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警网上车管所:利玛窦：中国人中的中国人

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致词称：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当时航海所用的古地图。16世纪时，人们随身携带的日晷。利玛窦曾经十二年削发易服，做僧人装扮。利玛窦 决定改变装束，不再做“夷僧”，改穿儒服，以“道人”自称。《畸人十篇》是利玛窦最后一部著作，也是最为成功的一部。在十篇中，作者同九位中国文人探讨了伦理哲学话题。摄影_王晓东 　　1578年，利玛窦沿着达·伽马开辟的航线，乘风破浪前往印度，开始了他的远东传教之旅，并于5年后踏上澳门土地。从此，他把后半生交给了中国，行程路线贯穿南北，最终辞世于北京。今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致词称：“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文_张国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 摄影_邵欣 　　“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响自高低。阜成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这是清初文人尤侗（1618～1704）所撰的一首竹枝词。词中韵叹的利泰西就是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 　　有朋自礼邦来 　　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中东部马尔凯州的马切拉塔，那里有欧洲最古老的大学——马切拉塔大学，而且还是歌剧的故乡。利玛窦从小就在故乡耶稣会办的中学读书，19岁那年，在罗马读大学期间加入耶稣会。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以在世界各地传播上帝的福音为己任。1578年，利玛窦从里斯本乘船前往远东传教，最初来到印度，后来根据他大学时期的老师、此时在远东地区传教事务负责人范里安的要求，来到澳门，在此学习汉语，熟悉中国风俗，1584年进入广东肇庆，五年后又移居韶州。1595年以后先后在南昌、南京传教，1601年进入北京。他是最早到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踏进中国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直至1610年5月11日辞世。 　　利玛窦在传播上帝福音的使命感驱动下，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通过知识的沟通与传播，追求中西异域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融通。 　　利玛窦甫到中国，就对广东地方官员自称是从天竺来的僧人。他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悬挂圣母玛利亚像，引来当地官民甚至僧人的参拜。利玛窦心里明白，基督宗教与佛教在教义上存在某种相似性。虽然他后来敏感地感觉到这种相似性恰恰泯灭了天主教的独特性，抨击说：“彼佛教者窃吾天主之教，而加以轮回报应之说以惑世者也。”（谢肇淛《五杂组》引利玛窦言）但是，在当初，这种相似性却不失为天主教初进中国的方便法门，犹如当年佛教入华时被格义为道教的一支一般。因此，即使利玛窦强调“吾教一无所事，只是欲人为善而已。善则登天堂，恶则堕地狱，永无忏度，永无轮回”，不须面壁苦行或出家，还是难以摆脱佛家面目。因此，在韶州时期，利玛窦就开始蓄起了须发，以儒服出现，选择以融合儒学的方式，切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世界。 　　利玛窦撰写的第一部中文着作是《交友论》，其序言曰： 　　“窦也，自大西航海入中华，仰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遗教，卜室岭表，星霜亦屡易矣。今年春时，度岭浮江，抵于金陵，观上国之光，沾沾自喜，以为庶几不负此游也。远览未周，返棹至豫章，停舟南浦，纵目西山，玩奇挹秀，计此地为至人渊薮也。低回留之不能去，遂舍舟就舍，因而赴见建安王。荷不鄙，许之以长揖，宾序设礼欢甚。王乃移席握手而言曰：‘凡有德行之君子，辱临吾地，未尝不请而友且敬之。西邦为道义之邦，愿闻其论友道何如。’宾退而从述囊少所闻，辑成友道一帙，敬陈于左。” 　　如此典雅的西文，显然是有高人指点，字里行间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喜爱跃然纸上。《交友论》是一部将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哲人论友谊的百余则格言警句编译而成的世俗着作。它让中国士大夫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利泰西其实来自遥远的西国的礼仪之邦。 　　他尊重并向中国学习 　　利玛窦介绍数学、地理、医药、钟表、音乐等先进科技知识和异域文化，吸引士大夫，让他更易于被国人理解和接受，比如他与明末着名科学家徐光启联合翻译《几何原理》。无论在肇庆还是在韶州，利玛窦的居处都成为当地文人关注的中心，常有人来参观他的科学书籍和仪器。 　　利玛窦的文化适应方法就是以自然真挚的谦虚去尊重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思想态度，凭借这种态度，他能够被环境接纳，并不断深化对中国的认识，通过长期摸索而逐渐发展出一套可称为“方法”的行动模式。