，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强调中国的任务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谁反对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这在当时就是在解放思想，当时是把唯生产力论当作修正主义的，后来《人民日报》1978年3月28日转载了，摘要发表3000字，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得还早。
文章最初的题目没有“唯一”二字
记者：冒着很大的风险写这样一篇文章，是不是经历了痛苦的思考和抉择？
胡福明：我的解放思想的观点不是一次性提出来的，“两个凡是”出来以后，我当时就想，这不就是反对拨乱反正、为“文化大革命”辩护吗？！它的本质就是反对邓小平担任领导职务，反对中国搞现代化建设，所以我认为，中国要发展，就一定要粉碎“两个凡是”。可是，思想顾虑我当时还是有的。两报一刊的社论就代表当时中央主要领导的观点啊，就是中央领导发的指示啊。
批还是不批？当时我是这么想的。第一，中国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中国人民的命运、前途跟这次拨乱反正能不能进行息息相关，要不要推倒“两个凡是”，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不是开玩笑的。第二，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共产党培养我不容易，人民培养我也不容易啊，光读书我就读了20年，花了老百姓很多钱，又是老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理论工作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这是一种历史责任感。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没有发现这“两个凡是”，糊糊涂涂过日子，也就罢了。问题是，你发现了，要逃避责任，良心就过不去了。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看到人民已经觉醒。人民的觉醒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1976年的四五革命运动，是悼念周总理的，也是支持邓小平的，是强烈地反对“四人帮”的，也是怀疑、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更早的，林彪垮台，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搞错了。“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是封建思想、封建家长制残余的表现，是一种非常落后、腐朽的意识形态。我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批判“两个凡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握在我手里、真理必胜。尽管如此，我当时还是做好了坐牢的心理准备的。
写文章时也是动了不少脑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了批“两个凡是”，为什么不用别的观点呢？难道一下子就想到用这个观点来批判它？我看也不见得。
我专门研究了“两个凡是”的特点，即它的唯心论本质。“两个凡是”的逻辑就是，毛主席是天才，天才就是句句是真理，天才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的理论观点正确不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分清正确还是错误，天才嘛，就是神啊，跟普通人不一样，所以他的观点不需要经过实践检验的，跟普通人不一样，不值得怀疑。
为了批判它的这个核心观点，我就找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我的第一个论点。第二个论点是一切理论观点、思想、路线、指示，是不是准确的，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分清是正确还是错误、是真理还是谬论。
之后，我想了个方法，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报纸不能登，要避开它。我就批判“天才论”。到1977年9月，8000多字的稿子出炉，我寄给了曾向我约稿的《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当时我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文章寄出后，一连几个月没有消息。半年后，收到一封信，说，文章观点很重要，要发。但是，要很谨慎、观点要很严密，要再把把关。我就作了一点修改，觉得可以了。来回修改了好几次。到了1978年1月14日，《光明日报》打算在哲学版刊发这篇文章。当时的10份清样至今还保存在《光明日报》的档案室里。报社的工作人员至今还开玩笑说那是他们的“镇社之宝”。
结果还是没发成。后来，《光明日报》新任主编杨西光看了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
1978年4月，我、杨西光、王强华，还有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吴江，共同参与了讨论修改。当时杨西光的观点是，文章还要增加针对性和战斗力。杨西光跟我说，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审阅后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次日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杨西光还跟我商量，文章要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以加重文章的分量，这样为了能给文章起很好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了，文章是经过中央党校的同志修改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等同志都进行了修改，孙长江修改的时候花费的精力最多。经他们修改以后，文章的水平确实提高了不少，所以说这篇文章是大家集体的智慧。文章最后是由胡耀邦审定的。
《理论动态》发表后第二天，5月11日，《光明日报》正式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一”两个字，原来文章题目里是没有的，但是原来文章里有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文章里的道理很明确，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没有“唯一”这两个字，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唯一”这两个字到底是谁加的？我到现在也不清楚。谁把“只有”概括成“唯一”两个字，我也不清楚，反正我认为改得很好。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出来讲话推动“大讨论”
记者：文章发表后，全国震动，但是到真正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是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您个人也受了不少委屈吧？
胡福明：文章出来以后，一度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说是反毛主席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对党中央的。可以这样说，当时最大的罪名都扣上了。
在最为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出来讲话了。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态度鲜明地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全国的亿万人民都接受了这个真理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确定，也解决了几个问题，第一是批判了“两个凡是”，批判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这影响了中国二十多年，带动了人民的思想解放，广大干部的思想解放，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路线，这是第一个拨乱反正，根本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反证。同时，思想路线打开了，广大干部老百姓以及党员、群众都可以议论国家大事，都在批判“两个凡是”。讨论了真理标准，它是民主讨论了党和国家的最大的事，讨论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前途命运。
我认为这是一场民主运动。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民主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带动了民主运动，人民群众独立思考了，当家作主了，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当中，这是人民创造历史的一个辉煌时期。
