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个人所得税税率:古代清官有多富：包拯年薪千万[组图]

古代官员有多富

　　哪个朝代的公务员薪水最高？

　　中国古代的“秩禄”制度，等级森严，不允僭越。秩是官秩，是官位的高低；禄是俸禄，是朝廷发给官吏的薪饷。

　　官秩品在秦汉时以谷物多少计算。西汉从万石到佐史分为二十级，曹魏时以一品至九品定分为九级，南北朝逐渐改为正从九品十八级，隋唐沿袭南北朝的秩品等级，以后各朝也大抵如此。

　　汉代的官俸以谷物计算，最高秩万石月俸350斛(一斛相当于14公斤)，最低秩月俸仅为3.6斛。两者相差近百倍。

　　唐代官俸有职田、禄米、钱货。京官一品、外官二品授田12顷，京官八品、外官九品授田2顷50亩。武德初年，正一品禄米700石，从九品禄米50石。贞观时一品官月俸钱6800文，九品官为1300文。唐后期，俸禄厚外官、薄京官。

宋朝官员最富有，生活奢华

　　宋朝百官的俸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优厚，月薪饷最高达400贯(一贯为千文)，是汉代的10倍，清代的2至6倍。除俸钱外，还有禄米，宋朝大小官员锦衣美食，生活奢华。

　　正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俸钱12万文，外加每年绫20匹，罗1匹，绵50两； 从九品官，月禄米5石，俸钱8000文，外加每年绵12两。 除以上薪饷外，各种福利补贴名目繁多，计有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官员家中役使的仆人衣食及工钱也由政府“埋单”。

　　宋代公用钱借贷利息与职田的收入，除由部门长官支用外，大部分进了部门“小金库”，隔三差五发放给官吏们，成为收入的一部分。官员出差或赴任时，可以凭朝廷发的“给卷”在地方上白吃白住，甚至领用粮食衣服等。

　　宋朝还设立“祠禄之制”，德高望重的高级官员进行定期疗养，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宋朝的不少官员能领取两份薪饷，名曰“职钱”。

　　优厚的待遇，使宋代官员很少有自愿致仕(退休)的，有的为延长任职期限，竟改动年龄。因此，朝廷只好强迫官员致仕，对年满七十的老官僚，不予考课，不给升迁。官员致仕时，往往给予加官晋级，类似当今公务员的“即提即退”。宰相级的官员致仕后，仍可参议朝政做“高级顾问”。官员自动致仕的，其子孙可以“荫补”一定的官职，致使“官二代”从政者众多。

白居易

　　约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白居易为校书郎时，他在诗歌中写道：“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馀。……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不久，白居易便升左拾遗，工资跟着增加了一倍，“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

　　史载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54岁的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不知是因为苏州是江南头等富庶地方，还是白居易资力比较老了，反正那时候他的工资已经比较的丰厚了。“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

　　白居易为宾客分司时，曰：“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嵩洛供云水，朝廷乞俸钱。”“老宜官冷静，贫赖俸优饶。”“官优有禄料，职散无羁縻。”“官衔依口得，俸禄逐身来。”

　　随后，白居易调进中央政权机关，为太子宾客，分司洛阳时，工资已是他刚做官时的十倍。“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接着，升为太子少傅，工资涨到了顶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而且还相当清闲自在，很是令人羡慕。连苏轼也表示艳羡：“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

　　到晚年，白居易退居林下，回到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颐养天年，还可以领到一半的养老金，“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

　　《白公说俸禄》还记载：兼京兆户曹，曰：‘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贬江州司马，曰：‘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壁记曰：‘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罢杭州刺史，曰：‘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资。’

　　从白居易的诗里，我们可以大约地了解到唐朝时做官人拿的工资是多少，不过白居易个别诗词里自说俸钱亦有误。如白居易有送陕州王司马建赴任诗云：“公事忙闲同少尹，料钱多少敌尚书。”白居易当时与王司马同级，五品官。一司马，俸钱怎能敌尚书？他贬到江州不久，即写信给元微之，略云：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无睡，引笔铺纸，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信内言月俸四五万，这才是老实话。唐代官制，司马薪级约略如此。至于尚书官俸，唐制为一百贯文，即十万也。司马仅为五十贯文，即五万，差一半，怎可敌尚书﹖可能是白居易当时的夸大之词。不过这个按照唐时一文铜钱约折合后世人民币三毛计算，月俸四五万相当于人民币12000至15000左右。

