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蟹行兵统领:[转帖]通向原子弹之路 1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19 00:27:20
MOKUSATSU
记者：首相对27日的三国共同宣言如何看？
铃木：我认为，那个共同声明是开罗会议的翻版。帝国政府不认为其有重大价值。唯有默杀。我们唯有坚持向完成战争迈进。
——铃木贯太郎，1945年7月28日
1945年4月，第20航空队的李梅将军下令将第509混合大队基地从温多佛转到提尼安岛，该岛原属日本委任统治下的北马里亚纳群岛，1944年8月被美军占领，岛上已建有一个机场，而且该岛距离日本本土比另一个主要军事基地——关岛近160公里。海军工程队从2月底就进驻该岛扩建机场，尼米兹特地指示该地区的海军部队必须无条件服从提尼安岛的任何物资调遣需求，并为此签发了强制执行命令，洛斯阿拉莫斯则派去了一个专家小组指导施工，组长为曼哈顿工程的安全主管威廉·帕森斯海军上校，陆军的柯克帕特里克上校为曼哈顿工程派驻太平洋地区海军的联络官。美军攻克硫磺岛后，帕森斯小组将该岛也接收过来，作为后备基地，以便在携带原子弹的飞机发生故障时在该岛紧急迫降，把原子弹转移到备用飞机上。
1945年5月上旬，第509混合大队的800多名人员在西雅图登船，14架B-29飞机在5月20日抵达提尼安。到7月中旬，整个大队的人都已经在岛上安顿下来，飞行员接受7天的正规训练后，开始用特鲁克为目标进行为期20天的轰炸练习。这时他们已经有了外形和原子弹完全一样的训练弹，这种外形短胖的炸弹被称作“南瓜”，第509大队的人得知他们接受这么特殊的训练只是为了扔这种十分平凡的炸弹，不禁感到十分失望，其他大队的人也拿“南瓜”来取笑他们。
从7月20日起，第509大队的飞机开始对日本本土城市投掷“南瓜”，以试验投弹技巧，尤其是投弹之后的俯冲急转弯动作。“南瓜”轰炸的目标主要是从最初的17座原子弹目标城市里漏掉的那些幸运儿：7月20日，第509大队的10架B-29轰炸了日立、东京、富山等地的钢铁和制氨工厂，扔下了10枚“南瓜”；7月24日，11架B-20用10枚“南瓜”轰炸了爱媛县的住友钢铁厂，神户的川崎车辆工厂、三菱重工神户船厂、神户制钢厂，四日的海军燃料库，滋贺的日满制氨工厂和大垣的市区；7月26日，第三批10架B-29轰炸了新泻的昭和电工工场、日立铜精炼厂，以及大阪、名古屋、岛田、滨松、富山和烧津的市区目标；7月29日，在实弹投掷前的最后一次模拟原子弹空袭中，8架B-29轰炸了东京郊区武藏野的中岛飞机厂，宇部的帝国燃料工场、日本制氮和苏打工厂，以及郡山、和歌山的轻工业目标。由于炸弹是空爆，装填的又是普通炸药，所以这几次轰炸的效果很不理想，7月29日对宇部的轰炸就只炸死了6人，也没有造成太大的财产损失，不过第509大队的飞行员为此获得了足够的投弹经验。
7月26日是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铀235装药和其他组件运到提尼安的日子。这批铀在7月2日从橡树岭工厂运到洛斯阿拉莫斯，经检验后于7月14日装上了1辆封闭的黑色卡车，在7辆汽车的护卫下从圣菲运到了阿尔伯克基，在那里装上空军飞机运到旧金山市郊的哈密尔顿机场，随后运到亨特角海军仓库。
7月16日清晨，装有铀235的一个金属圆桶和装着原子弹零件的一个大板条箱搬上停泊在母马岛海军基地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该舰随后立即启航，全速前往提尼安，7月26日当天就卸完了货，随后前往菲律宾海域，不幸的是，该舰于7月30日被日本潜艇击沉，900多名舰员遇难。原子弹的其他零件和最后一点铀235于几天后分别用两架C-54专机运到提尼安，人类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小男孩”将在那里完成装配工作。
