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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的艺术—新中国宣传画发展研究

　  一再有人宣称当代是一个读图的时代，其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宣传画就已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读图时代，这种“宣传的艺术”堪称空前绝后。

　  在西方的装饰艺术运动和新艺术运动等艺术设计思潮和艺术实践的影响下，中国的大都市在几乎相同的时期内也孕育了同样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种种平面设计作品，服务于大都会生活的商业海报—比如月份牌，就是其中之一。而因为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上海等大都会所呈现出的某种繁华景象，其实是革命洪流中的几个孤岛，孤岛上的文化对整个中国的文化有所影响，甚至有时堪称影响深远，却终究不能代表那一时代中国的精神面貌和整体文化成就。服务于革命的宣传画才是更能让今日观众认识到当时中国的一扇窗口。不可否认，从事革命宣传画创作的不少艺术家，都曾在大都市中接受过教育，甚至有些早年留学西方。然而他们并没有像某些同伴一样迷醉于暂时的繁华，而是以自己的所学服务于为国、为民的革命事业。在今天看来，他们在1949年之前创作的许多宣传画不免显得简单乃至简陋，可是这在很多时候是受客观物质条件所限，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不得不暂时放下艺术的理想和对细腻技法的追求，而这样的选择以及长期的忍耐与努力，也正是最值得我们尊敬和景仰的一种崇高。最初的宣传画作品大多是漫画，在报纸、杂志、传单甚至墙壁上，不屈不挠地揭露种种殃及民主、革命的罪行，或者满腔热情地召唤一切有志之士奋起投身救亡大业。[1]至卢沟桥事变打响的那一枪，宣传画也很快开始集中体现抗日的主题。日本人投降后，内战爆发了，大量反战题材的木刻版画又马上成为宣传画的主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见证了这个新的国家，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用60年时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中国成立之初，摆脱了战乱之苦的人们，内心充溢着巨大的喜悦，宣传画当然也记录了这样的心情。[2]直至文革之前，宣传画主要是帮助积极推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方针政策，歌颂各行各业的种种成就和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配合宣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漫画、木刻已经不足以完成这些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致的任务，于是更多的画家加入到了宣传画的创作队伍中。据了解，当时几乎所有画种都创作过宣传画。终于能够光明正大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终于能够痛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革命理想和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赞美和憧憬，画家们当然更加乐意发挥所长。于是这一时期的宣传画创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经历了很大的飞跃，优秀的作品层出不穷。［3］

　  在文革那个狂热的年代里，宣传画显得“一片红”。一度百花齐放的艺术领域变得模式化，创作的自由也受到了巨大限制。宣传画在很多时候成为红卫兵小将们释放青春躁动的工具、抒发革命激情的领地。他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视觉艺术革命”，而这场“革命”在视觉领域的余波至今未了，足可见其声势之浩大、影响之广泛。在当时，所谓敌人的形象被大大地丑化，而领袖形象则被偶像化、神化。同时大字报、小字报和宣传画连同样板戏，迅速地、夸张地生产出一个又一个“红光亮、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总之，公开的艺术作品一律符号化，整齐划一。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也使宣传画的创作走进了新的春天。不再面对沦为单一政治工具的尴尬，宣传画的创意、风格、内容呈现出不曾有过的新气象。经济、科技、教育、环保等等内容的宣传画大批涌现出来。不再“一片红”的宣传画的世界，一下子显得那么可爱、平和、美好。

　  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补课”热潮，与世界几乎失去联系的十年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对日新月异的一切都好奇，对所有跟美搭边的东西都有兴趣。科学、哲学、诗歌、时装等等都令人着迷。宣传画随之变得异彩纷呈，却时而也有些盲目或者彷徨，点点滴滴的改变汇集到一起，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成长。

　  到了90年代，各种新技术也逐渐应用于宣传画的创作。虽然宣传画不再像文革时期那样大规模地普及，但是仍然点缀着人们的生活。在地铁站、公路旁、小区里……各种公益性质的宣传画默默地提醒着大家，生活总会在不懈的努力中，变得更加美好。