王安石

　　王安石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王安石受命危难之时，立志通过改革，“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开始大力推行改革。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被罢相。后来，王安石与宋神宗又产生分歧，最终，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

　　在宋时，宰辅去职，或调任，或罢免，或致仕，或去世，只要不是被贬谪的，朝廷都有格外恩典，以示优厚大臣。王安石便带个外任的职衔，到那地方资禄养老。那么，曾身为宰相的王安石此时的养老金是怎样的呢？

　　宋朝的宰相一旦离任，给予这些曾经的国家重臣最通常的赏赐是进官加职。据《宋史·王安石列传》，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

　　王安石进的“职”是观文殿大学士。宋代官制，官、职、差遣分离，“职以待文学之选”。殿学士指诸殿大学士、学士，包括观文殿、资政殿、端明殿、保和殿，以及曾置而改名的文明殿、紫宸殿、延康殿、宣和殿等的大学士和学士，都是职名。

　　各“殿学士”为宋朝最高级职名。《宋会要·职官》称，朝廷设此，特用以恩宠离任的宰相和执政，“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待从备顾问而已”。《通考·职官考八》说：“观文殿大学士，非曾为宰相不除；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及学士，并以宠辅臣之位者；端明殿学士，惟学士之久次者始除。”

　　宰相的进官加职，有一个演变过程，其趋势是越来越丰厚。《宋史职官志》里列有宋朝各级官职的俸禄。其中，资政殿大学士的“工资”是：“料钱、衣赐随本官。”端明殿学士的“工资”为：“贴职钱五十贯，米麦二十石，添支米三石，面五石，万字茶二斤，春、冬绫五匹，绢一十七匹。罗一匹，冬绵五十两。”因为王安石的观文殿大学士是诸学士之首、从二品，他所得也比较丰厚，王安石的养老金是：料钱、衣赐随本官。

　　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是俸禄的一部分；宋神宗改革官制，分别阶官和职事官，用阶官定俸禄，阶官的俸禄称为“料钱”。宋代中、上级官员的待遇一般比较优厚，本官月俸给1/3钱，2/3实物。外任地方官还配给职田，自三四十顷至一二顷不等。宋神宗后，一些下台的或势将下台的官员有的还被授予或自请担任宫观官、监岳庙等闲官，坐领“祠禄”。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官员首次大幅度加薪，仁宗嘉祐年间正式制定“禄令”，宰相、枢密使月俸三百贯，有人据当时每石米价约六七百文到一贯文折算，得出宰相的月薪几近90000元人民币。

　　至于林林总总的福利，如禄粟月一百石，春、冬衣共赐绫四十匹、绢六十匹，冬绵一百两，随身傔人的衣粮七十人，每月给薪一千二百束，每年给炭一千六百秤、盐七石。

　　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辅的五倍以上。据此，宋的宰相离任之后也可有着丰裕的生活。如王安石辞官后就闲居“半山园”，追求精雅的山水闲情生活过得轻松惬意。　宋朝清官包拯：年薪过千万？

包拯

　　包拯年薪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在临终前，他既是枢密副使，又是朝散大夫、给事中、上轻车都尉，同时还被封为东海郡开国侯，官品和爵位之高仅次于当朝宰相，所以这时候肯定是他一生中拿工资最高的时候。

　　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头上戴有三顶帽子，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按宋仁宗嘉佑年间颁布的公务员薪水法规《嘉佑禄令》，包拯作为龙图阁直学士，每年有1656贯的货币收入，还有10匹绫、34匹绢、2匹罗和100两绵的实物收入。

　　按《宋史·职官志》，包拯在开封府做第一把手，每月有30石月粮，其中包括15石米、15石麦。此外每月还有20捆(每捆13斤)柴禾、40捆干草、1500贯“公使钱”。

