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枫林华府业主论坛:民族的教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1:45:03

不要失了一个民族的教养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中山大学演讲。当被问及对时下正在热播的“百家讲坛”有何看法时,他的回答颇为精彩:学术通俗化,这是学术本身和社会大众的需要,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该大力表彰。问题是,现在受众的水平就是这个样子。多年前,朱自清写《经典常谈》,本意是写给中学生看的,但这个通俗的小书现在本身也成为经典。当时的中学生,就有那样的水平。电视必须考虑最大的受众群体,“百家讲坛”本意就是给初二水平的学生看的,超过这个水平的人可以不看,但不要在那里唧唧歪歪。要怪,就怪现在的学者没法写出分层次的高水平的通俗学术普及著作。

陈平原尖锐的意见击中了要害。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学生为何就有那样的水平?现在的学者为什么写不出高水平的通俗学术普及著作?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冯友兰的《新世训》、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以及朱自清《经典常谈》的部分章节,最初都是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的。这份以中学生为主要读者群的杂志,几乎集中了当时学术界第一流人物的稿件。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则是,朱光潜、朱自清和钱穆,都是从中学老师步入大学教授的行列,钱穆则是连小学也教过。不难理解,他们对于中学生和一般青年的需求,为何有着如此切近的了解和关怀。

钱穆高足严耕望在为其师撰写的《行谊述略》中,由钱穆幼年所受私塾及中小学教育,而感叹于“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在钱穆的中学老师中,就有著名的史学家吕思勉。而作为小学和中学老师的钱穆,其学术造诣之深厚,读其早年著述便可知,“今日大学教授”怕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吧?

当然,这样的情形,在社会分化日益剧烈、学术分工越发细密的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可资参考的是,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大学、中学乃至小学并未像今天这般泾渭分明,学者与大众之间,也没有如此大的鸿沟。在一个社会各领域密切互动的格局中,学术与青年乃至一般读者间,便会呈现出良性的循环,而文化传统便在这其中生生不息,滋养着一代人的心灵。

或许是出自我们自身缺陷的敏锐感知,学者葛兆光在为何兆武《上学记》所作的序言中,充满敬意地谈起“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他特别由何兆武早年所受的教育和精神滋养,提出“教养”的话题。尽管何兆武“很谦虚地说到,他这一代人国学的基础都非常差,没有背过四书五经,但是,他从中学起就读‘开明青年丛书’、读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新诗、读顾颉刚和朱光潜、读《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真诠》,也看西洋电影和武侠小说,高中时还念 TalesFromShakespeare(《莎氏乐府本事》)。”

葛兆光把“教养”和“气质”,归结为家庭世代的熏陶和浸染。然而在变动不居的现代中国,或许不如说,正是一个不那么凝固、僵化的学术和教育体制,为何兆武这一代人的“教养”奠定了基础。

也正是这样的文化教养,为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这一代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再生,传统得以延续。如果从一代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教养的角度,来理解学术与文化的普及工作,来看待青年的启悟与教育,其间意义的重大,自然不容忽视。

经典如何普及

在文化的传承中,历代积累的经典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光潜在谈到现代公民获得常识的必读书时说:“我以为一个人第一件应该明确的是他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迁以及学术思想和文艺的成就。这并不一定是出于执古守旧的动机。要前进必从一个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已往的成就即是它前进出发的基点。”然而经典由于文字和时代的暌隔,往往不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为了使经典成为一般读者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前辈学者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1938 年,朱自清受杨振声的嘱托,开始写一部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教科书。此后几年,在昆明和成都以及来往于两地的旅途中,朱自清一直没有停下这本书的写作, 1942年以《经典常谈》为题终于出版,几年间仅在文光书店就印了五次。季镇淮称赞它“言之有据,深入浅出,意无不达,雅俗共赏,运用现代语言,讲述古史内容,令人读之不厌”。

这本薄薄的谈经典的小书,也已然成为经典。在缺少同类著作的今天,它更是被人反复提及,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时代的象征。晚年的金克木在《书读完了》中仍然恳切地呼吁:“我很希望有学者继朱自清、叶圣陶先生以《经典常谈》介绍古典文学之后,不惜动如椽大笔,撰写万言小文,为青少年着想,讲一讲古文和古书以及外国文和外国书的读法,立个指路牌。”如今金克木先生已仙逝,不知这样的呼声是否会成为绝响?

同样致力于经典普及工作的还有钱穆。上世纪50年代,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讲学时,即有意写一部通俗的《论语》注解,使初中以上学生人人能读。钱穆早年就著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对先秦诸子特别是《论语》浸淫日久,用力甚深,写这样一部书本来并不是难事。然而钱穆反复斟酌体例和文体,数易其稿,直到 1963年才最后写定,题为《论语新解》。对于一部通俗著作如此用心经营,不能不让人感慨于前辈学者的严谨与认真。

这样一种严谨与认真的态度,归根结底,仍是出于对经典怀有的敬意。钱穆在《论语新解》的序言中谦逊地表示:“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而该书是否能成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是否能“折衷群言而归于一是”,仍然有待于“读者之审正”。换句话说,钱穆并非要在《论语新解》中贩卖一己的“心得”,而是备采前人的各家学说,加以申述,给读者以最为通达简要的知识,目的仍是让读者“直明《论语》本义”。

