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打架近身格斗视频:朱镕基的人生历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0:34:41

 

  清官留名 不返故里
  朱镕基的祖籍在湖南乡下,家境败落后,他父亲朱希圣迁居长沙市,所以朱镕基从小成长于长沙市。据说朱镕基17岁那年,曾回过一次乡下老家。1947年,朱镕基考取清华大学,此后,再未回过老家。朱镕基并非对故乡没有情感,他心中的顾虑仍然存在。在位时,他担心家乡拿他旗号行事;下来后,他担心家乡拿他包装搞旅游。  朱镕基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曾经先后在多个场合向官员推荐西安碑林刻录的一则明代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朱镕基说他从小就会背诵这段箴言,他希望每个官员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很注意防范自己的名声被不当使用,对故乡也同样。

朱镕基传奇身世:幼年孤儿 乃是朱元璋后裔

朱镕基

  出湖南省城长沙,沿107国道东行32公里,就到了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朱镕基总理故乡。

  转上一条水泥小路,蜿蜒入山,两旁时见青竹婀娜、杂花间树,再行二三公里,地名棠坡,朱氏祖屋“恬园”就曾坐落在此,“以前好大一片屋咧,60年代全拆光了。”和平村村委会的小宋说。

  “朱镕基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时光。”和平村村支书黄自力告诉记者,“他大概到9岁多才离开棠坡。”朱氏祖屋所在处,现在是一个苗圃,遍栽紫色的红槭木,开阔的地势,犹可想见当年的规模。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清末文豪吴南屏,曾于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元1873年)受邀到此做客,并挥毫赞叹恬园之美:

  “恬园,长沙朱氏之山庄也,地名棠坡,去会城东北六十余里,古驿道旁,岗岭回复,数转乃入,至则柴关矮屋,甫见竹树间游与乃伫,客惊而问,不意所称恬园者之在此也。”苗圃右边有一四角凉亭,亭中有古井一口,上有记载,“朱氏祖井,始建于清咸丰四年甲寅(公元1854年),位于泞坡祖屋进门丹墀中,有石砌围档,井水清凉甘甜”,这口井自开凿之日起,清泉不绝,朱氏家人及族中所办的学校,都以此为饮用水,至今100余年,不盈不1995年,湖南省地质勘探队还特意彩井水作了个鉴定,结果为“特优质矿泉水”。

  80多岁的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小时玩伴,她拄着一根棍子,颤巍巍地领着记者,“你看,那个平地上,我们小时候玩过跳绳的地方。”老人还记得,“细时这个伢子很灵凡(注:长沙方言,聪明之意),也很老实,别个打他,他就哭,说:我不打你、我不打你。”算起来,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堂嫂,老人年事已高,“几十年前的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不过朱镕基并没忘记这位童年的玩伴。

  据老人的家属介绍,1996年朱镕基那次回长沙时,还特意请人将老人接到长沙小住。

  翻过朱氏祖屋所倚的小山,背面就是朱氏祠堂,1961年嫁到村里来的易翠兰,对这个祠堂记忆犹新,她用树枝在地上画起来:“先是一个池塘,从一座小桥过去,接着是一个大操坪,迎面是个大照壁……”按照几位村民的回忆,祠堂足有六七进,雕龙刻凤,气势剧组宏。

  这座祠堂给当年的孩子们带来很多欢乐,但在1960年代同样未能幸免,易翠兰当年就曾参与拆屋的行动。现在这片故地上,几幢民房杂乱相间,只有一株两人合抱的银杏树,得以幸存。岷藩后裔

  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对棠坡朱氏的历史作了梳理,从他整理的资料来看,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属于朱元璋第十八个儿子岷庄王这一支,朱镕基应该算是岷藩十七世孙。

  关于岷藩家族,刘佑平先生的《中华姓氏通书·朱姓》中有如下记载:岷藩开基始于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周妃所生的庶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封为岷王,原建国于岷州(今甘肃岷县)。洪武二十八年(1399年)朝廷实行削藩政策,岷王朱*因被西平侯汰晟告发不法,被废为庶人,远徙福建漳州。朱棣称帝后,他恢复爵位,回到云南,但此后又在永乐六年(1408年)被削除护卫、官属。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令朱*自云南北迁至湖南武冈。1450年朱*去世,谥为庄,史称岷庄王。