　　另外，作为外任藩府的高级地方官，朝廷划拨给包拯20顷职田，也就是2000亩耕地，允许他每年收租，并且无需纳粮。这2000亩耕地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2000石米的进项。再查《嘉佑禄令》，权知开封府事每月还有100贯的添支，每年冬天又发给15秤(每秤15斤)的木炭。

　　总计包拯一年的各项收入：20856贯铜钱、2180石大米、180石小麦、10匹绫、34匹绢、2匹罗、100两绵、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

　　宋真宗熙宁二年，开封米价400文一石，麦价300文一石。宋仁宗嘉佑四年，官定绫价1600文一匹。宋真宗咸平年间，开封每匹绢最低1200文。宋徽宗宣和年间，每匹罗定价4000文。宋仁宗天圣七年，官府规定每两绵不得超过85文。宋真宗时某年冬天，官府出售木炭，每秤售价100文。宋仁宗后期，官府收购柴禾，每捆定价50文。宋仁宗宝元二年，开封干草最低19文一捆。

　　以上是史料中出现的距包拯任职开封府时间较近的物价数据。利用这组物价数据，我们可以把包拯每年的各项实物收入都换成钱，加起来大致是1022贯，加上20856贯货币收入，总共是21878贯。这就是包拯任职开封府时的年薪。按当时400文铜钱的购买力和现在25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相仿的，21878贯铜钱合计1367万元。

　　据宋徽宗时淮南转运使张根说，他掌管淮南20个州，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有30万贯，平均一个州缴税才1.5万贯。包拯两万贯以上的年薪，比人家一个州每年上缴的税收还要多。这个结论有点儿吓人。

影视剧里的包拯形象

　　包拯曾当过十年“宅男”

　　包拯一生干过好多工作。最开始做天长知县，后来做端州知州，再后来做户部判官，再后来做京东转运使，再后来做陕西转运使，再后来做河北转运使，再后来做三司户部副使。从三司户部副使的岗位下来以后，他又回到地方任职，先后在扬州、庐州、池州、江宁等地做第一把手。到晚年，他重新杀回京城，做开封府府尹，做御史中丞，做三司使，做枢密副使。

　　从任职时间看，包拯做的最长的官是大理评事，这是他考中进士之后朝廷封的，是个虚衔，没有实际工作，只拿工资不干活儿。包拯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十年，其实这十年里面包拯压根儿没上班，一直在安徽老家给父母养老和守孝。换句话说，包拯有过长达十年的“宅男”生涯。

　　表面上看这个活计挺不赖，但由于不上班，朝廷至多给他发半俸。所以“宅男”的这十年，是他年薪最低的十年。

　　而包拯年薪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在临终前。据他生前好友吴奎给他写的墓志铭，包拯临终前既是枢密副使，又是朝散大夫、给事中、上轻车都尉，同时还被封为东海郡开国侯，官品和爵位之高仅次于当朝宰相，所以这时候肯定是他一生中拿工资最高的时候。

　　既然官职不同，薪水就不一样，那么给包拯算年薪这件事就变得非常麻烦。所以我们不妨横切一刀，只取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的这个剖面，来分析一下他可能得到的具体收入。

少年包青天中包拯形象

　　三份工作两份有钱赚

　　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头上戴有三顶帽子，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龙图阁直学士”是从三品，没有日常工作，一般是皇帝有学术问题或者政治上的重大问题需要咨询的时候，龙图阁直学士才站出来说两句。在北宋前期的官制里，这种官叫做“侍从官”。“尚书省右司郎中”是从五品，也没有日常工作，既不用去尚书省上班，也不用负责尚书省的任何事务，它只是朝廷给官员计算工资时的一个依据，所以叫做“寄禄官”。“权知开封府事”是包拯的正式职位，“权”是暂时的意思，“知”是掌管的意思，权知开封府事，就是说你本来有别的官职，但是朝廷现在派你去开封府主抓全局，别的活儿你先放放。在北宋前期，像这种由朝廷指派去做具体工作的官叫做“差遣官”。　龙图阁直学士收入

