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神魔决八大职业:乡村中国和中国乡村(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8 20:58:26
 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一文专注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探讨。建立在已经积累的经验基础之上,作者将韦伯的世袭主义(君主制)的官僚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专制权力”和“基础设施权力”的理论以及和瞿同组的“儒法合一的治理”进行了理论上的深入剖析,认为这些观点或者陷入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忽视了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重叠和合作的治理领域——“第三领域”及其半正式治理的特点,或者无法包含半正式行政治理对国家与地方之间的连接意义及简约治理的多向维度。同时,作者对第三领域的概念也做出自我检讨,认为这一概念不足以显现简约治理的方法,并创造性地提出了“集权的简约治理”的概念,将中国日常基层行政运作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不过,笔者在此产生了一些疑问。学者目前的研究表明,正是这种半正式治理在过去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如果使其在今日的乡村治理仍然发挥作用,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效果,会不会因为简约,而将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责任推给社会呢?这又符不符合国家由资源提取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职能转换和发展趋势?
  土地问题也是近代以来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无以获得农民对国家政权和现代化建设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由于消除了封建剥削,将土地分配给农民,才获得了他们对抗战的支援和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虽然结果是相对完美的,但实际上土地政策在乡村的具体实践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从张玮、岳谦厚《战时中共减租政策实践中的两个环节及相关问题讨论》一文描述中,我们看到复杂的现实状况远非单一的政策那样可以整齐划一,执政者必须注意政策在表达与具体实践中的距离,并且采取灵活的应对机制,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同时,以往有人认为改造农村社会是血腥的暴力革命,但实际上对于暴力二字不可做绝对化处理,因为在晋西北乡村的减租减息政策,实际是以相对渐进和平的方式取得了革命的效果。在文中,作者对于乡村中的宗族血缘关系对土地政策的抵制做出了细致的描绘,但并未就政权对于乡村非正式制度的态度做出明确的定位,是强制取缔乡约民俗并迫使民众接受政治意识形态,还是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而这又涉及到一个更大的在农村进行革命和社会改革的路径问题。作者在文中没有解答这些问题,从而遮蔽了材料中的一些有效信息。
  国家对乡村微观治理的成败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和秩序的稳定至关重要,同时宏观的调控政策也会对农村产生巨大影响,比如对资源的调配,对城乡关系的协调等。农业税的废除虽然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农民的再生产资金投入依然有限,农村的融资体系并未进入良性循环。周立在《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逻辑与中国经验》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对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文指出,正式的金融机构不能有效解决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抵押物缺乏、特质性成本与风险大、以非生产性借贷为主等问题,而非正式放贷人具有上述四个问题的解决能力,但他们的融资能力却非常有限。这里关键是解决“在地化”的问题,即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下,正式部门与非正式放贷人之间形成垂直合作型农村金融体系,非正式放贷人转变角色,成为正式部门与借贷人之间的中介,由此分解正式部门的放贷风险,从而使农村得到所需要的资金支持。
  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偏向,决定着农民的生存质量。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一九七八——一九八四),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提高,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农业增产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农业就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发展?由于集体化时期对个体劳动积极性的束缚和改革开放后对劳动力的解放形成强烈反差,杜润生先生便从农民积极性——有效劳动投入增减中寻找原因,这一观点被林毅夫用西方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概念进行了发挥,成为学界广泛接受的共识。老田在《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转移与杜林假设》中对这一权威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对此问题做出新的解释。文章的研究表明,农民劳动投入的实际水平、机械和化肥使用、科学良种等现代要素的投入以及他们之间对于农业增产作用的比例关系等都是估算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是绝不可忽视的。分田到户后生产效率提高的原因并不在于农民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而在于政府对于农村的政策倾斜和资源配置的大量增加。不过,也许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存在,即应该如何评价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劳动绩效才更为客观。杜、林二位先生的假设虽然有局限性,但二人所思考的集体化时代农业生产监督成本高,评判标准不一、主观性强等各种问题在当时的农村中确实存在,但作者在论述中几乎回避了这些客观事实。
  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历来是国家宏观调控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化道路上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和现代工业先天不足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城乡关系必须相互协调,互利互惠,而西方的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是否适用于中国,一直是广受关注的问题。林刚的《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对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做出了细致梳理,并就解决目前城乡关系问题的对策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由发达国家总结而来的城乡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城市应该吸附农民,以此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作为预设,并进而结合我国城乡关系的历史状况来论述这一理论的不适应性,最后提出城乡关系需要均衡发展。这样的结论似乎为学界广为了解,所以创新意义有待进一步开拓。
  知识分子可以被看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是乡村社会中的精英阶层。随着历史的多元发展,他们的作用在当代社会中也日趋复杂。他们究竟是代表村庄的利益还是国家的利益,抑或是两者之间的缓冲带,或者纯粹就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团体。郝志东的《中国农村发展中的知识分子:以山西平定县为例》,以山西平州农村的知识分子为例,依据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功能和专业性取向、伦理规范等标准对影响农村发展的知识分子做出了有机型的、专业型的和批判型的分类。通过这些分类,作者试图运用比较的手法来明晰各类知识分子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及其转变,这一对知识分子类型学的分析拓展了农村问题的研究路径。同时,作者对知识分子角色转换的分析提醒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决不可过于简单和模式化,而应将其置于具体的情景中做多维的考察。
  可以说,今日的乡村研究,是最为繁忙的一条街道,各个学科汇聚于此,进行交叉碰撞。虽然他们各自关注的时段不同,内容各有侧重,但可以看到相互之间的借鉴和影响。对于同一个研究内容,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出发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或许我们可以将此种现象看做是多元历史发展的呈现,这也是未来乡村研究的重要取向。同时,新资料的发掘和认知理论的深化必将推进学术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国乡村研究集各路英豪于一堂,昭示了乡村研究的无穷魅力与乐观前景,笔者信然。
  (《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黄宗智编,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七年四月版,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