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三星电子厂好进吗:从新政到宪政（下）

从新政到宪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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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今时事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这是1905年7月16日朝廷简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光绪谕旨。它一开头就检讨1901年以来新政发动几年间的情形，看来成绩并不令人满意。原因盖在于新政本身“未能洞达原委”，这是个不错的措辞。

　　关键在于这个原委究竟是什么？其实，无论当时舆论所指，还是官员上书，都朝着一个方向，那就是“立宪”。该谕旨发表后，民间很快有了回应。该年《东方杂志》第10期载《南方报》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论立宪为万事之根本》。该文直陈新政之弊，“数年以来，群治之不进也如故，民智之不开也如故。求之政界，则疲玩愈甚而蒙蔽日深；征诸社会，则奸蠹滋多而公德益坏。”以下笔头一掉，剑锋直指：“其故何在，一言以断之曰：政体不立之害。欲旧其弊，固非改定政体不可，则立宪之说是已。……立宪政体之于国，犹舟之有指北针也。”由此可见，以立宪的方式改革政体，到1905年已经成为朝野共识。

　　从石沉大海到名士官员互动

　　回顾它的发生，固然先发于体制外；但由外入内，体制自身的因应变化也是一条线。这条线从1901年到1905年，由体制内官员与民间互动并不断提出奏请，最终使得清廷上层接受立宪，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从体制内的角度看，当梁启超于1901年6月发布《立宪法议》时，也是在此时，也是在日本，出使日本国的大臣李盛铎，在应诏上书中几乎和梁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变法之道，首在得其纲领。纲领不得，枝枝节节，不独图新政窒碍难行，且恐依违迁就，未睹变法之利，先受变法之害。”“查各国变法，无不首重宪纲，以为立国基础。惟国体政体有所谓君主民主之分，但其变迁沿改，百折千回，必归依于立宪而后定。”因此，他建议朝廷“近鉴日本之勃兴，远惩俄国之扰乱，毅然决然，首先颁布立宪之意，明定国是”。（此材料来自侯宜杰的《清末立宪运动史》）

　　这个李盛铎也就是1905年清廷后来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此时他和梁启超同在日本，都是以日本明治后的皇室立宪为参照，故而从不同渠道向国内发出同样的声音。只可惜这个声音进入朝廷便石沉大海，但这可以看做是朝廷内部立宪主张的先声。

　　让立宪的声音进入朝廷并抵达上层，一个重要的人物便是张謇。

　　张謇是1894年的科考状元，这位已经四十来岁的状元先生并没有入朝做官，而是返回南通家乡从事实业与教育。1903年日本开国内博览会，一位日本友人带给张謇一张请柬，邀请他参加。张謇之前没有出过国门，这次在日本前后考察70余天。虚往实归，回来之后，人生坐标发生一次重要的转变，即在实业与教育之外，以立宪为务，投身于国内宪政。他后来很快成为江浙派的立宪首领，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立宪的各种事务，比如后来的国会请愿运动。

　　1904年5月，张謇代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草拟立宪奏折，会集赵风昌、汤寿潜等数位朋友，反复斟酌六七次，方才定稿。稿定之后，张之洞不放心，要看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态度，便嘱咐张謇事先商量于袁。张袁早在甲午前的朝鲜就相识，但两人走的是两条道，多年不通音问。为立宪故，张写信与袁，无奈此时的袁并不热心，认为此事“尚须缓以时”。

　　这边的张謇并没有停下脚步，这是他的自订年谱：“六月，刻日本宪法成。以十二册，由赵竹君风昌寄赵小山庆宽径达内廷。此书入览后，孝钦太后于召见权臣时谕曰：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权臣相顾，不知所对，唯唯而已。”当时身为军机大臣和外务部尚书的瞿鸿，连忙叫他的弟弟到上海，托赵风昌选购有关宪法的书籍，却不知慈禧看到的宪法，正是张謇从日本带回并和赵风昌一道印刻的。

　　袁世凯的路子没有走通，江浙立宪派就把注意力放在瞿鸿身上，试图说服他在朝中倡导立宪。瞿对立宪有兴趣，态度也积极，他是清廷上层中立宪派有力的赞助者，当朝廷决定派臣出洋时，甚至打算“自请亲赴欧美考察政治”。9月，张謇又刻印《日本宪法义解》及《议会史》，送给兵部侍郎铁良。这一段时间，张謇利用自己的优越身份，广与各方大臣谈立宪。根据他的日记，在他看来：立宪之动机于铁（良）徐（世昌）之入政府，端（方）之入朝，（载）振贝子又助之陈于两宫。慈圣大悟，乃有五大臣考察政治之命。

　　这几人中，端方本身就是朝廷中的立宪派，正如几年前他是赞助康梁的维新派一样。据时人魏元旷《坚冰志》中的记载：慈禧召见端方，知他以前属于戊戌党，便问他“新政已皆举行，当无复有未办者”，端方回答“尚未立宪”。又问“立宪如何”？答曰“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这是最能打动清廷上层的声音，端方、载泽这样的满人也的确非常相信。他们对自己面临的局面很清楚，不改革就没有任何出路。某种意义上，他们比汉人更焦虑，推动立宪的动机比汉人也更真诚，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身家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