  岷藩后裔在武冈生息100多年后,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朱氏家族四散逃离,其中的一支逃到了长沙棠坡,朱天池(即镕垂)老人曾到云南、武冈等地调查过这段历史,“经过动乱后,逃到棠坡的只有几个人,而且很穷,只能靠教书为生。”按后来的阶级分析观点,这时候的棠坡朱氏一穷二白,算得上赤贫,在其后的几百年间,他们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业过程。在此期间,朱家陆续有人入仕,但从后来的记载来看,真正让朱氏家族脱贫致富的,是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字雨田),朱氏族谱的记载中说,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粮食丰收,谷贱伤农,达到了千钱三石的低价,朱雨田倾其所有买入,次年天灾,粮价飞涨十多倍,朱家从此“起富不愁衣食”。并开始广购田产,在城乡筑室置房。

  关于这段轶事,长沙市地方志中亦有记载:朱雨田此后转贩盐茶、设钱庄、开矿业,终于成为长沙首富,他修建的朱家花园,“登之可极尽岳麓湘江之胜,名于是邦矣”,列为长沙园林之首。

  据长沙市志的记载,朱雨田暴富之后,乐善好施,在长沙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置义山、办义学,并疏浚新河、赈济灾民,方志中评价,他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 朱氏家庭从此富甲一方,子孙兴旺,多时人丁上百人。在棠坡,朱家因为扶危济困,到今天仍赢得乡亲的赞誉,67岁的村民王玉龙告诉记者,那时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开仓济贫,而村里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两担石灰,用于埋葬。

  村民彭建武的妈妈,当年在朱家所办的学校免费读书,该村所有贫家子女,均免费就读于朱氏族学。彭建武说,解放后朱家人在村里没有挨什么斗,因为他们不是恶霸地主,“是好地主”。

  时至今日,和平村1200多人,300余户,但朱姓已经很少,村支书黄自力说,“朱家后人基本都出去了。”

  岷藩后裔在武冈生息100多年后,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朱氏家族四散逃离,其中的一支逃到了长沙棠坡,朱天池(即镕垂)老人曾到云南、武冈等地调查过这段历史,“经过动乱后,逃到棠坡的只有几个人,而且很穷,只能靠教书为生。”按后来的阶级分析观点,这时候的棠坡朱氏一穷二白,算得上赤贫,在其后的几百年间,他们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业过程。在此期间,朱家陆续有人入仕,但从后来的记载来看,真正让朱氏家族脱贫致富的,是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字雨田),朱氏族谱的记载中说,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粮食丰收,谷贱伤农,达到了千钱三石的低价,朱雨田倾其所有买入,次年天灾,粮价飞涨十多倍,朱家从此“起富不愁衣食”。并开始广购田产,在城乡筑室置房。

  关于这段轶事,长沙市地方志中亦有记载:朱雨田此后转贩盐茶、设钱庄、开矿业,终于成为长沙首富,他修建的朱家花园,“登之可极尽岳麓湘江之胜,名于是邦矣”,列为长沙园林之首。

  据长沙市志的记载,朱雨田暴富之后,乐善好施,在长沙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置义山、办义学,并疏浚新河、赈济灾民,方志中评价,他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

  朱氏家庭从此富甲一方,子孙兴旺,多时人丁上百人。在棠坡,朱家因为扶危济困,到今天仍赢得乡亲的赞誉,67岁的村民王玉龙告诉记者,那时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开仓济贫,而村里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两担石灰,用于埋葬。

  村民彭建武的妈妈,当年在朱家所办的学校免费读书,该村所有贫家子女,均免费就读于朱氏族学。彭建武说,解放后朱家人在村里没有挨什么斗,因为他们不是恶霸地主,“是好地主”。

  时至今日,和平村1200多人,300余户,但朱姓已经很少,村支书黄自力说,“朱家后人基本都出去了。”乱世孤儿

  朱镕基的父亲名宽澍,字希圣,他是个遗腹子,其父还没有见着他的面,就已去世。朱希圣有兄弟6人,另有姐妹数人,他排名老幺。据闻朱希圣绝顶聪明,年少即博览群书,颇有抱负,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自号“清醒上人”。

  朱希圣十多岁时,就染上了肺病,俗称“痨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基本无法医治。朱天池告诉记者,朱家长辈于是决定,给朱希圣娶亲“冲喜”。

