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学院学报201506:盐与盐枭曾经撬动了历史的杠杆

盐与盐枭曾经撬动了历史的杠杆

       盐，恐怕是中国人最初认识的矿物质之一。早在神龙氏时代，宿沙氏就煮海水为盐。食盐概念，最早出现在《尚书·说命》篇中。秦汉以前，已知青州、绍兴、广州盛产海盐，运城出池盐，川滇出井盐，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甘肃成县）、凤州（陕西）出岩盐。而齐国春秋管仲主政时，即以盐铁与渔业为主导，“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成就了霸业(《史记·食货志》)。而巴人以三峡盐泉立国，以富饶著称而奄有巴蜀和鄂西土地，与商、周对垒。可见，因为人民生活一日不可缺盐（不食盐，数日后即头晕目眩，两腿无力，半月即可致命），盐成了最早致富至强的商品，也是最早进入交换领域的重要物质之一。

       西汉初年，匈奴屡犯汉帝国边境，使生灵涂炭，国无宁日。汉武帝欲兴兵御敌，却苦于军费浩大，财政拮据。为不增加田赋负担，又达到“财用饶，器用便”的理财目的，针对汉初“弛山泽之禁”，“纵民得冶铁煮盐”，而致大工商业主“冶铁煮盐，财或累百万”，“而不佐国家之急”的现状，他采用桑弘羊之策，实行盐铁专卖，将获利最丰的两个流通商品收归官营，从而“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解决了财政不足，军费匮乏的难题。因为在盐业专卖之下，“官盐”是政府经营，或者由政府授权私人经营，且交纳各种税费的盐。与之相对就产生了“私盐”这个行业。所以如此，因为官盐加以赋税、利润，价格可观；而私盐可以躲过层层纳税、加价的环节，仅仅维持利润一环；较之官盐，价格低廉，且送货上门，因为系民生所必须，又是低成本。所以，在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诱惑下，奸商、刁民纷纷与官府争利，敢于亡命上断头台，使走私贩盐成为猖獗整个封建时代的一个暴利行业。

    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越来越严的盐业专卖，被官府委托，经营食盐专卖的商人也就肥得流油，造就了许多因盐致富的巨商。商末，盐商胶鬲贵为周武王宰相，并助其一统天下。明清两代，江淮海盐利通天下，其盐税直接关涉到朝廷的经济命脉，所谓“动关国计”。扬州出现了富甲天下的许、周、马、华、楮、丁、何七家大盐商；到晚清太平天国时期，江淮因战乱，海盐生产中断，川盐兴起。朝廷以川盐济楚，盛产井盐的自贡地区逐渐形成了“王、李、胡、颜”这四个富甲一方的家族性企业，他们每一家的资产都超过了一百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几亿元人民币。在这样的榜样下，私盐贩运活动也就越来越猖獗。官府与民长期争利，使私盐、盐枭终于成为国家动乱的根源之一。多个朝代，因为盐枭与官府对着干，发展为暴力抗争，竟然撬动了历史变迁的杠杆，使乾坤颠覆，朝代更替。特别是晚唐以后，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隋末瓦岗军名将程知节（咬金），唐末王仙芝、黄巢，五代吴越王钱缪，前蜀王王建，元末吴王张士诚和盘踞浙南的水贼方国珍.他们都是私盐贩子出身。他们所从事的非法行业决定了他们对政府的敌视态度，他们的造反不是要均贫富，救国救民，而是政府伤害了他们走私的巨大利益。所以，当着他们贩盐的利益链条被政府割断的时候，他们就与政府势不两立，进而以暴力抗拒，形成了颠覆乾坤的历史局面。梁启超先生说：“各国无枭而独产于我国。”这里的“枭”就是盐枭。不造反的时候，他们通常就是势力相当强大的黑社会。尤其在明清时代。
    私盐，从采挖、捞煮，仓储到贩运、配售、经销是一个完整的链条，需要一支组织较为严密，上下呼应，声息相通的队伍。同时，为了应对官府的缉私、打击，保护自己的利益，还需要成立准武装。因此，贩私盐不是个体行为，而是成群结队的武装行动。盐枭作为组织者、领导者，自然以资金、人脉、谋略、武术、关系取信于众人，并逐渐成为其中的权威。也成为这个团体利益的代言人。鉴于中国历代为了使财税利归国库，不遗余力打击私盐贩卖，长期对私盐贩子“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即在左脚趾挂上6斤重的铁钳，“没其器物”是没收生产工具，并处以重罚，为首者甚至斩立决，相关官员要连坐。到唐与五代时，盐法最酷，贩私盐一斤一两就可以正法。宋代略宽，标准也只放到三斤或十斤。而且历代对私盐的打击和惩罚从未放松过。这就促成了私盐贩子，当贩运结果与愿相背，又要面临重刑和死亡时，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也因为他们有组织、有武装、又有圈子里的权威，所以在社会历史大背景提供某种便利和市场的时候，就能大售其奸，大呈其勇，甚至颠覆社稷，撼动乾坤。

