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点的围城现象：恐慌型投资

　　抱团取暖

　　一觉醒来，消费者知道了7月的物价指数涨幅，5.6%，10年来的第一涨幅。前一个月，即6月的物价指数涨幅是4.4%。再向前追溯，自去年11月份开始，CPI涨幅便不断向上再向上，11月CPI上涨了1.9%，创下20个月新高，12月的增速更是达到了2.8%。到了今年，似乎稳定住了，多在3%附近徘徊，可过了6月便开始飙升了。

　　为抑制通货膨胀，央行今年已经3次上调了利率，但奇怪的是，仿佛只是做做姿态，每次都很温和，利率上涨的速度赶不上物价上涨，储户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处于实际负利率之中，钱越存越贬值。就拿7月份来说，刨去5.6%的通货膨胀率，7月到期的一年期存款实际利率为-3.15%。即便8月有了加息和降了利息税，实际利率仍将近-2.5%。

　　CPI中并不包括热议纷纷的房价，而食品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权重占33.2%的比例。有人说这是一个设计缺陷，因为它所反映出来的通货膨胀指标在某些时候很可能是失真的，尤其在猪肉大涨致使副食品价格均快速上涨的时候，倘若据此制定政策有偏离实际的可能。但至少，几年来的房价上涨没有反映在数据中，也就没有引来货币政策的变化。现在，连居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物质条件都涨价了，再旧话重提，说起CPI的设计缺陷未免不负责任。手中货币的购买力下降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3年前能买一套房子的钱放在银行里，现在只能买半套了。当那些专家学者还在念叨着今年的CPI是否过线还要看秋粮收成的时候，真不知道他们为何如此固执。

　　没必要探讨购买力为什么如此狠地下降，居民更关心的是如何使手里的金钱保值。公布6月份CPI的时候，我们把当时股票两天内300点的疯狂解释为“恐慌型上涨”，这个字眼使人想起了历次物价上涨时居民的所作所为。1988年那次，居民们以囤积家电为主，那些开始有了点钱的人把存款从银行提出来，换成若干彩电冰箱，给每个子女先囤积一台以备将来婚嫁用。没那么有钱的人则是囤积柴米油盐，甚至每包10盒的火柴也销售一空。到了1992年，又出现了抢购潮，许多人选择了抢购耐用品和诸如黄金奢侈品以求保值。在农村，农民大量收集暖水瓶、金属制品等“耐用”的日常品，以求让不多的现金保值。事实上，农民的直觉相当可靠，到1993年，工业品的出厂价比上一年上涨了24%，远远高于农副产品的价格上涨率。

　　现在，又一轮让人心惊肉跳的涨价开始了，刚刚富裕起来的国人，那些买了房子和车子，或者被住房涨价抛弃了的人，他们又被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风潮？囤积猪肉？囤积调味品或者粮食？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物价上涨后，人们便发现，日常消费品在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无足轻重，而那些涨价最厉害的商品，比如房子和教育支出，正是普通人根本没法囤积的。于是他们只能想办法使自己的资产增值，哪怕赶上通货膨胀率也好，因为这时候他们已经知道，银行是不会帮助他们战胜通货膨胀的。

　　有一篇《想念“人民”的银行》在储户中引起共鸣。作者曾经在人民银行工作过，当年人民银行对人民的存款利息十分关心，总行一宣布调升，下级行立即按时序分档计算，一笔存款要用算盘分几档计算，不厌其烦。倘是50年代的老存贷款，那算起来就更复杂。上级行还定期派出稽核员到各营业所稽核，不分档或分档错了就是大差错，不但要扣考核分，还要找到不知人在何处的储户补给人家。

　　现在，电脑计算早代替了手工，人民银行也为商业银行所代替。商业的原则是所谓的“契约原则”，既然在储蓄时认可了利率，调息后储户只有放弃了原来的合同，再新定契约。今年至今已经三次加息，意味着每次去新签合同，都要放弃原有的固定利率，只能拿到活期利息。可同样是合同，银行对贷款者却是每次加息，贷款户在下一个计息周期里都将自动加息。银行嘴大，储户吃了亏，也只能是哑巴亏，在既有的规则内，他们还是不得不去银行排队，还是要寻找使财产保值的办法。

　　8月中旬，你可以看到银行里排着大队，甚至比5月份股票开户数日增30万的时候排的队都长，这里有误以为减少利息税也需要通过转存获得的，更多的是购买基金的人群。8月13日统计局公布CPI的时候，恰逢中邮核心成长基金首日募集，当日认购金额就达到654亿元，远超150亿元的预定目标。稍早发行的交银蓝筹，首日认购金额也达到350亿元，超过预定目标120亿元;而随后发行的华安策略基金更获得了700多亿元申购。如此多人争抢有限的基金份额，难怪银行里排起了罕见的大队。

　　储户在和银行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实际上，在与机构的投资比赛中也铩羽而归，尤其“5·30”后散户手中持有的低价股折价近半，即使股市整体上走出了阴影，他们手中的筹码也难有解套。而基金重仓股组合，那也以银行股为主体的蓝筹股，获益于“负利率”政策的上市公司在和缓的加息政策下，业绩预期大涨，股价也一飞冲天。工商银行去年营业收入240亿美元，却超过了营业收入900亿美元的花旗银行，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散户们怎么能不对基金公司顶礼膜拜，纷纷投诚。

　　基金重仓股之所以如此强势，除了“负利率”政策，原因还在于基金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弹药”。一个月以来，上证指数大涨近千点，市场投资热情也因此再度调动起来。据不完全统计，近期仅基金公司通过新发、持续营销、拆分、创新等途径为证券市场贡献了1400多亿元增量资金。基金获得了那么多“弹药”，自然马上要建仓，于是已高高在上的重仓股又获得了新的“抬轿人”，重仓股哪有不大涨之理？由于基金投资者的目光雷同，股票池内的股票大同小异，“5·30”之前“新开户大增——低价股大涨——新股民大增——低价股再大涨”的模式转变成了“新基民大增——基金重仓股大涨——基金开户数再大增——基金重仓股再大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统计，8月中旬新增A股开户数平均15万左右，而基金开户数平均30万。并且，A股开户绝大多数是深圳和上海的双开户，而基金一个户口就可投资沪深两市了。

　　基金开户大涨，有人凭此认为市场成熟了，投资者更倾向于专业理财。殊不知，无论投资者赤膊上阵还是假手基金经理，这两种模式其实质都是“资金推动型”，无非是“低价股泡沫”变成了“蓝筹股泡沫”。试想，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高存贷差下，工行的盈利尚仅为花旗的1/3，市值却超出，这不是泡沫是什么。更有分析报告题目就是“工商银行:市值超过花旗不是泡沫”，用预测中的高盈利为工商银行的高股价辩白，却只字不提“负利率”下储户的痛苦。事实上，正是那些被“负利率”逼走的储户，最终又成了银行的抬轿人，身份转换后心态也转换，从渴望加息变成了抵触加息。人之无奈可见一斑。

　　股市逼近5000点的时候，市场上的声音竟出奇地一致，似乎只要绩优股上涨，就说明市场是理性的，是注重价值投资的，不会出现“散户推动型”那样的过度投机现象。事实果真如此？“负利率”驱赶下，大量资金涌入股市，据测算，每天就有180亿元的资金进入市场，基金的赚钱效应导致基金的发行越来越抢手，钱多货少的局面必然使基金重仓股成为“估值高地”，最终类似于“超级庄股”。而“基金推动型”由于挂着理性投资的“桂冠”，即使蓝筹股泡沫很大，也不会引起市场的警惕，风险极大。当外围市场大跌沪深股市调整的时候，工商银行并未幸免，连续两天都是超过4%的跌幅。正如索罗斯所说，“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

