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小狗咬出血了怎么办:西方列强扩张是阿拉伯世界分裂动荡的火种

2011年03月21日 02:13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李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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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上海财经大学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公共课  作者：李平民 原题为：列强扩张是阿拉伯世界分裂动荡的火种

1.1.列强与奥斯曼帝国“遗产”之争

地处欧、亚、非三大洲地带的中东[1]，是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和古代文明（古埃及、古苏美尔、古巴比伦、古亚述）的发祥地。这里的大部分地区曾先后属于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自古以来就强者逐鹿、兵马驰骋之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众多民族、各种文化在这里是冲突、交融，众多王国或帝国的版图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化，形成历史上极为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

似乎历史上每一位企图控制和占有这里的强者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理由。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伊拉克是他们的故土，巴勒斯坦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据圣经记载，大约早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犹太人就在其族长亚伯拉罕的带领下从现在的伊拉克“渡河而来”到巴勒斯坦，并由此而得名“希伯来人”。亚伯罕的孙子雅各曾因与上帝摔跤而得名“以色列”。因逃避饥荒，雅各带领族人逃到埃及。为逃避埃及法老的迫害，先知摩西率领希伯来人从埃及逃回巴勒斯坦。途径西奈山时与上帝立约，以《摩古十诫》而传诸后世。据历史记载，在大卫和所罗门为王时（1004——962年），犹太人的历史辉煌一时，他们在约旦河两岸建立希伯来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在锡安山上建立膜拜上帝的圣殿。所罗门死后不久，王国一分为二，北部的以色列王国于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南部的犹太王国于公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之后数百年，犹太人先后处于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约在公元前165年，爆发哈斯蒙家族（或称马卡比家族）领导的犹太民族大起义，解放了耶路撒冷，再次建立犹太人王国。公元前63年，罗马皇帝庞培率军攻占耶路撒冷，建立罗马统治，扶植傀儡政权，受罗马驻叙利亚总督的监督。在罗马人统治时期，犹太人争取独立的斗争遭到残酷镇压，数万犹太人被杀，幸存犹太人或被卖为奴，或被迫流散世界各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犹太教成为流散犹太人的精神纽带，耶路撒冷和那里的锡安山成为他们团结统一的象征。

对于基督教徒来说，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并不亚于犹太教。基督教由犹太教发展而来，圣经中的旧约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信奉的神圣经典。据圣经记载，巴勒斯坦的伯利恒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地，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受难和复活的地方。由于公元4——7世纪中东大部分地区曾经属于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和西欧封建主为了控制地中海中部沿海和东西方贸易通道，掠夺东方的财富，就以解放“主的墓地”和保护圣地为号召，发动了长达200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1097——1187年），并在巴勒斯坦建立长达140年之久的耶路撒冷王国（1099——1268，1228——1291年）。耶路撒冷有许多大小小的基督教堂、修道院和教会学校，他们分别属于东正教、天主教或新教。

对阿拉伯人来说，从遥远的古代开始，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东部一带就成为他们的先民繁衍生息的故乡。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它起源于阿拉伯半岛。7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统一阿拉伯半岛。经过100多年的征战和，阿拉伯人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其疆域东部曾与中国的唐朝接壤，西达大西洋，南达非洲北部。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在阿拉伯帝国治下的广袤土地上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传统而阿拉伯化。对伊斯兰教徒来说，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是他们的三大圣地。麦加的克尔伯神庙里供奉着天降神物（一块巨大的黑色殒石），是穆罕默德修行九年、按受安拉启示、创立伊斯兰教的地方；麦地那被称为先知之城，是穆罕默德建立早期的伊斯兰国家和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中心；耶路撒冷是阿拉伯国家从阿拉伯半岛向外扩张、建立阿拉伯帝国的要道口，据说是穆罕默德“夜行登宵”、聆听安拉启示的地方。

公元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分裂为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黑衣大食和以科尔多瓦的白衣大食；9世纪中叶，又分裂出以开罗为中心的绿衣大食。之后，阿拉伯世界出现混战和四分五裂的局面。从11世纪开始，突厥人向西大规模迁徙，西欧封建主发动200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1096——1270）。13世纪中叶，蒙古西征，在西亚建伊尔汗国。14世纪中叶，以奥斯曼为首的一支突厥人在小亚西亚兴起，经200年之久的征战，16世纪中叶，又建立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阿拉伯人处于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之下达400年之久。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在苏里曼一世的统治下（1520——1566年），奥斯曼帝国达到它的鼎盛时期，它的疆地从多瑙河伸展到波斯湾，从南乌克兰伸展到埃及，囊括今欧、亚、非40多个国家的土地，面积达600多万平方公里。但苏里曼大帝逝世之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惊人的速度继续下去的”。它的衰落引起西方列强瓜分其“遗产”的斗争，通过战争强占它的领土，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汉外法权。加上巴尔干被压迫民族谋求独立的起义，最终使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不可避免。

从17世纪初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西方列强在“和平”、“正义”、“保护弱者”的旗帜下对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展开激烈的争夺，导致所谓愈演演烈“东方问题”。由于觊觎的目标不同和客观条件的变化，他们所寻求的盟友和所打的旗帜也有所不同。俄国所觊觎的目标主要是巴尔干半岛、黑海海峡和巴勒斯坦，由于它是一个东正教国家，所心它的借口和所打的旗帜是“拜占廷帝国的继承人”、“东正教徒的保护人”和“泛斯拉夫主义”。英、法、德所觊觎的目标是主要是北非、西亚，尤其是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由于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所以它的借口是保护十字军东征以来的“传统利益”，打的旗帜是“天主教徒和圣地的保护者”；为了对付英国，也打“同情犹太人”的旗帜。英、德在中东侵略扩张的借口是“维护正义”，因为他们都是新教国家，而教教势力与东正教与天主教相比，在中东影响较小，所以英、德所打的旗帜都是“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朋友”和“同情犹太人”。在对付法国和俄国的竞争时，英国常常以主持“正义”的姿态，一面强调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统一，一面又积极倡导“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但为了对付德国的竞争，鉴于德、土的“友好”关系，英国则更多强调的是阿拉伯人的“利益”。新兴的德国在与老牌的英、法、俄竞争时，表面上强调与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友好”，以“穆斯林的保护者”自居，但暗中却支持锡安主义，[2]对锡安主义采取“默认”的政策，使锡安主义运动在德国的畅行无阻，使德国成为世界锡安主义运动的中心。

