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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与乡村中国

作者：邓宏琴

　　黄宗智先生长年致力于中国乡村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建设，硕果累累。他主持创办《中国乡村研究》，目的在于搭建国际学术和本土研究相互作用的平台。不过，也许摆脱西方理论框架与叙事体系，总结中国的经验事实，在此基础上提炼本土化的理论，建立真正中国的、也是现代的学术才最为关键。需要注意的是，乡村研究本身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了解乡村；二是透过乡村来认识国家。众所周知，我国地区差异大，各地乡村的民俗风情迥异，地方话语体系和制度运作也千差万别，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乡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极为复杂，任何一种单一的模式都不足以解释这种关系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因此，重视个案研究，呈现历史发展变迁的多元线索，与深化认识、建构理论同样重要。新近出版的《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汇集了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研究的作品，或许就体现了这样的学术旨趣。它们或从宏观的角度入手，探讨微观的问题，或以区域个案为对象，注重实证研究，从各自的角度阐释对于乡村和国家的不同理解。
　　学术研究首先面对的是资料问题。只有充分地占有材料，尤其是那些第一手的、反映普通大众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的材料，才能深入了解普通民众的行为和心理，并借此观察制度的真实运作情形，改变以往的许多成见，从而真正了解背后的大历史，虽然资料不等于研究，但我们不可因此而忽视它的价值。在目前的研究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资料因当时社会调查的风潮而留存丰富，学者运用较多；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的研究，因为距离现在短暂，学者完全可以进入现场，做人类学式的参与观察，即时收集材料进行研究；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一时段里文献史料的留存情况较为复杂。一些已经被收藏到档案馆、图书馆，居于“安全地带”，但大多数反映乡村基层社会变迁的档案资料仍遗留在村庄里，而且为数不少。还有些正面临着迅速流失的危险，所以我们在挖掘新材料进行解读的同时，首先要抢救这些资料，这是一项非常辛苦而有贡献意义的工作。从行龙、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中，我们看到了这些资料的丰富内容，它们包含经济活动、政治运动、文化生活、宗教信仰、人际关系、社会救助、人口家庭等，反映了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的面貌。尤其是一些个人档案、各种政治运动的详细过程以及农业生产中各种详细的经济数字等，为研究这一时段的乡村社会提供了细腻丰富的材料。可以认为，它们对于改变人们对集体化时代的单一认识，呈现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的多元面相，发现新的解读模式和问题意识，正确客观地评价整个集体化时代，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乡村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生活琐事不仅反映着乡民的生存常态，而且在其背后还隐匿着大的历史变迁。在传统社会，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结构的超稳定性，有些诸如王朝的更迭等，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是“天高皇帝远”，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但近代以来，各种新因素、新力量的萌发与迅速成长，乡民的生存秩序由于国家和社会的强烈冲击而发生巨大变化。尽管有时这些影响的产生比较缓慢，但国家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等最终都会反映到乡民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在现代，国家政策导向和市场经济的作用对于乡村的影响更为直接和迅速。以乡民的生存常态为视角，自下而上地进入对乡村社会和国家的认识，是目前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书中对于嫁妆、庙会、村庄人际交往的研究等就从乡民的微观生活出发，或关注长时段的研究，或集中于对当前时段的讨论。嫁妆在乡民的私人生活领域中居于重要地位。在重视面子与礼俗的乡村社会中，嫁妆作为人际交往的纽带和社会地位的标识，被赋予了诸多的象征意义。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嫁妆的内容、功能不同，人们对于嫁妆的认识和观念也会随之变化，嫁妆所反映的社会意义也就不同。