　　业内，基金这种自欺欺人式的集体无意识被称为“抱团取暖”，也就是说，大家都做同样的事，互相壮胆安慰，即使错了，也似乎无需承担责任。而人多力量大的结果，基金经理们拥抱的价值投资大树就会越发茁壮，给抱在核心的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如此看，A股投资者又何尝不是抱团取暖，“次级债”危机引起全球市场大跌，香港股市回跌到几个月前的水平，韩国股市一天跌去7%，唯有沪深股市几乎没受到影响。投资者对外界的变化充耳不闻，津津乐道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烧，一年中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了70%，虽然市盈率高达世界上罕见的44倍，但以现在数倍于美欧的GDP增长，市盈率就应该高于彼国多倍。如此多的人发出同样的声音，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看空市场？储户纷纷转入股市又何尝不是一种抱团取暖行为，明知道5000点的股市，股价已经上涨了4倍，留给自己的利润空间不多，却要博那哪怕相当于5%CPI的利润。就是因为储户纷纷这样壮胆，才有了基金供不应求的局面。

　　有人对“抱团取暖”打了一个比方，比如在童年，一群孩子交好，大家可以心平气和，相安无事。但是，如果出来了一个孩子头，召集了其中的几个与他一起抱团结伙，那么余下的就会立马感到极不舒服。孤独与怯懦，而抱了团的小孩子们则会同时生出一种尊严与自豪感，结果就是吸引更多的小孩子也加入到这个团队里来，来不了的或者不愿意来的就成了对立面及至牺牲品。成人世界里的金钱游戏不过是童年游戏的翻版。尤其在我们这样缺乏个人主义的地方，人群总热衷于结成帮派，即使赚钱投资这样个人化的行为，也偏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出口企业的财富效应

　　抱团取暖的结果，上证指数从年初的2700点附近一路飙升至4900点，股指涨幅超过80%，这还只是整体水平，个股财富效应更加显著，截至8月16日收盘，两市涨幅前100名的公司涨幅均超过300%，涨幅前10名涨幅超过600%。而拔了头筹的鑫富药业和ST仁和涨幅都超过了1000%。不用说，ST股的上涨无一例外是被富人借了壳，富人愈富的同时也拉了拥有资源做交换的穷人一把。

　　鑫富药业的拔了头筹颇有代表性，那就是得益于物价上涨。这是一家中小板上市公司，生产一种食品和饲料的添加剂D-泛酸钙(也就是维生素B5)。今年来，我国D-泛酸钙出口价格不断上扬，均价上涨30%。而控制了全球40%以上市场份额的鑫富药业所产货源大多用于出口，国内货源供应持续紧张，市场价格比2006年8月份的价格涨幅高达70%。鑫富药业去年第二季度每股收益不过0.08元，现在则是0.92元，股价有10倍的上涨完全可以用盈利上涨来解释。

　　放在一个大时代背景上，鑫富药业的成功则是我们出口导向政策的一个成功案例。本来，我们有多家企业出口D-泛酸钙，2004～2005年D-泛酸钙价格之所以低迷，也是因为国内两大巨头杭州鑫富、湖州狮王恶性竞争。但低迷也并非没有好处，当时国外的几大主要生产厂商基本处于亏损状态，凭借低成本，我们的企业使得海外生产商几乎没办法扩大生产规模，而是向杭州鑫富、湖州狮王采购来弥补供给缺口。在国内，低价政策也奏效了，2006年底国内小规模的D-泛酸钙厂家就陆续停产出局了。再接下来，则是资本市场的胜利，随着鑫富药业上市，获得了巨额资金后，2005年6月，鑫富药业收购了湖州狮王成为全球D-泛酸钙的龙头，迅速垄断了市场。2007年8月份便开始对产品试探性提价，先后两次提价累计30%以上，从而获得了45%以上的高毛利。资本市场就是这样残酷，一家企业的高利润，背后是竞争对手的大片倒下。

　　显然，物价上涨时期，坐拥上市公司的企业家无需为自己的购买力担心，股价大涨，他们担心的反而可能是股价虚高。就在鑫富药业宣布今年上半年中期业绩同比增长了1325%之后，鑫富药业8月3日公告称，截至2007年8月2日收盘，其高管林关羽已售出股票155.4万股，兑现1.21亿元。公司另一高管吴彩莲兑现2251.5万元。

　　鑫富药业的商业成功不知是否可作为我们货币政策的一个借鉴。国内之所以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即使一向谨慎的央行也承认是出现了结构性问题。《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指出，当前物价上涨并非仅受偶发或临时性因素影响，持续快速增加的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净流入使通货膨胀风险趋于上升。外汇之所以大笔流入，就在于我们人为压低货币汇率，以使出口企业保持竞争力。始料未及的是，调控汇率是一把双刃剑，保住了汇率却放任了物价上涨。与上万亿美元外储对应的人民币在没有实物对应的情况下流出，加上赌人民币升值的外币大量流入，太多的货币追逐有限的资源和商品，自然推升了价格。鑫富药业应该使决策者放心了，经过多年发展，我们的出口企业已经有能力驾驭国际市场，甚至获得了国际市场的定价权。

　　一位股评家甚至不无得意地说，政府现在也知道了，股票市场是不能调控的，一旦金钱从这里被驱赶出来，不是进房产市场就是原料市场乃至食品市场，后果是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诚如斯言，政府的尴尬早在其货币政策之始便注定了。通常，西方大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都颇单一，就是要保证不发生通货膨胀，欧盟和美国的通胀目标是2%，日本更严格到1.5%。大国以保障人民的生活稳定，经济运行平稳为目标，只有小国为避免滥发货币才把汇率与大币种联系起来。我们却给货币政策赋予了多种目标，反而使问题复杂化，捉襟见肘。

　　首富之争

　　对于股市上涨到最后关头的投资者心态，波浪理论大师艾略特曾经给予这样的表述:“市场上升的顶部，常有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欢乐气氛，但已有大批三浪中的主力股票滞涨，尽管鸡飞狗跳，但市场总体上升乏力。投资者惧怕风险，却又不忍心离场，心态矛盾。”接近5000点，投资者已经高看6000点，但6000点又如何呢？不过是少数人的财富表演，有时候，投资者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ST金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因为事关首富，备受关注。

　　几乎每一天，富豪榜都在被改写，财技表演都在继续。这是8月17日，*ST金泰的第33个涨停板，股价收盘在16.31元。

　　这只被冠以“*ST”的上市公司，其名称提示着投资者随时有退市的风险，却成为7月来沪深股市不折不扣的明星。7月9日复盘以来天天涨停，虽然遭遇着“每天涨幅不能超过5%”的特别待遇，却得以延续它持久的涨势，日复一日，股价已经翻了两番。8月17日，涨停板破天荒地被打开了，“围城”外边的投资者一定长出了一口气，终于有机会分享地产首富的发迹过程，可谁知，汹涌的买盘很快就把股价推回涨停板。*ST金泰究竟能涨多高，留给投资者的仍旧是悬念。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每过一个交易日，我国未来的新首富黄俊钦的财富便增值40亿元。