1.2．国际政治与锡安主义运动

锡安主义直接起因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爪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东方问题”。早在17、18世纪，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为了在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建立国中之国，除了攫取对基督教社团的保护权，还积极倡导“犹太人回归锡安山”。事实上，“犹太人回归锡安山”的最早积极倡导者大多是基督教徒或同化的上层犹太人等西方殖民主义者[3]，包括英国的护国主克伦威尔、首相迪斯累里、外交大臣帕马斯顿和法国的拿破仑。到了19世纪末，后起的德意志帝国为了向中东扩展势力，也步英、法的后尘，支持和赞同锡安主义，德国的一些宫庭大臣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都曾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创始人赫茨尔有过联系，威廉二世曾多次接见锡安主义组织的缔造者赫茨尔，表示对锡安主义的“关心”。[4]第一次世纪大战前，随着列强在中东的扩张步伐，锡安主义首先在英国、德国、沙皇俄国和法国获得迅猛的发展。

锡安主义者始终把寻求列强的“公开保护”和“特许”作为实现锡安主义目标的根本途径。早在1897年8月，第一届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的《巴塞尔纲领》就宣布：“锡安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由公众承认的和法律保障的犹太民族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由于德意志帝国与土耳其政府的特殊关系，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德国特性”非常明显，它的许多杰出成员都是德国犹太人，他们居住德国或在德国受教育。第一次锡安主义代表大会规定：大会正式用语为德语，会议公报也用德语发表（直到1939年8月，第21次锡安主义代表大会才正式取消这一规定）。锡安主义执行委员会活动的中心最早在维也纳，1905年迁到科隆，1911年又迁到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拥护者已经遍布犹太人居住的许多地方，但是它的领导权却掌握在德国犹太人的手里。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缔造者和第一任主席赫茨尔是德国的盟国奥地利人，第二任、第三任主席都是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尽管德国碍于与土耳其政府的“友好”关系，没有公开表示过对锡安主义的支持，但是锡安主义在德国的发展从来没有遇到过障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锡安主义组织宣布保持中立，但“说时容易做时难”，以魏兹曼为首的少数派把实现锡安主义目标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而多数锡安主义领导人则把希望寄托于德国的胜利。为使交战国双方的锡安主义组织保持联系，在中立国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设立了办事处。

早在1880年，全美犹太人已达25万。虽然在1881年至1914年间，大约有300多万犹太移民进入美国，但因美国在中东的影响有限，锡安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发展却相对比较缓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美国锡安主义组织才成立。在这之前，锡安主义运动的影响似乎还没有波及到美国人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向中东扩张势力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锡安主义在美国也获得了惊人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通过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犹太人亨利·摩根索积极与巴勒斯坦犹太社团联系，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关心。美国政府还支持了《贝尔福宣言》的制订和发表。关于美国政治家对《贝尔福宣言》的制订和发表的产生影响，英国的中东问题专家理查德·艾伦在他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历史背景和前途》一书中写道：“英、美两国政治家之间以及两国的锡安主义者领导人之间经常讨论的问题，便是如何把这些关注铸成一个公开的政策宣言……在达成这个宣言之前，大西洋两岸对每句话（以及许多取舍抉择的地方），都逐字逐句地作了推敲，其详细的程度简直无法从贝尔福签名的那些流畅而不拘礼节的措辞上看出来。”[5]

美国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和“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也包括未来的犹太国家。锡安主义者建立犹太国的要求不仅遭到阿拉伯人的激烈反对，同时也遭到英、法的反对。在巴黎和会上，英、法两国派出了自己的犹太代表团，但与美国犹太代表团积极支持并参加世界犹太人代表团委员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英、法两国的犹太人代表团拒绝参加世界犹太人代表团委员会，并声称犹太人代表团委员会的要求“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

美国在中东的竞争，迫使英、法两国相互妥协，调整关系。1919年9月，英、法正式签订协定：法国同意英国控制巴勒斯坦，英国则同意法国对叙利亚实行军事占领。在1920年4月的圣雷莫会议上，英国取得过且过对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法国则对叙利亚（包括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1920年7月，法国军队击败费萨尔的军队后正式接管了叙利亚。

1920年1月，国际联盟正式宣告成立，有英、法、意、日、中等44个国家参加。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没有参加，战败国不得加入。建立国际联盟是美国总统首先倡议和极力促成的，美国企图借此赢得世界舆论，以取得自己在和会和国联中的领导地位，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威尔逊公然宣称，美国参加国际联盟是为了接受“向我们提供的世界领导权”。但是，威尔逊这一企图遭到英、法、日等国的顽强抵制，没有达到目的。连威尔逊一手设计的委任统治制度，也被英、法、日按过去为其所用，使他们已经抢到手的战败国的殖民地套上了合法统治的外衣。因此，威尔逊的政敌共和党人便对国联盟约进行猛烈攻击，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也拒绝参加国际联盟。

美国虽然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但并没有停止向中东扩张的步伐，而是围绕着锡安主义问题与英国进行明争暗斗。1922年6月30日，即在国际联盟通过巴勒斯坦为英国委任统治地的决议前，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关于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决议案》，并经哈定总统9月21日签署。决议案表示：“美利坚合众国同意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但应该清楚地理解，不得有任何行动使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和所有其他非犹太团体所享有的公民和宗教权利受到损害。”[6]该决议的目的，明显地要求英国政府认真履行《贝尔宣言》的诺言。

《贝尔福宣言》和联合国的委任统治条款一方面使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披上了国际承认的合法外衣，但同时又使英国不得不承担贯彻《贝尔福宣言》的义务，它必须每年向国际联盟报告委任统治的情况；它也使大国支持下锡安主义向英国施加压力以促其“言必信，行必果”和寻求发展民族之家的特权时有了法律依据，这正是英国和它的大多数官员长期“同情”和“支持”阿拉伯人的根本原因。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文官政府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在既支持又抑制阿、以双方的艰难抉择中创立了阿、犹双方的两个平等政府，并且有意助长阿犹双方内部的众多派别势力的冲突中相互制约，从而幻想达到维护英国统治的目的。分而治之政策一度暂时维持了巴勒斯坦的平静，但是，各种势力和力量并不总是按照英国统治者的意志发展的，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和外力的作用，阿、犹双方都竭力打破平衡，导致双方冲突的加剧，最终使英国失去控制力。在统治巴勒斯坦的30年间（1917-1948年），美国所遇到的最大外力挑战就是美国。在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下，如果没有美国的插手，以色列将难以建立。