与任何其他欧洲人一样，利玛窦在没有真正接触中国之前必须参照他本人的欧洲经验和前辈们留下的思想与实践来理解和设想中国。但与大多数人不同，他凭借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扬弃式地选择运用他所继承的经验。 　　早在澳门期间，利玛窦就研习过“四书”，认为这是将来向中国天主教徒清晰表达天主教义的必要预备。他大学时期的老师范礼安也指示利玛窦写一篇关于中国的居民、风俗、制度和政府的概述，并对他说，这是成为一名有效率的使徒所不可或缺的前期工作。到韶州之后，利玛窦翻译了“四书”的拉丁文本，他由衷地认为“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作为耶稣会士，他感到唯一的遗憾是中国人还没有为“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所沐浴。 　　为此，利玛窦试图糅合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为此，他首先要适应，并在社会性与道德性因素上沟通中西两种文化。利玛窦从四个方面来适应：生活方式、（带有基本思想和概念的）术语、伦理道德、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礼仪和习俗。 　　在生活方式上，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接受了中国人的举止态度、饮食习惯、睡觉模式、衣着打扮，比如穿士人的丝质长袍、蓄胡须、雇仆人、乘轿子，并学会向有影响的人物赠送厚礼。在术语问题上，利玛窦采用中国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天”或“上帝”指代God。在伦理道德方面，他以儒家的仁、德、道等概念来解释基督宗教的伦理，而且在他创造的中国式教义问答教学法中，构成天主教徒精神约束制度的天主教戒律中有六条被他忽略，天主教七件圣礼中有六件被他抹去，只因为这些内容与儒家伦理有冲突。在礼仪问题中，他起初因有叩头举动而禁止天主徒从事祭祖祀孔礼仪，但当他发现叩头礼也用于对皇帝或父母等活着的人，便把这些礼仪理解为社会性和政治性举动而允许执行。术语、伦理、礼仪方面对中国人的种种顺应在利玛窦的思想中是一气呵成的，是他致力于用中国古代文献证明中国宗教起初是一神论的表现，也是他致力于向中国人展示他们自己的古代宗教与基督宗教具有相似性的表现。利玛窦这套方法的吸引力在于，藉此可以强调向中国人所展示的信仰在本质上与他们祖先的教义一致，不是新鲜和外来的事物，也因此不是野蛮的；同时也可藉此提醒中国人，包含了两种文明中共有内容的基督宗教能成为中国人与他们古老的、已经丢失的但仍然神圣的过去之间的一种“新”联系。 　　因此，利玛窦一方面制定出向中国派遣最聪颖的耶稣会成员的政策，导致未来两百年里，耶稣会士的数学家、建筑家、画家、舆地学家、机械学家接踵而至，奠定了此期西学东传的基本内容。 　　另一方面，利玛窦认识到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圆形的，即一种将科学、技术、伦理和哲学教义有机融为一体的意识形态，于是他也试着用一种与整体性的球状世界观类似的方式来表现天主教，结果中国学者的语汇中诞生了“西学”或“天学”这一概念，而天主教文化确实也凭借这种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中国士人的生活。 　　传教士们的先驱者 　　利玛窦从不排斥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努力使基督宗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使耶稣会士和他们所宣扬的信仰不再被认为是外来的和有害的，从而建立起一个既是中国人的又是天主徒的教会。换而言之，利玛窦适应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融合中国文化与基督宗教而建设一种“中国——基督宗教”式的综合体。 　　但是，一名传教士为了传播基督宗教应做出多大程度的妥协以融入一个特定社会和一种特定文化，从耶稣会的创始人到后来的执行者们，谁都不可能给出明确指示。利玛窦对中国文化超乎先例的妥协，是他的首创！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利玛窦方法在文化创新方面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是一次突破文化本位主义而以平等的姿态探索不同文化间相互融合的开拓性尝试，与中国式佛教的诞生相比，这一次在融合中创新的努力虽然中途夭折，但利玛窦方法却一直被作为一项基本政策贯彻始终，并为天主教在中国立足和发展开辟出通衢。 　　利玛窦的目标是要从广东通向北京，设法让中国人接纳陌生的天主教，故每到一地必要纳交于领袖人物，以便其叩门立足，而且他所处的南京、北京为明朝两都，高官大员本就密集。到艾儒略时，耶稣会士已在官绅之中留下一些良好印象，他所要做的是以某处为基地，巩固活动基础并扩大依靠对象，而秉持利玛窦的合儒政策，利玛窦在广东不超过12年，在北京仅9年，在江西与南京时间更短。 　　这些情况显示，结交士人和知识传教路线的确引起中国士人对西学西教的兴趣，并且对于晚明众多士人优容天主教起到明显的作用，但即使如此也不能避免一部分士人嗅出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差异而极力排斥它。 　　罗马教皇保罗二世曾致词对利玛窦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地道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