　　7月9日，停牌4个月之久的*ST金泰发布了一个消息，将向新恒基集团等投资者定向增发80亿股股份，发行价每股3.18元。这家亏损累累的公司，总股本不过1.48亿股，停牌前的股价也不过4元。现在却要“蛇吞象”，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巨无霸型的房地产公司，怎不令市场震撼。新恒基集团乃是黄俊钦名下的房地产公司。就像3年前国美香港借壳上市使黄光裕成为内地新首富，这又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借壳上市，财技表演。表面看，以新恒基221亿元的优质资产注入一家行将退市的公司似乎不智，至少3年前其弟黄光裕之成为首富，选择的是借助香港颇为廉价的壳资源。而在内地，尤其年初的ST股集体热炒中，这些壳资源已经不再廉价，里面坐满了等待抬轿子的中小散户。但此时的内地市场已经今非昔比，资产价格虽高，但投资者的想象力却更高了。

　　不妨把另一位在香港市场上获得“首富”的碧桂园相比。4个月前，选择香港上市的碧桂园IPO获得的市值是860亿港元，首富杨惠妍的财富是512亿港元。随后，碧桂园再度发布公告，7月份新增了1542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后，碧桂园总土地储备达到惊人的4500万平方米。此时，对今年的盈利预测已经达到了40亿元，股价相对于招股价则上涨了88%。相对于香港上市的碧桂园，不妨看看新恒基的盈利预期，2007年是8.2亿元，远逊于碧桂园去年的盈利，更只是今年碧桂园盈利预测的20%，即便如此，股价却连连飞升，至第33个涨停板，黄俊钦的账面财富已经达到了913亿元。

　　不难看出，即使资本回报率低到221亿资产只产生8.2亿的盈利，一个内地的上市公司也能获得优厚的定价。选择内地上市，哪怕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借壳，也远比远赴香港划算。同样被借壳的S前锋曾经有过连续25个涨停板，即便如此，经过一段“空中加油”式的整理行情，股价再度上涨，又涨了一倍多。从行情启动时的6元涨到了最高的50元，用时不过3个月，*ST金泰最终能涨多高似乎也决定着我们未来“福布斯富人榜”上的数字，有投资者已经根据传言中的“20平方公里”储备地，给出了80元的预测，若预言成真，首富的身价就不只是内地首富，而是华人首富乃至世界首富，尽管远没有同规模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在内地股市的吹捧下发生了。

　　很难把首富和股市的火热做出必然的联系。除了能在沪深股市借壳，富人们可资凭借的资本市场还多在海外，史玉柱即将携《征途》上市的市场是纳斯达克，重庆号称要改写首富纪录的龙湖地产选择的上市地是香港。无论哪里上市，都以赤裸裸的金钱上的数字显示这个社会的资本膨胀。就是2006年，胡润百富榜第一名还是以造纸为主业的张茵，财富为270亿元。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一名是以流通为主业的黄光裕，财富为180.9亿元。如果再向前追溯，内地的首富榜曾经是高科技行业的年轻人的天下，财产也多在百亿左右，现在全变成了房地产一统江湖，动辄千亿元，10倍上涨。

　　山腰中的财富:欲望和恐慌

　　与财富欲望相辅相成的，是受楼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而产生的财富恐慌。按广告公司创意人周京亮的话说:“这种恐慌发生后，才发现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的、每月往银行存钱的办法完全行不通。”即使按照目前不太准确的CPI数字比较，放在银行的钱也明确无误在贬值。他发现了手中那点资产像“捂不住的兔子”——被欲望和恐慌逼迫着，不肯再安然地待在银行的老窝里。

　　美国对冲基金研究者巴顿·比格斯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山腰中的财富”:上不去的话，就会往下滚落。

　　“保卫财产”的小区运动

　　广州丽江花园小区在珠江中的一个小岛上，四面环水，10年前，身为广告公司创意人的周京亮无法抵御那则电视广告的诱惑——“两个穿着白衣服的年轻人在水岸边的阳台上晒太阳，水面上飘拂着白色床单的影子。”尽管距离市区有半小时车程，他还是选择了这里落户。

　　10年后，随着住户们的年龄变化，当年被推选为“广州最典型小资小区”的丽江花园已经转变为典型的中产者小区，居民们大都是开车上下班的满脸倦意的中年人。

　　从2005年广州楼市上涨开始，“像信号灯晃亮了人们的眼睛”，居民们开始寻找到新的理财方式。以辞职在家、先后买卖了4套房屋的江山的经历看，炒楼是一种安全而迅速的财产增值方式，“在不经意中就完成了财富增值”。他有此感觉，完全可以靠资本投资而生活，昔日的物业顾问的职业，在他看来已经不堪回首，“发展下去，会得抑郁症”。

　　2006年底，随着股票市场渐热，楼市引起的骚动开始转向，江山放弃了炒楼，将自己全部资金转投股市。他成了所谓的大“忽悠”，专门鼓动小区的朋友们辞职在家，靠资本运作生活，完全抛弃掉“朝九晚五”的职业生涯。受影响的不乏其人，昔日小区论坛上的10多个朋友成立了专门炒股的“股色股香”小组，这样的小组，在丽江花园小区里就有数个。多数成员是今年新入股市者，“基本上把资产的2/3放在股市里”。

　　陈飞一家是丽江花园最早的居民，父亲陈九林是职业画家，作品在东南亚很有市场，选择丽江花园，是因为“这里听不见打麻将的声音，一点也不市井”，他们除了在丽江花园买下自己住处，还买了几百平方米的商铺，当时计划是，靠租金来获得稳定收入就足够开销了。陈飞设想自己可以完全不工作，“花大量时间在自己喜欢的陶艺上”。

　　30岁的他的本来生活异常闲散，在父亲的装潢公司里搞设计，“一年不超过5个活”。他给自己定了接单标准:暴发户的活不接，客户不听从自己意见的活不接，“不想委屈自己”。而手中的钱从来都是随意花掉。

　　可是，2006年开始，他的观念开始剧变，起因是受了强烈刺激：一个客户手中的房产，“我刚接下单时候还是1.8万元每平方米，等我过两个月完成装修时候，已经是2.5万元每平方米了”。与此相对应的，正是自己手中的货币贬值。受了广东人叫做“楼疯”这轮涨价影响，陈飞开始四处看房，准备买下商铺，靠租金来使手中的钱保值。他说:“看了之后才发现，和我们家10年前在丽江买商铺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他看中的并不在广州黄金地段的珠江新城的商铺已经要5万元每平方米，“按照粗略计算，买下来的前40年，会一直是用贷款还租金，将完全是失败投资”。前前后后，他看了十余套商铺，没有一套的价格能让他觉得合理。

　　后来陈飞总算在丽江花园内部买下一套房，“用自己的20万元积蓄，以及父亲的一幅画来作价”。买下这套房后，他高兴地发现，没有半年，房价就已经38万元了。

　　可是，2007年开始的物价指数上升，又使陈飞陷入了新一轮惶恐，他说:“看见我姐姐孩子的幼儿园入学费每学期都涨价2000元，我真坐不住了”。今年5月，他把手中剩下的钱全部投进股市，“平时小区里那些玩艺术的朋友，以前见面谁会提钱？可是今年5月后，我们当中最清高的人都开始讲股票”。他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必须靠股市里的投资增值来抵消物价上涨。而当时每天1万元的收益使他觉得，他的财产有靠了。

　　可是5月30日的股市大跌，又给陈飞上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理财课，“知道了股市的风险何在”。他开始从股市中取出部分资金，让父亲指导他做艺术品投资。“收藏的是父亲的朋友唐全心的画，据说他的画升值空间很大”。他说，回到艺术品收藏，是因为“到底是我熟悉的领域”，不至于买假货。“现在流通的80%的艺术品是赝品，一般人做收藏往往得不偿失。”与此同时，他的闲散状态消失了:“准备接以往不愿接的活。”