早已有西方学者提出：“锡安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有他们彼此间的冲突——都曾被大国为他们各自的目的所利用，两种事业曾交替地不是受到大国支持或鼓励，便是受到谴责和非难”；“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计划仅仅是一个谋求私利的政治阴谋”；“《贝尔宣言》不过是英国所制造的大量骗局的沧海一粟”。[7]事实上，《贝尔福宣言》本身就是英国政治家精心设计的、前后矛盾的、便于自己在中东推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文件。英国可以以“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的措辞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又可以以“但必须清楚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损害”的措辞和“民族之家”一词的模糊性来限制锡安主义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两国对阿拉伯人的背信弃义和对阿拉伯世界的瓜分，导致阿拉伯世界民族运动的高涨。为了维护自己在巴勒斯坦的殖民统治，英国长期推行分而治之政策。1922年7月6日英国下院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政策的白皮书是一个圆滑的分而治之的文件。该文件对锡安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双方进行了限制和安慰，表明了英国对阿、犹双方的一视同仁。该白皮书是英国政府自《贝尔福宣言》颁布以来第一次较为明确在对“犹太民族之家”一词的解释，它不仅不是一个犹太国家，而且其范围有限；它被拒绝在约旦河以东的巴勒斯坦建立；它被允许在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建立，但不排除其他民族之家的的存在。移民必须受当地“经济吸收能力”的限制。

英国在巴勒斯坦推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最初10多年间基本上是成功的。英国殖民政府保证对阿、犹双方“一视同仁”，“对所有的人，不论其身份、地位、民族、信仰如何，都一律公正对待”，英国在锡安主义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纵横捭阖，悄然渔利其间。1925年前后的巴勒斯坦一度被认为是“中东国家中的一个最安全的国家”，犹太民族之家的发展停滞不前，阿拉伯民族运动采取了守势，倡导“闪族共生依存”的双民族主义思潮盛行一时。“假若没有希特勒的大屠杀，那么这个民族之家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占优势的犹太国家。”[8]

巴勒斯坦的平静是暂时的。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要求民族独立，锡安主义者要求建立犹太人国家，双方都反对英国的分而治之，都竭力冲破英国的限制发展自己的力量。希特勒的上台和国际局势的突变为犹太民族之家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锡安主义胜利的三个关键因素是大国干预、大批移民和金钱。和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锡安主义者历来的策略就是不单单依靠某一个大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曾得到过英、法国和德国，甚至沙皇俄国的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宣布中立，但它事实上管辖着“亲”德和“亲”英的两个支部，敌对的双方无论哪一方胜利，都必将意味着锡安主义的胜利。

为了得到移民，赫茨尔提出的设想是：一是宣传“同化不可能改变犹太人的苦难状况”，二是增加犹太人的“外部压力”迫使其出走巴勒斯坦。赫茨尔特别强调宣传的神奇作用。1895年6月，赫茨尔在给德国锡安主义者莫里茨·希尔施男爵的信中写道：“召集来的人们将被告诉些什么？‘你们是贱民！你们将被剥夺权利，没有财产，而你们只能对此逆来顺受，俯首贴耳。你们走在大街上将被侮辱。如果你们是穷人，你们将遭受双重的苦难。如果你们是富人，你们必须隐瞒实情。你们不能接受任何真正的称呼。如果你与金钱打交道，你将成为人们蔑视的众矢之的……。这种情况不会好转，只会变得更糟……。出路只有一条，到应许之地去！”要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即通过报纸、书籍、小册子、讲道、图画、歌曲使这思想深入人心”。“请相信，只有当不可捉摸的东西高悬于空中时，整整一个民族的政治生命（尤其是当这个民族分散在全世界时）才能被启动。你知道德意志帝国起源于什么吗？来自梦境、歌曲、奇想和学生们佩带的金黑色的带子，而这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出现的。怎么？你不明白什么是不可捉摸的东西？那么宗教是什么？你想一想，为了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犹太人忍受了两千年……”。[9]

关于外部压力与所谓“犹太人特性”的关系，1894年赫茨尔在讨论小杜马斯的小说《蠢夫人》时有过论述：“许多世纪以来，他们已经扎根于其他各种各样的民族之中，他们中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之间互不相同，他们唯一共同的东西是使他们聚集到一起来的外部压力。所有受欺压的人们都有这种犹太人特性，只要外部压力一消失，他们就会像被解放的人一样各行其是。”[10]赫茨尔在他的《犹太国》一书中写道，重建犹太国“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推动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呢，这就是犹太人的苦难。”[11]其他锡安主义领导人也有同样的观点，当锡安主义领导人魏兹曼在1932年11月讲道“巴勒斯坦将建立在流散地犹太人的毁灭之上时”，还没有人想到他所预言的“毁灭”是600万流散犹太人肉体的消灭。

当绝大多数锡安主义者对英国已经完全失去信任之际，希特勒上台却给锡安主义运动带来转机。“在德国犹太社团中，锡安主义者总是比较少的少数派。希特勒执政后，他们在德国的影响迅速增长。那里突然对巴勒斯坦的一切事情都极感兴趣。数百人前来参加锡安主义会议，而过去常常只有几十人。锡安主义的报纸的发行量增加，到处都在开办希伯来语学习班。”[12]希特勒的反犹政策使巴勒坦犹太人口成倍增长，希特勒上台的第一年，巴勒斯坦移民就增加到3万，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年。到1939年5月时，巴勒斯坦犹太人口已猛增至45万，接近巴勒斯坦总人口的1/3。

在希特勒看来，“国际犹太人”是协约国胜利的“受益者”，锡安主义不过是“国际犹太人”的阴谋。锡安主义者依靠欧洲强国所要建立的未来的犹太国家只能是“国际犹太人搞欺骗活动的一个中心组织，……一个流氓们的避难所和一个恶徒们的培训中心”。他把犹太问题作为“划分朋友或敌人，潜在的同盟与对手的标准”，“外国领导人是否被认为是国际犹太阴谋的代理人、合作者或委托人成了在外交政策上分析一个欧洲大国的主要因素。”[13]

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把锡安主义者当作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罪人”、“谋取私利的投机者”，认为他们“勾结德国的敌人、动员美国的资本反对德国”。[14]在纳粹德国，犹太人是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背后一把刀”的说法流毒甚广。

锡安主义“回归锡安”的倡导和“上帝特选子民”的宣传必然同希特勒的日尔曼种族优越论发生激烈冲突，二者水火难容。但是，就否认不同民族间的融合、相互谅解的可能性，强调排它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并把大规模宣传作为理想实现的主要手段来说，锡安主义与纳粹主义具有明显相似的特征。同化主义是锡安主义的大敌，而纳粹主义却宣告了犹太同化主义的破产，它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驱逐在客观上有助于犹太人“回归锡安”，回归自己的族类和巴勒斯坦。对此，许多锡安主义领导人有过论述。在许多锡安主义者看来，希特勒的胜利不仅不意味着锡安主义的灾难，而且必将给锡安主义带来发展的机会。

