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铷：中东新裂隙

傅铷 美国特约撰稿人

即使埃及出现所谓的‘伊斯兰民主’，更可能的局面，是中东形成以伊朗为一边、以埃及和土耳其为另一边的新裂隙。

1981年10月6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正在检阅军队。当天是埃及的军队日——为庆祝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埃及军队越过苏伊士运河、重新控制运河而设立。突然，一批冒充军人的宗教极端分子冲向检阅台。乱枪中，萨达特身中数弹；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也受了伤。从此开始了穆巴拉克长达三十年的铁腕统治，直到上星期五，2月11日，他才黯然下台。

现在人们都说穆巴拉克是亲美政权。其实，埃及亲美是上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的事。自从贾迈勒·纳塞尔率领一批少壮军官，于1952年推翻法鲁克王朝、建立共和国以来，直到70年代初，埃及都是亲苏联的。当时埃及有近两万名苏联军事顾问，可见其“一边倒”的程度。那么，埃及为什么从亲苏转为亲美呢？

第一是苏联军火不趁手，打不过以色列的美制武器。阿拉伯空军和以色列较量，居然被人打七十比零。埃及人问苏联大使：你们给我们的是不是劣质装备？那苏联大使看来是个爱国二愣子，居然回答说：我们的装备在越南人那里好使得很，打得美国佬焦头烂额。这不是讽刺埃及人素质差吗？萨达特非常气愤。

穆巴拉克曾是空军司令，没什么战功怎么会升为副总统？原来他抵制了苏联顾问的瞎指挥。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占领了埃及领土西奈沙漠，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东岸。苏联人发现以色列在西奈的雷达网有个缺口，建议通过缺口去埃以边境扔几个炸弹，挫挫以色列锐气。穆巴拉克显然对以色列人更了解，他拒绝了。苏联顾问自作主张，让苏联驾驶员出动。结果五架飞机被有备而待的以色列空军打得只剩一架逃回来。穆巴拉克有魄力跟苏联太上皇叫板，萨达特就提拔他。

赎罪日战争前夕，萨达特干脆将苏联顾问全数踢出埃及。当时中国政府视苏联为头号敌人，中国报纸对此大声叫好。据以色列总统回忆，后来两国和谈时，萨达特很骄傲地告诉他：赎罪日战争，全部是由埃及人自己指挥的。

埃及转向美国的第二个原因是经济问题。国家长期处于战备状态，经济不堪重负。只有美国，才有实力提供埃及需要的援助。但要得到美国援助，势必与以色列停战。所以，在赎罪日战争中挣回面子之后，萨达特突然提出：他愿意亲访以色列。这一和平姿态，震动了犹太人。他们挥舞埃及国旗，热烈欢迎萨达特。

但萨达特这一姿态，却也不是美国唆使。萨达特甚至没有事先通知美国政府。当时美国正与苏联商量，意图在超级大国主持下召开中东和平会议。萨达特不愿让苏联重新插手中东，他干脆与以色列直接谈判，给美国的建议来了个釜底抽薪。

现在人们说美国一年给埃及13亿美元的援助，似乎这是埃及亲美的证据。其实这是萨达特在和谈时从美国人手里“榨”出来的。埃及答应不再寻求战争,换取美国答应担保埃及的安全，给埃及的军事援助将和给以色列的大致可比较，不让以色列建立绝对压倒埃及的军事优势。以色列是美国的第一受援国，埃及则顺理成章地成了第二受援国。

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向何处去？《环球时报》2月1日有篇文章，《中东乱局将打碎西方政治价值？》，作者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位校董。他认为选举会给埃及带来伊朗般的“伊斯兰民主”，从而“将证明世界上不存在普世的民主理念”。问题是不管谁在埃及掌权，前文提到的促使埃及在上世纪70年代从亲苏转向亲美的两个因素仍然存在，这是决定埃及政治选项的主要参数。

埃以和谈时，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很高兴地说：这下不会有战争了，以前每次打仗都是埃及先出手，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跟进；每次停火，也是埃及先退出，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得不退出。所以宗教极端分子对萨达特如此痛恨，非要置他于死地。

宗教势力即使通过选举在埃及上台，想要重新于以色列不利，立即面临武器何来的问题。武器不行，战争失利，那是要动摇国本的。共和国的创立者、埃及国父纳塞尔，就是因为六日战争的失败，自己辞去总统职务（随即收回），最后郁郁而终。而且，一旦失去美国援助，经济怎么办？伊朗确实有点石油钱，养个小国黎巴嫩没问题；但是，八千万人口的伊朗，难道还背得起八千万人口的埃及？

现在，或许只有中国具备替代美国的实力。亨廷顿确实眼光厉害，他早看到了：伊斯兰文明缺个中心大国，儒家文明本身与西方文明并没有地缘政治的激烈冲突，只有这两大文明联手，才能给予西方文明以生死挑战。

如果中国仍然低调奉行不介入政策，即使埃及出现所谓的“伊斯兰民主”，更可能的局面，是中东形成以伊朗为一边、以埃及和土耳其为另一边的新裂隙。

这有点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的欧洲。中国人都知道联邦德国（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下跪的故事。勃兰特是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在恩格斯指导下的第二国际的老牌社会主义政党，在某些美国人眼里，和东欧国家的执政党也差不多。1969年当选为总理后，勃兰特提出了“新东方”政策（不是遏制而是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接触），美国政府也是很有疑虑的，甚至很反对的。但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历史学家就开始争论：这到底是美国“遏制”政策的功劳，还是西欧左派政府“接触”措施的成效？

很多在“接触”政策下得以访问西德的东欧民众，曾气愤地说：要是二战后没有苏联强迫我们退出马歇尔计划，我们今天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伊朗人到美国很难，但他们能去土耳其的黑海海滨旅游。穆巴拉克下台后，解开了1979年的伊朗革命所推翻的巴列维国王曾在埃及避难的宿怨，伊朗人应该也能去埃及的红海海滨度假。如果某一天，伊朗人开始问：土耳其人能这样，埃及人能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能过这样的生活？22世纪的历史学家，或许就要争论了：中东最终的民主化，到底是美国“遏制”政策的功劳，还是温和“伊斯兰民主”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