在《传承与嬗变：洽村的嫁妆变迁》一文中，翟一达先生运用历史分析法，从民国、集体化和“文革”后的各个时段，向读者展示出嫁妆的变迁历程，并从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集体化时代造成的乡民平均主义的心理、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现代化的技术与信息等方面，论述历史变迁对嫁妆所产生的影响及乡民在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变化。不足的是，或许是由于资料的缺乏，作者对集体化时代嫁妆内容和功能的论述有些大而化之，并未从村庄的个案出发。此外，作者称将制度的变迁与文化传统的延续性作为文章的基点，并对政治意识、商业经济对嫁妆的影响也有交代，但对于传统文化与国家的权威和现代文明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的动态论述仍稍显简单。
　　与此相对应，对庙会和乡村人际交往的研究向我们展示的是乡村公共生活的图像。当前学界对庙会的研究，或将关注点集中于庙会建构的生活秩序和公共空间，或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者、参与者对庙会做出的调整和适应，或从庙会的功能入手探讨乡民对于庙会的利用。在《乡村庙会的政治学：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研究及对“民俗”认知的反思》中，岳永逸先生另辟蹊径，以河北赵县范庄龙牌会为对象，运用民俗学主义的分析工具，探讨分析地方政府官员、开发商、学者、庙会的主持者、普通参与者等不同人群对于龙牌会的认识和利用，并由此展示传统文化的再造过程。跳出以人为主、物为附的逻辑思维框架，我们可以发现没有生命的民俗事象具有能动性的一面，正如作者所言，龙牌会具有融化和消解各方利益冲突，整合地方秩序的功能。因人操持而形成的龙牌会在展演的过程中对参与期间的人们进行了再造和重塑。作者将这种庙会与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方式称为“乡村庙会的政治学”（207页）。不过，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时代背景下遭遇怎样的命运，拥有怎样的生存空间和再生产的新模式，传统与现代的互动等，可能是作者更为关心的话题。
　　相对于庙会，乡村公共生活的实态可能较多地体现在更为“日常”化的人际交往上，比如家庭邻里纠纷的发生与调解，老年人的地位及赡养和子女教育问题，村庄人情与礼俗的往来，村庄自组织与团结的能力，村庄日常管理等。目前在农村，土地对农民束缚的日益松解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呈现出外向化和多元化的趋势，村庄的地域认同、集体行为规范的传统也在逐步走向瓦解，董磊明在《村将不村——湖北尚武村调查》中将此种现象称为“村庄的原子化”。原子化的个体自然无法形成凝聚性的集体力量，也就无以对抗适应于国家政策需要乘虚而入的村庄灰色势力，以及他们与乡镇干部结成的阶层利益共同体，这不仅恶化了地方秩序，也对国家在地方的权威形成严重威胁。由此可以看出，乡村公共生活的丰富与缺乏，对于乡民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也即村庄伦理规范、行为秩序、价值体系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村庄社会秩序的形成与村庄自身的“自组织生态系统”相连，但更多的是与权力由谁掌控、主要功能是维护村庄整合还是主控阶层分化，抑或“无为而治”密切相关。因此说，国家对村庄的治理，影响和主导着乡村社会的变迁。
　　那么，国家对村庄的治理在近百年来经历了哪些变化，对乡村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近代以来，国家为了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任务，需要农村的支援。但是，究竟采用怎样的方式和手段才能有效地从农村抽取资源，并同时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维护农村的秩序稳定？贺雪峰《试论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通过梳理中国乡村治理史来探究目前乡村治理恶化的根源。作者有一个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发现，即认为乡村治理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能否找到有能力从农村大量抽取资源的组织手段。建国之前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从农村提取的资源消耗在半正式的官僚体系中，但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却有效地从农村抽取了资源，较为成功地建立了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其中的一成一败对比明显，原因就在于国家是否建立了同广大小农打交道的制度化渠道。作者以现代化范式作为理论背景，将当代农村集体资源流失严重、乡村债务不断累加、干群关系紧张的现象作为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其意也在于解决乡村治理的现实问题，结论令人反思和回味：“九十年代以来的乡村治理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国家对宏观形势判断失误造成的一场本可避免的危机。”（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