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恐慌下的东京人

地震、核阴影笼罩下的日本东京，日本人，华人，西方人的不同观念下的众生相，仓皇与淡定，逃离与坚守，迷失与信念。在日本居住了12年的英国人Squart说，这是他能看到最冷静的灾后场面“在英国也许也能保持秩序，但一定会有人利用灾难打劫，但是日本没有听说。”

迷失与信念

——出东京记

地震、核阴影笼罩下的日本，日本人，华人，西方人的众生相，仓皇与淡定，逃离与坚守，迷失与信念，有得逃与没得逃

在无法逃避的黑暗里 我今天也假装睡去

我对花之都 大东京 憧憬得要死

我拎着单薄的旅行袋 一直向北向北

……

但我爱着这城市也恨着这城市

我是个对东京向往要死的大笨蛋

我只是漠然的默默呆立着

在不能缺席的大都市

假如愤怒之酒流淌出来

就会浸透我这个傻瓜的骨髓

晚上10点的池袋车站，突然出现了一个流量的高峰。这个城市本已在平静与寂寞中运行了5天，地铁和居酒屋同时失去了人气，这会儿暂时找回了擦肩而过的亲密感;一个小伙子在车站门口起劲而费力地弹唱，曲调是熟悉的《红蜻蜓》，日文原词唱的是对这座城市的爱与恨。

人们曾经为它而来，人们也在离它而去，几个小时前，欧盟能源事务专员厄廷格(Guenther Oettinger)发表了一通耸动的言论，称日本核电站的局势“已经失控”。他还说：“在未来几个小时中可能出现进一步的灾难事件，这可能对生活在这个岛国的人民的生命产生威胁。”

一

上野公园的不忍池边，还有穿着运动衫夜跑的人，偶尔惊起湖里的野鸭。

等人的出租车排起了长队，一位有着三十多年暴力团经验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地震以后打车的人少了一半。他说，他和家人都很担心，从核电站出问题第二天就开始担心了，表现形式是抢购东西。他举了一下没有小指的左手，“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候”，那么最好的日子呢?“泡沫经济的时候，但是日本不会再回到以前了。”

在超市和便利店，食物和水供应充足，紧缺的是电池、蜡烛等灾难应急的必需品，也包括汽油，据说不少人都在囤积。《朝日新闻》批评说，灾民一天只能吃一个饭团，东京居民大量购买物资可能影响对灾区的供应。

但也仅此而已了，在日本居住了12年的英国人Squart说，这已经是他能看到最冷静的灾后场面，“在英国，也许也能保持秩序，但一定会有人利用灾难，打劫之类的。但是日本没有听说。”

二

“日本人究竟要忍到何时?”

韩国的《朝鲜日报》这样发问：在探访灾区的过程中，记者甚至无数次想对灾民们说“请大声要求提供更多的粮食，快建卫生间”。记者想对他们说“一味地忍耐不一定是好的”。如果说不用脸红脖子粗，救援物资也能迅速运过来，那就更好，但现实并非如此。现在的日本似乎陷入了“忍耐的民族”、“礼貌的民族”的自我催眠中，因此忍受的痛苦也在与日俱增。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要有耐性，要忍让，” Squart的妻子江泽女士说，“这可以追溯到战后我们的祖辈父辈经历的那段艰苦的日子，我们知道混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携手才能渡过难关。”

又看到另一种说法，文化人类学者、韩国全北大学日语系教授Im Gyeong-taek认为：“日本人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毫无保留地表现自己的感情，因为表露个人感情可能会打破集体平衡状态‘和’。”他还指出：“当前的日本为在危机状况下维护社会平衡而保持极度紧张状态。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在外部人看来就是一种井然有序的良好状态。”

凌晨回到酒店，东京电视台正在播放一曲悲壮的音乐，镜头在富有日本特色的街道间快速移动穿梭，擦过树叶时哗哗作响，又播放制作陶艺的过程，还有寺庙漂亮的天际线。突然想起了《日本沉没》，好像是一种告别。

