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工作室装修图:林达：艾莎和她背后的阿富汗战争

反恐战争的立意不是推广民主和人权，它只是一个国家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以后的反弹；假如它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做了这些推广，原因只是如此推广有利于反恐战争的原本目标，而不是相反。

今年8月的美国《时代》杂志，封面是个18岁女孩。中亚女孩常见的浓秀长眉下的大眼睛，却透着这个年龄不应有的冷峻，脸部中间残酷地扭曲着一个被割去鼻子之后的畸形伤疤。后来才知道，隐藏在一头浓密黑发后面的还有她被割去两只耳朵留下的疤痕。

她叫艾莎，一个普通阿富汗女孩。

艾莎的故事并不复杂。她生活在阿富汗贫困的南方省份。不知什么缘故，她兄弟杀死了另一家的儿子。在部落社会，按传统方式，艾莎被判给对方一个儿子为妻。艾莎14岁，丈夫36岁。关键是，她是付给仇家的“赔偿”，仇家全部愤恨都报复在她一人身上，除了公婆，这家还有14个子女，艾莎是整个大家族的虐待对象。她多次逃回娘家都被立即送回，留下她，赔偿就没有兑现，对方就有理由再来寻仇，她是已经支付出去的一个牺牲。

这是至今存在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东国家的某些地区的习俗，叫做Baad，也就是“抵偿婚姻”。这让我想起自己在伊拉克的最后一个采访，采访的恰是一个库尔德族的Baad受害者。她叫阿绪蒂·夏芭丝。

35岁的阿绪蒂，当时已经是库尔德两大党之一PDK的党报记者。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她讲述的一个14岁库尔德女孩的谋杀案。有个17岁男孩喜欢上她，可女孩在习俗下不可能独自外出，男孩就送了个手机给她，他们悄悄用手机聊天，结果被女孩母亲发现。最后经父亲决定，他哥哥动手，用私刑杀死了那个女孩。最后，却没有任何人受到法律惩罚。我在采访中得知，在伊拉克长久存在的法律中，假如发现女人通奸，她的丈夫或者兄弟可以公开杀了她，法律明文规定对凶手的最重惩罚是6个月监禁，也完全可能无罪开释。我好奇追问，那么，假如情况倒过来，一个女人在同样情况下一怒之下杀了通奸的丈夫，法律是否同等处理？回答是：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在这个社会，丈夫理直气壮，而她根本不可能有“一怒之下”的反应。

阿绪蒂自己就是一个抵偿婚姻受害者。她不肯说出造成她“抵偿”的家族事故，但是无疑和那年才14岁的她没有任何关系。她只是被选中成为牺牲品，她不愿意诉说细节，只说整个4年就是一场无尽酷刑。她刚去就怀了儿子，经过难以想象的努力，在18岁那年离婚。

我一直记得阿绪蒂那句话：“对许多女孩来说，18岁是结婚、生活刚刚开始的年龄。对我来说，才18岁，生活就已经结束了。”当然，她指的是家庭生活。她是不是太悲观？翻译阿卜杜拉私下的一番话，似乎在对阿绪蒂的悲观作出印证。阿卜杜拉是一个很有现代意识的普通库尔德人，他完成翻译后，曾经很真诚地表示，作为一个男性，听到阿绪蒂亲口讲述的库尔德妇女状况，他深感震惊。可是，当我们离开阿绪蒂，走进车里，他已经回到生活现实，很自然地对我发着议论，“谁还会要她？一个结过婚的女人，还生过孩子。”阿卜杜拉还告诉我，在伊拉克，这样情况并不局限在库尔德地区。我知道，它甚至并不局限在伊拉克。

那个社会中的“她”，不能随意出门，因此，当艾莎最后一次出逃，被同情她的邻居收留了两天没回夫家，即被部落视作娼妓，羞辱了家族和所有的人。她深夜被抓走，由长老判决、由丈夫行刑，被割去了鼻子和耳朵，独自丢弃在深山里。行刑者和观刑的一群人仍然感觉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怀着未尽的愤怒悉数离去。听任咎由自取的艾莎昏迷流血，留在黑暗之中。

