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专横的词语:张子林书法 收藏 关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

一 什么是《红楼梦》的成书研究

首先我们来看成书研究的界定。什么叫“成书研究”？这项“研究”都关注哪些问题？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成书研究分为作者的创作过程、作品的流传过程、小说的刻印过程这三个部分。曹雪芹是从哪一年开始创作这部小说的？到哪一年结束了他的创作？大家都知道，小说里第一回就写道，曹雪芹在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这个“披阅十载”表明，他写这部书写了十年。甲戌本上也有题诗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也是说他写这本小说写了十年。那么，这十年就是曹雪芹的创作过程，《红楼梦》成书研究首先探讨的是这个过程。

一般认为，曹雪芹大概从乾隆八年（1743）左右开始创作《红楼梦》这本小说，他基本结束创作大概是在乾隆十九年（1754）左右。“十年”嘛。大家知道，甲戌本产生于乾隆十九年——“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已经可以“抄阅”，而且是“再评”了，说明大体完稿了。也就是说，在乾隆十九年左右，曹雪芹基本完成了这本小说的创作。这是通常所说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小说的流传过程。乾隆十九年这部小说基本完成了，可是没有马上正式刻印出版。它主要是通过什么渠道流传的呢？是在朋友圈子里传阅抄录。比如我有一本，借给你看，你可以抄。抄完了借给别人，别人又可以抄。《红楼梦》最初是以这样的方式流传的。

雍正皇帝的弟弟十四阿哥允禵，他的孙子永忠有《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兼吊雪芹》三首绝句，显示的就是早期抄本流传的情况。富察明义的《题红楼梦》组诗，也是如此。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的这种早期抄本，有十一部。比如己卯本，那是怡亲王弘晓（他是十三阿哥老怡亲王允祥的儿子）组织人抄录的，时间是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春夏之交。他抄的是脂砚斋前一年刚刚整理出来的“己卯冬月”定本。

前年，我在荷兰莱顿大学教书，时间充裕，就通读了他的《明善堂诗集》。我发现里边有庚辰年春夏之交的一首诗，题目是《梦》，我认为那就是弘晓读过《红楼梦》小说之后写的一首题红诗，证明他抄录己卯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后来我发表的一篇文章，叫《怡亲王弘晓与红楼梦》，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己卯本是怡亲王弘晓抄录的，上面避讳“祥”字和“晓”字（当然也避国讳“玄”字和“弘”字），这是吴恩裕先生和冯其庸先生在“文革”期间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

同时，吴先生认为，己卯本的抄录时间是庚辰春。冯先生则比较谨慎，本来不同意吴先生的判断，觉得不会那么早，应该是在己卯年的十来年以后了。我的文章发表之后，冯先生读到了弘晓的那首题红诗，他很高兴，为我否定了他的判断而高兴，觉得加深了对己卯本的认识。弘晓的己卯本确实是曹雪芹还在世的时候就抄成了。

此外还有甲戌本、庚辰本、梦稿本、列藏本、戚序本、戚宁本、蒙府本、舒序本、甲辰本、郑藏本等。这十一部早期抄本，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流传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这也是成书研究需要探讨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它的刻印过程。乾隆五十六年（1791）辛亥，程伟元、高鹗在萃文书屋把《红楼梦》以木活字排版正式印刷出版了，这在《红楼梦》流传的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之前，它以手抄的方式流传，到了后期手抄本越来越多，甚至在庙市上也出现了手抄本，成为了一种商品。

北京的庙市就是隆福寺、护国寺、琉璃厂火神庙的庙市。尽管如此，毕竟是手工抄写，费时费力，它不可能流传得那么广。现在以木活字的形式大量印刷，这是《红楼梦》正式出版的标志，从此它风行全国，也流传到了海外。那么，正式出版的这部《红楼梦》，跟原来的那些早期抄本是什么关系呢？特别是它比原来的抄本多出了后四十回，这后四十回又是谁写的？程伟元是怎么得来这后四十回的？程伟元说，我是从打鼓担上得来的，另外我还在其它地方搜集了一些，所以就有了《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成为一个全璧。