包拯年薪比一个州的税收还要多

　　先说侍从官“龙图阁直学士”给包拯带来的收入。按宋仁宗嘉祐年间颁布的公务员薪水法规《嘉祐禄令》，龙图阁直学士每月有“料钱”，也就是基本工资；每月还有“添支钱”和“餐钱”，也就是补贴；另外每年春、冬两季还能领到一些“衣赐”，也就是布匹。其中料钱每月120贯，添支每月15贯，餐钱每月3贯，衣赐每年发两次，每次发5匹绫、17匹绢、1匹罗、50两绵。

　　做个小计：包拯作为龙图阁直学士，每年有1656贯的货币收入，还有10匹绫、34匹绢、2匹罗和100两绵的实物收入。

　　尚书省右司郎中收入

　　再说寄禄官“尚书省右司郎中”给包拯带来的收入。《嘉祐禄令》规定，尚书省右司郎中每月有料钱35贯，没有餐钱和添支，而衣赐也是每年发两次，每次各发3匹绫、13匹绢、1匹罗、30两绵。按照《嘉祐禄令》的工资发放原则，如果一个公务员既有寄禄官的官职，又有侍从官的官职，那么他并不能兼领寄禄官和侍从官的双份薪水，而是哪份薪水高就领哪份。对包拯来说，他的侍从官薪水明显比寄禄官薪水要高，所以他只能领到作为龙图阁直学士的那份薪水。

　　作个小计：包拯作为尚书省右司郎中，每年的收入是零。

　　权知开封府事收入

　　最后看差遣官“权知开封府事”给包拯带来的收入。按《宋史·职官志》，包拯在开封府做第一把手，每月有30石月粮，其中包括15石米、15石麦。此外每月还有20捆(每捆13斤)柴禾、40捆干草、1500贯“公使钱”(朝廷发给包拯的可以由他随意支配的小金库)。另外，作为外任藩府的高级地方官，朝廷划拨给包拯20顷职田，也就是2000亩耕地，允许他每年收租，并且无需纳粮。这2000亩耕地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2000石米的进项。再查《嘉祐禄令》，权知开封府事每月还有100贯的添支，每年冬天又发给15秤(每秤15斤)的木炭。

　　作个小计：包拯做权知开封府事，每年有19200贯的货币收入，还有240捆柴禾、480捆干草、15称木炭、180石小麦和2180石大米的实物收入。

　　现在可以合计出包拯一年的各项收入：20856贯铜钱、2180石大米、180石小麦、10匹绫、34匹绢、2匹罗、100两绵、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

　　宋真宗熙宁二年，开封米价400文一石，麦价300文一石。宋仁宗嘉祐四年，官定绫价1600文一匹。宋真宗咸平年间，开封每匹绢最低1200文。宋徽宗宣和年间，每匹罗定价4000文。宋仁宗天圣七年，政府规定每两绵不得超过85文。宋真宗时某年冬天，政府出售木炭，每秤售价100文。宋仁宗后期，政府收购柴禾，每捆定价50文。宋仁宗宝元二年，开封干草最低19文一捆。

　　年薪比一个州的税收还要多

　　以上是史料中出现的距包拯任职开封府时间较近的物价数据。利用这组物价数据，我们可以把包拯每年的各项实物收入都换成钱，加起来大致是1022贯。您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验算一下。

　　1022贯实物收入，加上20856贯货币收入，总共是21878贯。这就是包拯任职开封府时的年薪。

　　当时的21878贯是多少钱呢？如前所述，开封米价400文一石，宋朝一石是66公升，装米约100斤，按每斤两块五估算，能卖250元。所以不严格地讲，当时400文铜钱的购买力和现在25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相仿的，每文铜钱折合人民币0.625元，每贯铜钱则折合625元，21878贯铜钱自然是1367万元。

　　单按米价换算就得出包拯年薪千万以上的结论，多少显得有点儿不靠谱。不过据宋徽宗时淮南转运使张根说，他掌管淮南20个州，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有30万贯，平均一个州缴税才1.5万贯。包拯两万贯以上的年薪，比人家一个州每年上缴的税收还要多。这个结论有点儿吓人。

