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东羊市医院网页:大明悲歌：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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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朱家皇帝，都有近乎病态的偏执性格，无不多疑刻薄，刚愎自用，凡事以自我为中心：有喜欢比他大17岁的万贵妃的成化皇帝；有好声色犬马却无生育能力的“蟋蟀皇帝”明武宗；有迷溺于丹药以至中毒身亡的嘉靖皇帝；有即位当天就病倒的药罐子皇帝明穆宗；有创造25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有只喜欢做木工并且围着乳母转的天启皇帝。有明一代,少有良政：叔侄争位、兄弟相残、宦官专权……
到崇桢皇帝时，大明江山摇摇欲坠、油尽灯枯。然而，皇族血统变态的成分进一步暴露，可以说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一个生命体的死亡有一个回光返照的现象，崇桢的出现正是这种现象的表征。他面对着危机四伏的政治局面，殷切的寻求治国良方，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史志称“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与前两朝相比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天启七年(1628年)十一月，刚刚成年的崇祯皇帝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之后，再将其贬至凤阳，途至直隶阜城，魏忠贤得知崇祯要逮捕他，遂与一个关系密切的太监自缢而亡。此后将阉党260余人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与此同时，他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面对满清崛起后侵扰边关的时局，“国难思良将，板荡识忠臣”，他起用了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应该说，崇桢皇帝具备了一个有为之君的一切表征，但是骨子眼里充满了朱家皇族血统里的暮气，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就中华历史而言，英雄豪杰固然可以在历史的舞台上大展鸿图，留得千秋万代名，但也要忍受百年的孤独。中华历史上，做利国利民的大英雄的代价是血淋淋的，大多没有善终，或冤死或错杀，衔恨而死，含冤百年。岳飞、于谦之流，便足以说明问题。崇桢皇帝手中的袁崇焕也逃不了这样的宿命。
袁崇焕的死是千古奇冤：岳飞遇害风波亭，时人就痛惜喊冤；于谦处斩弃尸街头，明英宗后成化帝就给他平反。袁崇焕蒙冤下狱，上纲上线定性为“汉奸”，身受凌迟，皇帝解气、百官消恨、天下欢呼，则极有可能永久的钉在耻辱柱上。如果油尽灯枯的明朝死灰复燃，那么明史中的袁崇焕炮制出来的形象就是“汉奸”。为帝王将相修史的明史也不难炮制出这样一个史实：袁崇焕的通敌卖国，阻挠抗清，从而进入秦桧、贾似道之类的“谬丑”行列，落得千古骂名。
那么，袁崇焕是怎么赚得个“汉奸”的骂名的？这得从他拱卫京师谈起：

一、千里驰援保北京
袁崇焕镇守宁远后，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都啃不下这性格刚烈的 “袁蛮子”，努尔哈赤甚至抱憾而死。清军入关，首要任务就得啃掉这个蛮子。
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采取迂回手段入侵大明江山，率领满兵十余万，以蒙古兵为前导，绕开袁崇焕，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
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本与袁崇焕无关，但是由于“抱心太热”，一心想“精忠报国”，于二十八日闻警，即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沿路经过抚宁、永平（都在河北东北）等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满军的归路。袁崇焕率部到达蓟州，与满军交锋，满军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城。
正因为袁崇焕的“突然出现”，逼得满军直接进攻北京城。身家性命都在北京的帝王将相、寻常百姓都一致认为：战祸是由袁崇焕“堵截”引来的。正是如此，当崇桢皇帝要杀袁崇焕时，京城的老百姓积极响应，恨不得千刀万剐“食其肉寝其皮”，方解心头之恨。
袁军和满军对垒北京城下，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中国的历史往往由于出现戏剧性的一幕，带来民族悲剧。按袁崇焕的意思，全部兵力撤进北京城，依靠大炮的优势等待宁远的步兵主力回师，里外夹击，与皇太极决战。但是，此时的崇祯对袁崇焕已是疑忌太深，拒绝袁崇焕带兵进入北京城。同时，北京的老百姓也称袁崇焕的部队是汉奸军。站在北京城头上的民众戴着“爱国主义”的眼镜，一下子就看到了“汉奸”，而不是千里驰援威震边关的袁督师。