  “冲喜”是当时农村的古俗,一般是男方家有人病危,急需有个内当家主妇,再就是希冀以结婚的大喜来冲刷晦气,让喜神驱逐病魔,以期让病人因此脱尽晦气而康复如初。

  朱镕基的母亲张氏(注:海外媒体误为余氏,余氏实为朱天池之母)就是这一情况下,匆匆嫁入朱家,从后来情况推断,时间应该在1927年末到1928年初。朱天池回忆:张氏的个头比较高,“长得很俊秀”。

  “冲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张氏怀孕后,朱希圣身体日渐羸弱,没等到孩子出生即英年早逝。1928年10月1日,当朱镕基出生时,她的母亲张氏也感染了肺病,无法给孩子喂奶,其时朱天池胞妹朱荔裳刚刚出生,伯父朱宽浚遂将镕基接到家中,让妻子给他喂奶。

  从没尝过父爱的朱镕基,与母亲相依为命,朱天池回忆,当时朱家长辈对孤儿寡母格外照顾,几位堂史弟音也相处亲昵,那时朱氏长辈都喜欢唱京戏,每到闲时,叔伯史弟便相聚一起,拉二胡、打锣鼓,唱功好的便一展歌喉。耳濡目染,朱镕基等几史弟竟也无师自通,爱上了这一“国粹”,甚至后来当上总理,朱镕基仍乐于在一些场合展示自己的京剧唱功。

  朱镕基跟大哥镕坚的感情尤其好,后来的交往情况,似乎也可佐证这一点:1998年,身在美国的镕坚90大寿暨婚庆60周年,朱镕基特意题辞“金石不渝、百岁可期”,以资祝贺,这应该是“诫题辞”的朱镕基,送给亲属的惟一墨宝。 朱氏大家庭在朱镕基出生的时候,已经准备分家,此后不久,朱宽浚赴扬州工作,举家东迁,直至抗战前夕才返回,朱镕基母子分得的那份田产,便委托给“满伯”朱学方代管。

  不幸之事在朱镕基9岁多的时候再次降临,染病已久的母亲张氏辞世,朱镕基父母双亡,成了孤儿,朱学方负起了抚养他的重担。

  在朱镕基幼失怙恃的岁月中,时局同样不稳,可谓兵荒马乱:在朱镕基出生前,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许克详率独立三十三团,空袭共产党在城内的各类机关,是晚11时许,长沙城内杀声震天、尸横遍野,大屠杀还波及到湘潭、常德、浏阳等20余县市,共产党及群众“遇难者上万人”。

  共产党随即在湘赣边境发动秋收起义,并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动员令,长沙城内也秘密筹划武装暴动,以作策应,国民党全城搜捕“叛党”,恐怖气氛笼罩全城,秋收起义部队未经训练,不敌国民党优势兵力,被迫转移。

  在朱镕基出生后不久,红军曾两次攻打长沙,并一度攻克,此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距长沙仅数百里,长沙因此成为国共两党交锋的前沿,历经“围剿与反围剿”战火荼毒,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而到了1938年11月,日机轰炸长沙,形势十分紧张,据《长沙人民革命史》记载,蒋介石电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12日深夜,担任放火任务的警备第二团某部误听电话,以为日军已进市点火,是为“文夕大火”,这场大火连烧3天,死者3000多人,全城80%房屋被焚。性格之源

  父母接连撒手西去,对于一个不满10岁的孩童,无疑是人间惨事,后来抚养他的朱学方老人回忆,家庭不幸,加上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悲惨身世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发奋努力,且养成了处世深沉稳重的性格。

  朱天池对朱镕基的性格养成也作过分析:他幼年与寡母相依为命,虽然族人颇为照顾,但遭受些白眼想来在所难免,而在少不更事时,孩童间的嬉戏,身材瘦弱的朱镕基也受了不少欺负。朱天池记得,当时和朱氏子弟住在一起的还有任氏兄弟,他俩十分顽皮淘气,常欺负朱家子弟,别的朱家子弟对他们都退避三舍,而朱镕基表现出倔强的个性,即使被打倒在地也决不认输。

  或许正是由于幼年的苦难经历、加上此后求学的颠沛流离,使朱镕基感同身受,同情弱者贫者、反感仗势欺人、仇视为富不仁痛恨贪官墨吏。后来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为农民的穷苦泪洒宁边,为长沙的溃堤九江掬泪……实有真情动,实有苦衷在。