    看过《说唐》的人都知道，程知节即程咬金，以三板斧出名。为唐朝开国功臣。他就是一个小私盐贩子，因为私盐被官府查没，无以为生，靠卖草筢子维持生计。因绿林好汉单雄信提携，上了瓦岗山造反，才成了气候。

    继私盐贩子王仙芝啸聚群氓濮阳造反后，落第举子黄巢与其兄弟八人因私盐被官府抄没，于曹州揭竿而起，响应王仙芝。数年间，转战江淮、浙闽，西入长安，迫使唐僖宗西蜀避难，动摇了大唐帝国最后的统治，直至关中大旱无粮，各路勤王军来犯，部下朱温投降大唐，黄巢才不得已退出长安。部下分崩离析，或叛或降，迫使他一直退到泰山狼虎谷，被围自杀。但大唐气数也尽，被大权在握的朱温取而代之，开始了动荡不安的五代时期。

    也就在这个时期，位于钱塘的盐贩子钱缪凭借武功胆略，成为临安石镜镇董昌部的偏将。在羽翼丰满后，钱缪借天地托梦蛊惑大众，取董昌而代之，成为镇海军、镇东节度使。后梁三年（907）受封为吴越王，并于钱塘立国，成为一代君王，直至归顺大宋。而另一个晚唐将军王建则是河南人。早年“屠牛、盗驴、贩私盐”，因为贩盐事发，被官府投入死牢，不得已越狱亡命，路遇武当道士，称其骨相奇贵，当有大成，因而投身军伍。以剿灭黄巢军军功升为都头，后助唐僖宗避难蜀郡，被其赏识，“拜诸卫将军，使各将其军，号随驾五都”，并成为权宦田令孜养子。旋即受封为壁州刺史。在诸权贵争相觊觎权柄，排挤王建之时，他左右逢源，运筹帷幄，逐渐掌控了蜀中局面。朱温篡唐，王建自立为蜀王，后建国成都，拥有巴蜀之地，史称前蜀。

    到了元末，因为元顺帝荒淫，蒙古诸臣贪赃枉法，民不聊生，红巾崛起于河洛，长江南北风起响应。江苏大丰人，私盐贩子张士诚因遭朝廷盐务缉私队打击，元气大伤，至正十三年(1353年)，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率盐丁起兵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队伍逐渐壮大，相继攻占泰州、兴化、高邮等地。 次年正月，张士诚在高邮称诚王，建国号大周，以天佑为年号。击破元军包围，声势大振，又于至正十五年，渡江南攻。十六年初，攻占常熟、苏州、松江、常州等地，并定都平江（苏州）。成为朱元璋在东南的劲敌，直至至正十七年，败于朱元璋军。

    而盘踞浙江南部的方国珍既是一个水贼，也是一个私盐贩子，首鼠两端，叛属无常，狡黠无比，一度称雄东南，最后才为朱元璋剿灭。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盐业专卖带来的各种收入，总体上占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这还不包括官员们从中获得的利益。即令在上个世纪，盐税的利润也不可小觑。西北池盐、岩盐利税和收入，惠及西北抗战和财税用度，政府专设财政部西北盐务局统管盐务费、税、利，成为战乱时期国家财政的支柱。西南则依靠自贡、云南井盐，济楚与中原，获得极大财税收入，成为西南抗战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建国后依然如此，直至改革开放。如此巨大的财源，政府岂能放弃？
    有盐业专卖就必然有私盐，盐业专卖越严，私盐越好卖，利润越高。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强梁和不法之徒正是看上了这个暴利行业，才不惜以身试法，并最后以武装与政府抗衡。所以，中国历史上许多所谓的农民造反，实则是私盐贩子暴力抗法，进而揭竿而起的演义。但在时宜势易的历史条件下，他就是伽利略的一个杠杆，给予天时这个支点，就可以撬动社稷江山，这是事实，不是危言耸听。

       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盐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了（不等于丧失）。国家机器的加强，也使盐枭造反成为历史。但是，如果真正盐荒来临，而政府无力堵漏补缺，社会骚乱仍然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