　　宋朝对公务员实行高薪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高级公务员如包拯的高薪竟然这么高，这却是大家未必知道的。当您知道包拯曾经年薪上千万以后，也许会为自己没有生在宋朝而遗憾，不然努力考一把进士，然后也做到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一年也拿它一千多万，可比做什么都强。上边是富得流油的公务员，下边是穷得掉渣的老百姓，这样两极分化的社会该多么恐怖！　陶渊明工资里含三顷田

陶渊明

　　东晋义熙元年（405）冬天，大诗人陶渊明辞去了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官职——彭泽县县令。有关这次辞职的经过，萧统的《陶渊明传》叙述最详：　

　　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这故事的缘起，很像刘备在安喜县尉任上的遭遇，不过刘备临走前痛殴督邮，泄了怨气，而陶令只擅吟诗，不会打人，便来个君子动口不动手，留下一句“岂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名言。也正是这句话，后来成为教授们争论不休的课题。有人认为此言应当做“不能对五斗米道下腰鞠躬”解，也有人释成“不能为求一饱之故折腰”。最占上风的观点，则是将五斗米解释为陶渊明的职务收入。但也有质疑的：要说陶令的年薪或月薪仅五斗米，自然不可能；即便是日薪吧，似乎也对不上号。一天五斗米，一月就是十五斛，一年才一百八十斛，而考之晋朝制度，县令的年薪应是四百斛，怎么会相差二百二十斛呢？该不会被管财务的主簿贪污了吧？

　　这个悬疑，恰好为我们了解一些古代官员职务收入及其结构方面的常识，提供了一个由头。

　　西汉时官吏的俸禄实行年薪制，全发粮食，每年领取粮食的重量，就是他们的品秩，于是就有万石、二千石、六百石等种种名目，像刘备担任过的县尉这一级，最低年薪是一百石。从东汉开始，俸禄的形式有了改变，统称为石，实际上是发一部分粮食，发一部分现钱。这个办法颇受官员们欢迎，因为在此之前，官员要用现钱的话，得设法把粮食卖掉或用以交换其他物品，到底麻烦一些。陶渊明的那个引起争议的五斗米，其实也同这种钱谷搭配的俸禄结构有关。按照《晋百官注》记载，当时县令的年薪是四百斛，按月发放，每月米十五斛，钱二千五。十五斛米除以每月三十天，恰好是五斗米。古今量器不同，五斗米究竟值多少，需要有个比较。《梁书?何胤传》上记何胤自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可知陶县长一天的俸米，可供一个年近六旬者食用一月。如果当时政府也要求大家搞“一日捐”的话，那么五斗米外还应加上现钱八十三文，无论怎么讲，这份收入不算是太低。

　　其实再深究起来，陶令的职务收入还不止这笔由钱谷合成的年薪。从晋代开始，政府又推行品官占田制，即官员可根据品级高低，向国家领取一块田地，所有权属国家，田里的收获归个人，简称占田，实际上也是职务收入的一部分。据萧统《陶渊明传》上讲，陶令的占田是三顷，他想全种上可以酿酒的秫（糯米），道是“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可是县令太太不同意，“固请种粳（大米）”。夫妻坐下来商量生产计划，最后决定“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当然，这种田的事是“悉令吏种”，用不着陶令自己去打赤脚下田的。据其《归去来辞序》自述，在辞官之前，他曾“犹望一稔”，意思是等占田里谷物熟了，全收下来再走吧。谁知武昌传来了他妹妹病故的消息，这才下决心赶快开路。照笔者揣测，“犹望一稔”倒更像是他太太的意见，眼看稻米长在田里没法带走，岂不可惜？而妹妹的噩耗，则正好替他动员太太立即走路提供了借口。　苏东坡年薪是包装袋