  而在被问及卸任之后时,朱镕基说:“全国人民如果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了!”朱镕基的为官理念,其实可以在他的几位先祖身上,找到一点影子: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十五世乔生府君,就是一个颇有官声之人,他辅佐鹿传霖治理四川时,冬季官府救济贫民,某官员私藏了几件衣物,贫民投诉,乔生闻之,正欲起身,突然岩墙倒塌,打伤府君左足,民众争相拥出,乔生府君不顾足伤之病,厉色严斥该员,数以改过,该员深感愧疚,将衣物一一退还。乔生后来“历署诸道、颇得民心”,在他返乡时,民间每家“置明镜一方、清水一盏、白菜一叶,焚香跪道,爆竹声十里不绝。

  这位乔生还是一个刚直不阿、从不奉迎之人,族谱中记载,在一次慈禧太后的接见中,众官员皆吹捧慈禧有“宋宣仁太后”之德,乔生“独默然不语”,瞿鸿机感叹:“憨哉,乔生不可及也。”在朱氏先祖中,金陵为官的十五世鞠尊府君,因为“修沙洲圩闸、修惠民河,民勒石记之”。而到了朱镕基伯父朱介侯(即朱宽浚)这一代,则以“奉公循理、不伐能不矜功”为宗旨,历任湖北黄安(今红安)、江陵令,“才明识裕、为官运亨通俱优”,这位介侯公因为看不惯“污吏横行、国事日衰”,在宣统年间黯然挂冠而去,归隐棠坡田园。

朱镕基的“右派”20年 染上深厚“平民情结”

  1956年,朱镕基与劳安在长沙的结婚照.此时,朱镕基年方28岁,在国家计委任职

  从东北工业部到国家计委,20多岁的朱镕基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表现,成为当时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

  然而,1957年“反右”开始,脾气倔强、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从此陷入了长达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蹉跎岁月。

  从清华到东北开完欢送会、宣誓会,怀着特别的憧憬,承载着建设国家的使命,1951年,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朱镕基带领几百名清华毕业生奔赴东北。

  “朱镕基是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中威信比较高,所以组织上叫他带队。”朱镕基清华时的同班同学郭道晖回忆说。是年,新中国不足两周岁,工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当时东北要建成重工业基地,所以,这些理工背景的学生都去那里了。”奔赴东北,朱镕基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

  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简历说,朱镕基1951年到1952年,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当生产计划室副主任。这一职位按照中国干部职级排列应当是副科级。

  据当时的同事介绍,朱镕基那时23岁,年轻气盛,工作起来不要命,“热情很高”,当时的领导对这些清华高才生也很重视,所以,“朱镕基没来多久就担任了计划室副主任。”“这个时候,湖南人的个性和清华毕业生的‘脾气’已经有所体现。”但当时由于他年纪还小,党内政治生活还很正常,也没有人对此太在意,相反,朱镕基由于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表现,赢得了当时工业部领导的极大赏识。

  东北工业部对朱镕基来说,除了取得初步经济工作经验外,还在于,这个年轻人的工作表现引起了相当多的人注意,这些人都很欣赏朱镕基的人品和才气,而且很多人后来都身居要职。多年后,每遇危难,都会有人施以援手,使他度过了次次危机,并能有崭露头角的机会。

  这些人中包括后来成为朱镕基直接领导的吕东、袁宝华等,而对朱镕基最重要的当属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马洪。可以说,这次“邂逅”对朱镕基仕途和人生经历影响巨大。到底有多大,很难加以评估。

  马洪比朱镕基大8岁,时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 马洪的职务要比朱镕基高许多,在工作上,马洪是他的上级,马洪对他十分赏识。3月2日,马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朱镕基工作很努力,人很聪明,很正直,很有发展前途。”国家计委的初步历练1952年12月,东北工业部撤消,而此时,中国高层正在酝酿成立国家计委。

  由于懂经济的人才十分缺乏,而东北人民政府已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愿望,于是“地方干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

  据马洪回忆,1952年,东北局大概有100余人奉命进京,作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我和朱镕基是其中的两个。”按照官方公布的简历,朱镕基1952年至1958年在国家计委燃动局、综合局任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秘书,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据朱镕基的同事说,朱镕基是时任计委领导人之一张玺的秘书。张玺政工出身,曾任河南省省委书记。而海外有传记说朱镕基是当时计委主席李富春的秘书,被朱镕基的同事给予否定。

  马洪说,“在计委工作的时候,朱镕基的表现也很出色,是当时工作最出色的干部之一。”朱镕基的另一位同事回忆说,朱镕基是计委当时最出色、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值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当时很多同事的肯定。