　　阿颖也是从孩子的教育费用的提高中感觉到了财政压力。研究生毕业的她在广州一家研究机构工作，“是那种可以养老的单位”。可是她话锋一转，“如果退休金养老够用的话”。阿颖从前一直没想过老了要靠孩子，“甚至觉得那样想不正确”。可是物价上涨让她有了完全不同的想法，“我一定要送他出国读书，他将来经济条件好了，我自然能够得到他的帮助”。而送孩子出国留学的费用，阿颖目前初步估计，是100万元人民币，“当然是保证货币不贬值的情况”。

　　为了获取这笔钱，阿颖把自己的积蓄大部分投入股市，她在1994年研究生时代就炒股，“但是什么都没学会”，现在还是靠消息投资的“初级股民”。阿颖的冲动有目共睹，和她一起做股票的人告诉她，自己买了几千元的什么股票，“她第二天就投了几十万元下去”，吓得人不敢再告诉她消息，怕负责任。

　　早先，阿颖也想过投资房产，“按照目前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在广州投资地产不会亏本”。她研究过一些城市发展理论，也确实在丽江花园买下了自己的第二套作为投资用的物业，可是2007年的股市，“让我不想把钱放在楼市里，那样收效太缓慢了”。

　　江山的理论和阿颖完全一样，他也认为，“炒房是可以赚钱，可是收效太缓慢了”。在他带领下，以往社区论坛谈论文史的版块成员里，准备成立一个炒股的QQ群，“没想到有100多人报名”。

　　丽江花园的论坛“江外江”是广州最大的社区网络论坛，实名用户上万，2007年上半年开始，以往的楼市贴迅速减少，让位于股市贴，几乎所有人都津津乐道于一个社区居民的帖子，“一个匿名的帖子说他从原始股中收益了288万元，加上他自己的积蓄，一共有340万元，他准备退休过舒服日子了”。可是几乎所有跟帖都对他进行了反驳，明确地一笔笔与他算账，告诉他，要靠这点钱过舒适的退休生活，是完全不可能的。“论坛所有人都被这帖子煽动起来了，大家都在盘算自己的家底，到底有多少才够用。”阿颖说，“我记得最普遍的算法是:除去必备的汽车和房子外，大概就剩下100万元，那点钱除非用来有效投资，否则是不可能支持他在帖子里梦想的享乐生活的。”

　　就在这样欲望和恐慌的双重压力下，丽江花园小区成立了若干炒股小团体，连社区里的老年人都举行了一届专门的炒股操盘模拟赛，被当地媒体广为报道。可是随即，另一个炒股小组就开始嚷嚷，那群老年人的操盘能力太差，不能体现丽江人的真实水准，他们要搞另一次大赛。

　　张怡芳是这场全小区运动超然的旁观者，她既不参加各种炒股小组，也不参与社区讨论。20年的股市经验，让她很有兴趣研究股市和各种资本运转方式，她觉得，牛市狂热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唯一的不同是，此次的狂热中，席卷的资金更加庞大而已”。

　　股票群和他们的财富预期

　　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广州的“楼疯”和“股疯”齐头并进，运动一开始都是以全民方式推进，但是很快产生了分层。

　　江山他们并不愿意发展报名的100多人进入自己的炒股QQ群，首要原因是最初参加的12个人性格比较接近，炒股之前就是论坛上的朋友，“大家不至于因为股市波动而产生矛盾”。深层原因是，在他们的QQ群中，往往有来源比较可靠的内部消息流传，在江山看来，这样的消息要是广泛流传开，“肯定会影响这只股票的操作，我们严格地将人数控制在12个，后面的人要进来，要经过这些人同意”。而后面的申请者，一个都没被通过。

　　QQ群成立之初，由有股市经验的江山给他们在QQ里传授经验，分析股票，以自己思维能力自豪的江山很享受被大家叫“江老师”的感觉。

　　为了巩固这些人之间的联系，年初，群里有11人每人拿出1万元，交给江山操盘，“还签署了协议，如果亏损，则大家自己负责;如果赢利，则大家每到1.1万元就开始分1000元红利”。迄今为止已经分红了7次，江山说，即使是在不太景气的7月也分红了一次。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含意。”大家笑逐颜开地领取这笔钱，觉得这即是股市飘红的象征，也是自己的团体在小区胜出的象征——别的股票群从没听说过分红，另一个在小区论坛上和他们叫板的股票群，听说收益率只有60%。在他们看来，自己群里的人都在江山带领下，成为丽江花园的股市“精英”。

　　江山的小区“股神”之名越来越牢固，在他领导下，群里每人的各自股票在牛市里都上涨得不错，周京亮说:“钱赚得快的时候，每天都想，什么时候把那辆Mini Copper开回家。”而另一名成员、公务员老熊的想法是，从股市中赚出200万元，算是自己的第一桶金。他的“大部分积蓄，都在股市和基金里”，等赚足了钱，老熊打算再去买车位进行投资——总之不会存在银行里。

　　在QQ群里，“老茧”、“如昔”、“解毒丸”等几个人是和江山一样，完全放弃了工作而炒股的，工作的不如意加速了他们投身股市，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进入股市也是命运的赌博”。

　　老茧从前是一家公司的合伙人，“我原来心目中理想的理财方式是买几套房子出租”。可是今年的股市收益让他不能自拔，“比开公司合理，是一个自己能掌握的投资方式”。正好和合伙人因为经营闹得不愉快，他索性全职在家炒股，投入了以往被他称为“老虎机”的股票市场。而如昔是因为自己所在的IT业不景气，“小型IT企业最近一直在倒闭中”，索性回家，“自己做主人”。

　　相比在群里其他人靠股市添几辆新车的梦想，老茧、如昔更在意自己的得失，辞职就是为了更好地炒股。如昔说，尽管她的股市经验等于零，但是今年3月她就想辞职了，当时“所有的客户都在炒股，下午15点后再工作”。她很容易地说服了自己，“既然炒股比工作赚钱多，有什么理由不辞职呢？”

　　5月30日，如昔虽然损失巨大，但是没多久，她觉得自己已恢复了元气，“每天下午13点半起床，正好碰到股票下滑，那时候买进，过几天再卖出”。在如昔看来，炒股完全是一场愉快的赌博，只要每天能顺利地找到那只能上扬10%的黑马股就可以。她的决策是，“除了身边放了固定的10万元，全部家当都放进去了”。

　　老茧考虑过风险，但是他说:“何必为明天的雨，今天就打伞呢？”相比起如昔短线的小打小闹，老茧显然更“贪婪”，他准备全部的资产翻两番后再收手。“股市的风险再大，毕竟命运在自己手中，从前做公司时候，明天在哪里都不知道。”在老茧看来，自己一定能从股市里全身而退，“那时候，下半辈子就不用发愁了”。

　　张怡芳却从这些想法中看到了危险。她说:“这些一开始炒股就接触牛市的人，总以为命运在自己手中。”20年中，她在股市滚打的资金足有几千万元，可是碰到熊市时候，全部资金被套住，“能从熊市里赚大钱的人，我只听说过一个，是专业的基金经理人”。而在现实中，她还没有碰到过——虽然她自己曾当过几年的券商，可是，“我们证券交易所没有在熊市里赚钱的高手，那还都是专业操盘手”。