程伟元的这番话可信不可信呢？以前胡适讲程伟元撒谎，后来有一些学者认为不一定，也许程伟元说的是实情。有关后四十回，有关这本小说的出版，有关程伟元出版的程甲本、程乙本跟那些早期抄本之间的传承关系等等，也是成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以上介绍了“成书研究”都关注哪些问题。论题很多，不过，目前我们在进行成书研究的时候，主要采用它的狭义概念。什么是狭义的概念呢？就是主要研究曹雪芹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在他创作的这十年之间，小说文本有些什么变化。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红楼梦》这本小说有很多的异名，不同的称呼，最常见的是《红楼梦》和《石头记》，另外还有《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情僧录》，一共有五个书名。

这五个书名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透露了什么信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这是“多立异名，摇曳见态。”有的学者说，这五个书名实际上是曹雪芹“增删五次”的不同稿子的稿本题名，所以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话不是虚的，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表述。这五个题名就说明了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是不同寻常的，曹雪芹改了一次又一次，可以说是呕心沥血，惨淡经营。

有的学者不这么看。他们觉得并不是一部稿子改了一遍又一遍，而是两部书——有的甚至说是更多的三部、四部什么的——糅合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个创作的过程也不是很简单的，要把创作过程研究清楚也是很费力的一件事情。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现在能够得到的原始的材料（信实可靠的资料）不是很多。除了脂批，除了小说的文本之外，这样的资料十分稀见。这是造成众说纷纭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红楼梦》成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下面来谈谈成书研究的基本情况。《红楼梦》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不同，它不是一部世代积累型的小说。本来大家也不觉得《红楼梦》有一个什么创作过程的问题，以前这是研究《三国》、《水浒》、《西游记》这些小说才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些小说从开始产生到最后成书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许多人参与到了它们的成书过程当中。按理说《红楼梦》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它是一个作家在书斋里写作出来的，它会有什么成书问题呢？

可是，1921年，胡适写《红楼梦考证》，就提出了红学主要应该研究什么问题，不能像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等索隐派那样去猜谜，而应该作科学、客观的实证研究，主要考证它的“著者”和“本子”。这是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胡适首先研究了作者问题。在清朝的时候，关于《红楼梦》是谁写的，已经不是很清楚了。乾隆末年程伟元在他的序言里说，这本书“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我到底也不晓得出自谁的手，只是在书里有“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这样的说法。朋友们知道，第一回有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话。程伟元说，书里边就是有那么一句话，至于曹雪芹是什么人，做过些什么事，他一概不清楚。

所以说，曹雪芹这个名字对于清朝的人来讲，准确地说是从嘉庆年间一直到宣统年间，甚至一直到1921年新红学创立之前，在这一段时间里，曹雪芹这个名字对于大家来说，也就是一个象征符号。它跟施耐庵、罗贯中差不多，你说无名氏也差不多。咱们现在说施耐庵，那他是哪儿的人啊？都做过什么事啊？没有多少是可以说得清楚的。

咱们只知道施耐庵写了《水浒传》，或者说他参与了《水浒传》的创作（据说另一个作者是罗贯中），至于说他是什么人，很遗憾，不知道。再比如兰陵笑笑生，都说他是《金瓶梅》的作者，可你要问笑笑生真名叫什么，有些什么经历，对不起，现在还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乾隆朝以后的清朝人对曹雪芹也是如此。

即便那时候有人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他也不知道曹雪芹是什么人。到了胡适，他考证出来，曹雪芹名叫曹霑，雪芹是他的号，生在康熙朝末年，死在乾隆朝中期，活了四十多岁。他是曹寅的孙子，而曹寅做过江宁织造。曹雪芹曾经在北京生活过很长时间，他有几位好朋友，比如说宗室敦诚、敦敏——他们哥儿俩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后人。

敦诚、敦敏都有诗作提到曹雪芹。曹雪芹晚年曾经住在北京的西山，敦诚的诗《寄怀曹雪芹》说：“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扣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他的《赠芹圃》诗说：“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这说明曹雪芹在西山的生活相当清苦。

敦敏的诗《赠曹雪芹》说：“寻诗人去留僧壁，卖画钱来付酒家。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残梦忆繁华。”这说明曹雪芹心怀悲愤不平之气，《红楼梦》是穷愁潦倒的产物。这样一来，曹雪芹才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人，就不再是一个空空的象征符号了。这是胡适新红学的重要贡献。

