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北郊吉他培训:我的思想解放小史：15位专家谈解放思想(4)--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厉以宁：“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1980年，我作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副教授，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个会议上，我第一次提出股份制。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它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1978年10月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历时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无数知识青年从城市进入农村。其实当初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就业压力很大。因为“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国有工商企业又因体制问题和政治原因，长期人浮于事，冗员充塞，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员就业。到1979年，回城知识青年大约1700万人。 这么多人一下子涌回城市，第一个压力就是就业问题。

　　那时的就业压力比后来因为国企裁员造成的“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要大得多。成千上万的返城知识青年要求政府分配就业，而政府和企业又无法满足这么多待业人员的要求。矛盾非常突出，甚至出现了包围火车站、包围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体事件。因此，中央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寻求解决办法。在会上我就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西方经济学不熟，对资源配置的理论也不熟，对股份制的看法并不一致。我的提议没有什么反响， 在会议期间我写了一首诗，“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我坚信“陈规当变终须变”。所以，三个月后在中共中央还专门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我再次提出要实行股份制。在这个会议上，提股份制的就多了，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都表示同意，说股份制是好办法。我记得，那次会议由万里主持，万里对股份制一直是非常支持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结束后，万里告诉北京市，可以用股份制解决北京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市委书记段君毅说可以，我们考虑考虑。过了几个月，段君毅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们通过银行贷款都已经解决了。其实，这时候股份制已经开始在农村出现萌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的某些社办企业，为扩大生产能力，自发地采用了集资入股、股份合作、股金分红的办法，使企业规模越搞越大，企业经营充满活力。农民通过各种生产要素入股，形成了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这就是股份制的雏形。当然，还很不完善，所以后来才要进行乡镇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是知识青年返城催生了中国的股份制“无心插柳柳成荫”，知识青年返城带来的就业问题，让我在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提出了股份制，但是我提出股份制并非权宜之策，而是在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中得出的结论。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孙长江：“使人们无所畏惧地去追求真理”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三十周年。许多人写文章议论思想解放问题。回顾三十年，乃至我已经走过来的这大半辈子，十分惭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头脑，有时，看到一些问题，也动脑子想一想，想了就想说，想写；但是，一提起笔来，手就软了。为什么呢？怕挨整，中国的知识分子，说起来可怜，写东西，本来是一种创作。理应自己有什么想法，就写什么，文责自负嘛！可我们，不是这样。明明是自己想的、写的，却偏偏要先看看别人的脸色，别人说过没有？怎么说的，说到什么程度，这个“别人”当然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大人物、伟人。了解了以后，就照抄照搬，依样画葫芦，战战兢兢，生怕有一丝一毫走了样，对这种所谓“创作”的态势，我称之为“跪着写”，就是跪在伟人的影子下面“创作”。后来，似乎社会有了进步，再说“跪着”，不免凄凉，虽然基本状况变化不大，我还是改称为“躺着写”，就是躺在现成的经典或者文件上面“创作”，不求解决问题，但求平安无事。不料，这个“躺着”，也犯了大忌，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到了“我们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时任毛主席著作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的吴冷西先生看了勃然大怒，指责说：“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教条上”，吴冷西认为这是“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多么吓人的帽子！要知道给你扣这顶帽子的人，不是一般的常人，而是毛主席著作的编纂大员，不由得你不心生畏惧！

　　要说我的“思想解放”也有个“小史”的话，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前的“跪着”、“躺着”，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的理应迎来的“站着”，这么三个姿态，大致也就是这个“小史”的全过程了。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这“站着创作”，仍然会有很大的理想成分。“站着”创作，谈何容易！？这首先要有个“站着”的环境，这一点，我们的党中央看得很清楚。早在1985年三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九条，就明确写道：“要真正做到尊重科学技术人才，就必须保障科学上的自由探索，自由讨论，使人们无所畏惧地去追求真理”。“无所畏惧地去追求真理”，这句讲得多么好啊！这真是了解知识分子的心事！“使人们无所畏惧”！这就是中央的表态，决心要为研究人员营造一个追求真理的无所畏惧的优良环境，这种环境，也就是高水平的政治文明，这样，创作就可以真正地站立起来了。

　　从“跪着”到“躺着”再到“站着”。经历着这样历程的，大概不只是少数人，说得满一些，可能还可以说这是一个民族的觉醒过程，这个觉醒，非常重要，邓小平同志曾经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认为三中全会以前到以后的中国的变化，是从“沉闷停滞”到“真正活跃起来”的巨大变化，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不能也不容许再倒退回去的。和人类本身发展的历史一样，人类已经直立成人了，难道还能设想有一天再重新趴下去吗？（作者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撰稿人之一，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研究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