这次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下了思想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也解决了几件事，第一，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否定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否定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第二，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把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这是政治路线的大变化。同时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政治路线的根本的拨乱反正。第三，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是伟大的战略政策，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开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结束了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结束了一个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时期。
改革开放30年是不断解放思想的30年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又是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第一个年头，按照“十七大”的要求，现在，全国上下又掀起了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热潮，今天我们再提解放思想，有什么现实意义？
胡福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不断解放思想的三十年，是不断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积极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三十年，也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三十年，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战略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系。
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是灵魂，始终是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也是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精髓，所以我说是贯彻了三十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了三十年。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导下，全国掀起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高潮，广东的口号提得很早，提得很响。要开始继续解放思想，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的大发展。我认为这个主题很正确，广东省委、省政府的这一指导思想很正确。科学发展永远没有止境的，所以我认为广东强调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广东支持思想解放要牢牢围绕着贯彻科学发展这个主题，这一提法符合时代的要求。
广东有一个最大特点，那就是解放思想比全国其他地方要早，而且动员的面很宽，干部、知识分子、工人、青年都动员。广东有四千万青年啊！广东本地的青年就有三千多万，到广东工作的外来工青年还有一千多万，基本上都是青年啊！青年的最大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血气方刚，有活力，有闯劲，敢作敢为，敢冲敢试敢冒，敢于竞争，勇立潮头，勇立改革开放的潮头啊。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记者：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是解放思想的先行者。最近，广东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您觉得当前广东和广州最需要解放的是什么思想？该如何有针对性地解放思想？
胡福明：我相信首先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第二，还要继续发挥广东的优势，广东的优势在毗邻港澳，在与港澳合作和发展高新技术等方面很有潜力。所以发挥广东的优势，就要继续解放思想。第三，广东也有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共同发展是个大问题，以上这些都要继续解放思想。

写那篇文章
已经作好了坐牢的准备
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胡福明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因这篇文章而改变。胡福明是江苏无锡人，先后在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到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曾任系副主任；1982年~1985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86年~1995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长；1993年兼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1984年~1994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995年2月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胡福明曾表示，当时是冒着风险写文章，也作好了坐牢的准备，当然也没有想到文章发表后效果会那么大。
文章发表后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思想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成为批判“两个凡是”的檄文，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文章经胡耀邦亲自审定，批准先在中央党校的内刊《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继而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稿。文章立即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共鸣和支持，引发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了历史性重大影响，并直接成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说：“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议的意义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据《中国经济周刊》）
改革开放30年
三次思想大讨论
改革开放30年相伴随的解放思想的三次大讨论，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等理论，进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放思想以强大的原动力推进了改革开放，并转化为物质财富，为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一次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解决谁是谁非问题。
时间：1978年
1978年5月11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刊发，引发了全党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和肯定了这篇文章，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对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于1978年11月10日，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全面吹响了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号角。
第二次思想解放：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解决姓“社”姓“资”问题。
时间：1992年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视察南方，当时的大背景是，国际上苏东剧变，改变了世界的雅尔塔格局，国内一些人，以“左”的眼光、传统的尺度看待改革开放。
第三次解放思想：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后，解决姓“公”姓“私”问题。
时间：1997年
历史就是那样的惊人相似。当改革开放深入到关键时，“左”的观念“左”的思潮总是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特别是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触及到国有企业时，许多改革涉及到产权及股份制，姓“公”姓“私”的争议又出来，以此抵制国有企业改革和股份制，仍固守所谓的姓“公”的传统理念，这一问题不解决改革开放就无法深化。（王文琦 常征 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