  “朱镕基讲话逻辑性极强,看到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就会指出来,从不马虎。有时开会,由于职务关系,他只能坐在后面,但他只要看到或听到他认为不合理之处就会立即指出,使有的领导很不满意。”朱镕基在国家计委工作时间长达6年,6年中,中国经历了初步工业化,而计委作为计划经济管理核心部门的,无疑处在中国工业化的风口浪尖上。

  由于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特点,计委几乎要执掌这个国家的经济生命线。

  有经济学家评论说,“不能说这段时间对朱镕基熟悉中国经济没有用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朱镕基还在国家经委担任过一段时间领导职务,“计委工作相对宏观,而经委工作相对微观,但对朱镕基的历练是一样的。”前不久,朱镕基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说,这么多年,他对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还是熟悉的。有人就此认为,这种熟悉和他在计委工作经历不能说没有关系。

  朱镕基的同事回忆说,当时经常看见朱镕基翻看各种资料,还要经常起草文件,偶尔还写经济理论文章,他也十分注意学习,外语也没有丢。 平静的生活由于政治的干扰而结束。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于是各民主人士纷纷以诤友身份对执政党提出各种意见,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意见。

  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本来,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鼓励“鸣放”,于是很多人响应执政党的号召,纷纷对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得到领导人的感谢,反而被称作“蛇”,要引出洞来打。

  自从被称作“蛇”后,55万人便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右派生涯。知名人士李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

  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

  对朱镕基来说,之所以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大概是因为那段经历的艰难和辛苦,不堪回首。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1958年,“反右”拉开了朱镕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艰难序幕。

  这段艰难序幕的开始便是党内反右上演,据一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介绍,党内反右是在党外反右之后。当时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社论说,“党内右派和党外右派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在当时,不仅党外鸣放,党内也要鸣放。”李锐说,“朱镕基是在党内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鸣放了什么?记者接触到的人大都不愿意提及,甚至讳莫如深,几经周折也只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

  1957年,“一五”计划取得了一定成就,领导层的头脑开始发热,在领导经济工作上,中国正在酝酿大跃进。时年30岁的朱镕基,虽然在国家机关历练了7年,却没有学会官场那套自保的手段和方式,依然保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

  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意见。在反右的大背景下,党内的正常生活已经不存在了,而朱镕基却显然没有意识到时机的险恶,更不知道此时要慎言。而且在平时,就有人认为他“清高”,“目无领导”,运动一来,他就被划成右派。

  朱镕基的同事,现任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不低头,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独立思考、不搞阴谋诡计。”朱镕基的一位同学说,“我们从不认为领导人讲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而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据了解,朱镕基那一班清华学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

  1958年春,朱镕基被他信赖的党组织打成右派,20多岁的他便追随这个党,就向往着革命,怎么一下子就成反党分子了呢?

  记者没有找到能够描述当时的朱镕基的记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谁遇到这样的遭际恐怕都会想不通,因为“想通”是很“高难度”的动作。

  可是不管你想通还是想不通,从成为右派的这一天开始,朱镕基20年的金色年华恰似一江东流的春水,永远不会再回来!

  “右派”生涯官方公布的朱镕基简历并没有提及他作为右派的经历,只是说,“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对比当时大多数右派的悲惨命运,客观地说,朱镕基应该算是幸运的。

  李锐分析说,当时的计委有领导欣赏朱镕基,可能暗中保护了他。

  事实确实如此,朱镕基在下面劳动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撤回来,被委任为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的教员。这是一所中专学校,他的任务是教老干部们学习数理化,到基层去培训徒工。

  郭道晖回忆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以后,朱镕基还当过英语教师。“他是一个有心人,在教学中进一步熟谙了英语。”有熟悉这段历史的人说,在当教员期间,朱镕基在中学时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学期间打下的数理化功底得到充分体现,他的课学员都很喜欢,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这一经历得到朱镕基同事的证实。

  60年代初,朱镕基结束了教员工作,重新回到国家计委机关。在那个年代,曾经是右派就意味着不是党的人,所以朱镕基并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领一个工程师的头衔。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三天一小运动,五天一大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的朱镕基肯定算不上是“当权派”,但由于有“右派”的经历,也少不了陪着挨整。

  1968年以后,“文革”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清理阶级队伍”。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既要清理那些混进好的阶级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更要进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异己阶级的人,而重点是在后者。