一、捍卫新的时代—建国初期国防与军事主题的宣传画

　  新中国成立后，走出战争阴霾的人们对和平与安定格外珍惜。大家捍卫新生活、新时代、新国家的决心非常之大。于是建国初期的宣传画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出这种时代精神。当然，这同时也是一种政治需要。可以说，画家们被禁锢已久的艺术能量终于有了集中释放的机会，所以在准备建国和建国初期的10年左右时间之内，宣传画的种类变得非常丰富，水平也有突飞猛进的提高。尤其是建国初期，巨大的改变鼓舞着对祖国怀有深挚情感的画家，更努力地围绕新时代、新生活进行了各种创作尝试，捧出了丰硕的成果。

　  这类主题的宣传画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在党有力的领导下继续加强军事建设；捍卫并完善国家统一；积极呼吁世界和平。创作热情高涨的画家们对于这些宣传的需要，进行了颇有时代特色的艺术处理。

　  建国初期出版发行的宣传画《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4］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整个画面呈现红色基调，寓意革命激情。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望着远方，庄严而睿智，且呈仰视效果，显得高大伟岸。这似乎也为后来偶像崇拜式的领袖肖像宣传画埋下了伏笔。画面下方是整齐划一的军队，高举红旗，昂首阔步地向领导人注视的方向前进。与对领导人的细致刻画相反，对士兵的描绘放弃一切个性化特征，简洁轮廓的简单重复显示出万众一心的巨大力量。这一时期表现领导人与军事建设的宣传画总是这样激情而有力。

　  强大军事力量打击的对象自然是不利于国家统一与和平的敌对势力。［5］当时这类宣传画为数不算少，而且被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画面往往具有丑化侵略者形象的倾向，而代表正义的军人则健壮、大义凛然、相貌堂堂。捍卫和平、保卫国家的战斗取得胜利，是当时画家最乐于也擅于表现的场面。可以想象，这一批宣传画跟战争题材的老电影一样，都是为当时普通群众所喜闻乐见的。

　  1952年，彦涵创作的《我们衷心热爱和平》及郁风、冯真创作的《和平代表，欢迎你》，呈现出呼吁和平主题类宣传画中一种主要的倾向。首先是人物形象以女性和儿童为主，大概因为这两者容易令人联想到美好但弱势的社会群体。其次，和平鸽和鲜花往往被确定为和平与美好的象征。而且画面色调一般比较柔和或明快。无论形象还是色彩，这类宣传画都使人感到宁静祥和。

　  这些作品并不都以成熟完善的面貌示人，但是大多能以真情实感打动观者，以首创精神感染来者，为新中国宣传画攀上高峰奠下了最初的基石。

　  二、建设新的国家—五六十年代建设题材的宣传画

　　 60年代有出版物称宣传画为“最富战斗性和群众性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最直接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形式之一”。当时中国百废待兴，但人心振奋，群众干劲十足。画家们也用自己的专业技术积极地为建设事业吹号角、树旗帜，可以说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投身于建设大军。

　  五年计划取得了成功［6］，加上长征等革命精神的感召，各界群众都更努力地工作。大量宣传画忠实地服务于那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生动地记录了种种豪言壮语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对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等领域建设都有所贡献。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当时的宣传画都是从大处着眼，用图来说“大”话。像杨文秀的《猪多肥多粮产高》（1959年）、权正环的《勤给小猪洗洗澡，皮光毛滑长得好》（1960年）等这样生动有趣的作品，表现“小”事的佳作也有不少。

　  许多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在当时都是新鲜出炉、需要大力宣传的。比如，各民族应该团结平等之类的观念，《宪法》、《婚姻法》、《选举法》等等基本法律制度，都亟待普及。因为旧社会留下的文盲太多了，虽然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普及基础教育，可是短时间内就让肩负着繁重生产任务的工农群众读懂长篇大论是非常不现实的。所以宣传画这种以图为主、辅以少量文字的方式，在当时非常必要。建国初期，在宣传新的方针政策、法制建设、卫生知识等方面，宣传画功不可没。