这是去年夏天，2009年，艾莎也已经熬了4年的抵偿婚姻，和阿绪蒂一样，也是18岁。

艾莎的故事和阿富汗战争

由于艾莎的故事发生在阿富汗，美国在那里已经进行了9年战争，对这张照片解读也就出现有差别的不同版本和引申，值得深入探究。

我首先读到的是刊登这幅照片的《时代》杂志总编辑李察·史坦格的前言，他说：“最后决定登出，是因为现在正在打的这场战争，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照片提供一个窗口，让世人看到战场的真实，以及因为这场战争，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说实话，我一开始读到这段前言，以为艾莎是弹片切削的战争伤害。时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夫人侯景苑，是老家东北、来自台湾的华人。身处战地，看到“史坦格前言”误导读者，她也十分不解。她著文介绍艾莎的故事来龙去脉，劝告《时代》总编史坦格先生能够在“内心左右交战的时候，放下笔想一想”。侯景苑说，这实在不合逻辑，不论是否有阿富汗战争，艾莎的故事都会发生，而战争给艾莎带来的唯一差别，是她因此有机会接触美军医院，得到了救治。侯景苑远非美国右派，她只是本着常识，希望《时代》作为一个重要时政刊物，能够不偏不倚、实事求是。

然而，这些往日对媒体的基本要求，在左右冲突激烈的今天，要坚守已经很难，大量媒体人失守底线。看史坦格先生解读，显然已经没有所谓“内心左右交战”，而是早就坚定站在经简化的“反战”立场上，一切问题九九归一，归罪战争总不会错，也容易满足自己和大家的道德感需求。史坦格解读当然不合逻辑，那么，从普遍意义上来说，阿霞故事是不是如大使夫人说的那样，和战争带来的改变就完全没有关系？也不尽然。

我问过阿绪蒂一个问题，就是库尔德地区私刑杀害妇女情况，在摆脱萨达姆统治之后，是不是有所改善？她的回答令我很意外，她说，在1991年联军设立禁飞区库尔德地区提前自由之后，对妇女的私刑突然变得更多。

1998年库尔德两派力量开始联合，而真正稳定和开始法治建设，还是2003年美军进入之后的事情。但私刑远没有被抑制。我看到的伊拉克城市和小镇大街上，论宣传画，在最紧张地区如巴格达，都是反恐通缉；在开始安定、建设的地区，就都是宣传有关夫妻携手共进、家庭和睦、以及保障妇女权益，因为这些问题变得异常突出。

艾莎的故事也是在类似的阿富汗背景下发生。假如没有阿富汗战争的冲击，也许更多的艾莎选择逆来顺受，自焚自杀，而不是选择逃一条生路。她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一个美国民间组织办的妇女收容所，断然拒绝父亲要她回去的请求，虽然父亲答应让她另嫁人。而这样反抗的产生，也刺激了社区对妇女惩罚力度的反弹。这些社区没有变化，艾莎虽然得到外部救援，但他们家仍面临寻仇的二次赔偿。

9年战争下不倒的塔利班

阿富汗战争起于9·11事件。阿富汗战争的逻辑是：塔利班政权把自己的国家提供给本·拉丹的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当9·11被定义为一场恐怖战争袭击，继续保护“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就被定义为敌军盟友，也成为反恐敌军。也就是说，本·拉丹和“基地”组织，是塔利班阿富汗的“国中之国”，在塔利班拒绝交出本·拉丹、宣称要继续支持基地组织的时候，除了去打，好像也找不出别的办法。所以，阿富汗战争本身是一场争议较小的战争。但是，如此漫无边际的战争，成为所有人都希望摆脱的一个梦魇。

9年过去，阿富汗反恐战争特点越来越清楚：兵民不分、敌方以恐怖袭击作为手段，正规军是用高射炮打蚊子，效率极低。几乎可以预期，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有常规战争中敌军投降的那一天。哪怕抓获本·拉丹，“基地”组织也可以马上产生一个新领袖，还是可以在任何时刻，以极少数人造成大的战争性袭击。远比伊拉克复杂的是，阿富汗有一个聚散无常、曾经执政5年的武装实体：塔利班。

在艾莎的故事中，不仅解读不同，侯景苑还注意到，故事本身都存在版本差别。《时代》虽然也确认是丈夫行刑，可报道声称，抓她的是塔利班。据侯景苑查阅使馆原始报告，结合她亲自对艾莎采访，事件似乎和塔利班并无干系。但是，她也提到，也有人说艾莎丈夫就是个“业余塔利班”。而记者证实，现在阿富汗风行“10元塔利班”，就是给10块钱，他就为塔利班打仗了。

很多人以为，阿富汗战争很快击败塔利班，建立了新政权，假如没有伊拉克战争，一切早就解决了。他们小看了塔利班。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塔利班显得如此荒谬，1500年的古迹巴米扬大佛被炸毁，成为荒谬的极端标志。大家理所当然认为，如此荒谬的政权怎么可能继续？当然兵败如山倒。这是外部世界的理解错位。