在1927年，胡适买到了一个抄本，就是现在著名的甲戌本。以前读者看《红楼梦》的时候，只能够通过什么文本来阅读呢？就是程伟元、高鹗在乾隆五十六年、五十七年出版的程甲本、程乙本，以及此后大量的翻刻本、评点本。1921年以前的人读的都是这些。一般的读者根本无缘得见早期抄本，刻本出现之后，抄本就越来越少了。抄本抄得不清楚啊，有不少错误，很多人还在上面胡乱涂鸦，而且因为年深日久，早期抄本已经很稀少了，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胡适得到甲戌本以后，通过他的研究而得出结论，说这个甲戌本，以及后来发现的庚辰本等这些抄本，它们的面貌更接近曹雪芹的原稿。换句话说，程甲本、程乙本这些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刻本，其中的文字有很多是被改动过的，而且这些改动往往是不太符合曹雪芹本来的意思的。

这样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学术课题：既然知道了这部小说的作者是曹雪芹，又得到了一些比较接近曹雪芹原著风貌的抄本，那么，就有可能通过这个线索来探讨《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实上，《红楼梦》的成书研究也正是从考证作者、校勘版本而生发出来的。

1961年，胡适把他珍藏了三十多年的甲戌本公开影印出来了。影印出版是在台湾和香港，这两个地方联合影樱以前这些抄本要么在私人手里，是枕中秘籍，要么在各个大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是镇馆之宝，一般人是很难看到的。现在它影印出版了，谁都可以看到了。只要你有兴趣，你就可以花钱买一本。这样，能够接触到甲戌本的人就多了。

台湾、香港在1961年影印出版以后，咱们国内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第二年就把它翻印出来了，而且当时翻印本的价格非常便宜，一块多钱就可以买到。当然那个时候的一块多钱跟现在不能比，换算出来最多二十来块钱吧，也不算多贵。毕竟那是本“秘籍”啊，海内孤本，能够有眼福看到这样的本子，是很多学者能够参与早期抄本研究的基本条件。

在台港影印本上面，胡适写了一篇序，咱们国内翻印的那个本子当然不能加上胡适的序，想想啊，1962年，不可能把胡适的序还放在上面。那么放了什么？放了俞平伯的一篇跋，把胡适的序删去了。非常有意思的是，不管是胡适的序还是俞平伯的跋，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成书过程的问题。比如说，在甲戌本上有一条著名的批语，说：“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

今棠村已逝，予睹新怀旧，故仍因之。”意思是什么呢？是说曹雪芹原来写过一本书，叫《风月宝鉴》，这本书是他的弟弟棠村写的序，现在棠村已经去世了，我看到眼前的这本新书，想到了原来的那本书，所以我还把这个书名留在上面。因为第一回里也提到了这本书曾经叫《风月宝鉴》，所以，胡适、俞平伯就说，看来《风月宝鉴》是《红楼梦》的“初稿”、“雏形”。也就是说，曹雪芹刚刚开始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并不是叫《红楼梦》，也不是叫《石头记》，而是叫《风月宝鉴》。

至于《风月宝鉴》是本什么性质的书，也有线索可寻。甲戌本比别的本子多了一个凡例，在这个凡例里说，《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说这几个书名的关系，《红楼梦》是个总的名字，其他的一些名字是分的，各自强调了小说故事的一个侧面。比如说《石头记》是强调“自譬石头所记之事”。说有一块石头下凡了，见闻了许多事情，就记录下来了。所以是“自譬”，“譬”是“譬喻”。再比如《金陵十二钗》，因为这本书里写到了十二个女子，来自江南地区，金陵就是南京，清朝叫江宁。

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曹家三代四人曾经做过江宁织造，家在南京，曹雪芹也出生在南京。当然小说里也不限于十二个女子，这是概括性的数字。再比如《情僧录》，说石头把所见所闻记录完了以后，情僧把它抄了下来，传播开来，所以叫《情僧录》。那么《风月宝鉴》是什么意思呢？“戒妄动风月之情”——不要随意萌动爱欲的念头，不要大胆任性妄为，要戒除贪嗔痴爱。《风月宝鉴》是这个意思。它的故事中最著名的就是贾瑞的故事。读者看到，现在的书里提到的“风月宝鉴”，是实实在在的一面镜子。