7月23日，在马歇尔赴波茨坦开会期间代理参谋长的汉迪将军（ThomasHandy）签署了最后的书面命令：“致美国陆军战略航空兵指挥官卡尔·斯帕茨将军：1、空军第20联队第509混合大队大约在1945年8月3日以后，当气候条件允许进行目视轰炸时应立即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下列目标之一：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另一架伴随飞机将载着陆军部及文职科学人员前去对爆炸效果进行观察和记录；2、另外一个炸弹，在本计划人员将其准备就绪后，也应立即投到上述目标，关于上述城市之外的目标，将另有指示；3、所有任何有关使用这类武器攻击日本的消息只可由陆军部长及美国总统发布，战地司令官未经授权不得发布与此有关的文件或新闻……希望你将此命令的抄件亲自转交麦克阿瑟将军一份，尼米兹海军上将一份。”
7月24日，格罗夫斯给远在德国的马歇尔送去了一份备忘录，希望他对轰炸目标进行最后批准。按照轰炸优先顺序，4个目标依次是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长崎是刚被拉进目标清单以代替京都的，但是它市区多山，妨碍原子弹威力的发挥，而且美军飞机已对该市进行了多次猛烈轰炸，因此格罗夫斯及其幕僚不禁对原子弹在长崎的爆炸效果有些担心。备忘录提出第一次轰炸的时间为8月1日到10日之间，取决于最后一批铀235什么时候运到提尼安，帕森斯海军上校将作为后援军官随机前往广岛，并提供技术保障。
7月21日中午，史汀生收到了由特别信使送来的格罗夫斯报告，午后不久，他和马歇尔将军一同阅读了这份报告，并在下午3点30分将其呈递给杜鲁门。在波茨坦凯撒大街2号“小白宫”（原为德国出版商古斯塔夫·米勒别墅，被苏军征用）的书房里，史汀生大声地向总统朗读了这份报告。格罗夫斯的报告里生动地描写了爆炸时的闪光、火球、冲击波和蘑菇云，谈到了被烧成翠玉一样的沙漠地表和消失的铁塔，以及爆炸成功后科学家们如何兴高采烈地欢呼：“……基斯塔科夫斯基博士伸出双手与奥本海默拥抱在一起，欢呼着……大家被抑制的感情在这几分钟之内全都迸发了出来，并且似乎立即意识到这次爆炸远远超出了最乐观的预料和科学家们最狂热的愿望。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他们置身于一个新时代诞生的时刻……”
史汀生读了一个多小时，当天傍晚杜鲁门去塞西林宫与斯大林谈判的时候信心增强了许多，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注意到总统的神情发生了变化，“他对自己更有把握，也更加自信了。显然发生了什么事。”丘吉尔也注意到杜鲁门的变化，对史汀生说他想象不出总统是怎么了。第二天史汀生把格罗夫斯的报告读给丘吉尔听时，后者的反应比杜鲁门强烈得多：“史汀生！火药算什么？电力算什么？毫无意义！这颗原子弹才是愤怒的基督再临人间！”
7月24日上午，经过两天深思熟虑的杜鲁门做出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并按照1943年魁北克协定的规定，于当天中午在“小白宫”和丘吉尔及美英联合参谋团的午餐上把这一决定告诉了丘吉尔。丘吉尔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原子弹可能有助于结束战争，他就赞成使用它。当天下午在塞西林宫的会议结束后，杜鲁门对斯大林说：“我们有了一种具有超常破坏力的新式武器。”斯大林听了之后平静地答道：“那很好，希望你们能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人。”杜鲁门没有具体说明这是什么武器，也没提出和苏联共享科学秘密，斯大林也没表示出过分的好奇，没有询问这一武器的性质、它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美国手头有多少，也没有提议让苏联科学家去进行考察，因为实际上他通过间谍了解到的美国原子弹情报几乎和杜鲁门一样多。
在以后的几年中，杜鲁门经常和别人说，做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的那天晚上，他终于睡了一个好觉。住在他楼下的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则说：“参与决定使用原子弹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高兴。”
