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婷遗体图:叶匡政:“和而不同”就是承认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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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和而不同”就是承认异端

2009-10-26 18: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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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就是承认异端 叶匡政   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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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视野

 看到“和”字,便想起奥运会开幕式的人体字模,变来变去,凸显了一个“和”字。可见“和”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如今的人,理解“和”字,多限于平和、和缓、和睦、和平这类日常意思。不能怪今人见识浅,因为现代白话,是以远离中国传统文化为特征的。所以对字的理解,自然也少了古人胸中的意蕴。

 《尚书》中就有“和”字,《舜典》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谈的是音乐教育,认为八种乐器只有合奏得谐调了,不乱了次序,神和人听了才感到和谐。

 到西周末年幽王时,郑桓公的史官,觉得世人对“和”字理解有偏差,第一次把“和”与“同”放在一起来论述。他对郑桓公说,周朝必灭,理由是当时的周幽王“去和而取同”。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不同而异质的事物。只有并育竞发此起彼伏,世间万物才能生生不息;如果事物都趋于一致的话,世界就难以为继了。他强调治国要用“和”,就是承认异端的存在,而不能一味求“同”,唯我独尊,铲除异己。果然他预言不久,西周就灭亡了。

 到春秋时,齐国之相晏婴,再次对齐景公说到了“和”与“同”的分别。齐景公与晏子聊天,称只有宠臣梁丘据与他是“和”的。晏子答道,他就是“同”罢了,怎能说得上“和”呢?他认为君臣之“和”,是国君说“可”时,臣可对国君说“不可”,来完善其“可”;而国君说“不可”时,臣下要指出其“可”,来去其“不可”。梁丘据不过事事听从国君,只是“同”而已,怎能称得上“和”呢?他拿做烹饪和音乐来打比方,说明“和”不仅是不同事物的调和与包容,还包括对立事物之间的相成相济,如清浊、小大、短长、快慢、刚柔、高下等,这些对立事物之间的平衡与统一。晏子论证了“和”的前提是承认差别、对立和异端。在《晏子春秋》中,晏子把“和”更简洁地定义为“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就是说,臣要站在执政者的对立面,才能共奏出和谐的乐曲。

 到孔子时代,对“和”与“同”的认知,又向前走了一步。孔子把“和”完全看做“同”的对立面,很坚决地反对“同”。所以《论语》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为君子追求和谐却不同一,而小人追求同一却不和谐。这和孔子说的“君子群而不党”意思相近,认为保持个体的独立性才能达成社会的和谐。一旦求“同”求“党”了,就会要求消灭这种差异和独立性,异端更会失去存在的理由。儒家思想骨子里一直强调多元观,所以孔子明确地把“和”与“同”对立起来,认为“和”的前提就是不同,就是承认、赞同彼此间的差异和区别。只有将这种差异和区别,安排在合适的位置和结构中后,才会有整体的“和”。

 自孔子后,“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成了儒家的一个重要价值观,主张人的独立性,主张在尊重个体观念独立和差别的前提下,寻找人与人的共通之处,成为儒家求“道”的根本。和与同,在今天的白话文中成了一对相似的概念,但在儒家观中,是完全不同的。同,追求的是一致,缺乏对多样性的认可,所以它单调、死寂、没有内在活力。而一个有生命力的事物,总是拥有各种对立的因素,就像大自然一样,既保留了不同因素,又通过相互调节达到了一种统一的状态。其实“和”的观念,包含了祖先对世间万物的独特理解,它既是自然的,也体现了人对社会秩序的追求。

 有了对“和同”思想的理解,再看孔子的另外一句话,就会有新的理解。这句话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过去大多把“攻”字,释为“专攻”,这句话意思就成了:专攻或致力于异端学说,是有害的。结合孔子“和而不同”之说,这里的“攻”解释为“攻击”是非常合理的,这句话可译为: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是有危害的。

 后来的阐释者,大多没有理解孔子将“和”与“同”对立起来的意义,只是对二者关系作了庸俗化的演绎。朱熹注道:“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把“同”看做是一种阿谀奉承、盲目附和的态度。到何晏时,将“和同”关系,与是否“争利”连在了一起。虽有一定道理,但都是从现象层面来理解二者的关系,过于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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