贾瑞病得很厉害的时候，一僧一道就把镜子送给他了，正面照是很美丽的凤姐在里边招手，反过来一照则是一具骷髅。这就是告诉你，不要只看事物的表面。不要只注意它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

美丽的东西很能够诱惑人，很危险。美女的本质，实际上不过是一具骷髅而已。这就引起你一种戒惧之心，使你超脱。所以说，《红楼梦》的初稿《风月宝鉴》，它的基本主题是道德劝喻。它的故事当然都有些风月色彩。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秦可卿的故事、贾瑞的故事、贾琏与凤姐夫妇的故事，还有薛蟠的故事、二尤姐妹的故事等等，这些带有明显风月色彩的故事，恐怕许多都是从早期的《风月宝鉴》里来的。

因此，胡适、俞平伯才强调，《风月宝鉴》是《红楼梦》的“雏形”。他们可以说是最早从事成书研究的现代学者。受他们的影响，台湾的梁宗之先生、北京的赵齐平先生等学者，很快就发表了专门研究成书问题的长篇论文。《红楼梦》的成书研究，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项研究在“文革”期间，我们国内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学术界没有广泛地展开。可在海外，包括港台地区，这个话题谈论得很热烈，探讨的人很多。比如说，1973年一位叫皮述民的先生在新加坡的《南洋大学学报》第7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脂砚斋与红楼梦》，他探讨脂砚斋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皮先生的观点概括起来是，曹雪芹有一部书叫《风月宝鉴》，而脂砚斋写了一部书叫《石头记》，这两本书名字不同，作者也不同，这两部书加在一起，合在一起，就是《红楼梦》。谁把它们合起来的？曹雪芹。曹雪芹把它们合在了一起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楼梦》。这是皮述民先生的主要观点。他论证的具体过程我就不讲了，如果哪位朋友有兴趣可以找来瞧一瞧。胡文彬和周雷先生编过一本书，叫《海外红学论集》，皮先生的文章就收在那本书里。

后来有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说《红楼梦》的作者不是一个人，至少有两个人，而且它的来源不是一部稿子，至少是两部稿子，是曹雪芹把自己的一部稿子和别人的一部稿子合起来，变成了现在的《红楼梦》。甚至也有人说原来的那两部稿子都不是曹雪芹的，他把别人的两部稿子合在一起，经过自己的艺术加工再创作，然后就变成了《红楼梦》。

有些学者把它概括成“两书合成”这样一个术语来表述。可以说皮述民先生在1973年发表的那篇文章是最早的，或者说是现在发现的最早提出这种意见的文章，尽管他没有用“两书合成”或“二书合并”这样的术语来表述，但他的观点很清楚——曹雪芹的《风月宝鉴》和脂砚斋的《石头记》合起来的《红楼梦》。

再举一个例子。1977年，旅美女作家张爱玲在台湾出版了《红楼梦魇》。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比较重要、比较著名的一位小说家，在女作家中是佼佼者。她对《红楼梦》非常感兴趣，《红楼梦》对她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曾经说过，《金瓶梅》和《红楼梦》是她的一切创作的“泉源”。

可见，她的创作灵感、创作激情是来自《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其实，创作的真正源泉应该是现实生活。她到美国以后，离开她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太远了，创作力也就减弱了，但是她的研究兴趣却大增。她痴迷于红学研究，香港的一位红学家叫宋淇的，说她患上了一种“梦魇”，也就是魔怔了。

她的兴趣主要是研究《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她提出的观点是什么呢？她说曹雪芹从开始的时候有一部稿子，他不满意，一改再改，多次修改以后演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楼梦》。后来我把这种观点概括为“一稿多改”说，意思是一部稿子经过多次的增删修改，蜕变成为现在的《红楼梦》。

“文革”之后，咱们国内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早的有戴不凡先生。戴先生原来是研究戏曲的，可是在“文革”期间他没有办法研究戏曲了，那都是些“毒草”，但他可以研究《红楼梦》。《红楼梦》那个时候是可以看的，可以研究的。所以他转而去研究《红楼梦》了。