三

成田机场挤满了要离开东京的外国人，东京出入境管理机构不得不在成田机场设立临时的咨询机构。而在它的东京办事处，最多的时候，同时有2500人排队。

西方各国政府及大使馆的建议(有些国家的驻日使馆甚至已经身体力行地撤到了大阪)加快了人们撤离的脚步：据日本媒体报道，16日至17日两天，有数万外国人办妥手续，离开日本。

地铁站里一位美国人说，太多的外国人反应过度，那些逃到了大阪的人肯定一周内就得回来。“我不相信日本政府，但也没有办法知道别的数据，毕竟东京是这样大的城市，再等等看吧……外国媒体的报道太夸张耸动，但也许日本人的反应又太被动，谁知道呢。”

Squart和他的日本妻子决定哪儿也不去。江泽说，除非发生非常非常非常高风险的核危机，不然待在家里还是最安全的。“当然，有人会说，核辐射这种东西你看不见，但我觉得以目前的情况看，(逃跑)其实是心理上减压而已。说到底，这是我们的国家。”Squart批评CNN的报道，说了好几遍“reckless”(不顾一切、轻率地)，“他们采访反核能的人士，说着惊人之语，你如果看过好莱坞大片就知道他们在追求一种戏剧化的效果。”

末了，他特意补充了一句：我这几天遭受的最大辐射来自于海外亲友问平安的电话。

四

元麻布，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上百人等着办理各种手续，队伍甩到了马路的另一头，日本警察站在马路两头，隔几分钟就拦住过往车辆，让排队者通过。有一辆小汽车想加速通过时被拦住了，日本警察一顿训斥：“你在干什么?你喜欢这样吗?”

排队者很多都想立即回国，至少也要去关西的大阪暂避。一些刚赶到的同胞上来就问包机怎么样了，一位自称从大阪领事馆驰援东京的官员大声说：现在的情况是，国内的人比在日本的人紧张，国内媒体比日本媒体报道得严重。“没有包机!没有撤侨!”他反复强调。

一个小伙子神情仓皇地挤过来，“我是茨城的，茨城的。我要回国。”“那你快去成田机场，那里有大使馆的人，你去那里协调。”“啊，那我现在就去。”说完，撒腿就跑。另一个中年男子把站在队伍外的我们当成了工作人员，一堆问题连珠炮似的喷射出来，“危险不危险啊?”“大使馆到底准备怎么安排?”“东京能不能呆了?”“我一家人都要回去，怎么办啊?”

人在日本，很容易看到恐慌传导的链条：国内亲友通过各种渠道听说的新闻和传闻，经过下意识的高度选择后(通常留下的是“最坏情况”或者“可能的危机”)通过电话、短信和电邮到达你的身边——切尔诺贝利似乎一触即发，而你正是那个还蒙在鼓里的傻孩子。

五

东京市区看起来还是那么平静，当然JR和地铁站里人少了很多，站内不少商店下午6点就提早关门。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关于这一点也有不同的说法，日本财团的小林解释说，3月是花粉季，日本人对花粉过敏的特别多。但也有戴口罩的路人表示，这是政府建议的预防措施，放射性颗粒正在逼近。

我们在15日的晚上开始有了一些怀疑：在核的阴云下，东京人是不是过于淡定，以至于“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天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的前《产经新闻》记者福岛香织说，她也是从这一天早晨东京电力一次糟糕的发布会后有了怀疑：我们是不是掌握全部的真相?

共同社的记者滨口先生在邮件里直言：“东京电力、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是否隐藏了什么信息、是否能够控制现在的形势，上述种种不安以及猜疑在各大媒体和日本国民中间扩散。”

同一天首相菅直人在电视上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隔天我们与一直在微博上直播日本震灾的东海大学教授叶千荣见面.他一落座就要了一杯牛奶，说起菅首相的不够大气，面对全国人民却在谈屋内躲避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他应该去看看《国王的演讲》!”