北京保卫战开始了，战斗场面极其悲壮。大明与大清第一次近距离对决竟成了袁崇焕以九千士兵与皇太极十多万大军在广渠门外的对阵。袁崇焕身先士卒，亲披甲胄，临阵督战，战士们无不以一当十，奋力杀敌。这场血战，最终还是袁军侥幸获胜，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
皇太极深知虽然袁崇焕兵少，明军又不善野战，但是各地勤王的军队将陆续赶来，此次征战倾全国之力，后防空虚，如果冒昧行事，一着不慎，就是灭顶之灾，将永劫不复。熟读《三国演义》的一代雄主皇太极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不敢枉战。无论是皇太极从战略上考虑，还是怕吃亏，采取了避其锋芒，退后十余里。
于是，北京保卫战陷入了胶着状态。满军退后，这应该是件好事，可以为大明与清军的对决争取更多时间，精心布局，倾兵对决，大明胜算更多。
持久对抗，势必对明朝有利。果不出皇太极所料，袁崇焕开始发挥他独有的帅才能力，调兵遣将，进行战略战术布置，让各处奔赴京城的勤王部队到京城各处待命，以发挥统一布署、联合作战的作用。明军战斗力不强，但是有像袁崇焕这样的统帅指挥布局，扬长避短，完全可以实现对满军的包围，最后集而歼之，让皇太极陷入灭顶之灾。
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后，考验不是兵力而是心力。但正是这“退”造成崇桢皇帝和京城军民的错觉，认为清军可以对付得了。崇桢皇帝血液里的劣根性开始暴露。他狂躁不安，甚至声嘶力竭。如果这位年轻的皇帝知道这场战争的意义，那么大明的历史就会改写，也不至于沦落到自缢于煤山，成为亡国之君。
崇桢皇帝的心已被猜忌所充塞，根本没有想到袁崇焕在这场战斗中的意义。如果没有他千里驰援来尽大忠，拱卫京师，单凭那些精于为官、疏于打仗的将军和皇太极对阵作战，那么他就该早早自决于煤山——这些他根本没有想到。在他想来，千里勤王的部队不来保护一国之君的“万岁爷”，而分散布置，避而不战，不乘势痛歼满军，不是“胁和”，还有什么企图？再者，当年你夸下海口说“五年平辽”，眼看五年就要到了，结果战火燃烧到京城了，你到底会不会打仗？他老祖宗朱元璋遗传下来的猜忌之心又犯了。
而恰恰这个时候，整个北京城军民也都纷纷猜测。特别是满军和袁军对峙后，因为损兵折将，以掠杀泄愤，满军泄愤于京城百姓，京城百姓自然泄愤于袁崇焕，他们愈加认为千里驰援的军队分明是“汉奸兵”，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分明写着“汉奸”两个字似的。于是“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怨声载道，皆指袁崇焕的不是。何况袁崇焕的确有与敌和议的事实，使得“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
风雨飘摇的大明举国上下在猜忌袁军，袁崇焕可谓“君民共愤”的“替罪羊”，一下子人人喊打陷于孤立无援之境。而此时羽翼渐丰的满人新鲜出炉了一个离间计。那位颇有政治手腕的满清皇帝想到了《三国演义》中周瑜的“群英会蒋干之计”，四两拨千斤，借刀杀人，趁机除掉心头大患袁崇焕。他抓住两个太监，叫几个将军随便放出风声说，袁崇焕和皇太极有“胁和”的密约。一般见皇帝比登天难，太监不比别人，是皇帝身边的人，最容易在耳边吹风。
崇桢皇帝年少不更事但自负有余，一听到太监的耳边风，“胁和”的证据确凿，当场把袁崇焕打入牢狱。

二、狱中报国犹未悔
兵临城下，遭遇强敌，坚守一方由于丧失自信，出现互残现象，本身是一种生物界的现象，就像老鼠在紧急情况下会互噬，是可以解释得通，毕竟人也是动物的一种高级形式。但是，如果一旦某人能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抵挡住强敌，结果也就完全不一样。这一幕并非没有在袁崇焕手中出现过：
第一次宁远大战，清兵猛攻，眼见城破在即，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清兵退后，便即大哭拜谢。
然而这一次的京师保卫战由不得袁崇焕去孤注一掷。他被定性为“汉奸”后，不可能再带兵作战，以一战取胜来澄清事实。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恨男的当汉奸、女的被强奸，做了汉奸，杀一万次也不为枉杀。
对于命运，袁崇焕也算豁达，一生坎坷，就像绑在井绳上的水桶，忽儿上忽儿下，上上下下何其多也，他自嘲为大明的“亡命之徒”。这次变故实在唐突，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到先师熊廷弼“冤杀于西市，传首于九边”的命运。当时，熊廷弼的下狱蒙难后，袁崇焕兔死狐悲、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作了一首悲哀的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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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历来不是一个善待忠臣的朝代，从朱元璋大杀有功臣始，中间有杀“保社稷以无虞”的于谦，眼前又有“功到雄奇即罪名”的先师熊廷弼……一切历历在目，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想到这些，他不由地有些后怕。