他在“文革”期间写了一系列关于红学方面的文章。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些文章就陆续发表出来了。1991年，结集为一本书，叫《红学评议.外编》。戴先生主要的观点是说，《红楼梦》是在一个叫石兄的人的旧稿基础上“巧手编裁”而成的，换句话说，这本书最早的那份稿子不是曹雪芹的，而是别人的，那个人具体的名字不详，但从书里可以看出就是“石兄”。

这个“石兄”的旧稿经过曹雪芹的“巧手编裁”，当然加进去了自己写的一些故事，编成了《红楼梦》。可见，戴先生的观点和皮述民先生的见解有相似的地方，也是属于那种“二书合并”的观点。

1980年，吴世昌先生也参与了这方面的研究。他通过诠释明义的《题红楼梦》组诗，提出一个看法。他说，《石头记》就是《风月宝鉴》，它的作者是脂砚斋，曹雪芹加以增删修改而形成了《红楼梦》。并且，他还以一个术语概括了他的这种看法，这个术语就是“二书合并”——两本书合在了一起。到了90年代，再到现在，大家习惯说“两书合成”或“二书合成”，这是后来的学者的一种概括。就我现在看到的材料来讲，最早把这个观点概括起来的人是吴世昌先生，时间是1980年，他用的术语是“二书合并”。

到了9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热潮，刘世德先生、梅节先生、蔡义江先生、朱谈文女士、薛瑞生先生、杜春耕先生等许多学者，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讨论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了咱们现代文学馆的讲座预告，刘世德先生已经讲了几次了，他讲的那些题目许多都是涉及成书问题的。

朋友们听过的话，就能知道他是研究版本问题的，但是这些版本问题的切入点，或说最后的归宿，是要研究什么问题呢？主要还是成书。讨论后四十回的作者是不是高鹗，分析第九回的结尾秦钟是怎么死的等等，都是属于这方面的话题。甚至于下一次刘先生要讲的彩云、彩霞的问题，那更是一个典型的成书研究的题目。

彩云和彩霞在书里边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贾环爱的那个女孩子到底是彩云还是彩霞呀？书里写的模模糊糊，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是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一次刘先生将会给大家讲这个问题。他早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了，他研究得很细致、很深入。其他专家也都是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探讨这个问题，当然大家的看法不尽一致。

有的学者就认为“一稿多改”，作者就是曹雪芹，他以早期的一部稿子为基础来增删修改，不满意就改，一改再改，形成了最后的《红楼梦》。另外一些学者说，不是，是两部书合成的，这就是吴世昌先生概括的那个观点——“二书合并”。

至于这两本书叫什么名字，他们说的也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表述。有的说一本叫《风月宝鉴》，一本叫《石头记》；有的说一本叫《风月宝鉴》，一本叫《金陵十二钗》；还有的说一本叫《石头记》，一本原来也叫《红楼梦》。至于这两本书的作者各是谁，那说法就更不一样了。除了其中一本的作者是曹雪芹之外，另外一本的作者有的说是脂砚斋，有的说是畸笏叟，有的说是棠村，还有的说是石兄，甚至有人说是明末的无名氏等等。这一派的观点真是五花八门。可见，当时的研究是多么的热闹。

九十年代我也参与到讨论当中，写了一组文章。2004年3月，中国书店出版的我这本《红楼梦成书研究》，实际上是从九十年代末期到这个世纪初期，大概四五年的时间，我集中精力研究这个问题而形成的一个结果。“一稿多改”这个术语也是我概括的，因为我发现这一派学者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承认这本书的作者是曹雪芹，他有一部原始的稿子，经过不同的阶段多次地修改而形成的现在的《红楼梦》。

尽管他们的表述互有差异，但这个基本的轮廓是相似的。他们比较注重实证，在早期抄本以及脂批中找到了许多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意见。这一派学者包括刘世德先生、梅节先生、蔡义江先生等，他们都是持这种看法的。我呢？我本人也持这种观点。