世界著名的犹太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格在皈依锡安主义后不久讲道：“纳粹主义的出现是一件相当受欢迎的事情……徘徊于同化和对犹太事务一知半解的危险之中的犹太人竟是那么多。成千上万的似乎完全放弃了犹太教的人又被希特勒赶回了教会团体。就这点来说，我本人就非常感激他。”[15]“回归锡安”的积极倡导者、犹太著名诗人钱姆·纳奇曼·比亚利克也曾经认为，幸亏希特勒不鼓励同化犹太人，这样一来，“纳粹主义也许成全了犹太人，因为它宣告了同化的破灭。与此同时，它也使世界清醒认识到犹太问题而不再忽视它。”他甚至说道：“我和希特勒一样，相信血统论的力量。”[16]

对锡安主义者来说，引进大批犹太移民不仅需要“外部压力”，同样离不开大笔资金，没有金钱同样没有移民。因此，在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建立不久就建立了用于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向移民提供所需贷款的犹太殖民银行，即犹太“民族基金会”，该银行设在伦敦。希特勒上台前夕，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锡安主义经济面归崩溃的边缘。但希特勒上台后，不仅驱逐、“帮助”德国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还为大批德国犹太资金转向巴勒斯坦提供法律保障。

对纳粹德国来说，犹太人对世界市场具有巨大的影响，世界犹太人对德国的联合贸易抵制将会给德国的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因此，纳粹德国需要与锡安主义合作来阻止世界犹太人对德国的联合贸易低制；德国最大利益是通过宣传反犹把犹太人驱逐到巴勒斯坦，这不仅是纳粹德国的“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宣传的必然要求，更重要的是，希特勒可以通过摆脱德国的“犹太人包袱”激化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使巴勒斯坦成为一个世界“骚乱中心”，最终切断大英帝国通往东方的“生命线”，动摇在其中东“安全大厦”的基础，进而夺取英国的世界霸权。1936——1939年巴勒斯坦爆发阿拉伯人大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纳粹反犹所导致的犹太移民的猛增。

当然，锡安主义者为了达到最终建立国家的目的，也“不惜与魔鬼结成同盟”。共同的利益使敌对的双方走到了一起。锡安主义者和纳粹德国的谈判从希特勒台后就开始了。纳粹党卫队头子利奥波德·冯·麦尔登斯坦在德国锡安主义联盟执行委员会成员库尔特·塔克拉的陪同下访问巴勒斯坦长达半年之久，从而拉开了锡安主义与纳粹德国谈判的序幕。访问归来后，冯·麦尔登斯坦在他的12篇插图文章中对“犹太定居者的开拓精神和伟大成就表示了高度的赞扬”，赞扬“锡安主义既造福于犹太民族，也造福于全世界”，“它造就了一个犹太新族类”，“它为治愈困扰世界长达一千多年的创伤指出了方法”。[17]

同锡安主义者的谈判代表最初是萨姆·科恩（特拉维夫水果出口公司的经理），他在1933年与纳粹德国经济部签订了一项协定，其中规定，允许价值100万马克（40万美元）的德国犹太移民的财产可以以购买德国农机设备形式转移到巴勒斯坦。

继科恩之后与德国谈判的代表是犹太代办处主任阿尔罗索罗夫。阿尔罗索罗夫是主张与纳粹合作的著名锡安主义领导人。早在1932年他就得出结论，不能引来超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大量移民和足够的资金，就必然意味着锡安主义的失败。他还预言，希特勒上台意味着在未来5到10年中将发生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因此，为保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存在下去和解决犹太人问题，就必须争取时间积极行动。他在致魏兹曼的一封密信中（1932年6月）讨论了“革命专政”过渡阶段的可能性。在过渡阶段中，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抛开感情的因素与柏林合作，在巴勒斯坦创造条件，以接纳尽可能多的移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临近的世界大战和不断加剧的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就会使锡安主义的目标化为泡影。他积极参加组织犹太人从纳粹德国移居巴勒斯坦的活动。1933年6月16日，他在访问德国归来两天之后，在特拉维夫海滨散步时被人暗杀，凶手至今仍没有查出。

阿尔罗索罗夫的被杀并没有放慢锡安主义组织与纳粹德国的合作步伐。经过几个月的谈判，1933年8月25日，犹太办事处与纳粹德国正式签订《哈瓦拉协定》（哈瓦拉，希伯来语，意为“转移”，《哈瓦拉协定》也称《转移协定》）。该协定允许德国犹太移民将自己的资金以德国出口货物的形式转移到巴勒斯（每位移民转移财产的最高限额为5万马克，折合2万美元或4千英镑）。8月21日和9月4日在布拉格召开的锡安主义者第18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公布这一重要协定，而是德国单方面公布了这一协定（两年后锡安主义者第19次代表大会正式公布了这一协定）。大会不仅没有对纳粹政权进行谴责，反而限制讨论当时的局势，以尽量避免激怒纳粹德国。这次大会讨论的重点是移民问题和阿尔罗索罗夫被杀案件。这次大会还讨论了如何阻止纳粹德国利用《哈瓦拉协定》进行政治宣传的问题。

锡安主义著名活动家艾希科尔（以色列成立后，艾希科尔曾先后担任财政部长、国防部长、总理等要职）1934年从巴勒斯坦去到德国，领导巴勒斯坦驻柏林办事处工作，负责物质运输调拨，并协调德国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3年后才回到巴勒斯坦。

伦敦的锡安主义执行委员会对德国的非法移民活动持非常谨慎的“不热不冷”的态度。曾任德国锡安主义组织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弗里登萨尔在30年代是德国锡安主义组织、盖世太保和伦敦锡安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络官。“玻璃破碎之夜”之后，弗里登萨尔曾前往伦敦与锡安主义组织领导人魏兹曼、本·古里安讨论有关与盖世太保合作、组织犹太移民事宜，魏兹曼和本·古里安均表示不赞成，理由是：“我们不能同时与阿拉伯人和英国人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锡安主义者的官方政策是：“就象没有《白皮书》一样同英国人一起同希特勒作战，就象没有大战一样与《白皮书》作战”，但是，锡安主义激进派别“斯特恩邦”认为，锡安主义的主要敌人不是德国和意大利，而是英国，他们一直坚持武装反英斗争。