六

什么是最东京的时刻?也许是在长以百级计的自动扶梯上，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沉默地排成长龙，站在左侧，将右侧留供赶时间的其他乘客，无一人逾矩。甚至用不到任何标牌来指示控制。而这些白天打着领带唯唯诺诺千孔一面的人，汇聚到这座扶梯上，也同样会从这座扶梯四散而去，于午夜时分，在居酒屋里、在歌舞伎町里、在路灯氤氲出的一滩光亮中，酒气熏天，旁若无人。这是东京的一体两面，相拥而生。我们看得见这个城市规划好的表面，但是看不见它的暗涌。

这是一座高度工业化的城市。地铁公交线路班次是几分几秒、货员每一次点头微笑牙齿会露出几颗、车站便当里每一块饭团上面芝麻到底洒有几颗，都被规划实践得精准无差。确定性、严谨性和有序性压倒了一切，确定之后还是确定，无休止的确定，没有意外。面对循规蹈矩富有安全感的生活，恐惧与怀疑失去了滋养的温床。这也许是全球最工业纪律化的大都市，但这一次，也是工业酿成的悲剧，是天灾也是人祸，工业和纪律成就了这里，也有可能毁掉这里。

七

中午在六本木五六级的大风里行走，人们变得比生平任何一天都更关心风向，但风向却几乎每分钟都在变化。南部出现了齐整的乌云，有压城之感。但吃完饭再出来就拨云见日，天空接回了阳光和淡蓝色。

各种信息和观念持续地涌入和碰撞，也是几乎每分钟都在发生变化，眼中日本与纸上日本仍然如此不同，每个人都在选择，用眼睛或是耳朵去感知这座城市，用“欧洲标准”、“美国标准”、“中国标准”或是“日本标准”去决定自己的下一步。

16日开始，日本各大电视台陆续恢复了正常节目的播出，震灾直播不再占据所有的时段，电视剧、纪录片甚至哈哈大笑的综艺节目又回到了黄金时间。这给一些人带来了新的疑惑。

TBS晚间新闻报道了上海大学生为日本震灾捐款，受访的中国学生无一例外提到四川地震时日本人的捐助。

一个中文教学节目里面出现了这么一句话：真不好意思，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八

夜晚的池袋西口比我半年前来这里时萧瑟得多。没有了喧闹的游戏厅，没了如泣如诉的白衣歌女，和坐在路边发呆、看起来眼睛里没有方向感的西装革履，也没有了戴头盔开着机车呼啸而过的年轻人，倒是看见了一位算命的女子，低着头坐在路边。

我们试图和一位流浪汉搭腔，他五十多岁，面皮干裂、蓬头垢面，睡在纸板箱和塑料袋里。他知道关于地震的很多东西，知道昨天6级地震的震中在静冈县，甚至知道专家很早以前就预告过下一次大地震可能发生在静冈。

他说，我害怕核辐射。但是，怎么躲避核辐射，他不知道。怎么办?他会逃吗?他也不知道。反正现在，他还有水喝，有吃的，和震前没什么区别。

九

17日的下午，接到消息人士电话，称中国大使馆派到新澙的工作组，正在机场组织有需要的同胞回国。

此时我们已经在开往九州的新干线上。市里的行人又少了一些，但直到东京车站我们才嗅到大撤退的气味。首先是同胞多，一位东北口音的女人在JR线的检票口前走来走去打电话，面色红得焦躁，说的当然是想办法买票的事情——昨晚查了一下携程，21日东京飞北京的单程票都在18000元以上。然后在等候新干线时我们又遇到了一批中国研修生，他们准备南撤广岛避核(听起来真像是黑色幽默)，一个男生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回国的票都已经订到4月份了!