以上谈的是关于《红楼梦》成书研究的一个简要的历史线索，以及现状。现在也还有人在继续探讨这个题目。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一时想把它说得非常清楚，也很不容易。到现在还是有一些学者在坚持“二书合并”的意见。复杂归复杂，还得耐心研究，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大家可以感觉到，成书研究涉及的问题太多了，作者、版本、脂批、史料、文本等，无一不是紧要的问题。

三 关于《红楼梦》成书研究的基本方法

下面谈研究方法。针对《红楼梦》成书的复杂问题，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呢？我觉得首先应该坚持实证的原则。新红学关注的是“著者”和“本子”的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需要通过乾嘉朴学的那种考据的方法，才可以得到比较科学的结论的。《红楼梦》成书研究应该以这种考据的方法为基础，否则就会流于空谈。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不行，你有没有证据呢？没有证据的话，只能说你是在凭空猜测。要都是那样的话，大家争论起来就没结没完了。

这些年来，不断有人在《红楼梦》的著作权方面提出新说。有的说作者是曹頫，有的说是墨香，有的说是吴梅村，还有的说是吴玉峰，最近又有人说是《长生殿》的作者洪昇。听起来挺热闹的，百家争鸣，其实是虚假繁荣，他们没有拿出任何像点样子的实证材料。天马行空，信口开河，牵强附会，捕风捉影，那不是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

我想，如果有实证材料的话，就应该首先注重这些实证材料。曹雪芹去世才五年，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宗室诗人永忠就写出了三首绝句，《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兼吊雪芹》，而且在“雪芹”下面注明“姓曹”，再无歧义。

永忠说：“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永忠不认识曹雪芹，却认识跟曹雪芹最要好的朋友敦敏、敦诚兄弟。他读到的《红楼梦》小说，显然是二敦的叔叔墨香借给他的。墨香跟二敦的关系极为密切，叔侄仨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大家翻翻敦诚的《四松堂集》、敦敏的《懋斋诗钞》、永忠的《延芬室稿》，那就明白了。

永忠说作者是曹雪芹，其实是反映了墨香的意思，也就是二敦兄弟的看法。这还不够清楚吗？至于脂批中指明小说的作者是曹雪芹，这样的批语就更多了。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原始实证材料，证明《红楼梦》的作者确确实实就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如果连曹雪芹同时代的人说的话都不相信，那就没办法讨论问题了。

第二个方面是版本研究。我们现在拥有十一部早期抄本，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显示了曹雪芹原稿的风貌，其中那些丰富的信息可以提供给学人许许多多实证材料，比如像彩云和彩霞问题、秦钟问题、秦可卿问题、二尤问题等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红楼梦》的成书研究就是一种版本研究，是以版本校勘为基础的一种实证研究。

早期抄本上的数千条脂批，是仅次于文本内证的第一手旁证材料，当然应该善加利用。最著名的一个例证，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辨》里通过文本考证，指出秦可卿不是病死的，而是上吊死的，曹雪芹对情节设计有所改动。1927年胡适买到甲戌本，上面的批语证明，果然像俞先生所说，秦可卿原本是上吊死的。她跟公公贾珍关系暧昧，被人撞破，就在天香楼悬梁自尽了。

畸笏叟（有人说他就是曹頫）可怜她，命令曹雪芹删改了这些情节。在甲戌本十三回的回前，有畸笏叟的批语说：“‘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

庚辰本十三回的回后评也说：“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心也。叹叹！壬午春。”靖藏本（这个本子在60年代初已经佚失了）的回前评还透露，删去的是“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

当然曹雪芹并不情愿删去那些内容，就故意留下了一些“未删”的“刺心笔”。于是，秦可卿形象也就如同雾里的春花了。那些没完没了的争论，就是由此而来的。作品的版本研究、文本考证、脂批分析，三个部分密切相关，它们构成了《红楼梦》成书研究的学术基矗

第三种方法是文本诠释。请注意，这种文本的诠释并不是主观的、随意的臆说，不是像我们讨论一个人物形象，比如薛宝钗、袭人等，你怎么看，我怎么想，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见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不会（也不需要）有个什么定论。美国新批评理论家斯坦利.费什宣称，“作者死了”，意思是根本不必考虑作者的本意，如何阐释作品是读者的free。