　  如果只注意到宣传画的功能，而忽略了它们的艺术成就，对于那个时代的画家们恐怕就太不公平了。宣传画中可以看到国画、油画、版画乃至剪纸等多种特色。许多享有盛名的大画家，当年都创作过宣传画。小小宣传画的艺术水平毫不逊于大作，有的甚至更加饱含感情。这种打破专业界限、人人热心参与宣传画创作的局面，几乎是只有在中国、在那个年代才有的艺术现象。

　  画家们对新中国的感情无疑是真诚、朴实的。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劳动是最光荣的事，劳动者是最美、最崇高的人。所以，他们都在满心欢喜地生活，满心欢喜地作画。在那时的宣传画中，没有病态娇弱的人物，没有迷惘徘徊的心态，没有颓废消极的思想。画家展现给我们的是慈祥憨厚的老人，浓眉大眼、鼻直口方、粗壮朴实的劳动青年，胖乎乎、天真活泼的孩子，所有人物都脸色红润，精神饱满，连背景都显得那么滋润。

　  由衷的喜悦，是画家的心态，也是当时中国人的集体心态。从美术界的工作状态，也可略见当时中国人的集体精神、开天辟地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的高涨信心。

三、印刷量与神话—文革时期的宣传画

　  用“铺天盖地”这个词来形容“文革”时期宣传画的普及程度，毫不夸张。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宣传画的印刷量非常之大。艺术水平较高、题材重大的作品，动辄印出几百万张，甚至上亿张。著名的《毛主席去安源》［7］前后印了九亿多张，画家刘春华连同这张宣传画一起“传遍中国、代表时代、名满天下”，巨大的印刷发行量也在人类印刷文化史上留下了难以打破的记录。也许只有在那样的时代，才会催生出这种传奇。

　  当时从各级单位到个人，都会在各个角落及时张贴最新问世的宣传画。这既是政治任务，也是大众文化生活和心理的需求。因为“文革”，中国的文化领域越来越单调，宣传画是室内外的最佳装饰，更是大家的某种精神寄托。可是因为“文革”中比较极端的文化方针，宣传画自身也出现了问题。

　  在风格上，此时宣传画中所有负面人物的形象都被严重丑化，而正面人物的形象则极其“高、大、全”，整体画面色彩“红、光、亮”。越到“文革”高潮时期，这种问题越突出。分析当时的宣传画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工农兵都是国字脸、方嘴唇、肌肉发达、肢体粗壮。尤其是女性形象，则往往非常男性化，甚至有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会被误认为是男性。女性柔和、秀丽、恬静等典型特征集体缺席。这种偏离实际的绘画语言，表现出那个特殊时代的审美倾向。

　  紧张的情绪在画面上泛滥也是当时宣传画的一大特征。人物眉头紧锁、目光犀利；肢体语言更加夸张，前倾、前进，攥紧并高举拳头，甚至手握武器，弓箭步式站姿都频频出现。这样的作品帮助把火药味传遍了全国。即使在今天，将这类宣传画集中到一起来看，还是能感觉到群众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斗争决心。

　  从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宣传画题材狭窄，突出领袖崇拜。塑造工农兵正面形象、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这三个题材的宣传画占大多数。而它们又几乎都围绕着毛主席的形象和话语展开。所以，在宣传画创造的世界里，毛主席是一位与亿万人民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的伟大领袖—他永远是画面的视觉中心；他永远慈祥、挺拔、伟岸、比其他人都高大；他的身影始终被金色的、温暖的光芒笼罩—这个上下一心共同信仰的视觉神话，甚至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支柱。伟大领袖的事迹本来就可以书写为一部传奇，经过了视觉符号的再度强化，传奇已经被演绎成了神话。

