蟠龙玉璧效果:彭德怀抗美援朝军事哲学思想和指挥艺术简论

一、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哲学思想 

1．“出兵援朝”上的全局观念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旨在针对中国的朝鲜战争。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还不到一年，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1949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及美国的1／30，钢产量不及美国的1／300；石油美国为2亿5干万吨，中国几乎没有。军事上，美国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现代化武器装备。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装备基本上停留在单一军种和“小米加步枪”的水平上。从中美两国现状看，似乎不应“出兵援朝”。但是，彭德怀从我国的长治久安和世界革命的发展的角度看待问题，认为中国若不出兵援助朝鲜，朝鲜一旦被美国侵占，将会直接对我东北构成严重威胁，同时，美帝还控制着我国台湾省，直接威胁着华东和上海。东北和上海当时是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这两地安全没有保障，将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极大的影响。若出兵朝鲜，不仅能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且对殖民地、半殖民人民的斗争，也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彭德怀自述》，第257页。）因此，彭德怀在政治局会议上坚决赞成出兵援朝。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它要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彭德怀自述》，第258页。）这说明他赞成“出兵援朝”是富于深谋远虑的。把短期与长期、国内与国际综合起来分析，立足全局和长期利益。彭德怀正是在此危难时刻，从全局出发，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挑起历史的重担，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以“横刀立马”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率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女，跨过鸭绿江，奔赴硝烟弥漫的朝鲜前线。

2．优势与劣势的辩证分析

    既然决定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胜，是战略上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抗美援朝是在一个特定条件下进行的战争，有四个方面于我不利。第一，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第二，朝鲜为狭长半岛，濒海多山，不利于我开展大规模运动战和敌后游击战，当然也给敌机械化行动带来一定困难。第三，异国作战，地形不熟，语言不通，交通不便，就地补给困难，极大地影响着我军传统战术的发挥和运用。第四，组织指挥复杂，既有我军同朝鲜人民军的协同问题，也有我军内部来自各大军区的不同建制部队的协同问题；既要解决前方的作战问题，更要解决好后方的运输补给问题；既有军事上的指挥问题；还要注意同政治全局及国内外的形势的配合问题，等等，它们给战争的胜利无疑带来了相当的困难。

    彭德怀不仅对上述困难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同时也看到了我军所独具的优势。他将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具备的优势总结为六条。第一，战争的正义性质，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爱祖国、恨敌人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第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伟大精神，造就了志愿军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这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政治基础。第三，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中国人民，有以劣势装备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优良传统，和一整套歼敌致胜的作战原则。第四，有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强大的物质基础作后盾，这是志愿军战胜敌人的最大的保证。第五，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力支持，和朝中牢不可破的团结、协同和配合。第六，有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这一个条件将保障我们取得最后胜利。（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14－115页。）

    在分析了我军不利和有利条件后，彭德怀还看到了美军的优势与劣势两个相互依存的方面。他认为美军除了上面提到的优势外，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克服的弱点，如士气不振，后方太远，战线太长，“联合国军”内部的矛盾重重等。彭德怀进而又把双方总的力量放在一起加以综合对比，得出结论：我们所具有的优势是永久起积极作用的根本优势，我们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劣势，则会通过我们主观努力逐步克服。相反地，敌人的优势则是暂时的，会随着战争的发展逐渐被自己的劣势所削弱，故此，他们的弱点是根本的、不可克服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116页。）

3．不唯书、不唯上，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

    彭德怀指导战争的求实创新科学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敌情的变化，果断地改变入朝前计划的阵地防御战，实行运动歼灭战。

    毛泽东曾计划入朝后先在平壤以北的德川一线构筑防御阵地，以阵地防御抗击敌人北进，待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彭德怀根据敌人已超越我预定的设防地区这一敌情变化，改阵地防御战为运动战。这一果断决定，为入朝后的五次战役所证明是正确的。

    第二，适时地提出了持久作战的思想。

    侵朝美军和李成晚的南朝鲜部队遭我一、二次战役打击后，被迫由疯狂冒进转为退却，嚣张气焰开始收敛。与此同时，志愿军中盲目乐观、轻敌速胜思想也在滋长。彭德怀冷静客观地对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进行辩证分析，认为敌人吃了一两个败仗，决不会轻易放弃朝鲜，况且敌人从实力上未受根本性损失，尤其是美军损失不大。并根据我军后方补给和无制空能力等实际情况，提出在战略指导思想上必须作长期打算。（《彭德怀自述》，第261页。）这为第二阶段“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方针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从敌我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实际出发，创造了许多适合新的情况的具体战术原则和方法，使我军的传统战法获得了新的生机。