7月26日晚上，贝尔纳斯和杜鲁门决定发表波茨坦公告，公告以杜鲁门、艾德礼（他刚接替丘吉尔担任首相）和蒋介石的名义发表，它保证日本人民将获得人道待遇，盟国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一旦言论和宗教自由得以确立，一旦“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的政权被彻底铲除，并自由选出一个负责任的、倾向和平的政府，占领军就将撤出。声明最后警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日皇裕仁的命运是模棱两可的，声明里完全没有提到他，也没有解释盟国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使日本“迅速完全毁灭”。
日本的无线电监听人员于东京时间7月27日早晨6点收听到了这个公告，裕仁获悉内容后立即将东乡茂德外相召进宫中，告诉他不必迟疑，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铃木首相为此和内阁成员开了一整天会，除了陆相阿南惟几外，大多数内阁成员赞同接受公告，并将公告内容向国民公开，让人民知道准备投降，同时警告各报不准批评盟国文告。但是内阁成员对波茨坦公告还有很多疑问，因为该文告是无线电广播，未经正常外交途径递交，日后能否以此作为谈判依据？拟议中的派前首相近卫公爵赴苏求和的行动有没有必要继续搞下去？这些复杂的问题有待考虑，因此内阁最后在东乡的建议下决定对波茨坦宣言暂守缄默，静待发展。
7月28日下午，铃木贯太郎召开记者招待会，据日本内阁新闻局的人事后透露，铃木准备在记者招待会上这样说：“内阁准备接受波茨坦宣言，但不拟立即宣布，理由有二：等待苏联是否接受日本提出的调停要求；等待盟国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经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到达。”但是这位出身海军大将的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却与其相反，还使用了“默杀”一词。
“默杀”（mokusatsu）这个词在英文中没有恰当的翻译，即使在日语中意义亦很含糊，既可表示“不予置评”，也可以表示“无视、不予理睬”，如果铃木想表示“暂不予以置评”的意思，应该用“默视”（mokushi）一词。战后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共同社的译员并不清楚铃木的原意，选择了错误的那个译文，将“默杀”翻译为英文的“ignore”，盟国随后又将其理解为“reject”。但是从铃木对记者的讲话原文看，第一、二句说明对波茨坦公告“无须重视”，然后合乎逻辑地道出第三句“不必理会”。这样看来，共同社“无视”的译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无视不等于拒绝。但如果再考虑第四句所明显表露的顽抗态度，则盟国 “拒绝”的译法也就没有什么大错了。
铃木在战后写道：“波茨坦公告一看就知道是催促日本投降的最后条件……可大叫‘一亿玉碎’的军部认为公告不屑一顾，结果决定暂不表态……然而，国内舆论和军部的强硬派还是认为，应对公告加以彻底反击，以鼓舞士气……为此，我迫于无奈，在7月28日的内阁记者会上作了大意为该公告不值得重视的回答。这使我很久之后仍感到非常遗憾……”如此看来，“默杀”发言之所以出笼，军方的压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客观地分析，日本政府、特别是作为首相的铃木贯太郎，亦负有重大责任。第一，既然内阁最高会议认可对波茨坦公告暂不予评论，政府就应不失时机地向国内外媒介说明白这层意思；其次，即使军方牵制，至少在对外广播时应当、而且完全可能明确表示“不予评论”、并取消“坚持……战争”之类的调子。杜鲁门就此回忆道：“在下达了准备使用原子弹的命令之后，我向陆军首长指示，只要没有日本可能接受最后通告的消息，投弹的命令就有效。……东京广播宣称日本政府继续战争。这下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