“难道我要步熊老经略的后尘，最终被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难道我的命运竟然同岳飞和于谦相仿不成？”袁崇焕不禁扪心自问。可是，当今的圣上并非是南宋的懦弱昏君啊！他自觉督师蓟辽以来上对皇上、下对朝廷都是赤胆忠心，问心无愧，但为何还要遭遇如此变故呢？他变得有些迷茫和彷徨……一向重视名节的他甚至希望能有一位精通五行八卦的算命先生出现在眼前为自己占卜一卦，预测一下自己屈死之后冤情能否被后世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否则，总感到心有不甘、死而有憾……百年之冤，会不会有昭雪的一天？
当崇桢皇帝将袁崇焕打入死牢，偌大的一个朝廷能够站出来说话的人，寥寥无几。这个自称是大明朝的“亡命之徒”终于要亡命于他效忠的主子。当然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兑现 “五年平辽”的方略。千里驰援北京，变成千里奔丧——奔的却是自己的丧。
这大概说是所谓：功到奇雄即罪名。

三、自断脊梁罪难咎
时势造英雄：晚明这个非常时势，不仅造就了李自成式的乱世英雄，也造就了袁崇焕这样的将帅之才。袁崇焕是英雄，人格中充满着令人敬仰的元素。
他颇具胆识，审时度势，深知大明国势，虽提出“五年平辽”的方略以安求成心切的崇桢皇帝。但是作为补充，他还提出了“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辽事应对方略，可谓见识卓越。
大明自万历十年起，国势渐颓，加上天启年间魏阉乱纲祸国，民生凋敝，农民军到处起事，大明这座帝国大厦摇摇欲坠。若能实施“攘外必先安内”之策，得边境之安，“以辽治辽”，振势安内，发展生产，稳定人心，那时农民军再没有觉悟，也深知民族大义，只要剿抚相济，化破坏力量为建设力量，完全可以一致对外。那么，经过崇桢皇帝多年苦心经营，中兴大明、保江山社稷，并不是空谈。但是，崇桢毕竟是崇桢，局限性太大，要不然他就是汉光武帝二世了。
袁崇焕下狱是崇祯二年十二月，处斩是三年八月，中间有近九个月的时间，如果要慎重审讯，反间计不难破解。况且崇桢皇帝深知“守辽非蛮子不可”。可惜，袁崇焕赢得对手的尊重，却赢不了崇桢皇帝的信任。那么，是什么让他非要杀了这个袁崇焕？
原因或许从崇桢的个人性格中寻找到答案。他平边心切，重用袁崇焕，是寄予厚望的，当时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方略，燃烧起他成就“千古一帝”雄心，然而三年过去了，并无建功。这次竟让满军冲撞到京师来。崇桢皇帝年轻、求成心切，性格因素中又有妄想和猜忌的成份，如此一来，让崇桢倍感失落，于是杀袁崇焕也在情理之中。史料反映，崇桢的妄想和猜忌是非常显著的。他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这种对臣子的惩罚恰恰加速了明朝的颠灭。
不管怎么样，史书依然绕不开袁崇焕赫赫战功：他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
[宁远大捷]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亲自指挥的宁远保卫战，面对努尔哈赤率领的来势汹汹的十三万八旗铁骑的进犯，小小的宁远城被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城墙外面就是黑压压一片、漫山遍野的清军虎狼之兵，当时真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气氛，而他则巍然屹立在宁远的城楼上声嘶力竭的为守城的一万余名将士激励斗志、鼓舞士气。他大声告谕全城军民：置之死地而后生，誓与城池共存亡！
一场惨烈的守城血战整整持续了几个昼夜，同仇敌忾的守城将士竟把曾经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十几万大军打的丢盔卸甲、死伤枕籍、大败而归，连努尔哈赤本人也被宁远城中红夷大炮发射的弹片击伤挂彩，最后抑郁而死。
这是在晚明历史上明朝对后金的战争中一次绝无仅有的大获全胜的军事奇迹，史称宁远大捷。袁崇焕从此也威镇边关……
[宁锦之战]又过了一年即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自朝鲜回师以后，获悉明军再造宁远、锦州防线的消息后，决定立即出兵宁锦，打破袁崇焕的计划。五月六日，满军自沈阳出发，三路并进，迅速攻占大小凌河、右屯卫等城堡，会师于锦州城下，四面合围。当时总兵官赵率教等率兵三万驻守锦州，袁崇焕及副将祖大寿统帅各将坚守宁远。十二日中午，满军对锦州发起总攻，集中主力攻击城西一隅。赵率教认清皇太极先破城西的意图，急调其它三面守城明军主力堵御西城之敌，以炮火、矢石还击，满军损失惨重，后退五里而营。经14天激战，锦州岿然不动。皇太极以攻城不利，遂改变战法，诱锦州明军出城决战，赵率教等固守不出，使皇太极欲战而不能，只好移兵转攻宁远。这时，明朝兵部遣总兵满桂率关兵一万赴宁远增援，袁崇焕仍感兵力不足，难以与敌决战，只发四千为奇兵，由满桂、尤世录、祖大寿率领东出，击敌背后。皇太极命额驸苏纳率八旗蒙古精骑赴塔山迎战，两军激战于笊篱山，互有伤亡。明军因寡不敌众，退入宁远城。二十八日黎明，皇太极率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军进抵宁远。袁崇焕列营壕内，满桂出城二里而阵。皇太极不顾诸将反对，亲率诸贝勒阿济格等攻城，袁崇焕督军用红夷大炮拒敌，满桂等大战城外，双方伤亡相当。明总兵满桂与后金贝勒济尔哈郎、萨哈璘、瓦克达俱受伤。二十九日，皇太极攻宁远不成，回师再攻锦州，由于城壕宽深，天又炎热，士卒多死伤。六月初五日，皇太极从锦州撤围，回沈阳。