　　在小区的论坛上，她看见江山他们群和另外的QQ炒股群为争谁是小区真正股神而争执，不禁失笑:“牛市里有什么股神？”她认为，在牛市里确实能维持资本增值，“可是想长期靠股市赚取稳定的收入，太难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张宛丽对小区的这些狂热者的信念明确质疑:“股市确实是中产阶层向上流动的相对公平的空间——他们也没有什么别的空间，中产阶层渴望财富迅速升值，渴望能过上稳定的体面生活，可是股市牺牲的也是他们，只有极少数人凭借智商、运气获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1/4的中产资产缩水到零。”

　　社区版“带头大哥”们的理财观

　　刚辞职时，江山有过短暂的空虚，可是他很快在社区的论坛里找回了充实的感觉。

　　江山承认，自己的生活理论，“忽悠”了群里另外几个人辞职“下水”，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他的一个同学，“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50岁了，每天西装革履地在地铁里挤车，他的房子升值了，价值250多万元，我劝他放弃工作，把房子卖掉，改在郊区居住，然后用那笔资本运转，可是他不肯”。那同学一边工作着，一边与自己的抑郁症做斗争，“我总是拿他做反面教材”。

　　而江山，是按照自己的资本生存理论运作的。“除了房子之外，我把自己的全部资金放在股市里。”他现在每月从股市赚取1万元并不难，“即使是6月和7月，没赚那么多钱，我也把股票抛一部分，保证家用”。在他计算中，200万元已经能保证一个家庭在广州过上小康的日子，“郊区的房子50万元，存银行50万元，而剩下的100万元进行资本运作。”而可能的风险，则用保险来避免，“我们家的保险年费是3万元，最高赔偿金额会是150万元”。

　　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英雄”，江山是靠自己这些理论，以及操盘技术成为小团体的“老大”。另外，他从前也是社区文史论坛的“老大”——“两种身份有延续性”。如昔等人之所以认可江山，是因为“都是知根知底的邻居”。而且，一群新手，除江山之外，在股票市场上也没有别的“依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江山的股票和房子都受了巨大损失，当时他住在汕头，“本来城里跑着4万辆奔驰，危机之后只有400辆”。他解释，正是金融危机给了他第一次经济启蒙。“原来资产缩水幅度可以那么大。”这也将他从前按部就班的储蓄原则击溃了。

　　某天他突然感叹，自己已经40多岁了，女儿还很小，“那时候的感觉是责任重大”。而有了这感觉后，他从高级白领的位置上辞职，“自己给自己做老板算了，炒股就等于开了家小公司”。

　　如果他有1000万元，可能会去炒房，而现在只有近百万，“于是股市是唯一的迅速获利的选择。目前他家每月一两万元的养房、养车和女儿的入学费用，都是从“那不大的资本中获得的”。他很为自己的股市“高手”身份得意，女儿被妻子教育后明白，“爸爸的钱是从电脑里出来的，所以他不用上班”。

　　他准备了两台电脑，“万一哪台坏了呢？”而老茧在他带领下，也更专注地盯着股市，“万一再来个5月30日能及时跑掉”。

　　不炒股的时间，江山在社区游走，小区保安都会叫他“江老师”，原因是从前做物业顾问的他给他们讲过几次法律课，看得出来，江山是喜欢自己在社区受尊重的感觉的，这也是他完全放弃了职业生涯的原因，他说，“再高级的白领，也不过是被老板唤来唤去的打工仔”。

　　可是，小区里另一个炒股群的关键人物老张对江山的理论，包括他领导的QQ群却都不以为然。“他们那群人太多了，我觉得人数必须要精减。”老张他们把群缩小到只有5个人，“从前我们也有10个人，可是个别同志听消息后，那种冲动的心态让人恐慌”。群里的一个人，听到某条消息后一下子投进去全部资金50万元，第二天着急地找发布消息的人算账，“那样谁还敢再传播消息？”

　　另外，老张凭直觉觉得江山的理财理论不可靠:“在广州，靠200万元维持有车有房的生活？怎么可能？”同样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损的老张和江山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老张说:“谁敢在资产随时会缩水的情况下放弃工作？”他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股市里的钱从22万元减少到15万元，结果不得不到处借钱买已经定下的房子，“所以，即使我有200万元，我也得在老板跟前卖力干活”。

　　老张始终觉得，自己从事的外贸生意属门槛低的行业，已经40岁的他说不准哪天就会被替代，妻子在著名的外企，双方年收入达30万元，可是“随时觉得危险”，所以“2007年看见股市的机会来了，我就把家当又赌在上面了”。甚至连为女儿准备的50万元不可动摇的教育储备都几进几出股市——他说，“只要我比股市里面2/3的人聪明，我就能全身而退，这是中国人最后一次大捞一笔的机会”。

　　老张的财富预期是1000万元，“等有了1000万元，我就把800万元放进外资银行理财，剩下的200万元放在银行里存起来”。那时候，就“可以去山区教书了”。

　　而江山和老张的观点，在皇甫江看来，都是胡说八道。“靠股市怎么能发财？”同样是丽江花园的名人，北大法律系毕业的皇甫江的目前工作是替一些著名品牌的洋酒做打假工作，手下有20多名员工住在丽江花园，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质，风险很大，所以他把手下聚拢在身边，他很喜欢自己在小区里做“老大”的感觉，“最喜欢的电影是《教父》”，学起电影里的马龙·白兰度的表情，惟妙惟肖。

　　“我盯着他们，不许他们炒股票。”可是这些平时很听话的员工在这段时间不听话了，他们会兴奋地偷着炒股，“一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就明白了”。

　　他是股票市场的完全退出者，即使是目前这轮行情也没有让他动摇，这起因于他在股票市场的完全失败，“上世纪90年代，我手里还有家期货公司呢”。可是随着政府的政策调整，整个期货公司血本无归。“当时交到我手上时候，其实就已经不对了，几千万元的企业，只要我交300万元就可以承包，如果是现在，我肯定不会那么做。”在皇甫江心目中，靠资本市场发家，在目前的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展玩着手中的刀剑，“我早就把大部分资产投在刀剑收藏上了”。他所写的《中国刀剑》刚刚出版，销售很好，“我现在已经是中国刀剑收藏的权威了”。按照他的经验，一把刀从市场上搜罗来，再到拍卖市场上，价值是成百倍上涨。他刚从法国搜罗回一系列的军刀，而欧洲拍卖市场也是他所熟悉的，在他影响下，他的女朋友也拒绝股市，将资金都用于搜罗古董手表和正版玩具熊——“当然我不靠这个发财，刀剑本身是我的最爱”。

　　3人中，即使是表示自己“最无贪念”的江山，也表示至少有200万元的资产才能保证生活水平不下降，张宛丽说，“没有办法，中国的中产阶层只有单一的财产纬度，他们只能靠经济保证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

　　通胀速度与财富安全

　　江山的200万元方案，在张怡芳的计算下，并不那么肯定:“谁能保证100万元的资金能够带来每月一两万元的收入？”即使是专业的理财人士，也不能保证这个收益。

　　在张怡芳看来，这些在社区颇有影响力的“老大”，无论是江山、老张，还是皇甫江，理财观中都没有把握财产安全的核心问题，“光说多少钱够用是不合理的”。她认为，为了保证自己的资产不贬值，首先要把通胀指数和财富能带来的增值幅度做对比，“只有跑过通胀速度，才能保证财富没有贬值”。