那么日本政府为何会犯此重大错误？根源在于对波茨坦公告的轻视。事实上，铃木贯太郎上述“一看就知是最后条件”的说法太像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表白，实际上，铃木发表“默杀”讲话的背景，一是认定苏联没有参与波茨坦公告，仍寄希望于苏联的调停，二是没有真正理解波茨坦公告所称“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的意思，因为日本当局那时还不知道美国已经制成了原子弹。
东京广播的新闻使盟国大为震怒，日本内阁主和派对铃木的措辞及共同社的误译极其愤怒，而日本陆军却对这个错误大感兴趣，鼓励各报将“默杀”继续译成“断然拒绝”，此后军方主战派再度嚣张，主和派或被陆军逮捕，或受监视威胁，盟国的态度也日趋强硬，“默杀”一词遂将错就错，无人纠正。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波茨坦告诉记者，这个答复是“使人失望的”，杜鲁门总统则还寄希望于日本人回心转意，但直到3天后仍然没有收到相反的消息。7月30日，华盛顿再度发来一封特急电报，称“格罗夫斯计划的时间表进展很快，现在必须在8月1日星期三之前得到你批准投放的声明……”。7月31日清晨7点48分（柏林时间），杜鲁门用铅笔在粉红色的电报纸背面写下了批复，字迹大而清楚：“建议获得批准。准备就绪后即投放，但不得早于8月2日。”该电报随后发回美国。
8月2日早上6点45分，杜鲁门一行离开波茨坦，在柏林加托机场乘“圣牛”号总统专机飞往英国的朴次茅斯军港，当天中午在那里登上“声望”号战列巡洋舰拜会英王乔治六世，并享受了一顿包括汤、鱼、羊排、土豆和巧克力冰淇淋在内的丰盛午宴，当天下午乔治六世对杜鲁门的“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进行了回访，英王离舰后15分钟，“奥古斯塔”号就启程回国了。杜鲁门随后把几名随行记者叫到了船舱里，面前放着一本笔记本，开始向他们讲述原子弹及其历史，合众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回忆道：“他（杜鲁门）对这种可怕的毁灭性武器的开发忧心忡忡。”随行记者们则更是垂头丧气：“这是自发明火药以来最大的新闻，我们对此却什么也做不了，只有坐等。”
记者：首相对27日的三国共同宣言如何看？
铃木：我认为，那个共同声明是开罗会议的翻版。帝国政府不认为其有重大价值。唯有默杀。我们唯有坚持向完成战争迈进。
——铃木贯太郎，1945年7月28日
1945年4月，第20航空队的李梅将军下令将第509混合大队基地从温多佛转到提尼安岛，该岛原属日本委任统治下的北马里亚纳群岛，1944年8月被美军占领，岛上已建有一个机场，而且该岛距离日本本土比另一个主要军事基地——关岛近160公里。海军工程队从2月底就进驻该岛扩建机场，尼米兹特地指示该地区的海军部队必须无条件服从提尼安岛的任何物资调遣需求，并为此签发了强制执行命令，洛斯阿拉莫斯则派去了一个专家小组指导施工，组长为曼哈顿工程的安全主管威廉·帕森斯海军上校，陆军的柯克帕特里克上校为曼哈顿工程派驻太平洋地区海军的联络官。美军攻克硫磺岛后，帕森斯小组将该岛也接收过来，作为后备基地，以便在携带原子弹的飞机发生故障时在该岛紧急迫降，把原子弹转移到备用飞机上。
1945年5月上旬，第509混合大队的800多名人员在西雅图登船，14架B-29飞机在5月20日抵达提尼安。到7月中旬，整个大队的人都已经在岛上安顿下来，飞行员接受7天的正规训练后，开始用特鲁克为目标进行为期20天的轰炸练习。这时他们已经有了外形和原子弹完全一样的训练弹，这种外形短胖的炸弹被称作“南瓜”，第509大队的人得知他们接受这么特殊的训练只是为了扔这种十分平凡的炸弹，不禁感到十分失望，其他大队的人也拿“南瓜”来取笑他们。
从7月20日起，第509大队的飞机开始对日本本土城市投掷“南瓜”，以试验投弹技巧，尤其是投弹之后的俯冲急转弯动作。“南瓜”轰炸的目标主要是从最初的17座原子弹目标城市里漏掉的那些幸运儿：7月20日，第509大队的10架B-29轰炸了日立、东京、富山等地的钢铁和制氨工厂，扔下了10枚“南瓜”；7月24日，11架B-20用10枚“南瓜”轰炸了爱媛县的住友钢铁厂，神户的川崎车辆工厂、三菱重工神户船厂、神户制钢厂，四日的海军燃料库，滋贺的日满制氨工厂和大垣的市区；7月26日，第三批10架B-29轰炸了新泻的昭和电工工场、日立铜精炼厂，以及大阪、名古屋、岛田、滨松、富山和烧津的市区目标；7月29日，在实弹投掷前的最后一次模拟原子弹空袭中，8架B-29轰炸了东京郊区武藏野的中岛飞机厂，宇部的帝国燃料工场、日本制氮和苏打工厂，以及郡山、和歌山的轻工业目标。由于炸弹是空爆，装填的又是普通炸药，所以这几次轰炸的效果很不理想，7月29日对宇部的轰炸就只炸死了6人，也没有造成太大的财产损失，不过第509大队的飞行员为此获得了足够的投弹经验。