锡安主义组织对纳粹德国妥协并与之合作的政策遭到在多数犹太人的反对，认为这种政策是对犹太人的背叛，有人甚至认为锡安主义与纳粹主义狼狈为奸，他们要求锡安主义组织为恢复德国犹太人的平等权力而进行斗争。在第18次代表大会上，坚决主张反对纳粹德国、呼吁组织全世界抵制德货运动的锡安主义修正派受到压制，其领导人茨维·罗津布拉特和阿尔拉哈·斯塔夫斯基被怀疑为参与暗杀阿尔罗索罗夫的凶手，并被提交法庭审判。一些锡安主义领导人对哈瓦拉协定进行了辩护。著名锡安主义领导人塞利格·布罗德兹基讲道：“使用过激的话、组织会议、号召抵制等，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使用心平气和的语言和进行冷静的推理，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说什么有关对德国的决议太软弱，错矣！非犹太人可以说强硬的话，但犹太人却不能这样。”[18]另一位锡安主义领导人摩西·贝伦森也讲道：“这次会议没有‘背叛’，它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它不是‘胆怯’，相反，它对采取一种新的犹太策略而令人鼓舞……事实上，第18代表大会鼓起人们摧毁同化信仰的勇气……几代以来，我们都是通过采取抗议的手段进行斗争。现在，我们手里有了另外的武器，一个强大的、确实可靠的武器：前往巴勒斯坦的签证。”[19]

巴勒斯坦殖民部主任阿瑟·鲁宾在他的193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犹太人》一书中，公开表达了锡安主义运动的妥协纲领：“这种和平解决问题的尝试将是可行的。假若犹太人认为他们在德国有特殊的地位，这必将导致冲突，因为冲突是人类的本性……假若双方都认识到目前的状况并不源于恶意而是根源于环境……那么犹太人问题就没有必要企图在无节制的疯狂仇恨中解决。”

1935年月3日，在19次锡安主义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主席魏兹曼在他写给阿瑟·鲁宾的信中，谈到了他与德国合作的看法：“假若认真对待德国犹太人问题，甚至在一个专门的报告中，我怀疑，任何人，尤其是德国犹太人和德国锡安主义者，从中会等到什么好处。它将不会带来有用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在现在全世界都愿意与纳粹德国达成妥协的今天。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报告给我们当前正在德国从事的富有成效的事情带来危害。……我们，作为一名锡安主义组织的成员，应该关注的是关于德国问题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即通过转移协定把青年犹太人从德国转移到巴勒斯坦，而不是关注德国犹太人的平等权利问题。”[20]在魏兹曼看来，所谓的“为德国犹太人的权利而斗争”的提法只是听起来好听，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口惠而已。在魏兹曼的提议下，像第18次代表大会一样，1935年8月20日至9月4日召开的第19次代表大会同样对德国犹太人问题绕道而行。

在第19次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一些锡安主义领导人再次为与德国合作的政策进行了辩护。一个名叫恩周·塞里尼的锡安主义活动家把希特勒看作驱赶德国犹太人归向锡安主义的鞭子，他在第19次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讲道：“事实上，我们并不为利用德国犹太人所受的迫害来重建巴勒斯坦而感到羞耻。先哲和前辈领导人曾经教导我们……利用被流放犹太人的苦难来重建。”魏兹曼也讲道：“对德国犹太人所受痛苦的最有价值和真正有效的回报就是在以色列土地上树起耸天雄伟大厦……正在出现的事情会把我们所承受的所有痛苦变成留给子孙后代的歌曲和传奇。”[21]

就在锡安主义者19次代表结束10天之后，纳粹党大会批准了以反犹而著名的《纽伦堡法令》。该法令不仅宣布犹太人为外来民族，不承认德国犹太人为德国公民，并禁止犹太人与德国人之间的婚姻和性关系。该法令给予德国犹太人的唯一选择就是移民国外。该法令给德国犹太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同时却给锡安主义提供了在德国迅猛发展的机会。事实上，《纽伦堡法令》与锡安主义所倡导的民族分离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锡安主义者的口号，如犹太民族是统一的，反犹主义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等，这些都使纳粹的宣传有利可图；另外，纳粹头子在他们的讲话和文章中经常引用锡安主义者的话，用以证明犹太人是特殊的，是不能同化的，这些不都是事实吗？”[22]

早在希特勒上台6个月后，德国锡安主义联盟在递交纳粹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就表明了民族分离的观点：“我们反对异族通婚，主张犹太组织的纯洁……锡安主义希望赢得政府的合作，即使它从根本上是敌对犹太人的，因为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不能从感情出发，而只能从实际问题出发。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所有民族，在当前尤其有利于德意志民族。”[23]

锡安主义的哈鲁茨（先驱者）移民培训中心以提倡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原则而著名。《纽伦堡法令》颁布后，该组织计划在15——25年间把德国犹社团（1933年德国犹太总人口约54万）全部迁往巴勒斯坦。该组织领导人一度认为，他们大规模迁移计划对将对德国具有巨大吸引力，因此，“德国当局会同意对未来的移居国外活动扩大援助，他们采取的援助手段将包括放宽转移外汇管制法，为移民培训提供更多机会，运用‘政治手段’等。”[24]

《纽伦堡法令》实际上是对德国犹太人的驱逐政策，这对德国犹太人来说是极其痛苦的。根据国际联盟的统计，1933——1939年，32。9万犹太人离开德国。1939年5月，德国还剩下21。4万犹太人。1941年3月，希特勒下令“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许多德国犹太人被押解出境或自杀身亡。1943年9月，德国宣布成为“净化于犹太人”的国家。

在纳粹书报检查制度下，德国锡安主义联盟的喉舌双周刊《犹太观察》的发行量猛增，大量宣传锡安主义的书籍被允许出版。1933——1939年，锡安主义运动在纳粹德国迅猛发展，党卫军是锡安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亲自访问过巴勒斯坦的党卫军头子冯·麦尔登斯坦德国犹事务部首脑，以推动德国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党卫军的报纸登裁了一系列表示支持锡安主义的文章。1935年5月，党卫军的官方报纸在其头版社论中写道：“巴勒斯坦再次可以接纳自己儿女的时间也许不会太远了，他们失掉它一千多年了。我们对他们寄予的美好希望，也是官方给他们的最好祝愿。”[25]

哈瓦拉协定在执行过程中虽然按照德国的意志有所调整，但基本条款没有变，即移往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需首先将他们的资金存进德国的银行，用来购买德国的出口货。当货物在巴勒斯坦出售之后到达巴勒斯坦的移民才能得到钱款。虽然犹太移民在把资金转移到巴勒斯坦时遭受巨大损失，如到1938年，德国犹太人财产转移过程中损失一般达30%，甚至高达50%，但与移往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相比，移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财产损失要少得多。从1933年8月至1939年9月，投向巴勒斯坦的所有资金的60%是得益于与纳粹德国签订的协定。