读者有不同的修养，不同的阅历，接受过不同的道德体系的熏陶，对某个人物自然会有不同的判断。你可以喜欢她，也可以厌恶她，都能讲出道理来。但是，我现在说的文本诠释不是这样，而是客观阅读，客观阐释，尽可能接近作者的创作意图，尽可能领悟作者的本意。

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不该让上帝耻笑。德国哲学家尼采说，“上帝死了”，其实上帝是永生的，作品不朽则作者不死。认知作品涵义的惟一可靠的客观标准，就是作者的本意。《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我们既然承认他是个伟大的作家，《红楼梦》是部杰出的作品，又有什么理由不尊重智者的本意，而一味地自以为是呢？曹雪芹在小说开篇题诗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是渴望知音的，《红楼梦》的读者都应该努力成为他的知音。作者与读者应当是俞伯牙与锺子期的关系，高山流水，巍巍汤汤。我不认为读者总是比作者更高明，除非读者是林黛玉，而作者是傻大姐。可惜，我们经常看到的景象却是，师心自用的傻大姐、呆霸王之流，堂而皇之地肆意歪曲、糟蹋冰雪聪明的林黛玉的作品，还美其名曰“创造性误读”。

我的主张不是“六经注我”，而是“我注六经”，这种文本诠释也可以纳入文本考证的范畴。有的学者称之为“文学考证”，也可以。我感兴趣的是，从现在的小说文本里边发现一些问题，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切入点，目的是研究《红楼梦》的成书问题。“一稿多改”和“二书合并”，这两种观点、两派学者，他们尽管针锋相对，意见是对立的，可是你仔细观察的话，不难发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非常重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部小说中的文本矛盾，都是企图通过解析这种文本矛盾现象来研究《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什么是文本矛盾呢？就是在小说中存在着的一些不尽合理的叙述或描述文字，这里边包括人际关系、人物年龄、场景方位、故事年代、情节进展等诸如此类的颠倒错乱。

我从文学馆网站上了解到，刘世德先生有一次在这里讲琏二爷，好像是“从琏二爷说起”什么的。因为我没来聆听，不知道刘先生具体是怎么讲的。这个琏二爷和宝二爷的问题，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文本矛盾，很难说清楚的。怎么荣国府里会有两个“二爷”呢？如果一起大排行的话，就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个二爷；如果一起小排行的话，也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二爷。

怪就怪在书里就是有两个“二爷”，一个是琏二爷，一个是宝二爷。这是怎么回事呢？许多学者试图解释，从各个角度分析，还是没说清楚，无法让读者满意。有些学者从成书过程的角度来加以说明，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阐释或许是比较对头的。我在《红楼梦成书研究》里专有一节《“新宝玉”和“旧宝玉”》，涉及了这个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翻。说来话长，况且刘世德先生已经在这里讲过了，我今天就不展开谈了。

具体到“宝二爷”，他本身就有不少矛盾。大家看过《红楼梦》之后都知道，《红楼梦》的主体故事从十八回的后半回元妃省亲之后，到五十三回的前半，一共三十三回加两个半回，这段故事写了一年的事情，篇幅大概占整部小说的三分之一。

这一年，贾宝玉十三岁。有一些学者为《红楼梦》编制年表，说这是“红楼十三年”，就是按照贾宝玉的年龄来编的。可是，一些学者发现，贾宝玉的年龄有忽大忽小的问题。有的时候他显得比十三岁要大一点。比如二十八回写他跟着薛蟠、冯紫英（都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一起拉着妓女云儿去喝酒，唱一些酸曲儿，薛蟠当时还说了一些很下流的脏话。

这里是风月场所，一些男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你要是考虑到贾宝玉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的话，就会发觉故事不是很近情理了。十三岁是按虚岁算的，若按周岁算才十二岁。现在十二周岁的小朋友是什么样子，可能到那种场所去吗？还有三十五回提到一个叫傅秋芳的傅家女儿，已经是年满二十三岁了，贾宝玉从没见过的。他听说傅秋芳还没有出嫁，很仰慕，很喜欢。你说这像不像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类似于这样的叙述，贾宝玉显得比实际描写的年龄要大得多。