7月26日是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铀235装药和其他组件运到提尼安的日子。这批铀在7月2日从橡树岭工厂运到洛斯阿拉莫斯，经检验后于7月14日装上了1辆封闭的黑色卡车，在7辆汽车的护卫下从圣菲运到了阿尔伯克基，在那里装上空军飞机运到旧金山市郊的哈密尔顿机场，随后运到亨特角海军仓库。
7月16日清晨，装有铀235的一个金属圆桶和装着原子弹零件的一个大板条箱搬上停泊在母马岛海军基地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该舰随后立即启航，全速前往提尼安，7月26日当天就卸完了货，随后前往菲律宾海域，不幸的是，该舰于7月30日被日本潜艇击沉，900多名舰员遇难。原子弹的其他零件和最后一点铀235于几天后分别用两架C-54专机运到提尼安，人类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小男孩”将在那里完成装配工作。
7月23日，在马歇尔赴波茨坦开会期间代理参谋长的汉迪将军（ThomasHandy）签署了最后的书面命令：“致美国陆军战略航空兵指挥官卡尔·斯帕茨将军：1、空军第20联队第509混合大队大约在1945年8月3日以后，当气候条件允许进行目视轰炸时应立即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下列目标之一：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另一架伴随飞机将载着陆军部及文职科学人员前去对爆炸效果进行观察和记录；2、另外一个炸弹，在本计划人员将其准备就绪后，也应立即投到上述目标，关于上述城市之外的目标，将另有指示；3、所有任何有关使用这类武器攻击日本的消息只可由陆军部长及美国总统发布，战地司令官未经授权不得发布与此有关的文件或新闻……希望你将此命令的抄件亲自转交麦克阿瑟将军一份，尼米兹海军上将一份。”
7月24日，格罗夫斯给远在德国的马歇尔送去了一份备忘录，希望他对轰炸目标进行最后批准。按照轰炸优先顺序，4个目标依次是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长崎是刚被拉进目标清单以代替京都的，但是它市区多山，妨碍原子弹威力的发挥，而且美军飞机已对该市进行了多次猛烈轰炸，因此格罗夫斯及其幕僚不禁对原子弹在长崎的爆炸效果有些担心。备忘录提出第一次轰炸的时间为8月1日到10日之间，取决于最后一批铀235什么时候运到提尼安，帕森斯海军上校将作为后援军官随机前往广岛，并提供技术保障。
7月21日中午，史汀生收到了由特别信使送来的格罗夫斯报告，午后不久，他和马歇尔将军一同阅读了这份报告，并在下午3点30分将其呈递给杜鲁门。在波茨坦凯撒大街2号“小白宫”（原为德国出版商古斯塔夫·米勒别墅，被苏军征用）的书房里，史汀生大声地向总统朗读了这份报告。格罗夫斯的报告里生动地描写了爆炸时的闪光、火球、冲击波和蘑菇云，谈到了被烧成翠玉一样的沙漠地表和消失的铁塔，以及爆炸成功后科学家们如何兴高采烈地欢呼：“……基斯塔科夫斯基博士伸出双手与奥本海默拥抱在一起，欢呼着……大家被抑制的感情在这几分钟之内全都迸发了出来，并且似乎立即意识到这次爆炸远远超出了最乐观的预料和科学家们最狂热的愿望。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他们置身于一个新时代诞生的时刻……”
史汀生读了一个多小时，当天傍晚杜鲁门去塞西林宫与斯大林谈判的时候信心增强了许多，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注意到总统的神情发生了变化，“他对自己更有把握，也更加自信了。显然发生了什么事。”丘吉尔也注意到杜鲁门的变化，对史汀生说他想象不出总统是怎么了。第二天史汀生把格罗夫斯的报告读给丘吉尔听时，后者的反应比杜鲁门强烈得多：“史汀生！火药算什么？电力算什么？毫无意义！这颗原子弹才是愤怒的基督再临人间！”