1933——1941年，经《哈瓦拉协定》移入巴勒斯约的德国犹太人约6万，转移的犹太人财产价值13957万马克，折合810万英镑，1380万美元。据历史学家布莱克估计，经其他锡安主义-德国协定进入巴勒斯坦的资金还有7000万美元。当代许多西方学者承认，《哈瓦拉协定》对犹太民族之家的发展和以色列的建立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反犹政策驱逐下大量德国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引起阿拉伯人对德国的不满。1937年1月，德国驻耶路撒冷领事多赫勒向柏林报告说，假若德国坚持《哈瓦拉协定》，继续“帮助”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她将不仅失掉阿拉伯人对她的善意，而且将使一个仇德的犹太国的出现成为事实，这个仇德中心将不仅抵制德国货，而且将决定德国在圣地的机构和殖民地的命运。但是，德国外交部对多尔提案的答复是：“留待以后决定”。

一些纳粹官员还认为，允许德国犹太移民通过推销德国货而收回抵押财产，实际上是用德国资本帮助建立犹太国家，德国无利可图。但是，反对者的意见并没有使德国中止与锡安主义者的合作，《哈瓦拉协定》的执行在德国并没有遇到障碍。负责中东事务的纳粹外交部官员冯·亨蒂格对纳粹德国向巴勒斯坦遣送犹太移民的解释是：把仇德的许多犹太人驱逐到许多国家，对德国来说比把他们集中到巴勒斯坦更有害，因为一个犹太国家在巴勒斯坦出现将使德国能够“在犹太人进攻时，同官方代表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同无名的、不负责任的人打交道”。亨蒂格进一步声称，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的现行的比率是每年3—2·5万人，这意味着10年之后德国就可以摆脱她的犹太人包袱。[26]

一些材料证明，《哈瓦拉协定》得到了希特勒的支持。就《哈瓦拉协定》负责与德国官方联络的锡安主义领导人恩斯特·马库斯认为“他们得到了希特勒的祝福”，马库斯还提到希特勒1933年10月24日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希特勒虽然没有提《哈瓦拉协定》，但他声称：“和英国形成对比的是，德国正在帮助犹太移民。”在1935年12月17日的一次部际会议上，纳粹元首官署的代表宣布，元首决定鼓励犹太移民，“为鼓励犹太人自愿移居提供可能性”。1938年1月，外交部经济政策处一位官员的报告说：“元首最近再次决定，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促进犹太移民。”该官员的报告还说：“尽管元首的观点没有通过书面传达，没有涉及哈瓦拉行动，但这意味着指挥更多的移民前往巴勒斯坦。”[27]

德国不顾阿拉伯人的反对，“帮助”、“鼓励”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真正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帮助锡安主义者建立犹太国。1937年7月，一份内政部官员的报告透露了纳粹德国反犹的真实意图，该报告说：“希特勒决定，犹太移民应该集中在巴勒斯坦，因为这将产生‘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犹太骚乱中心’（thecenterofJewishtrouble）”，这个中心将由于内部的争斗而削弱，以德国既定的对策来反对它，将使德国扩展势力变得容易。”

没有外部的巨大压力，大多数德国犹太人不会“自愿移居”经济落后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巴勒斯坦。为“促进犹太移民”，纳粹德国所采取的“有效措施”就是加紧对犹太人的迫害。1938年11月的“玻璃破碎之夜”（又译“水晶之夜”）事件之后，对犹太人的压力骤然增强（此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英武装斗争处于高潮），导致大批犹太人逃亡国外。与此同时，当时德国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在伦敦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代表进行协商，提出了一项让犹太人有秩序地移居国外的计划，条件是德国没收估价为15亿马克的犹太人资产用作外迁事宜。1939年初，希特勒任命沙赫特为犹太人出境特别代表，专门执行向外迁移犹太人的计划。有史料证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德国的外交部、情报局保安处和盖世太保都曾积极鼓励和帮助过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就在“玻璃破碎之夜”事件发生的当月，纳粹德国成立了由秘密警察头子赖恩哈德·海德利希和阿道夫·艾希曼领导的帝国犹太移民事务中心，帮助犹太移民非法进入巴勒斯坦。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从1937年夏就开始通过非法渠道遣送犹太人至巴勒斯坦，阿道夫·艾希曼负责专门为这些非法偷渡者提供特殊训练，使非法移入巴勒斯的犹太人数在1938年底以前达到每月1000人左右。[28]1939年年12月5日，在盖世太保的帮助下，5000经过训练的犹太非法移民，乘坐3艘船只从德国的恩登港口出发驶往巴勒斯坦，但是由于战争的爆发，这批秕移民没能到达目的地。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巴勒斯坦局势和各种关系的变化，纳粹政权迫害和驱逐犹太人的政策升级为实行灭绝犹太人的“大清算”和“最后解决”的办法，但是向巴勒斯坦的非法移民活动大约直到1942年夏天才完全停止。

捷克历史学家调查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德国纳粹上层人物有亲密关系的纳粹德国间谍机构的情报人员辛德勒，曾以招工的名义挽救了1200名犹太人的生命。为了报答辛德勒的救命之恩，德国战败后，7名犹太工人让辛德勒换上了工作服，并帮助他逃到了瑞士。著名的“辛德勒名单”的原件不久前在德国希尔德斯海姆辛德勒生前居住过的小屋中被发展。[29]

纳粹德国推行反犹政策和“哈瓦拉行动”使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数猛增。1932-1939年的第五次移民浪潮使犹太人口增加了22万，其中单1935年的犹太移民人数就达到6·2万人。[30]

大量犹太移民涌向巴勒斯坦最终导致了希特勒所希望的结果：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掀起反英、反锡安主义大起义，各阿拉伯国家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援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群众运动。到1938年夏，巴勒斯坦游击队控制了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在山区建立了根据地，在大部分农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英国在那里的统治岌岌可危。

1937年7月8日，以皮尔勋爵为首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巴勒斯坦的调查报告，认为阿、犹两个社团和谐生活在一起的希望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主张把巴勒斯坦划为三部分：犹太国，包括从特拉维夫以南、阿克以北的沿海地区、支委会斯德瑞隆谷地和大部分加利利地区；英国的永久委任统治地，包括耶路撒冷、伯利恒和一条通往地中海的雅法走廊；阿拉伯国，巴勒斯坦其余地方及外约旦。

皮尔分治方案遭到阿、犹双方的拒绝，锡安主义者认为设想中的犹太国太小。英国的殖民大臣奥姆斯比·戈尔警告锡安主义者“不要破釜沉舟，贸然行事”，而魏兹曼却严厉地答复说：“我无舟可沉。我已经在沉默中百般忍耐；我在我扫民族面前、在讲坛上、在代表大会上以及世界各地为英国行政当局辩护，这样做常常违背我自己的认识，而且总是有损于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我看来，与大不列颠合作是我们巴勒斯坦政策的基石。但合作永远是单方面的——单相思。”[31]