可是，同时你还可以看到另外一副笔墨，贾宝玉好像又很小，比十三岁要校这样的情节描写也很多。比如十四回写他猴在凤姐身上要东西，二十四回写他缠着鸳鸯要吃嘴上的胭脂。还有二十五写他一见了王夫人就滚在怀里，王夫人就摩挲抚弄他的全身。二十四回写邢夫人对贾宝玉也是这样摩挲抚弄的。这更像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说十三岁似乎稍微显得大了些。因此，戴不凡先生在他的《红学评议.外编》里专门有一节谈到“大宝玉和小宝玉”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客观的文本存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清宝玉和浊宝玉”的问题。“清”和“浊”是相对的概念，“清”是清纯、清净，“浊”是浑浊、污浊。曹植的《杂诗》说：“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曹雪芹“诗才忆曹植”而反其意，贾宝玉宣称女“清”男“浊”，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历来形容某个人满身俗气，就说他是“浊物”。宋人程必的《沁元春》词说：“怪一舟如叶，元无浊物，依然姑射，满载冰壶。”贾宝玉就没少说“须眉浊物”什么的，他自己当然希望能够像女孩子一样清净。贾宝玉形象的主体格调当然是“清”的，是纯净的。

他关心体贴那些女孩子，你看他对金钏儿是什么态度，死了以后还到井边去祭奠她；对晴雯则是一再忍让，甚至迁就她无理取闹。他对待龄官更有意思。龄官画蔷，他自己也在那儿淋着雨呢，却没有感觉，反而提醒女孩子躲雨。这些具有诗情画意的情节，大家当然都很熟悉。

可是，有的时候，贾宝玉表现得就不是这样了。他还有“浊”的一面。比如跟薛蟠到风月场所那类描写，就属于“浊”的一面。再有，尤三姐之死。柳湘莲被琏二爷说动了，打算娶尤三姐了，可是后来又变卦了。柳湘莲听说宁国府的人都不怎么样，有点反悔，他就来问贾宝玉——他们是朋友嘛。柳湘莲说，听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门口两头石狮子干净，剩下的都不干净。

言外之意是问尤三姐干净么？按照“清宝玉”的特点——“清宝玉”是非常体贴关怀女孩儿的，从来都是为女孩儿着想、为女孩儿说话的，彩云偷了东西，他就为她顶缸——可是这回贾宝玉却说：“你既深知，又来问我作甚么？”他完全没有帮尤三姐说话——你的未婚妻确实不干净，你愿意娶就娶，不愿意娶拉倒。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结果大家都知道，尤三姐拔剑自刎了。

当然不能说尤三姐就是被贾宝玉杀害的，但应该承认，最起码贾宝玉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帮助尤三姐。你看看司棋后来出了事情，鸳鸯是怎么帮她的。两件事情比一比就明白了。司棋确实跟潘又安有私情，但是鸳鸯就是把那件事情（一般认为那是种丑事）隐瞒了下来，她从来没跟别人说过。贾宝玉就不是这样，所以说，他也有“浊”的表现。

你讲“大宝玉”和“小宝玉”、“清宝玉”和“浊宝玉”，有什么意义呀？没别的，就是为了搞清“新宝玉”和“旧宝玉”的问题。简单地说，旧稿《风月宝鉴》里边的“旧宝玉”，他的特点是“大”而“浊”的；新稿《金陵十二钗》中的“新宝玉”，他是特点是“斜而“清”的。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贾宝玉形象，主要是“新宝玉”，同时也残留着（或者说遗传了）“旧宝玉”的某些形象基因。那么，旧稿《风月宝鉴》里的“旧宝玉”跑到哪里去了呢？他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贾琏。

在《风月宝鉴》旧稿里，“旧宝玉”跟王熙凤似乎是一对夫妻，也就是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后来，曹雪芹依据“旧宝玉”形象改塑出一个“新宝玉”形象，于是“旧宝玉”就改名为贾琏了。这就是荣国府里同时存在两个“二爷”的原因。

听起来蛮复杂，是吧？单是这个问题，就够说上三天两宿的。今天不可能展开谈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翻拙著《红楼梦成书研究》的相关章节。在这里，我只想强调，通过发现和解析作品中的文本矛盾现象，来追踪曹雪芹的创作过程，是《红楼梦》成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以下举一些简明点儿的例证，向朋友们汇报一下研究者一般是如何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