    如前期的运动战演变为后期的阵地防御战，先打伪军，后打美军，近战夜战，坑道战，黄昏进攻，拂晓解决，谈打结合，以打促谈，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紧密配合，等等。

二、彭德怀关于五次战役的指挥艺术 

1．隐蔽战役企图，保持作战行动的突然性

    充分发挥战役的突然性，给敌人以不意的打击，是彭德怀在五次战役中指挥艺术的显著特点。我军入朝时，彭德怀利用敌人判断我出兵可能性极小的错误和敌人分兵冒进的弱点，选择黄昏和暗夜分路过江，并避开主要道路隐蔽开进，派遣远出的侦察队，一律着朝鲜人民军服装。由于我军伪装隐蔽措施运用得好，保持了作战行动的突然性，故而为大量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隐蔽战役企图，乘敌不备或立足未稳，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在三、四、五次战役中也屡次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量歼敌的效果。

2．趋利避害，力求近战夜战和断敌后路

    在五次战役中，彭德怀根据美军拥有高度现代化的技术装备，掌握着制空权，炮兵和坦克战占有很大优势等情况，十分重视近战、夜战、断敌后路。五次战役中，彭德怀充分发挥了我军近战夜战的优势。进攻时，通常是白天准备，黄昏出动，夜间攻击，拂晓前基本解决战斗。每个战役，一般是利用一两个夜晚，从战役上大胆实施穿插迂回，割裂敌人，再用几个夜晚在战术上分割包围，各个歼敌，完成战役任务。这样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所发挥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与此同时，彭总针对敌人机械化程度高，对道路和后方补给依赖性极大的情况，十分强调战役迂回，断敌后路。他说：“把自己主力部队插到敌背侧攻击，是最有效歼灭敌人的战法。”（《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9月，第335页。）如第二、第三次战役，我军都是通过38、42军、39军的一部突入纵深，断敌退路。正面的大部队则对敌实行战术上的分割围歼，最终达到大量歼敌的目的。实践证明，彭德怀提出的近战、夜战和断敌后路是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的有效战法，是很高明的一着。

3．示弱纵敌，诱敌深入，后发制人

    利用敌人恃强轻敌的错误，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是彭德怀在五次战役中指挥艺术的一个特点。突出表现在第二次战役，敌人遭我军第一次战役打击后，其主力并未被我击破，对我力量估计不足，认为中国是“象征性的出兵”，并迷信其空军威力。据此准备发动一次总攻势，叫嚣在圣诞节以前结束朝鲜战争。彭德怀抓住敌人恃强骄傲和轻视我军的心理，指示我军故意后退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彭德怀自述》第259页。）他在志愿军党委会研究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和部署时指出：“麦克阿瑟虽遭到了第一次战役的打击，但美军主力未受损失，同时他对我军兵力还不清楚，所以，肯定还要向鸭绿江大举进攻。我军虽在兵力上占优势，但装备太差，如和敌军死拼硬顶，肯定要吃亏。不如先避其锐气，故意示弱，边打边退，迷惑敌人，诱其深入，我军可以后撤30至50公里以分散敌人，然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这是我军的拿手战术，我们要在清川江畔钓大鱼！”（《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23页。）会议接受了彭德怀提出的作战方针，仅以小部队节节抗击，引敌进攻，致使敌人错误地判断我军是“怯战退走”。我军退至预定地区后，然后发起强大攻势，经一个月的激战，歼敌3．6万余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之失地，迫使敌人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转入防御。这表明劣势装备的军队，只要在作战指导上善于利用并制造优势装备之敌指挥上的失误，就能克敌制胜。

4．抓住战役发展关节，实施灵活机动的战役指导

    在作战指导上，根据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抓住关节，灵活用兵，是彭德怀在五次战役中指挥艺术的又一特点。如第一次战役，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果断地放弃入朝前制定的防御计划，用运动战迎击敌人，使我军变被动为主动，取得初战胜利。第三次战役，彭德怀又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不待其休整补充，命令我军迅即突破“三八线”既设阵地；而当我军进至“三七线”附近时，发现敌人进行有组织的退却，诱我南下，企图侧后登陆进行夹击，于是立即下令全军停止追击。在第四次战役初期，彭德怀察觉敌人全线反扑的企图后，立即组织坚守防御并准备以强有力的反突击粉碎敌人的进攻；在纵深作战不顺利时，立即停止反突击，并根据敌我情况，转入机动防御。故此，在被动中争取了主动，为战略预备队的调动赢得了时间，从而为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条件。