为了诱使英国在欧洲推行绥靖政策，德国表面上保持中立，明确表示“不卷入”巴勒斯坦问题，拒绝与阿拉伯人建立反犹、反英联盟。1937年1月，德国驻伊拉克公使格罗巴向柏林报告说，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代表团告诉他，继续犹太移民将在5年后使犹太人成为巴勒斯坦的多数，并最终导致一个仇德的犹太国家的出现。阿拉伯人希望寻求德国的帮助以反对犹太人和英国人。德国外长冯·牛赖特命令格罗巴向伊拉克外长表示，虽然德国非常同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渴望，理解阿拉伯的不幸处境，但由于她希望友好英国，因而她不能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哈吉·阿明·侯赛尼曾多次向德国提出在巴勒斯坦和其他地方加强合作的建议，始终没有得到德国的公开响应。对此，1937年8月，德国外交部政治处的头目冯·威兹萨克曾解释说：“一旦我们公开行动，其效果将与我们所希望的相反。”[32]由于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纳粹德国对阿拉伯人的政策是非常谨慎的，直到1939年，纳粹政府一直禁止其官员公开卷入阿、犹冲突。

实际上，纳粹德国一直在暗中推波助澜，向阿拉伯人提供武器和金钱，支持他们的反锡安主义和反英斗争。驻巴勒斯坦的一位盖世太保成员赖克特在他1936年给上级的一份报告中说，“谣传德国驻耶路撒冷公使多赫勒向阿拉伯人提供武器”，他担心“这将会导致德国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关系的紧张”。1938年夏天，纳粹德国的反间谍机关(Abwehr)经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走私武器，由于被英国的间谍发现而未成功。据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军事情报局首脑）的传记作者说，卡纳里斯1938年曾化名秘密旅行到中东，在耶路撒冷结识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领袖哈吉·阿明。同年，德国的反间谍机关成员格罗斯柯奇上校也曾乘机飞往巴格达，与阿拉伯领导人共商巴勒斯坦起义问题。据纳粹德国的反间谍机构的一份报告，德国的情报机构曾向阿拉伯人提供了“使巴勒斯坦造反有可能实施的”大笔金钱。[33]

随着纳粹德国侵略步伐的加快和与英国关系的恶化，纳粹官员在巴勒斯的活动逐渐由“地下”转为公开，在宣传上，德国倾向阿拉伯人的立场越来越明显。希特勒历来把巴勒斯坦问题看作英国的“敏感处”，1938年，正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武装斗争达到高潮时，他在演说中多次要求德国人关注巴勒斯坦问题。这年9月，他在演说时公开表示了对阿拉伯人的“同情”，他讲道：“可怜的阿拉伯人手无寸铁，也许被抛弃。”正是在这一年，德国建立了专门对阿拉伯人广播的电台，强调它“有理由谨慎地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竭力煽动阿拉伯人的反犹、反英情绪，声称巴勒斯问题是英国的“两面骗局”和犹太人施展阴谋的结果。德国高喊对阿拉伯人的“同情”和“支持”，赞扬阿拉伯人的反抗斗争，把阿拉伯人的游击战说成是对“犹太恐怖主义”的“回敬行动”。它还谴责英国对阿拉伯人的镇压“不人道”和实行“血腥统治”。

1938年9月，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和苏台德区危机遥相呼应，均达到高潮时，在纽伦堡大会上希特勒蛊惑人心地宣称，绝不允许英法“另外的政治家”再次施展阴谋把“德国心脏地带”的捷克斯洛伐克变成第二个巴勒斯坦，使苏台德区的300多万德意志人象“无人保护的可怜的阿拉伯人”那样被抛弃。希特勒把自己打扮成阿拉伯人的同情者和苏台德区300多万德意志人的保护者。11月8日，希特勒轻蔑地讥讽邱吉尔、艾登和其他绥靖政策的批评者，要他们把“绝对可靠的的聪明才智和渊博知识”用在解决巴勒斯问题上，那里“暴力横行而难觅民主的影子”。希特勒还大肆攻击英国“伪善”、“最近的巴勒斯坦诈骗”，标榜自己的“诚实”，说自己以巴勒斯坦为例只是为德国辩护，而不象英国那样自称是“他人事业的倡导者”。

纳粹德国声称“同情”阿拉伯人，但它的反犹政策却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对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领袖哈吉·阿明曾向希特勒提出疑问。1941年11月30日，希特勒在会见哈吉·阿明时向他解释说：“德国坚持反对犹太人的不妥协战争。这当然包括积极反对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之家，它形式上是一个国家，实际上是一个依据犹太人的利益发挥毁灭性影响的中心。”但是，德国遣送犹太移民的活动并没有停止。直到1942年春天，由于哈吉·阿明的一再反对，以及其他种种原因，纳粹德国才抛弃了移民计划。这年1月，海德里希在万湖会议上讲道：“现在不搞移民了，……有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元首已表示同意，就是将他们驱逐到东方。”[34]同年5月，希特勒讲道：“既然阿拉伯人不希望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最好是把他们遣送往非洲。”[35]

世界大战爆发的日益临近和中东局势的动荡迫使英国不得不调整其巴勒斯坦政策，决心放弃一贯坚持的对阿、犹双方“一视同仁”的分而治之政策，一方面加紧限制犹太移民和土地购买、严厉打击非法移民活动，另一方面对阿拉伯人做出重大让步。英国于1939年5月17日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政策的新的白皮书。该白皮书宣称，英王陛下政府奖在未来的10年中建立一个阿、犹双民族国家。据白书估计，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人口是45万，接近全部人口的确良/3。为使犹太人的比例达到1/3，白皮书规定，在随后的5年中，再迁入75000犹太人；5年之后犹太移民将被完全禁止，除非征得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的同意。

1939年白皮书遭受到锡安主义者的激烈反对，因为在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家里，犹太人只能是少数。犹太人代办处声称白皮书是对犹太人的背信弃义，是向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投降。魏兹曼和本-古里安都对英国政府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本-古里安写道：“我们这一代的一个文明民族的政府所作的最大背叛是以专家的绝妙技巧来耍弄花招和假装正义。”在1939年4月发给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信中，本·古里安说，犹太人宁可做出最大的牺牲也不会屈服于白皮书的统治。如果伦敦的目标是绥靖，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政府将不得不使用武力反对犹太人。在1939年8月的第21次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魏兹曼讲道：“我们在白皮书的阴影下开会，白皮书预示着民族家园的毁灭。”[36]但是，一个月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本-古里安号召锡安主义者暂时忘记对英国的仇恨：“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应该和英国一起战斗；我们应该反对白皮书，仿佛没有战争一样。”[37]

