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纯茗雅 光与信仰:饿死千万：大清国如何维稳-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大清国抗灾

　　“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在一场200年不遇、死亡过千万的大灾面前，却没有伴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究竟是什么令大清帝国躲过了这致命的挑战?

　　天津城被大量的灾民和大量的赈灾粮填塞得满满的。

　　灾民们操着南腔北调，除了来自直隶本省的，也有不少来自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而赈灾粮则是因为交通的问题，无法及时输送到各地，大量积压在天津，“米至天津竟为止境”。

　　从1876-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直隶在内，整个华北地区遭遇200年未遇的旱灾，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震撼整个世界。

　　这场“三年自然灾害”，是大清国继太平天国动乱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坐镇天津，调动各种资源，应对这一艰难挑战。

　　而令国内外大跌眼镜的是，从来大灾必生大乱，但这次，除了局部地区的治安事件之外，灾区显示了罕见的宁静，没有人趁机揭竿而起、问鼎中原。

　　大清国这艘靠“裱糊”而艰难挣扎的航船，是如何渡过惊涛骇浪的?

　　人间地狱

　　水利失修、仓储荒废、良田尽种罂粟，这场大灾难实际上就是大清国“三农问题”的总爆发，是严厉的“天谴”……

　　对于大清国来说，1876年绝对是流年不利。

　　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广东、福建两省损失犹重。而北方各省，从长江以北直到中朝边境，出现大面积干旱，部分区域颗粒无收。随后，蝗虫覆盖了直隶省的大部，包括天津在内，蝗灾过后，一片狼藉。

　　第二年(1877年)，华北旱情毫无缓解，蝗虫继续光顾。脆弱的储备粮体系立即崩溃，大规模的死亡开始光临这片十年前遭受战争灾难(捻军之战)的区域。山西和陕西两省，因交通困难，受灾尤重。“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中，百姓像野兽似地互相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英国外交报告)吃人已非个别现象，人们组合成不同的团伙，集体外出“狩猎”，将猎获的俘虏杀死烹食。中央派往山西赈济的阎敬铭说：“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

　　直隶“保定以西，河间以南，旱蝗相乘，灾区甚广……春间犹采苜蓿、榆叶、榆皮为食，继食槐柳叶，……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

　　河南“全省灾区缺粮，不特无树皮草根可挖，抑且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道瑾相望。” 灾民们“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甚至出现了“易子析骸之惨”。

　　陕西“赤地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

　　灾荒如此严重，其原因固然首在“天灾”，但“人祸”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自内战平息之后，虽然李鸿章等官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但官场腐败，导致不少水利设施形同虚设。更为致命的是，平时常设的“常平仓”、“社仓”、“义仓”，因战乱频仍和官员腐败，出现了大面积的“亏短”，这导致千百年来最为关键的国家储备粮制度在灾难面前毫无作用。

　　“丁戊奇荒”发生后，河南巡抚兼东河河道总督李鹤年上报中央，请求从省外输送救济粮。而按照官方的统计资料，河南本地的“常平仓”里应该有95万余石谷，却几乎是空仓。各受灾省份情况大致相仿，尽管报表年年做，“卫星”年年放，粮仓中却空空如也。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大灾面前，灾区的干部们还算是正视困难，没有打肿脸充胖子，为了圆之前的谎言而拿百姓性命开玩笑。各地纷纷奏请中央，告急求援。

　　滥种罂粟，也是人祸的主要成因。鸦片之毒，大清国但凡有识之士无不切齿，但吊诡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从地方政府到农户，都大力种植这种“钱”途远大的“经济作物”。曾国藩之弟、山西巡抚曾国荃指出：“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他的继任人张之洞刚到山西便指出：“晋民好种罂粟……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陕西、宁夏等地情况也都差不多，最好的田用于种鸦片，粮食生产则几乎完全被忽略，依赖从外地购买粮食。时人认定，这正是造成“丁戊奇荒”的重要原因，《申报》上的评论痛心疾首地说，正因为这些地方“贪眼前之厚利，不思久远之良谟，所以上天降此大灾，令彼饥黎饿殍载道。”

　　“丁戊奇荒”，的确是大清国“三农问题”的大爆发，是一次严厉的天谴。

　　应急机制

　　这是一次执政能力的考验和历练，也是内战结束以来，大清国在非战争状态下首次大规模地建设应急机制……

　　灾难爆发之后，大清中央的行动相当迅速，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筹抗灾事宜。

　　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机制，往往被西方观察家评为“东方专制主义”，充满了反面评价。但是，在灾难面前，这种机制也有着强大、有效的动员能力。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研究了乾隆初年的直隶救荒及康乾时期的“常平仓”系统后，认为中国因此而具备了比欧洲更强的抗灾能力。他认为，明清时的中国，把农民的物质福利作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重大的问题，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从粮价、气候和降雨资料的搜集(雪珥注：各地官员上报晴雨表是一项法定的日常工作)，到数百万吨粮食仓储系统的维持，能够大大减轻自然灾害对普通人民的打击烈度。

　　其实，魏丕信所未能参透的是，即使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这种机制在大清国也是必不可少的。“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不仅是福利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长治久安。民众相信饭碗，而不相信口号，让百姓有饭吃，自己才能有位子坐，这是中国数千年来不能不讲的绝大“政治”。