  最大限度地接触底层民众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整人也整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手段,一个中国人熟悉的词汇产生:“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来自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对一个报告的批示,指出军队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工人也要学农,学军,学文化;农民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等等。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为了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的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毛泽东再次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办了“五七干校”,数十万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的偏远穷困地区劳动锻炼、接受改造,“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有回忆说,在当时群众之间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所谓革命化的“五七干校”其实已成为迫害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是“变相劳改”的一个地方。

   1970年元旦,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最初,干校没有家具,连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没有,于是干校便从外面运来一些生活用品。

  由于担心丢失,一个寒冷的冬日,朱镕基和他的一个同事被要求押送这些物品,两个人一起蹲在一辆闷罐车里,忍饥挨饿,“天气冷极了,也没有暖气,没有水。”和朱镕基一起劳动的同事向

  记者介绍,国家计委襄樊“五七干校”位于湖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干校原先是一个劳改农场,由于有这些人到来,原来的劳改犯被遣散。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 这段时间,朱镕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劳动,偶尔也看看书。这5年的人生经历对朱镕基十分重要,可以说是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重要阶段。

  朱镕基在谈到这段时间时感慨很多,但并不显得十分懊丧。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

  由于朱镕基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使他染上了深厚的“平民情结”。

  廊坊的“传奇”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复出后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虽然此时“文革”还在进行,政治压力依然很高,但由于有邓小平的努力,已经瘫痪的国家机关、工厂学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朱镕基等在襄樊劳动的干部们也借此机会回到了北京。回京后,朱镕基已经很难在计委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怎么办?

  一个机会摆在面前,中央决定把原先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重新分出,石油工业部急需技术干部,于是朱镕基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

  管道局设在河北廊坊,朱镕基先后任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按级别应属处级单位,那么办公室副主任,按级别应当是副科级。

  此时距朱镕基刚参加工作已经20多年,20多年前,朱镕基被分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被委任为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副科级,而20多年过去了,40多岁的朱镕基仍然是副科级,也许这个时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志”。

  朱镕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时光离现在已经23年了,但今天关于朱镕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传。 3月1日,本报记者初到廊坊,便听到有人讲朱镕基的故事:

  朱镕基在任的时候,不正之风已开始出现,但朱坚决抵住这些不正之风,一次他让手下工作人员买东西,而工作人员买1元钱的东西却开出了3元钱的发票,朱镕基一怒之下不批准报销,工作人员也大怒,但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只得悻悻而回。

  “不行就是不行”,转述者甚至能够模仿朱镕基的湖南普通话。在民间,甚至还流传着朱镕基和当时的领导斗智斗法的传说。刚正不阿的朱镕基,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很多人都恨他,怕他。

  据说,朱镕基离开廊坊调到北京的时候,几百口子人只有一个看门房的老人送他,场面极其凄凉。老人把他几件简单的行李装上车,送他到火车站。

  老人拉着朱镕基的手说,“就你一个好人。”说着两个人都哭了。

  这个故事被记者接触到的几位管道局退休职工否定。和朱镕基一起工作的管道局一退休工人说,当时确实有一个人和朱的关系很好,这个人叫周来福,但不是门房老大爷,他也是管道局的职工,和朱镕基都住在单身宿舍。由于朱镕基当时家在北京,所以每个礼拜都要回家,于是周来福星期六骑自行车送他到车站,星期一骑自行车到车站接他回来,两个人关系确实很好。

  那么,当时的朱镕基到底是什么样的?记者接触几个原管道局和工程公司的职工,大体勾勒出一个轮廓。

  通讯工程公司是一个工程单位,工作特点之一就是经常在野外施工,朱镕基曾在调度室工作,是队上负责技术的人。

  管道局一个退休职工说,“在我们眼里,朱镕基当然是很有水平的,不爱多说话,他和大家的关系还可以。这个人也确实是比较正直,他的英语很好,能说能写,能翻译。”当时,朱镕基经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过河,哪里有石油工地,就到哪里架电线,安装变电装置。他不仅能设计图纸,还和大家一起从事些体力活。“施工很艰苦,宿舍就是帐篷,在野外的时间要比在机关里的时间长,当然不是朱镕基一个人在一线,大家都在一线。当时风气也很好,因为大庆精神是深入人心的。”管道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朱镕基当上国家领导人后,有一年,管道局搞周年庆祝,曾告诉朱镕基。朱镕基批示说,赞成管道局周年庆祝不搞庆典等做法。

  廊坊的这几年可以说是朱镕基多舛命运的最后阶段,不久以后,朱镕基回到北京开始他新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