外部世界往往忽略一点，就是塔利班是有民意基础的。这个基础是现代社会中并不显山露水的人性弱点。人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人类两性的生理心理差异，从来没有被认真研究，它往往被社会性视角所阻挡和遮蔽。当一个强大理由，例如宗教，支撑一个人性弱点，任其为所欲为获取既得利益，在另一个社会微不足道的弱点很可能在这里恶性膨胀，理直气壮迅速扩张和占据全部空间。在阿富汗，有一半人口很容易成为塔利班支持者，而另一半突然失去声音。这是塔利班的“生命力”之所在。

塔利班卷土重来，可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阿富汗战争前景和艾莎前景

塔利班掌权5年导致大倒退，是最近9年的阿富汗战争用武力在维护社会进步的再出发。妇女权益是一个标志，虽然艾莎事件还在发生，但是在大城市、也就是在联军武力能够覆盖的地方，不仅女孩开始重新获得上学和工作机会，而且，例如今年8月，阿富汗国家广播台出现女主播对前塔利班成员的采访；出现了两名奥运会女选手；虽人数不多，可是阿富汗开始有女军人女警察；今年9月23日，阿富汗军队出现29名女军官，军帽下戴着黑色头巾。最令人瞩目的变化，还是在决策机构，议会出现了1/4的女议员。

不论阿富汗战争是否存在一个充分理由，它后面仍然紧跟着一个问题：能否打赢。10月7日，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当众红着眼眶提到，迫于安全理由，他4岁的小孩被迫去国外读书。事实上，在塔利班威胁下，阿富汗仍然有许多学校无法开学。他要求各方支持和塔利班妥协谈判，因为恐怖战争的优势特点和塔利班事实上得到的支持，使得战事拖延、胜利无望。卡尔扎伊总统把塔利班称为“恼怒的兄弟”，今年6月，他已经下令建立一个专事和塔利班谈判的委员会。美国白宫发言人也发表声明，再次表示支持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谈判，理由很简单：战争不可能如此无休止打下去。卡尔扎伊照搬伊拉克的做法，正在邀请塔利班进入议会，也就是立法机构。可是，必须看到，塔利班和复兴党有本质差别。

闻讯惊恐万状的是艾莎们。

过去9年，阿富汗大城市在表面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很大程度依赖外部力量，有欧美人权组织的活动，也有长年生活在西方，甚至出生在西方的阿富汗裔妇女回去“干实事”。艾莎治疗后暂居的庇护所，就是两个纽约人在负责，其中一名是阿富汗裔。可是谁都知道，归根结底，这完全依靠联军的枪杆子在支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8月8日，作为志愿者的6名德国医生、2名美国医生和他们的2名阿富汗翻译，一旦离开联军保护范围，旋即遭到塔利班杀害。

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恰巧是个女性。她再三强调，未来政治妥协，将不会把阿富汗妇女和女童作为“代价”支付给塔利班。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现在大家看到的唯一招数是宪法保障。不要说宪法有执行问题，哪怕就是现今版本的阿富汗新宪法，照样有任何法律不得违背伊斯兰律令的条款。在塔利班尚未成功“结合进政府”的去年夏天，国会照样通过了侵害妇女权益的“法律”。不仅反对的女议员人数不够，即便是女议员都没有全部投票反对。

艾莎现象和塔利班只是一个象征。这个象征正在点出反恐战争的本质。

首先，必须清楚，反恐战争的立意就不是推广民主和人权，它只是一个国家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以后的反弹；假如它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做了这些推广，原因只是如此推广有利于反恐战争的原本目标，而不是相反；第二，恐怖战争和反恐，开启了非常规战争的时代，它的具体困局与战事争议性其实无关，困局根源是反恐一方仍然在以常规战争对待非常规战争，几乎不可能获胜。阿富汗战争的争议性很小，局面却比伊拉克战争难收拾得多；第三，抽离一切无关背景，抽离对美国的看法和恩怨，抽象审视反恐战争，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困境可能因为不同起因而困扰不同地区，一经起始，都会有同样难以收拾的局面。

就艾莎本人来说，有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照片一经刊出，有许多美国医院愿意为艾莎提供恢复容颜的整容手术和一切费用，10月8日，整容之后的艾莎也已在美国公开露面。但侯景苑也听到阿富汗人对这个消息的反应，这或许让她看到更多艾莎们的绝望：“如果大家知道割了鼻子可以去美国，你们会看到更多的鼻子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