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继母惩罚憋尿的故事:周恩来:没有肃反运动,刘志丹就不会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0 01: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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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刘志丹

原载《同舟共进》杂志2009年第二期

就在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万里长征,还没有完全确定最终的落脚点时,毛泽东向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后改为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了解陕北的革命情况。毛泽东同意贾拓夫的“红军在陕北立足扎根”的建议,指出:“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前进阵地。”(周维仁《贾拓夫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这一决定让红军找到了得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也就是毛泽东经常提及的“也是陕北救了中央”。与此同时,西北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却异口同声地承认“中央救了陕北”。这种“互救”背后的历史,就是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西北“肃反”。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民贫地瘠、灾荒不断。以1928年为例,陕西、甘肃两省遭遇空前严重的干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1929年春,旱情持续,百姓苦不堪言。但是,执政当局对民生的疾苦毫不以为意,为富不仁的绅粮大户囤积居奇,每斗小麦、小米的售价居然高达15块银元。天灾人祸导致陕甘的群众奋起反抗。这也为中共在西北开辟新的战场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土壤。

1927年,轰动西北的清涧暴动和渭华起义因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而失败,却让刘志丹这样的优秀人物脱颖而出。

刘志丹在渭华起义失败后认为:“南梁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梢林,又是两省边界,只要在这建立起了根据地,再步步向外扩展,就能把红旗插遍西北。”刘志丹确立南梁为根据地,成为西北红色武装割据的开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轫。

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让酝酿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瓜熟蒂落。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与会代表一致推举刘志丹出任苏维埃主席。刘志丹谦虚地说:“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勋同志。”(高文《南梁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刘志丹的力荐下,习仲勋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随后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当选主席。刘志丹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始人,却从不以此自居。习仲勋回忆说:“有一次,我们经过军政学校操场时,他正领导学员作演习,见我来了,他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向我敬礼报告,要我检阅学员队伍。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我手足无措。我一向把他当作领导者,论年龄他也比我长10岁。但他却以身作则,尊重政委和政府的领导。他也特别重视军民关系,处处关心群众利益,要求红军战士做到秋毫无犯。因此军民亲如一家,如鱼得水。”刘志丹所部的秋毫无犯还体现在严格的立法、执法上。“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他(指刘志丹——引者注)曾提出制定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以上者枪毙。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受处分。”(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正是由于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率先垂范,才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