1.3．列强与阿、以分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锡安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反对白皮书的斗争。由于德国及其控制下的欧洲国家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驱逐和屠杀，锡安主义组织竭力通过非法移民活动使大批难民进入巴勒斯坦，而英国巴勒斯坦政府则采取各种措施禁止非法移民入境，把巴勒斯坦的大门关得越来越紧，导致锡安主义者和英国的冲突不断加剧，最终使锡安主义者走上了以武力反抗英国的道路。

锡安主义者对英国的敌对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从30年代开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锡安主义运动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美国锡安主义组织的成员从1932年的8，400人上升到1939年的43，000人，到战争结束时高达20万人。1932到1939年，巴勒斯坦联合劝募会寄到巴勒斯坦的资金几乎增加了7倍。联合劝募会的收入，1940年是350万美元，在1947年增加到5，000万美元。出席1942年5月的比尔特莫尔会议的主要是美国锡安主义者，单单来自美国纽约的锡安主义组织的代表就达600名。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制订了锡安主义新纲领，公开向英国的统治提出了挑战，要求实现《贝尔福宣言》的“原始目标”，废除白皮书，建立一支犹太军队，“赋予犹太代办处管理巴勒斯坦移民入境的权力和建立国家所必须的权力”。同年11月2日，由美国基督教著名人士组成的亲锡安主义团体美国巴勒斯坦委员会，在《贝尔福宣言》的周年纪念时发表了一项声明，号召建立民族家园。在这项声明中68名参议员、194名众议员以及数百名公共团体领袖和社会知名人士签了名。[38]

第二次世界一结束，美国政府就开始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公开表示支持锡安主义建立犹太国家的主张。1945年8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致函英国首相艾德礼，要求立即发放10万张移民证，使欧洲犹太移民尽快移入巴勒斯坦。1946年10月4日，杜鲁门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局势的声明，公开支持犹太代办处提出的“新计划”，在加利利和特拉维夫到阿克的沿海平原以及整个内格夫沙漠建立犹太国，面积占整个巴勒斯坦的65%。美国政府还表示“已经做出了准备”，随时帮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面对锡安主义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日益激烈的流血冲突、二者对英国的武力抵制和美国的压力，为了保持它对巴勒斯坦的统治，稳定中东的局势，英国做了最后的努力：1947年1月27日在伦敦阿拉伯国家和犹太人组织的圆桌会议。英国提出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处长5年；分别建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自治区，然后再逐步过度到单一的巴勒斯坦国。英国的方案遭到阿、犹双方的拒绝。巴勒斯坦境内各方不断加剧的武装冲突，美国和苏联的外交压力，迫使英国于1947年4月2日正式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英国的这一决定正合美国杜鲁门政府的心意，因为当时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联合国。

联合国于1947年4月25日-5月6日召开了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会议，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美国人拉尔夫·本奇博士任该委员会的秘书工作，负责起草特别委员会的方案，使美国政府的意图通过本奇渗透到方案之中。在美国的直接策划和外交压力下，同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决定英国的委任统治于1948年8月1日结束；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一个阿拉伯国，面积为1·1万平方公里；耶路撒冷为一个独立实体，由联合国管理。

美国策划的这个以联合国决议为名的《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暴露了强者瓜分弱者的残酷性，它使人类蒙上了耻辱。根据分治方案，占巴勒斯坦总人口不足1/3的犹太人占57%的土地，超过巴勒斯坦总人口2/3的阿拉伯人却只占有1/3的土地。1948年5月14日，英国委任统治提前宣布终止，以色列宣布成立；5月15日，阿拉伯联盟[39]的军队开进巴勒斯坦，决心帮助巴勒斯坦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分而治之和大国在中东的争夺，最终使数万阿拉伯人被赶出家园流浪异乡，使中东人民长期生活在痛苦、眼泪和仇恨之中，长期陷入流血冲突和大规模战争之中，使数百万人失去生命。

《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的通过，增加了阿拉伯人的反美情绪。他们认为，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方案之所以得以通过，是美国的操纵和施加压力的结果。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反美的群众示威，开罗、大马士革、贝鲁特等地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游行，许多美国大使馆遭到袭击，不和美国新闻处被捣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锡安主义者为建立犹太国对英国的统治提出挑战，组织“希伯来抵抗运动”时，英国逐渐明显地站在阿拉伯人一边。当英国被迫接受联合国决议而决定结束委任统治和撤离巴勒斯坦时，它拒绝在实施有计划的权力移交时予以合作，尽量使自己的作用在即将发生的阿、犹战争中有利于阿拉伯人。

当时英国在巴勒斯坦77，000名士兵和几千名警察，尽管他们在理论上是中立的，但是，“毫无疑问，英国的政策是帮助阿拉伯人的，尤其是帮助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取得战略优势”。阿拉伯军团拥有的兵力已超过4，000人，是当时阿拉伯世界中装配最精良的部队。英国撤离前，允许阿拉伯军团接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区，并允许它向耶路撒冷及其周围的犹人阵地推进。一支从叙利亚召集来的志愿军（阿拉伯解放军），包括非正式军在内，有5，000——7，000人，英国人对它的渗透也视而不见。

正是在英国有帮助下，阿拉伯人几乎占有巴所有地区的控制点，拥有地形优势，以至于在头四个月的战斗中，阿拉伯人明显取得了成功。后来，锡安主义者在欧洲以及美国所搜集的军火及甩召集的经过训练、能够参战的大量年轻移民的源源不断地到来，犹太人才逐渐转败为胜。

以色列的建立是美国外交的胜利。巴勒斯坦分治方案通过后，美国犹太人社团立即大力募集资金，到1948年3月就募集了5，000万美元，大部分用于购买武器。美国有关部门名义上以销售的方式向巴勒斯坦犹太武装集团提供武器，但实际上大部分是赠送的。巴勒斯坦犹太极端分子的哈加纳、伊尔贡和斯特恩邦等武装组织不仅袭击阿拉伯居民区、洗劫阿拉伯居民，同时也攻击英国军警和行政人员。

美国政府直接为以色列的建立出谋划策。在犹太国建立前夕，在白宫曾举行一次秘密会晤，参加的有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锡安主义领导人本-古里安和夏里特、美国犹太社团领袖小摩根索。在这次会议上，杜鲁门表示美国政府完全支持犹太国的建立。[40]1948年5月14日下午4时，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现代美术馆举行的犹太民族会议上宣布以色列诞生16分钟后，远在万里的白宫新闻秘书匆忙宣布美国对以色列“事实上的承认”，并表示向这个新生“婴儿”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同时纽约的许多高楼大厦上已升起新生的以色列国旗，危地马拉驻联合国的代表西亚·格拉纳多斯十分感叹地说：“以色列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可以说是在纽约诞生的。”[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