　　何况他们指望不贬值之外，还要靠这些财富支持体面的生活。如果每月要从财富中提取现金，“也就是说，除非你的财富增值超过通胀幅度几十个点才能达到”。

　　而超过几十个点，是目前的几种理财手段都难以确保的。先说股市，“熊市来临时，究竟有多少人能从中赚钱，还是未知数”。

　　老张和江山都为自己家庭购买了相对昂贵的保险，这是大多数中产阶层绝对保证安全的一种理财经验，“可是他们没有计算过，中国现在保险的复合利率是3%，比目前的通胀指数还低，也就是说，等你拿到保险金的时候，这笔钱已经不那么值钱了”。

　　张怡芳本来也准备投资房产，可是研究了广州和全国另外几个大型城市的楼市后，她发现在目前投资楼市也不是合理的投资选择。“第一是要资金充足，因为楼市增值幅度缓慢，有充足的资金才能撑下去。第二是新出台的大量二手房征税政策使得房产投资越来越不划算。”像江山那样指望资产运作能带给家庭稳定支出的人，就不能靠楼市来运作资产，而租赁比的过大，表明目前楼市靠租金来赢利显然也已经不太可能，甚至租金连还贷款都不够。“除非你选择前三四十年完全是为贷款而付出。”她细致地算账下来，买房还不如租房合理。

　　中国的投资者很少完整经历过经济起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广州和上海最严重，可是你看，这些城市有多少人获得了风险意识？”他们还是盲目乐观地相信，自己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全身而退。

　　究竟怎样能保证自己手中的资金始终增值超过通胀速度？肯定没有准确答案。“和个人在资本市场上的能力、经验和运气分不开。”而多少钱能够用，“更没有确切答案，看你要维持什么样的生活水准”。

　　老张所说的“800万元投到外资银行理财”，是一种理想的投资理财方式，目前外资银行的理财方式成熟和稳定，“在国外，基本上个人理财已经很少了，多由专业人士理财，就是所谓的私人银行。尤其是一些世家，专业的理财顾问始终围绕着他们转，他们随时更替自己的理财专家，就是为了保证每年的财产增值超过通胀速度。可是800万元，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的中产阶层而言，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数字”。

　　理财方式的背后是整个的人生状态。

　　老张最初来广州时候，住在广州最著名的城中村石牌，“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狭窄的私人楼，住在里面完全见不到阳光”。他记得自己生病的时候想，“就算是死了都没人知道”。有过这段经历，老张说自己特别容易有不安全感，“害怕回到当初那个境地”，之所以现在拼命赚钱，就是为了“保证自己不会再过那种生活”。

　　和老张一样，丽江花园小区的很多居民都不是广州本地人，他们没有当地资源可以依靠，张宛丽说:“中国缺乏完备的社会保险体系，缺乏完备的失业保证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层唯一维护自己地位的方式就是在经济上不断攀升。”但是财产能带来多少安全感，在她看来，还是存疑的话题。

　　周京亮住在小区10年，他最初很喜欢丽江花园的原因是这里的社区感，“大家都是相似的人，开的车都一样，基本上是20万元左右的，在小区看不见夏利”。可是，随着财富变化，分化越来越明显，一部分当年的邻居搬家到了更好新楼盘里，请大家做客，“看完人家的新房，回来后感觉不一样了”，而“邻居的新车，就是对自己无能的最好讽刺”。

　　老张夫妻本来准备在小区里换一所大点的房子，前些天去看了，说是200万元，“这两天去看，已经要到210万元了，不买了”。老张觉得自己还没到享乐的时候，股市里的钱是指望发家的根本，一点都不能外挪。

　　以香港作为参照

　　自开埠以来就是自由港的香港，市场需求一直是资产狂升的最大动力。

　　今天港岛的金钟、铜锣湾一带是香港最繁盛的商业区，就在上世纪50年代，这里还只是冷冷清清的海军船坞和荒芜的山冈。与此相对应的，是战后香港人口的快速增长，香港总人口从日本投降后的50万人，迅速增至50年代初的200多万人。而当时香港的物业买卖全部是以整幢楼宇为单位出售，能买得起的人极为有限。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战后香港地产业的发展，也使当时香港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

　　在时势推动下，一些头脑灵活的地产发展商开始率先冲破旧有经营方式束缚，其中对香港地产发展做出标志性贡献的，就是当时立信置业的主席——霍英东，他在另一位房地产商吴多泰开创的“分层出售”销售制度之上，首创了“分期付款”的售楼方式。因为是为期房交的订金，好比植物处在开花阶段尚未结果，所以这些楼宇被称为“楼花”。

　　“卖楼花方法一公布，整个香港仿佛疯狂了似的，香港大众卷进了房地产的旋风里。我们负责发展、兴建的楼宇的售楼处，每天都有很多市民从港九各地蜂拥而来，队伍排成长龙，售楼盛况空前。当中，有政府的小职员，有月收入两三百元的教师和打工仔、有普通的家庭妇女、有那些终身不嫁人的‘自梳女’……有些人排队买到楼花后，随即把楼花售给别人，一天间就已经赚一笔。”霍英东后来回忆说。

　　地产发展商由此大大加快了资金周转的速度，从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了香港现代地产业的形成和迅速发展。

　　香港炒楼成为一个行业，大概是从美孚新村开始。60年代中，美孚石油公司眼见大批移民涌入香港，经济起飞，市场与房屋需求日益增大，便将荔枝角的油库改建成庞大的私人屋村。可惜屋村第一期建成时候，恰好遇上香港政治动乱，楼价暴跌，当时刚落成的位于尖沙咀中间道的何鸿卿大厦，每个超过千尺单位只售5万港元也乏人问津，九龙塘和渣甸山的别墅则7万港元一套任挑，美孚公司只好以低价出售自己的楼盘。动乱后，楼价急速反弹，买了美孚新村的人就赚了大钱，其中不少炒家就是早期低价买入的家庭主妇。

　　到了70年代，香港的置富花园、太古城等大型私人屋村相继推出，更造就了一大批炒家，其中不少就是在美孚新村获得了经验和利润的师奶大婶们。到太古城推出销售时，由于楼价节节上升，炒楼者趋之若鹜，赚了个不亦乐乎。太古城在出售北海阁的前5天，就有人在售楼处前开始排队，正式发售的那一天早上8点，前6、7名的排队者以5000港元的价格让出位置，到了早上9点临近正式发售，出让位置的代价上升到1万港元。据说有家庭主妇以5万港元做本，在1977年到1979年间赚了70万港元，纯利是本金的14倍。

　　这种个人财富暴涨的捷径刺激了赌博型投资欲望，而这种赌博型投资又刺激社会财富的流动，拉动了整体社会财富的繁殖与发酵。

　　沸腾的岁月

　　也就是在这十几年间，香港人的投资意识开始萌芽。香港的“六七暴动”让大众意识到，暴动期间买卖楼宇很困难，股市被认为是容易套现的产品，为了保值，资金都涌入股市。

　　香港小说作家林森池从1969年开始参与投资股票，开始时抱着保值的心态。港币与英镑挂钩，而英镑正在不断贬值，香港开始出现高通胀。“另外1967年，周恩来下令深圳驻军不得让‘文革’的串联群众涌入香港，这个信息表示香港对内地有存在价值，国家重点保护它。在朋友介绍下，我去开了户头，当时最低消费约为1万港元，买卖要向经纪的跑腿下单，这些跑腿用自己的资产担保其客户，然后才可透过经纪进行买卖。经纪的佣金约为0.75%～1%，跑腿从中分佣。”林森池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香港股市，是一片“沸腾的岁月”。仅1968年一年，香港恒生指数的上升超过60%，这种升势在游资充裕的推动下一浪高过一浪，一直持续到1973年。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香港股市对全社会层面开放，只要企业有实力，不管是什么资金背景，均有同等上市机会。而“交易大堂”对外开放，普通市民乃至家庭主妇也能置身其中，股市真正面向社会公众。