7月24日上午，经过两天深思熟虑的杜鲁门做出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并按照1943年魁北克协定的规定，于当天中午在“小白宫”和丘吉尔及美英联合参谋团的午餐上把这一决定告诉了丘吉尔。丘吉尔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原子弹可能有助于结束战争，他就赞成使用它。当天下午在塞西林宫的会议结束后，杜鲁门对斯大林说：“我们有了一种具有超常破坏力的新式武器。”斯大林听了之后平静地答道：“那很好，希望你们能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人。”杜鲁门没有具体说明这是什么武器，也没提出和苏联共享科学秘密，斯大林也没表示出过分的好奇，没有询问这一武器的性质、它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美国手头有多少，也没有提议让苏联科学家去进行考察，因为实际上他通过间谍了解到的美国原子弹情报几乎和杜鲁门一样多。
在以后的几年中，杜鲁门经常和别人说，做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的那天晚上，他终于睡了一个好觉。住在他楼下的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则说：“参与决定使用原子弹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高兴。”
7月26日晚上，贝尔纳斯和杜鲁门决定发表波茨坦公告，公告以杜鲁门、艾德礼（他刚接替丘吉尔担任首相）和蒋介石的名义发表，它保证日本人民将获得人道待遇，盟国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一旦言论和宗教自由得以确立，一旦“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的政权被彻底铲除，并自由选出一个负责任的、倾向和平的政府，占领军就将撤出。声明最后警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日皇裕仁的命运是模棱两可的，声明里完全没有提到他，也没有解释盟国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使日本“迅速完全毁灭”。
日本的无线电监听人员于东京时间7月27日早晨6点收听到了这个公告，裕仁获悉内容后立即将东乡茂德外相召进宫中，告诉他不必迟疑，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铃木首相为此和内阁成员开了一整天会，除了陆相阿南惟几外，大多数内阁成员赞同接受公告，并将公告内容向国民公开，让人民知道准备投降，同时警告各报不准批评盟国文告。但是内阁成员对波茨坦公告还有很多疑问，因为该文告是无线电广播，未经正常外交途径递交，日后能否以此作为谈判依据？拟议中的派前首相近卫公爵赴苏求和的行动有没有必要继续搞下去？这些复杂的问题有待考虑，因此内阁最后在东乡的建议下决定对波茨坦宣言暂守缄默，静待发展。
7月28日下午，铃木贯太郎召开记者招待会，据日本内阁新闻局的人事后透露，铃木准备在记者招待会上这样说：“内阁准备接受波茨坦宣言，但不拟立即宣布，理由有二：等待苏联是否接受日本提出的调停要求；等待盟国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经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到达。”但是这位出身海军大将的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却与其相反，还使用了“默杀”一词。