苏东坡

　　宋代官俸中现金比例有限，苏东坡贬谪黄州期间所支俸禄，竟有一堆官办第三产业卖酒后退还的包装袋

　　从北宋起，由于职分田取消，不再存在计算田地收入之类的麻烦，实行了多年的年薪制也改回到月薪制。依《燕翼诒谋录》披露，宋朝建国初期的官员俸入都很低，县令的月薪不满十贯（每贯一千文钱），其中还搭配一部分茶叶、盐、酒等一批实物折算。到了真宗景德三年（1006），有过一次“普调”，其中县尉的月薪由三贯五百七十加到五贯五百九十。《梦溪笔谈》记有一则故事：一位县尉刚刚上任，有个举人写信给他哭穷，要求资助点粮食。县尉作诗答曰：“五贯五百九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

　　所谓“省钱”，指不足一贯之数的五百九十文钱也要当一贯使用。对比当时的物价看看呢？《续资治通鉴长编》记熙宁七年（1074）时官卖粮价，是“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中等粳米每斗为钱八十五文”。假定这位主管一方治安的县尉要供养家属十口，外加几个仆役的口粮，以平均每人月食五斗计，差不多就要把他的不足六贯的月薪花完了。当然这仅是“正俸”，此外尚有厨料（饭贴）、茶汤（饮料费）、薪炭（取暖费）等各种名目的补贴，但一家人的开销决不只买米一项，如周密《浩然斋雅谈》录一绝句：“小小园林矮矮屋，一月房钱一贯足。”假定这位县尉租赁这么一套住宅，又得费去其月薪近五分之一。因此尽管不至于落到妻儿吃糠、僮仆挨饿、衣物押在当铺里没钱取回的窘状，但肯定不能同陶渊明的“五斗米”相提并论。

　　苏轼苦恼朝廷欠三年俸钱

　　苏东坡晒肚皮，晒出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东坡“晒薪”，晒出一肚皮的哀怨凄凉。他晚年被贬海南时，所有财产只剩下一所透风漏雨的“桄榔庵”，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于是写信向友人发牢骚，说朝廷还欠他三年的俸钱共两百贯钱币，按京都币值计算也有一百五十贯。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天性乐观的苏大学士，这时也苦恼得像被欠薪的民工。

　　苏东坡最羡慕的人当属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白诗人一生相对安逸，他可谓古代最著名的“晒哥”，喜欢晒情史，更喜晒工资———“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这是他刚参加工作任校书郎时的工钱，科级干部水准；“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这是他最后升为太子少傅时的薪酬，部级领导待遇，相比第一份工资，已狠狠涨了近十倍。不难看出老白在晒薪之时，带有一份满足甚至炫耀心理，这在现代某些官员眼里有些不可理喻。更难能可贵的是，白居易晒薪时还流露出一些惭愧之情———“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厚俸将何用，闲居不可忘”……因此与其说老白在炫耀，不如说他以此警诫自己：不要辜负了自己所拿的俸禄，为官要尽职尽责，对得起国家和“纳税人”。　宋太宗月薪1200贯

宋太宗

　　在帝制时代，皇帝是大老板，所有官员都是他的员工。员工的工资老板发，老板的工资谁来发呢？　

　　您说了，老板追逐利润，不要工资。其实也不是，就像一家大企业，董事长除了分红，还有薪水；一个皇帝则除了威权，还有“好用”。“好用”就是皇帝的工资。

　　以北宋为例，自太宗赵光义以降，几乎每个皇帝都有1200贯的“好用”，而且每月如是，相当于月薪。之所以说“几乎每个皇帝都有”，是因为中间出了个宋仁宗，按规定仁宗也有1200贯的月薪，但是他发扬风格，自己主动放弃了（见《宋史·志第132》：仁宗帝命罢左藏库月进钱一千二百缗）。

　　且说没有放弃工资的宋太宗、宋真宗他们，作为皇帝，不方便亲自去填工资单，每月那1200贯，例来是由“左藏库”送过去。所以从形式上来讲，皇帝的工资是左藏库给发的。

　　左藏库在隋唐时就有，是太府寺下属机构，太府寺掌管天下财赋，左藏库则储存天下财赋。宋初不设太府寺，而是沿袭五代，设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对国家财政进行管理，左藏库即在三司之下，与右藏库、内藏库一起，对盐铁专卖、度支盈余、户部税赋、皇庄租税、各地方长官进贡、各附属国进贡以及各项专卖所带来的货币与实物进行集中的收支管理。其中皇庄租税、地方进贡、附属国进贡以及宫廷主持的专卖收益，是交由左藏库管理的，这些财物集中于左藏库，用来给京官发补贴，给御前侍卫发饷，给太子、公主、后妃们发生活费，以及给皇帝发工资。