　  “文革”时期宣传画强调意识形态表述、艺术语言高度符号化、创作节奏整齐划一的特征无论何时再被重新审视，都不可否认地具有震撼人心的力度，因而也成为后来许多艺术家追忆和再创作的独特文化资源。

四、春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的宣传画

　  翻阅八十年代的宣传画，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这些作品跳出了“文革”的“红色海洋”，色调非常清新。久违的蓝色、绿色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成为许多新作品的整体色彩倾向，朦胧、雅致、柔和等风格不再遭到批判，个性化的绘画语言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喜爱。告别“三突出”的英雄模式，挥去阶级斗争的狂热，只能看“样板画”和“样板戏”的日子成为过去，80年代的宣传画重新找回了“文革”前百花齐放的感觉。处于改革开放和“文化热”的大环境中，宣传画的题材变得比以往更加丰富多元。

　  中国融入世界，和平、环保等时代主题也走进了宣传画。张安朴的《书籍是知识的窗户》（1983年）、葛子明的《保护好生活环境》（1979年）、李喻军的《和平的面容》（1985年）等佳作应运而生。建国初期至“文革”的宣传画主要受到苏联美术风格的影响，而80年代的宣传画则呈现出十分不同的风貌。积攒了几十年的各国新理论和风格，短时间内都涌入人们的视听，反映到了创作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宣传画大体上等同于一般绘画，而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流露出平面设计的味道，融入了画家更多的思考和艺术推敲。

　  经历了近十年的荒芜，大力进行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是80年代的重要主题。朱成梁的《打开致富的大门》（1984年）这类带有鲜明时代特色和乡土气息的宣传画一时间多了起来。“致富”成了一个新的高频词汇。正如画中所表现，人们盼望门户里能够飞出金凤凰，盼望自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同时，随着国门再次敞开，对中国充满好奇的西方世界再次投来了关注的目光，再次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不少在“文革”时期被当做“四旧”而革除的视觉元素，也都重新出现在宣传画中，因为大家意识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剪纸、皮影、年画等传统民俗风格的作品广受欢迎。

　  与“文革”时代只表现男性化、力量型的工农兵形象不同，80年代的宣传画里则开始表现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赵敏、张振华、费长富的《学习张海迪把一切献给人民》（1983年）是一张很有代表性的宣传画。戴着眼镜的张海迪看起来白皙、文静，飘动的长发、灿烂的笑容都显示出温柔的女性气质，背景的光源烘托出浪漫的氛围，蓝色、绿色和跃动的曲线则昭示着青春的活力。我们大多知道张海迪是一位坚强的残疾人。这样一个甚至无法进行体力劳动的女青年知识分子被树立为榜样和楷模，反映出整个社会英雄观的转变，知识分子成为大众偶像群体的一员，意味着整个社会都重新发现了知识的力量、承认了知识的作用。

　  如沐春风的80年代中国润泽了画家的心灵，孕育了中国宣传画发展史上最单纯、清新的一批作品。扩大的视野，多变的视角，层次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山乡巨变的社会现实都在宣传画中有所投射，也使胆子大起来的画家们开始发问，向历史、现实、人生、命运、社会、时代等等一切提出不同问题，给出个性的见解。

五、当代视觉文化的基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宣传画

　  在这样一个媒体异彩纷呈的年代里，宣传画当然不可能一枝独秀地引人注目、发挥重大宣教作用，但是它仍然朝着很多方向继续发展，并在名称、形式、创作手段、内容、面世途径等方面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受到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中独立出了设计类专业。社会上各种商品前所未有地丰富，普通人在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之后，对设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设计的价值日渐深入人心。“平面设计”、“平面广告”等名称逐渐取代了“宣传画”而活跃在时下的日常语言里。相应地，作品本身也明显地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美学特征，简单来说就是创作者具有了明确的“设计意识”，而其作品则具有了“设计感”。以往的宣传画原件都是手工制作的绘画作品，而90年代以后，电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平面设计过程中，有时甚至彻底取代了手工制作。手绘平面广告则是一个专门的分支，以稚拙的味道或独一无二的艺术特性，代表着一类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选择。先进的技术和奇妙的构思使更多种效果得以呈现，所以宣传画越来越个性、多样化。