    彭德怀在五次战役中的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原则的具体体现，为我军在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中国革命战争增添了重要内容，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研究。

三、彭德怀对志愿军政治工作的贡献与研究

    彭德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家、战略家，同时也是我党我军一位目光敏锐、思想深邃、循循善诱、率先垂范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抗美援朝期间，他身兼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两职，十分重视志愿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并对此作出了颇多贡献和建树，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胸怀全局，身先士卒，为全体参战将士树立榜样。

    彭德怀1950年10月4日接到中央通知，从西安赶到北京；8日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当天就急奔沈阳，9日就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1日又赶到中朝边境城市丹东检查部队准备情况；13日回京汇报；18日率志愿军主力入朝。充分表现了他雷厉风行，勇挑重担的精神。尤其是他能够正确地领会党中央、毛泽东的意图，从政治高度上认识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为了正确地引导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决策，统一志愿军的认识，分别于10月9日和11日在沈阳和丹东召开军和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政治动员，谈自己对党中央决策的体会，分析出兵或暂时不出兵与主动出兵的理由，鼓励广大干部做好指战员的思想工作。为了抢时间，出敌不意，彭德怀身先士卒，没有返回西安，没有向家人告别，便奔向炮火连天的战场。这种知难而进、勇为前驱的精神，不仅为广大志愿军干部所称颂和敬仰，而且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参战热情，坚定了大家的必胜信心，带动和影响了广大指战员以大局为重，忘其个人与家庭，无私无畏，一往无前地投入到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去。

2．强调依靠党、依靠群众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面对敌人优势的技术装备，彭德怀的回答是：依靠党、依靠群众、依靠中朝军队的密切配合。他认为志愿军是正义之师，有祖国人民、朝鲜入民和世界人民的支援，有战胜国内外优势敌人的极其丰富的作战经验。只要依靠党、依靠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就一定能够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美帝国主义。（《伟大的抗美援朝》，第395页。）入朝后，彭德怀随时注意听取党中央的指示和决策，并及时向党中央请示和汇报朝鲜战事的发展。他从实际情况出发，调动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群策群力，使我军传统的近战夜战，迂回穿插，断敌后路，内线和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打法，频频奏效。同时，广大指战员还成功地创设了“坑道战”；后勤方面的军工战士还创造了“预制排架填弹坑法”、“顶牛过桥法”、“单向运输法”、“单向续行法”等行之有效的办法，保证了前线弹药和物资的供应。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彭德怀始终要求志愿军广大干部战士对朝鲜人民和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朝鲜人民军，不要骄傲，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要尊重他们，拥护他们，向他们学习。（《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25。）“对朝鲜人风俗习惯必须认真注意”，才能搞好群众关系。（《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69、326页。）

3．深谋远虑，把握时局，扩大志愿军政治影响。

    彭德怀在入朝首战告捷后，便坚持我军宽待俘虏、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基本原则，将俘获的美、英和李成晚部官兵，通过教育后，释放回去。特别指示有关部门，开好欢送会，赠送礼品并进行会餐。此举不仅达到了瓦解敌军的目的，而且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对以后的战役取得胜利产生了影响。毛泽东称赞彭德怀：“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转引刘宏煊：《抗美援朝研究》，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323页。）停战谈判开始后，敌我双方进入边谈边打，谈谈打打的状态。在这长达两年的过程中，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情况错综复杂。彭德怀指示全军必须教育部队处理好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一方面教育部队正确认识这是两个战场、两条战线的斗争，提出“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的原则；另一方面教育部队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军事斗争紧密地配合谈判斗争，用军事斗争来支持谈判斗争。由于正确处理好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最后终于使这个长期、复杂而尖锐的朝鲜谈判获得成功。

4．高屋建瓴，精辟科学地总结志愿军政治工作经验。

    彭德怀对志愿军政治工作的研究与贡献，还表现在他最早对志愿军的政治工作作出了精辟分析和科学总结。早在1951年8月1日他所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文中，就正确地分析了战争的胜利发展与志愿军的政治工作的关系。1953年9月12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则更为系统全面地对志愿军的政治工作作了总结。他的文章和报告从志愿军的本质属性、政治素质、历史使命、思想基础、军风军纪，以及政治工作的重要制度等方面作了全面、准确和科学的概括。故此，彭德怀应该是最早对志愿军政治工作作出科学总结的党和国家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