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 看得见的未来: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只能革命：戊戌变法失败分析...

    一、戊戌变法的基本

    戊戌变法是洋务运动的延续和发展。大清国推行了30余年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可谓轰轰烈烈、成就非凡。但一场甲午战争，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清廷最终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向“东夷小国”乞和。事实证明，试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大清特色的现代化”， 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富民强国的。在这一背景下，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维新变法终于成为现实。

    戊戌变法的领袖是光绪皇帝。以往对戊戌变法的了解基本源于康有为、梁启超的记载，实系康、梁之说。变法失败后，康、梁亡命海外。随着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康、梁对这段历史的解释便被权威化。现在的教科书把康、梁等描述成戊戌变法的主角，而光绪皇帝则成了配角。事实上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中起着决定作用，是变法的真正领袖。

    光绪皇帝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决然变法的。《马关条约》签字后，他在4月23日的例行廷议时悲痛的说：“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他心系国家安危，变法决心坚定：“自甲午、乙未（即甲午中日战）兵败地割，求和偿款，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330页。) 1898年春他“乃谓庆王曰：'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同上，331页。)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给康有为的密诏中强调：“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同上，343页)。光绪皇帝的变法决心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他努力“博览西书”，“大购西人政书览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他感慨“西人皆曰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曰为无用之学。”

    承认光绪皇帝是变法的真正领袖，并不否认维新派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维新派是戊戌变法和光绪皇帝所依靠的主要力量。

    维新派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高足，他11岁考中秀才，1889年16岁考中举人（康有为36岁中举）。梁启超中举的第2年去拜见康有为。梁启超自视甚高，言谈话语中不免流露出自负不凡的神态。没料到康有为劈头盖脸地指出，他正钻研的八股老调全是不切实际的鹦鹉学舌；痛斥他自以为可以安身立命的那些学问都是戕害心灵的毒剂；批评他除追求功名利禄之外别无他知！一席淋漓尽致的话，似晴天霹雳，使梁启超小举人的心态顿时崩解。梁启超后来描述这次交谈的感受：“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量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就这样，康有为一顿训斥，把埋头仕途进取的梁启超引上了变革社会的道路。

    维新派接受了民主观念和价值，抨击专制制度，力倡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之路。他们强调，自秦以后，中国的君主都是“独夫民贼”，两千年的专制统治是中国贫穷受欺的根源。他们提出中国效法日本，即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 实行君主立宪。

    梁启超指出：自秦以来，帝王视天下为“私”，故君权日尊，国威日损。上自庶官，下自亿姓，静而不能动，愚而不能智。“历代民贼，自谓得计，变本而加厉之”，结果一遇外患或内乱即不免于灭亡。他指出，民权的兴衰是国家兴亡的关键。只有兴民权，制宪法，开议会，合千百万人为一身一心，国才能强。他强调要力争民权，认为：“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

    严复指出，中国两千年专制统治是盗窃得国愚昧民众的统治：“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猥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他阐述了西方的自由思想：“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他将西方国家强于中国的原因归结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谭嗣同在《仁学》中指出，“君为独夫民贼”，君主专制是强盗专制，是专制社会万恶的总根源。他发出了“冲决君主之网罗”的呼喊，表现了强烈的追求自由的精神。

    康有为在进呈给皇帝的《日本变政考》中，提出了走日本明治维新之路的具体措施：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很大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从维新派的这些言论看出，他们抓住了中国问题的症结：专制和民主问题，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

    维新派从“中国风气未开”的国情出发，特别重视“开民智”，启发和动员群众。一是创办报刊，宣传变法和民权思想；二是建立学会，联系具有民主志向的知识分子。据统计，从1895年至1897年，维新派在全国设立的学会至少有33个、学堂17所、报馆9家、书局2所。当时在南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时务报》，在北中国最富影响的是《国闻报》。《时务报》的主笔是梁启超，主持《国闻报》的是严复，时称“南梁北严”。这些学会和报刊，传播了民主自由思想，团结了民主力量，为戊戌变法扩大了社会基础。

    维新派通过组织学会、办报出书、上奏折，递条陈，抨击专制，倡导民主，终至推动起戊戌变法运动。

    另外，“体制内”的一些官员，如中央的翁同和、徐致靖，地方的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袁世凯等，也对变法起了推动作用。