　　最初，有消息说有人“不费吹灰之力”迅即在股市上赚取巨大利润时，社会大众还半信半疑。后来，当消息得到确认，而“赚大钱”的例子越来越多时，市民大众渴望在股市中“分一杯羹”的心态，也变得更加强烈和炽热了。因此，此后每遇新股上市，市民便一拥而上前往认购。由于市场供应量始终有限，身有余钱而对股市存有憧憬的投资者又着实不少，所以新股认购初时多数能取得满意成绩，这又进一步刺激起市场的气氛，当一些股民尝到甜头后，他们那种“股市赚钱容易”的错误概念又进一步强化，这正是股市人声鼎沸、股民如醉如痴的原因之一。而社会大众的投资需求，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

　　“我们这批人知道，从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资，获得最优化的回报。而回报的量化在学校是分数，在社会是钱，这成了我们的习性。”香港《号外》杂志创办人陈冠中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一书中这样说，“香港人当然想要更赚钱，更快赚钱的方法，炒股，炒楼。”

　　由此可以说，香港的经济繁荣是市民共同人气投入的结果，香港的经济指数也是市民以投资狂热给抬起来的。

　　“股市和楼市是整个大中华区、乃至亚洲地区的投资者都特别喜欢的投资产品，这是亚洲人的投资偏好决定的。爱买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带投资人的农民性，对土地的天生喜好;股市则满足了投资人对流动性的要求。”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对记者这样解释，“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没有投资文化，5000年来没有人因为投资而留名，实际上所有华人的骨子里都不太相信长期投资，加上长期的社会动荡，内心缺乏安全感，所以要求流动性和土地。”

　　“而大众投资的真实基础是，大众生活越过了投资行为产生的临界点，就是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高速的经济增长往往会带来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加剧了不动产和股市财富效应对公众的吸引力。大众突然意识到投资重要了，要通过投资来抵御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又非常缺乏投资经验，所以选择的投资方式技术含量很低，比较生猛，总表现为浪潮式和运动式的，这是新兴市场的共同特点。”金岩石说。

　　金岩石所说的，实际上正是香港公众投资意识觉醒的大背景。“积谷防饥”或“勤俭致富”一类重视储蓄的传统，一向是华人社会传统的美德。自50年代香港本地工业起飞之后，普通市民的收入也相应提升了，但他们“晴天打好雨天柴”的忧患意识仍十分强烈，他们的收入除了必要的开支外，大多储存下来。到了60年代末，这批积蓄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从另一角度上看，经济急速成长自然带来通货膨胀，如果把积蓄放在银行，微薄的利息显然无法抵消通胀所带来的损失。投资者希望寻找一些可跟随经济发展步伐的投资渠道，而股市正是当时其中一个“新兴玩意儿”。

　　在外资持续涌入而本地储蓄有增无减的情况下，香港本地银行也出现了“水浸”现象(流动性过剩)。“银行家是最精明的投资者”，在存款充裕的情况下，银行一方面降低存款利息，另一方面则放宽了借贷条件，让客户的存款变成他们的“赚钱工具”，当时就出现了股票抵押贷款的规定。据香港一位资深经纪人回忆，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银行对信誉及营运记录良好的客户，抵押贷款做得很“手松”，几乎有求必应，利息也较优惠，由于借贷手续简易，加上成本低，炒卖活动就变得特别活跃。由此可以说，香港的经济繁荣是市民共同人气投入的结果，香港的经济指数也是市民以投资狂热给抬起来的。

　　“股地拉扯”

　　此后的20多年，虽然香港股市经历了1973年的股灾，有人进了精神病院;楼市也出现过1982年的崩盘，有人跳楼，但总体说，香港经济增长强劲，持续繁荣，市民收入不断增长。1986到1988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平均年实际增长率超过10%，人均生产总值更从1984年的5900美元增加至1989年的1万美元以上，高居亚洲“四小龙”首位;而到了1994年香港人均GDP已达2.18万美元，已超过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经济持续繁荣让香港实现了全民就业，市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置业以及改善居住环境的欲望和能力大大提高。香港的房屋问题正逐渐从“有没有”的问题过渡到“由小到大”的问题。

　　同时，香港从1983年实行港元联系汇率制度以来，银行利率跟随美元利率一路走低，期间通货膨胀偏高，90年代初一度高达13%，因此，自1987年以来，香港银行的负利率情况开始出现并愈趋严重。以1994年初为例，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仅3.5厘，最优惠利率6.75厘，住宅按揭利率8.5厘，而通货膨胀率则高达8.5%。也就是说，存款人的存款每年实际亏损5%，贷款的实际利率接近0。负利率驱赶银行存款流向股市、楼市，买楼或小房换大房不仅可改善家居环境，而且成为保值、增值的理想投资工具。

　　后来，负利率的因素虽然消失，但进入1997年后，投资者将“回归”从负面因素转为正面因素，预期回归后的香港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此纷纷入市投资，期间有大量内地资金也从不同渠道流入香港，进入地产市场。这一时期，楼宇已经从居住用途转为投资工具，而且被视为一种看涨的投资工具。

　　“回归前夕，香港楼市达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潮，房价炒得如此之高，最后民众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买房还是搞投资了。他们看到的是每隔十几天房子就实实在在地涨价，炒楼花、卖楼号就能赚大钱，几乎每一个港人家庭都加入按揭购房的队伍，并对后市充满信心。”交银国际控股董事总经理温天纳对记者说。温天纳除了在英国留学期间，一直生长在香港，他现在正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香港大学历史档案馆编纂香港资本市场发展史的资料。

　　在地产、股市的炒风带动下，香港社会上投机思潮弥漫。“97回归”前，炒家除炒楼外，的士车牌、邮票、磁卡什么都炒。当时香港市民普遍存在3种心态:不务正业，认为炒楼比打工好，炒楼一转手就可赚二三十万港元，甚至炒一个买楼的排队号码就可赚超过200万港元;赌徒心态，形成讲胆识、“一票定输赢，赢了就发达”的赌徒心态;而不少人有挫败及失落感，认为“辛苦工作赚钱，不及投机者多”。那时，香港社会上普遍流传一句话:“High Tech就揩(高科技就亏钱)，Low Tech就捞(炒楼就赚钱)。”反映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认为经商获利不如炒楼投机的思想，不少人纷纷转到参与地产投机等活动。

　　“炒”是香港这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长期存在的现象，资讯发达、资金充裕以及供求不平衡，使投机活动十分普遍。炒家的存在，再加上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高度信贷，往往使市场的真正供求被这些投机行为所蒙蔽。实际上，1991～1994年，当时的香港政府也曾努力打击楼房炒卖活动，先后出台了6项金融措施，希望能控制住飞涨的房价。

　　“香港政府曾挖空心思打击炒楼，本地各家银行也完全配合，其结果仍是无法压抑楼价，反而推升楼价，制造许多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香港打击炒楼的措施，可以说极尽金融策略上微观调控之所能，但为什么都失败了呢？这是因为，当时港府和银行拒绝面对联系汇率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港币汇价和港币利率被迫跟着美国不断下调，与香港蒸蒸日上的经济完全背驰，通胀急升无法阻止，实物商品中又以房屋对抗通胀的效能最好，资金怎会不流入房屋市场？房价焉能不升？”香港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经理黄良升说。