“默杀”（mokusatsu）这个词在英文中没有恰当的翻译，即使在日语中意义亦很含糊，既可表示“不予置评”，也可以表示“无视、不予理睬”，如果铃木想表示“暂不予以置评”的意思，应该用“默视”（mokushi）一词。战后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共同社的译员并不清楚铃木的原意，选择了错误的那个译文，将“默杀”翻译为英文的“ignore”，盟国随后又将其理解为“reject”。但是从铃木对记者的讲话原文看，第一、二句说明对波茨坦公告“无须重视”，然后合乎逻辑地道出第三句“不必理会”。这样看来，共同社“无视”的译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无视不等于拒绝。但如果再考虑第四句所明显表露的顽抗态度，则盟国 “拒绝”的译法也就没有什么大错了。
铃木在战后写道：“波茨坦公告一看就知道是催促日本投降的最后条件……可大叫‘一亿玉碎’的军部认为公告不屑一顾，结果决定暂不表态……然而，国内舆论和军部的强硬派还是认为，应对公告加以彻底反击，以鼓舞士气……为此，我迫于无奈，在7月28日的内阁记者会上作了大意为该公告不值得重视的回答。这使我很久之后仍感到非常遗憾……”如此看来，“默杀”发言之所以出笼，军方的压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客观地分析，日本政府、特别是作为首相的铃木贯太郎，亦负有重大责任。第一，既然内阁最高会议认可对波茨坦公告暂不予评论，政府就应不失时机地向国内外媒介说明白这层意思；其次，即使军方牵制，至少在对外广播时应当、而且完全可能明确表示“不予评论”、并取消“坚持……战争”之类的调子。杜鲁门就此回忆道：“在下达了准备使用原子弹的命令之后，我向陆军首长指示，只要没有日本可能接受最后通告的消息，投弹的命令就有效。……东京广播宣称日本政府继续战争。这下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
那么日本政府为何会犯此重大错误？根源在于对波茨坦公告的轻视。事实上，铃木贯太郎上述“一看就知是最后条件”的说法太像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表白，实际上，铃木发表“默杀”讲话的背景，一是认定苏联没有参与波茨坦公告，仍寄希望于苏联的调停，二是没有真正理解波茨坦公告所称“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的意思，因为日本当局那时还不知道美国已经制成了原子弹。
东京广播的新闻使盟国大为震怒，日本内阁主和派对铃木的措辞及共同社的误译极其愤怒，而日本陆军却对这个错误大感兴趣，鼓励各报将“默杀”继续译成“断然拒绝”，此后军方主战派再度嚣张，主和派或被陆军逮捕，或受监视威胁，盟国的态度也日趋强硬，“默杀”一词遂将错就错，无人纠正。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波茨坦告诉记者，这个答复是“使人失望的”，杜鲁门总统则还寄希望于日本人回心转意，但直到3天后仍然没有收到相反的消息。7月30日，华盛顿再度发来一封特急电报，称“格罗夫斯计划的时间表进展很快，现在必须在8月1日星期三之前得到你批准投放的声明……”。7月31日清晨7点48分（柏林时间），杜鲁门用铅笔在粉红色的电报纸背面写下了批复，字迹大而清楚：“建议获得批准。准备就绪后即投放，但不得早于8月2日。”该电报随后发回美国。
8月2日早上6点45分，杜鲁门一行离开波茨坦，在柏林加托机场乘“圣牛”号总统专机飞往英国的朴次茅斯军港，当天中午在那里登上“声望”号战列巡洋舰拜会英王乔治六世，并享受了一顿包括汤、鱼、羊排、土豆和巧克力冰淇淋在内的丰盛午宴，当天下午乔治六世对杜鲁门的“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进行了回访，英王离舰后15分钟，“奥古斯塔”号就启程回国了。杜鲁门随后把几名随行记者叫到了船舱里，面前放着一本笔记本，开始向他们讲述原子弹及其历史，合众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回忆道：“他（杜鲁门）对这种可怕的毁灭性武器的开发忧心忡忡。”随行记者们则更是垂头丧气：“这是自发明火药以来最大的新闻，我们对此却什么也做不了，只有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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