在后来撰著的《孔子传》中,钱穆更是明确地希望读者借助此书,继而“进读《论语》以及其他先秦古籍”,不要认为读了此书,就以为“对孔子了解尽其能事”。其实朱自清写《经典常谈》,也是同样的用意,他希望读者把这本书当做一条船,借它“航到经典的海里去”,“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孤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钱穆和朱自清都认识到,经典普及工作并不能代替经典本身,它们的意义是让读者亲近经典,接触经典。经典的普及不是把经典通俗化甚至庸俗化为当下实用的知识,而是充当灯塔和航船,把读者的心灵引入到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中去。这就是朱自清所说的:“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怀抱着如此庄严崇高的宗旨,下笔临文时自然不会苟且轻慢。

也正因为此,他们也就不会随便迁就和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不会为了书的好卖而牺牲了经典的尊严。钱穆在写《论语新解》的时候,本来为了通俗,打算全部用白话,然而写了四分之一就后悔了,推倒重来。因为《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如果全用白话来阐释宏深的义理,一味追求浅显,就像“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所以最终改成了浅易的文言,只是在每一章的结尾,用白话对全文做一个翻译。

自然,这一切都要求作者本人对经典要了然于心,了然于手与口。有如此的热忱,又有如此的学力,《经典常谈》和《论语新解》才成了新的经典。只是如今,有心、也有能力做这样工作的学者,已经很难见到了。

青年之困惑与时代的命题

刚满20岁的吴讷孙开始了他第二年的大学生活。苦闷攫住了他,年轻而敏感的心灵一时间感到生命的空虚和无意义。吴讷孙萌发了自杀的念头。

在1939 年的这个关头,作为西南联大学生,他忽然想起了冯友兰。冯先生给联大一年级新生讲过他的《新世训》,听听他的人生见解也许会有些启发吧。吴讷孙于是生出活下去的勇气。如果不是冯友兰的劝导,我们不仅会失去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史家,而且也无缘得见那部最美的校园小说《未央歌》了。多年以后,吴讷孙的同窗好友李赋宁仍然记得这段往事,并由此感慨于“冯先生的人生哲学对青年人所起的巨大感化和教育作用”。

同样受益于冯友兰人生哲学的还有诗人郑敏。1949~1955年间,留学美国的郑敏正是靠着冯友兰“关于人生宇宙的哲学教育”,在麦卡锡主义的高压政策下,艰难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并保持了尊严。

1940 年,冯友兰的《新世训》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一部面向一般青年读者的谈论“生活方法”的书,提倡“真正底天真活泼底人生”。朱自清称赞作者“能够见到那些颠扑不破的道理,将它们分析清楚,加以引申补充,教读者豁然开朗”。作为“贞元六书”之一,冯友兰日后对它的评价并不高,然而学者陈来却认为,这部书对于指导当代青年的人生行为,仍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大约与此同时,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有感于大学日益成为贩卖知识的场所,忽视整个人生的修养,以及抗战中重塑民族精神生命的迫切需要,每周对学生做“新人生观”的演讲。

在敌机轰炸的威胁之下,在四周熊熊火光的燃烧中,罗家伦以拿破仑战争中对德意志民族演讲的德国大哲费希特为楷模,向青年学生倡导“道德的勇气”、“知识的责任”和“文化的修养”。1942年,这些演讲以《新人生观》为题修订结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短短的五年中即再版了27次。罗家伦的好友毛子水甚至认为: “可能他这本书对社会的贡献比他别的工作要大!”

龙应台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不知道有多少当时的知识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观》来作馈赠情人的生日礼物的。书写在仓皇狼狈的1940年初,却极为笃定地对70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关注青年的人生问题,给他们以切实而不肤浅的启示与指导,是现代学者的优秀传统。不独抗战时如此,上世纪20年代冯友兰就曾出版过《人生哲学》,并被列为高中教科书。朱光潜留学英国的时候,即以《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而在青年学生享有盛誉。这两部书,给当时还在中学读书的何兆武,“打开了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又一扇窗口”。几十年后,它们仍然没有失去对青年人的吸引力。1956年,后来成为著名语文教育专家的商友敬在一家旧书铺里与它们邂逅,站着一口气读完,“从那时起,我就自以为懂得了一点什么,敢于在同学中间侃侃而谈了”。

在那个战乱频仍、干戈扰攘的时代,从铁屋子中觉醒而又苦闷于前进道路的青年,他们并不缺少精神食粮。而这些试图为青年的人生问题寻找安顿之处的书籍,也没有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速朽,没有像我们今天市面上随处可见的“人生哲学”、“心灵鸡汤”般很快地成为明日黄花。

这或许是因为,它们的作者,并不是如今日这般“心理专家”。作为那一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在这些面向一般青年读者的著作中,同样凝聚了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切身的人生体验。惟其深厚而不浅薄,惟其切身而不空泛,它们的生命力才如此持久。

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在对青年的关切和祈盼中,包含着对整个民族的关怀。对青年的指示和引导,同时也意味着民族的复兴与重建,意味着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塑造。这正如罗家伦所热切呼吁的:“我们对于青年,现在最不可使他们失望,使他们丧失民族的自信心。”出于这样的责任感,中国现代学者为一个时代的青年的教养,打下了坚实的底色。

如今这个时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