　　而香港的地产业与股市又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被概括为“股地拉扯”。自上世纪70年代初，大量地产公司在香港股市上市后，地产业便与股票市场紧密结合，形成地产业与股票市场互相扯动的特殊现象。据仲量联行估计，香港股市总值中，房地产价值约占八成，香港股市的这种结构反映了地产业在香港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每当地产市道高涨，地产股价上升，便会带动整体股市向好，上市地产公司乘机发行新股，认股权证等方法集资拓展，进一步推高大市。相反，一旦地产市道不景气，地产公司盈利就会下跌，股价下滑，就会拖低大市。

　　实际上，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首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在部分投资者趁“好市”出货的带动下已经逐步滑落至1.4万多点，但旋即在楼市炽热及外资再度涌现的刺激下重上1.5万点，并在1997年7月底迅速突破1.6万点的关口，令很多追波逐浪的股民欢天喜地。

　　此时，亚洲金融风暴已经在泰国爆发。

　　股旺楼未旺

　　被亚洲金融风暴横扫过的香港，据专家计算，从1997年10月到2002年底的5年中，香港房地产和股市总市值共损失约8万亿港元，比同期香港创造的本地生产总值还要多，也超过1997年前7年因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上升而增加的财富总量。

　　“回归前香港经济连续兴旺11年(1986至1997)，香港打工仔年年升职加薪，自住物业水涨船高，炒楼炒股得心应手;生活安逸，高薪厚禄，不愁将来。日本泡沫破裂不关己事，大家缺乏危机意识。一个金融风暴，大浪淘尽，浮华梦醒，教训深刻。”温天纳说，“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人们解决了基本生活所需，进一步追求的是生活质量。他们不是不想发达，但更希望能生活无忧。他们会计划未来，为家人将来生活早做安排，一旦能财务自由，便没劲赚大钱。香港经济成熟、社会富裕、人民富足，香港中产阶级也讲究优质生活，但赚钱兴趣远胜享受生活，宁可牺牲家庭生活及个人健康，也要闯出个名堂。投资又缺乏风险意识，只知攻不懂守。1998至2003年的痛苦教训，当头棒喝，未尝不是好事。”

　　在这一轮经济衰退中，损失最重的是香港的工薪阶层、也就是所谓的中产阶层，他们大部分都贷款供楼，90年代中期，房价达16万～20万港元/平方米时，每当新楼盘推出时都有人几天几夜地排着几百米的长队。然而，时间仅过了四五年，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当年的房价已跌到3万～4万港元/平方米，但当地人认为还没有跌到位，在远郊，类似于乡村别墅的新建村屋价格已跌破万元大关。可以想见，普通老百姓损失多么惨重。

　　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香港人没有选择破产来逃避债务，他们默默地在高失业的高压环境下辛勤工作，只要有可能，就努力还掉银行的贷款。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香港的荣誉、信用。尽管这笔贷款余额完全可以一次性买到一套全新的、更好更宽敞的房子。

　　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的香港股市和楼市，开始走出不同的复苏轨迹。香港股市去年以来涨势强劲，今年更是进入一个大牛市，恒生指数屡创新高，在受美国次级债风波影响之前，曾冲破2.4万点。“过去，香港股市和楼市相生相息，走势亦步亦趋。但今年牛市，却独见股市兴旺，楼市暂时水波不兴。”温天纳说。

　　目前的香港房地产业，除了豪宅升近1997年水平外，楼市整体尚未见有过热迹象。楼价虽然和SARS时期相比有若干反弹，但比起1997年水平，仍有三四成跌幅的物业比比皆是，而且今年楼市一手、二手交投均有回落，市况未见火热。

　　“造成情况有别的部分原因，是现时港股结构改变，这次带动港股上升的主要动力，是业务国际化的汇丰和内地国企，过去经常扮演升市火车头的地产和银行股，表现仅属不过不失。说得远一点，这次港股牛市主要受人民币升值憧憬，吸引外资涌入推动影响，与本地资产价格关系不大。”温天纳说，“除了股市壮旺的原因独特外，香港本地物业市场升势落后，也有自己的因素。从供求角度看，香港私楼总量现在比家庭数目多，加上未来新楼供应充裕，所以使买家抱观望态度。”

　　温天纳告诉记者，今年香港股市和楼市对比，最强烈的分别在于股市今年赢家多、输家少，以致股价虽贵，但仍有兴趣购买的人却越来越多，尤其新股捧场客或多或少都有收获，形成了投资者入市意愿不断增强。但楼市则受到新盘先前定价过高、部分货尾要削价造成买家亏损的不愉快经验，结果产生一热一冷的效果。

　　“股票和物业，是香港人最普及的保值工具。股票容易变现、流通率高，但价格可以一夜急跌，风险较高。尤其像最近股市急升，上市公司连番配股集资，股票供应可以在短期内急促上升。物业可以半自用、半投资，虽然套现较难，但胜在风险较低，所以成为港人储存较大笔财富的工具。今年股旺楼未旺，我认为关键之一，仍在于如何启动吸引保值资金的良性循环之上。”温天纳说。

　　不是目标更不是终点

　　即使放眼全球资本市场，香港也是极其特殊的——这里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资产证券化率超过了500%的地区。按中金公司统计，香港股市市值占到了可支配收入的740%。

　　“香港股市很特殊，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国际机构投资者都必须在这个市场配置一定的资产以分散风险，香港资本市场是这些国际机构投资者资产组合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哪怕就是一个零件的地位，来自全世界的资金，就足够把这个市场做大做高了。”金岩石说。

　　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黄少明就认为，香港特区作为亚洲最大的资本流通市场，主要受欧美和日本资金的影响，近年来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和日元的零利率政策使得香港资金泛滥。共同推动了整个股市的走高。“内地由于资本管制，资金不可能自由流动，同时不具备香港这样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所以，内地股市走的路和香港市场的发展路线还是不一样的。”黄少明对记者说。

　　现如今，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香港还是北京、上海、深圳，都受益于中国经济实体的扩大，资本市场也由此得到了基本面的强力支撑。“这些城市都是受益于中国热，许多国外投资者来中国投资，优先选择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炒作也出现在这几个城市，房屋土地价格都在上涨，价格的上涨既有基本面的支持，也有泡沫成分。所以从目前情况看，这几个城市是有相似的地方。”汇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对记者说，“但另一方面，香港有独立的金融体系，更多受本地和美国的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内地的几个城市主要受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的影响。所以虽然香港和内地几个城市出现相似的地方，但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只是恰好在这一阶段，内地和香港地区的流动性和经济基本面的情况，非常相似地碰到了一起，但不是任何时候两地的这些条件都能吻合地碰到一起的。”

　　温天纳也认为，香港的股市还是由市场和国际因素带动，当然在过去十几年由于内地企业来港上市，内地因素已经变得举足轻重。“可以说，现在内地的楼市和股市可能在投资风气上比较接近了香港某个时期的风气。但很多内地城市或者是投资者，将内地房地产的定价和香港的楼市价格挂钩，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市场比较。因为内地房地产始终是面向广大的市民，目前两地在平均国民收入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他说。

　　但正因为内地的市场动力更多是来源于内生性的需求，巨大的潜力更激发了很多人对内地未来楼市和股市发展空间的想象。“内地的投资时代才刚刚开始，未来至少还有10到20年的发展期。”金岩石说。毕竟，香港只是一个城市。从这个意义而言，香港，不成为目标，更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