然而不只是同胞，还有很多日本人——他们中间的多数是带着孩子的妇女——也拖着大小箱子，在等待上车。女同事去了洗手间——3天前她去过同一个洗手间，当时笑称，“让我住进去都可以，那么干净!”——这一天，她看到的是一扇已经坏掉的门，地上还扔着片卫生巾，染满了黑色的污水。女人们像在中国春运时的火车站一样排着长长的队，但仍然尽力保持着自己的整洁，人与人之间空出了足够体面的距离，面对那扇坏掉的门，所有人都统一调转了自己的目光。

事实上，我们住的旅馆前一天就没有打扫，前台说人力不够，征求了我们的同意。但我也看到相反的信息，前方同行在微博上说，山形的避难所，厕所还是非常整洁，几乎没有臭味。

新干线仍然效率惊人，前一趟车的人刚刚离开，清洁员像旋风一样卷起一路的空水瓶和废弃物，然后又折返回来把所有的座椅都扳到相反方向，接着他们托着垃圾袋冲了出来，两个看上去起码50岁以上的矮个男子弓着腰，跑得气喘吁吁。

开往关西的列车要出发了，在车厢里，一个5岁左右的日本小女孩穿着粉色的裙子笑得一脸灿烂，大声地向窗外上班族模样的父亲挥手道别，“爸爸，再见!”

对孩子来说，这也许只是一次难得的关西旅行。但我们记住了那个父亲：那是一张脸部表情已然扭曲却仍然竭力摆出一副笑容的脸。

十

名古屋附近正在下雪，当列车穿过一道山岗时，天气转成了阴天，京都和大阪是很有些寒意的阴天，再往南，快到冈山时，已经是阳光大好。

和旁边坐的日本女子聊天，她是九州人，给我看手上的报纸，压底的标题是“菅直人暴言东日本全毁”，我问她怎么看，她不屑地说：他疯了。

仅仅在几个小时前，刚和母亲通了一个电话，她说老家的人开始疯抢碘盐，超市已然断货，至于抢盐，除了防辐射外，还有一个更惊人的理由：核辐射会污染海水，不但海产品不能吃，海盐也会供应减少，需要囤积大量的盐在家里。“这些人都疯了!”母亲说。又看到台湾朋友的微博，说台湾电视新闻转播大陆江浙一带抢盐实况，记者前去采访：大妈，你们为什么抢着买盐啊?大妈边抢盐边答：你不知道吗?台湾大地震啊!

同一趟新干线上还有许多年轻的西方人，美国、澳大利亚都有，一问才知道是在日本传教的摩门教徒，一百多人今天从东京撤到福冈暂避。在我说出了洪博培的名字后，一位叫Merkle的美国男孩兴奋地叫出声来，然后语速极快地介绍我如何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宗教。他的名片上印着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主的恩典够用)。

隔天在福冈，每一个热闹的街区都有学生和上班族在募捐，一红一蓝两面旗帜写着大大的“加油!东日本”。在这个老年的国度，年轻人整齐划一地鞠着躬，几乎是声嘶力竭对每一个路人喊：谢谢!拜托了!

十一

福冈机场。

像接头暗号一样，“你从东京来吗?是因为核辐射吗?”这两个问题在哪儿得到的答案都完全一致，两个肯定的答案。

一个大连小伙子说，“我们在东京上学。国内催得要命，我们要赶快回去了。”

还来么?——不知道啊，看情况吧。4月份签证过期，要是情况好转了，我们肯定得回来办手续。要不然再办签证很麻烦。

情况还是不见好转呢?——那就算了。啥都没有命重要啊，这肯定的事儿。

打了最后几个电话，撤到广岛的朋友说，这里周末的酒店都订满了，“不一定都是避险，也有来散心的，起码这里不停电。”留在东京的朋友，语气里能感到一丝失望，但是很快又反过来表示歉意：“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日本人当然不会离开。但是，是我们的政府做得不好，没有让你们感到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