    二、戊戌变法的目标：君主立宪制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向全国宣告变法。在短短百日内，光绪帝颁布了110余件除旧布新的谕旨，可谓风鼓雷动，独开千年未有新世之风。百日维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是全方位的改革。其中，政治改革是戊戌变法最重要的内容。

    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开放言路，即打开言论通道，政府官员可以通过所在堂官部长代奏政治改革见解；老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意见书。二是允许自由开报馆。三是办学会。四是精简机构：“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4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五是任用了一批新派人士。

    民主化是世界潮流，是人类社会演进到近代的发展方向。迄今为止，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至少包括：国家或地区领导人定期竞选，由选民自由公正选举产生；公民言论自由，对政府舆论监督；为维护人权公民结社自由；实行三权分立对权力横向制衡；实行地方自治对权力纵向制衡等。

    虽然百日维新有立宪之议而无立宪之举，也远未涉及民主竞选、分权制衡等，但开放言路和自由开报馆无疑带有言论自由性质，办学会则带有结社自由性质。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戊戌变法系中国民主的首次尝试。

    可以说，戊戌变法是一次最有希望的政治和平演变，如果没有意外，中国的王朝制度将完成“明治维新”式的自我更新，通过不流血的和平转型，实现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政治变革。如果能很好地抓住这次机会，我们这个饱受苦难和凌辱的民族就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中华大地将因此远离战争和暴力，避免反右、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数不清的灾难、浩劫，成为一个民主、发达、繁荣、稳定的大国。

    遗憾的是， 戊戌变法只持续了短短百日便告结束。

    二、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康有为变法理论的局限性，也包括光绪皇帝试图速变而致阻力过多。但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围园计划危及了慈禧太后的命运。

    慈禧太后对变法并非一概反对，只要不危及她的权威还是同意一些维新举措的。

    金梁《四朝轶闻》记述说：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因“慑于积威”，“事事请懿旨”。“太后方园居。厌其烦，遂谕帝但但无违祖制，可自酌。帝稍稍得自行其志”。《周馥年谱》亦云：“康有为屡上救时之策，大臣多保奏，上信任之。时太后退居颐和园，不与政，但嘱上勿专信新进急切改图而已。”

    时任京官，与奕劻、荣禄关系密切的陈夔龙是变法的反对派，他在《梦蕉亭杂记》中却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

    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 “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1898年6月11日，她面告光绪帝：“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

    这些史料说明，对于光绪变法，西太后虽有告诫，但无反对之意。

    事实上，光绪皇帝虽说亲政，但慈禧太后仍拥有最终决定权。光绪皇帝百日维新期间下达的变法“圣旨”，大多事先送慈禧太后审定。所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认为，把慈禧太后说成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至少是把复杂的历史看得过于简单了。

    现在不少历史学家确认，戊戌政变的直接动因是慈禧太后察觉了康有为等有威胁到她地位和生命的夺权计划。

    导火线源于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王照上书建议皇帝和太后出洋游历，但礼部尚书认为让皇帝和太后出国游历是心怀叵测，故拒绝转奏。光绪皇帝知情后对礼部尚书公然抗命非常愤慨，9月4日他下令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给予革职。同时，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三品顶戴。

    被革职或因变法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守旧势力纷纷向慈禧太后哭诉。同时怀塔布跑到天津和掌握军权的直隶总督荣禄密谋。

    维新派意识到守旧派要准备动作了，于是先发制人。9月12日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来北京看望好友谭嗣同，次日谭嗣同把他介绍给康有为。康有为、梁启超等和毕永年便密谋了一个围园杀后、武力夺权的计划：先说服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由毕永年带百人“奉诏”抓捕慈禧太后，将其废掉。

    这个围园杀后计划官方文献亦有记载。在《清实录》中，清朝杀害戊戌六君子的依据为10个字：“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袁世凯在《戊戌日记》里也提到谭嗣同劝他去除此“老朽”。当时一些文人的笔记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受阶级史观束缚，后来的历史学者对清朝和袁世凯的说法不屑一顾。再有，康有为和梁启超始终不承认此事。这样，史学界长期否认存在这一计划。