两次大捷都以明军胜，而载入中国史册。在明朝一片败绩的情况，能够打出这样的胜利，足以说明袁崇焕能打仗，是大明江山的守护神，民族脊梁。
当时，大明王朝已经是个烂透了的苹果。外面有满清这样的强敌，特别崇桢皇帝的对手皇太极，虎视眈眈，时不时来咬一口；里面呢烂得更是厉害，朝廷上魏阉为虎作伥的作乱，朝臣的贪污受贿，民间又有以高迎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的揭竿而起，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崇桢皇帝一心中兴大明，踌躇满志，姿态是蛮高的，想干一番大事业，但偏偏自负过分，刚愎自用。或许他只是精于整人，非精于治国。在整人方面，他的确有胆识，杀个人一点都心不软，就像除去魏阉乱党，可谓是秋风扫落叶。然而明朝到达了腐败到极点的程度，奸臣弄权，朝中是一批只会嫉才妒能的言臣，腐败之气已经达到极点。皇帝说了，大多都是奉承一番，根本没有主见。就像要杀袁崇焕，满朝尽是应屁虫。
更可惜的是，崇桢毕竟是崇桢，然而，那时形势已经危急，崇桢对弈的不仅是皇太极，还有李自成。要想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必须要有雄才伟略。总之一句，他是个没有气度的皇帝。审视崇桢帝身边，也不缺人才，偌大一个大明王朝，人才济济。而真正缺的是崇桢帝的雄才伟略。说来说去，这个皇帝从来没有信过谁，给毛文龙尚方宝剑，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只不过是信不过。最后还不是一个一个的杀之而后快。
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里，皇帝要治一个人的罪，只要金口一开就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况且封建纲常“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君臣纲常，是天理，皇帝杀个臣子根本不是司空见惯的事。


三、死后的明朝大局

长于整人却拙于治国的崇桢，杀袁崇焕大大的花费了一番心思，要扩大影响面，平平民愤，稳稳朝政，也同样消消大明朝的腐朽之气，于是给他贴上个“汉奸”的标签，批倒斗臭，用来匡正世道人心。
中国人是最容不得女人被强奸男人做汉奸的，这样一来，“奸人”袁崇焕便成为汹汹朝野士人乃至百姓唾液中的舆论热点，一个油尽灯枯的王朝竟然在临终之前，还有本事制造出这么个旷世冤案，令人扼腕。对付这样的汉奸必须用酷刑，只有千刀万剐，一刀一刀从活生生的人身上剐，方能解恨。再说，中华民族许多良民能够为魏忠贤建生祠，当然也能吃袁崇焕的人肉。
中华民族的千古英雄，往往不是战死在沙场，不是死于敌人之手，却给自己誓死保卫的汉族儿女凌剐着吃了。这是一个怎样的悲剧！冤啊，
在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
在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这个人人喊诛的“汉奸”临刑前写有一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临刑口占》）
历史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汉奸，至死还天真的梦想着“依旧保辽东”，想想更是令人扼腕。
千里驰援勤王的袁督师对垒满清辫子军，拱卫京城，却得到下场却是蒙冤下狱。这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了。来勤王各路的兵马，一听说指挥战事的主帅蒙冤下狱，军心顿时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特别是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来都是饥民，只会哄抢粮食，并不会打仗，这些溃兵一加入，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就从那时开始。
至于崇桢杀死袁崇焕，按照他的个性，绝对不会认错，如果有这个觉悟，那么自决于煤山也不至于会说，“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寄希于臣子，也不曾信过臣子，亡了朱家正统、丢了汉家天下，责任也往臣子身上推，从来没有自己“埋单”的意识。这样的皇帝大概也只有自绝于煤山的下场。相比之下，而那个满清的皇太极，却在拉拢人才，先用范仁宽，再用洪承畴，还用吴三桂，让他们去打仗，实施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这更像日本人侵华的“以华制华”）。
有明一朝，恶贯满贯，不亡再无天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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