　　“丁戊奇荒”爆发时，大清政府早已被之前的内忧外患掏空了国力，“竭全国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但是，这台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强行启动，勉力而行，在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央迅速下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皇粮国税。根据美国汉学家、时在大清海关任职的马士(H.B.Morse)记载，中央免征的赋税总额高达1800万两以上;

　　在李鸿章的统筹下，中央运用国家权力，调集政府手中持有的大批粮食，从江南的漕粮到东北的库米，支援灾区;

　　李鸿章兴办的洋务实业，此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轮船招商局调集大量人力和运力，开赴奉天、江苏、安徽、湖广等无灾区，对粮食进行大规模“政府采购”，并集中到天津;

　　李鸿章多方筹措经费，中央给一点、地方筹一点、民间捐一点，也开始接受境外慈善机构和西方在华教会的捐赠，甚至不惜挪用军费，甚至不惜加大“捐纳”力度——朝廷公开出售一些官职，与后世人们不假思索就痛加批判的不同，这并非“卖官”，而是“鬻爵”：所出售的其实只是干部身份和干部级别的荣誉头衔，而非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官位。

　　在直接发放赈济粮之外，李鸿章还将重点放在了“平粜”上：以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向尚有余资的灾民们售粮。这一方面是为了平抑灾区粮价，抑制奸商囤积居奇，另一方面也是实现救灾的可持续发展。家有余资的灾民因此早得救命粮，他们的购粮款则可以转而救济更多的一无所有的灾民。李鸿章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平粜同属救荒事无二致”。

　　比钱、粮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运输。抗旱救灾大本营天津，积压了大量粮食，难以及时转运。李鸿章集中精力，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官方转运网络，仅为重灾区山西就设定了三条通道：北路在保定转运，天津的粮食从水路至此，换旱路经获鹿进入山西;中路在山东馆陶县转运，经南运河至此转至苏曹入晋;南路则从南运河至河南道口，转经清化镇入晋。

　　在救灾过程中，李鸿章大力整顿吏治，将贪污腐化、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们，参的参，罢的罢，关的关，同时也大力提拔了一批在救灾当中表现得有能力、有操守的干部。这对稳定灾区的民心士气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当然，也趁机清洗了一遍干部队伍，换上了李鸿章的亲信人马。

　　救灾工作的推进、尤其是粮食转运网络的设计建设，对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才们来说，是一次执政能力的考验和历练，也是内战结束以来，大清国在非战争状态下首次大规模地建设应急机制。

　　民为邦本

　　民族主义的萌芽成为大灾荒中的凝聚力所在，地方精英们因此没有成为暴动的领导人……

　　“丁戊奇荒”影响远及江南。此地自古便是国家财赋重地，每当有征战、有大工程，江南总要承担最重的负担。此次也不例外，不仅接纳了数百万难民，也是李鸿章筹粮筹款的主要基地。

　　而出人意料的是，向来坐等灾民上门的江南地区，此次在士绅们的带领下，走出江南，主动深入到华北灾区腹地，实行就地救助，开创了中国民间救助的先河。

　　其动力之一，当然是“御灾民于江南之外”。此次灾情严重，灾民如潮而来，远及苏杭，已经造成了江南社会物价飞扬、治安动荡、民怨沸腾，这无论对江南的“小局”还是国家的“大局”，都极为不利。江南官员和士绅们竭力强化在苏北等江南“边境”上的救济力度，希望能将难民潮羁留于此，但效果并不理想。只有深入灾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潮。

　　另一方面，江南士绅们希望以此“杜外人之觊觎，固中国之藩篱”。在“丁戊奇荒”中，西方传教士及慈善团体，深入灾区，这深深刺激了灾区当地及江南的士绅们。为了争夺民心，江南士绅提出了“跟踪济赈”的口号：洋人救灾到哪里，我们也救到哪里。这种对洋人慈善目的的质疑，在客观上促成了一场救灾竞赛，将中国民间社会的救灾潜力挖掘出来。

　　在《申报》等媒体的推动下，奔赴华北救灾俨然成为江南的群众性运动，甚至波及南洋、日本、美国，捐款捐粮一时蔚然成风，志愿者纷纷加入救助队前往华北，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谢绝了官方的任何奖励。

　　而在华北灾区，当地士绅虽然在经济实力、活动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方面，均不如江南士绅，也因为西方救援团队的介入，而激发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西方传教士们不得不感慨：在当地士绅的鼓动下，灾民甚至拒绝接受洋人的救济粮和救济银。这种近乎极端的排外情绪，居然在这已经上演“人吃人”悲剧的灾区中还能屹立不倒，当然成功地转移了灾民们对于现有社会秩序的破坏欲望。而且，在经历了之前多年的战乱之后，人们对安宁和平的向往并没有因灾难而消失。中国历史早已证明，没有地方精英阶层的推动和参与，普通农民最多也只能闹些“吃大户”之类的治安骚乱，而无法发动大规模的暴动。

　　这是一个相当吊诡的现象：在堪称人间地狱的“丁戊奇荒”中，民族主义意识鲜明地迸发出了萌芽，虽然极为狭隘，却依然成为大灾荒中的凝聚力所在。这比学界普遍认为的甲午战争之后才形成的中国民族主义，提前了足足20年。

　　对于大清政府、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民族主义的硕果，是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是甜蜜的果实还是带刺的荆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