    直到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汤志钧、杨天石等，先后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见到了毕永年日记--《诡谋直记》，这段历史的真相才大白天下。

    《诡谋直记》对围园杀后计划有着明确记载：康有为坚持杀掉慈禧太后，谭嗣同认为不可，光绪皇帝只同意幽禁慈禧太后。于是康有为使诈，上书皇帝时只说幽禁，但对毕永年说，等袁世凯帅兵包围颐和园，毕可带领100壮士闯入，将西太后“执而杀之可也。”于是，谭嗣同毅然夜访法华寺，主动承担说服袁世凯的工作。袁世凯说此事勿急，须回去准备。袁世凯回到天津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直隶总督荣禄。以前认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是袁世凯告密的结果，实际上慈禧太后动手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这是历史学界新的结论。

    维新派的兵变计划，直接导致了戊戌政变。对慈禧太后镇压维新人士的行为必须否定。但为何几年后，慈禧太后又主动改革，推行了更具民主性质的预备立宪？原因在于慈禧太后并非反对变法，而是康有为等的急躁冒进，危及到了她的权力甚至生命。正如慈禧太后日后所说：“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黄遵宪在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也说：“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

    9月19日，慈禧太后忽从颐和园回宫。她怒诘光绪皇帝：吾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21日慈禧太后训政，随后，光诸皇帝被囚，戊戌六君子被杀，戊戌变法历时103天而失败。

    三、戊戌变法的意义

    1、戊戌变法是中国民主化的首次尝试

    戊戌变法的最终目标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其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以及允许自由开报馆、成立学会的政策，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系中国数千年政治之变”。戊戌变法试图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是推动中国进入世界现代化行列的改革。

    2、维新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维新志士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表现了勇担民主大任的情怀和不成功则成仁的气概，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其壮举足令那些明哲保身、惟利是图的知识分子汗颜！

    令维新志士欣慰的是，他们的作为不只反映了民众的意愿，庙堂之上也有光绪皇帝这样的知音。他们的合力为中国民主史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但他们知否，日后有识之士的盛世危言，还有谁去听之？！

    3、维新派的献身精神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

    “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国民主点燃了希望之光，成为两千年来为民主而牺牲的第一批烈士。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本来可以走脱，但他决意以自己的生命唤醒同胞。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道：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是谭嗣同留给中华民族最悲壮的一句话！仅此一句，就足以使那些明哲保身的“聪明”人无地自容！

    生命的意义不在长短，关键是为什么活着。专制及其维护者，尽管在世时很风光，但在历史长河中不过粪土而已。而那些为民主而牺牲的人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不畏暴政、追求理想的精神丰碑。维新派以青春之躯，祭自由之花的精神不会随着运动的失败而消亡，它是激励后人为民主而奋斗的永久动力。

    4、光绪皇帝是开创中国数千年政治之变的首位皇帝

    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一书中说，如果只为个人命运考虑，光绪皇帝本可以不变法（不变法，他照样当他的皇帝），但是，光绪皇帝置个人命运于不顾，不惜以自己的皇位和生命为赌注，毅然决然地发动变法。他为的不是他个人，而是整个国家。仅此一点，就值得尊敬。

    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表现了痛斥守旧官僚和任用维新志士的勇气，明定国是连下变法谕旨的魄力，为变法舍身被囚的精神，给中国政治家树立了榜样。

    当政变阴云密布，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光绪皇帝坚定表示：“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345页。)在变法失败被囚禁的日子里，光绪皇帝没有丧失对改革的追求，而是锲而不舍地充实和提高自己。学者叶晓青在中国历史档案馆发现了两份光绪皇帝1908年的读书目录，这些图书系光绪朱批索要，内务府提供。第一份书单包括孟德斯鸠《法意》《各国宪法大纲》等共40部政治学、法学著作，内容已然超过了今天政治学博士的课程；第二份读书目录更长，内容涵盖了世界上主要国家从古至今的历史。其涉猎之广之深，恐怕在后来的政治领导人中鲜有比肩。光绪皇帝这种坚韧和顽强，显示了他对历史、对人民的强烈责任感。只是百年之后，他的追求在中华大地依然是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