　  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贫富、就业、环保、体制改革、加强国际间合作与交流等等，都成了热门话题。当代宣传画的政治色彩大大减弱了，但是积极反映社会热点问题的特点并没有改变。而这类宣传画常常被称为“海报”或者“公益广告”。在亚运会、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活动前后，总会有大批优秀的宣传画问世。这些作品不仅被张挂在公共场合，还会通过杂志、电视、网络等其他传媒与公众见面。将这些作品集中起来举办专门展览也不再是新鲜事。

　  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精神需求日益增加，怀旧风和收藏热便日益蔓延，以往的、连同新创作的优秀宣传画都成了广受追捧的藏品。在潘家园等旧货、古玩市场，真真假假的老宣传画比比皆是，一些老宣传画在拍卖市场上还获得了非常高的身价。更有趣的是，老宣传画中的一些造型元素成了当代艺术、广告和影视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视觉符号，并且被新的语境赋予了更多层次的涵义。

　  宣传画曾经的风光确实一去不返了，但它们并不是彻底消失，而是经过时间的打磨，呈现出许多能够象征一个时代、民族和国家的符号，久久地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成了当代视觉文化的基因片段。今日的宣传画家族成员各具风姿，或怀旧、或前卫地为将来的时代定格了当下的无数个瞬间，供未来的人们怀念、回味、欣赏和品鉴。

注释：
［1］漫画带有极强的政治性和时事性，中国近代的宣传画大多是以时事漫画的形式而绘制或发表于大小报刊、传单或杂志。如“五四”时期的宣传画大多为揭露北洋政府及军阀的卖国行径，宣传、号召民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斗争；“北伐”时期的宣传画则以贬斥北洋军阀腐败误国的罪恶事实为内容，宣传北伐军在军事方面的胜利。
［2］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份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开启了新中国美术史的第一个篇章。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今年的新年画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
［3］这一时期各地陆续发起并组织了众多有关宣传画的展览及相关活动，比如：1950年11月4日，中央美术学院成立“抗美援朝委员会”，有组织地展开宣传工作，绘制了大量的宣传画展出；1950年11月，上海市美术界举行座谈会，商讨开展抗美援朝宣传画问题；1951年5月4日，沈阳市举行了第二届美术展览会，共展出宣传画、漫画等作品640余幅，内容大多为抗美援朝及镇压反革命等等。
［4］《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为张仃创作于1946年—1949年之间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经广泛出版发行，对宣传画的创作有重要的影响，这类宣传画在形式上比较简单，基本上延续了延安时期的风格，突出宣传画的革命性、战斗性和宣传性，是中国共产党在美术战线上的有力工具。
［5］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新中国的国家安全遭受到了空前的外来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悍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畔。美国的军事行动不仅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威胁了新中国的安全，而且阻碍了中国的统一进程，是对即将取得彻底胜利的中国革命的干涉。面对如此严重的挑衅和危机，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毅然开赴朝鲜，他们在赴朝参战前的誓言表明了回击侵略者的决心:“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援助朝鲜兄弟民族的解放斗争，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志愿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为消灭共同的敌人，争取共同的胜利而奋斗。”
［6］1953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和总目标，制定和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至1956年，顺利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了文艺“双百”方针等，顺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7］《毛主席去安源》是江西省安源煤矿筹办“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中的一幅画。交由偶然介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生刘春华参与执笔创作。1967年10月1日该画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首度展出。次年5月《人民画报》以“毛主席去安源”为名、用彩色夹页首次发表了该画。1968年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再次以彩色单页形式隆重、热烈、公开发表。署名为“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该画的单张彩色印刷数量累计达九亿多张（不含转载），被认为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宣传画”。这幅画的印刷品送到各个基层单位时，到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