　　左藏库收入来源中，皇庄租税和各项进贡是微不足道的，大项收入还是来自于专卖。帝制时代常见的专卖品无非是盐、铁、茶、酒之类，然而这些属于政府财政，不属于宫廷财政，专卖收益再多，也不能划归左藏库，左藏库能利用的专卖品只有土地。宋代以后，元、明、清三朝都有“楼店务”这种机构，其实就是搞土地专卖的，该机构经宫廷授权，对城区尤其是都城内的国有土地进行出租，或者开发后再出租，每年收取大笔租金，除地方分成之外，大部分都流向了左藏库。宋太宗时期，楼店务“以所收钱供禁中脂泽之用，日百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给皇帝发工资绰绰有余。

　　凡是号称有道明君的皇帝，都爱标榜自己“无增赋敛”，全是通过搞创收“以增岁用”（《宋史·志第132），其实他们的创收形式单调得很，不过是圈一片地，说它属于国有，然后拿来专卖罢了。皇帝会说这是创收，而我们知道这叫剥夺。　诸葛亮家人衣服仅一套

诸葛亮

　　与此相仿的是蜀国丞相诸葛亮，他借“晒薪”来表达自己鞠躬尽瘁、精忠报国之志。他晚年时在《自表后主》中写道：“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在给友人李严的信中，他还“晒”出这样的细节:“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一代名 相的老婆连件像样的换洗衣服都没有，这不知要让多少官员为之汗颜！不仅如此，诸葛亮还对他的“身后清廉”作出保证：“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 财，以负陛下。 ”这份上表实际上就是诸葛亮为官以来的个人财产清单。在这份清单中，诸葛亮的个人财产的一部分是“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要知道西汉哀帝曾赐给宠臣董贤田地两千余顷，东汉济南王刘康也有私田八百顷。如果同他们相比的话，诸葛亮这位国家重臣的家产，真是少得可怜。同时，诸葛亮清楚地表明他无论是在刘备朝任官，还是在外领军作战，其收入完全来自朝廷俸禄，自己没有其他赚钱的门路。至于家人们，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度日，绝对不会通过与这位宰相亲戚的任何连带关系获利。诸葛亮在给朋友的信中曾写道：“我曾经得到过八十万斛米的赏赐，但现在却没有任何积蓄，连家人的衣服也仅有一套。”事实证明，诸葛亮的这份财产清单并非作秀的工具，在他死后，刘禅命人到其家检验，果然和上表中说的一致。诸葛亮自愿公开自己的个人财产，这种做法在当时那个时代是极其罕见的。

　　还别说，有些官员的财产就属于死后被“晒”的，其中既有清官也有贪官。海瑞去世后，御史王用汲开出海瑞的遗产清单：俸银10余两，绸缎两匹、麻布一匹……更让人唏嘘的是，临死这天，这位“傻傻”的老兄竟然还很精明地算出兵部给他多发了六钱银子的柴火钱，吩咐他的老仆一定要送回去。

　　与海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与他同朝为官的宰相严嵩，对这个大贪官的抄家工作竟然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当时专门编了一本书《天水冰山录》来记录其被抄财产，其中，有金13171.65两，净银2013478.9两，各式金银器皿、玉器、首饰、家具和珍贵字画、珍贵书籍数千件，房屋宅基地57所，田地山塘 27161.819亩……真是“太阳一出冰山落”，人性的贪婪可见一斑。

　　不过更让笔者感兴趣的是在《天水冰山录》最后，附有“籍没张居正数”，仅金银首饰就有：金器皿617件，重3711两；金首饰748件，重990两；银器皿986件，重5240两……张居正是明中叶最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但是其后来也不免陷入骄奢淫逸、贪污腐化的泥潭，可见失去监督的权力多么可怕。让官员的财产多晒一些阳光，不仅是防腐惩贪的有力措施，也是保护官员的一道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