螨虫怕什么中草药:重拾中国高尚生活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5 05:15:19
重拾中国高尚生活
寻找中国高尚生活元素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探寻意义的时代、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重拾”绝对不是复古,而是一种创新且时尚的态度。中国高尚生活,同样不是一味的考古,亦不是盲目的崇洋,它深植于传统底蕴,同时又彰显着时代精神。
那么,到底有哪些能代表中国高尚元素呢?是梅兰竹菊、琴棋书画吗?还是衣食住行的世俗意义?抑或中庸和谐之道?是从中国到世界的未来意境还是深植千年的传统节庆意趣?
现在,让我们一同寻找中国高尚生活元素。



中国高尚生活的符号意象
中国古人讲究天人合一,追求和谐、通达的人生境界,这种内在生命精髓寄托在被称作“四君子”的梅兰竹菊上。所谓“梅花雪中来,箭兰幽谷藏,竹林风吹过,紫菊飘淡香”。“四君子”携带着幽雅之美与典藏之蕴,与名仕们纠缠不止,穿越时空飘摇至今,不断被注入各个时代的人文价值与内涵,成为中国高尚生活的完美符号意象。


在为家乡的苏州博物新馆担任总设计时,著名设计师贝聿铭大量运用了中国传统符号意象来装扮这座被他称为“亲爱的小女儿”的博物馆。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北宋诗人林逋作这首千古绝唱以赠他的“爱妻”。这位“爱妻”不是“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绝代佳人,而是“梅”。“梅”的魅力可见一斑,能让这位早年以游历为乐的儒学世子归隐西湖,以植梅养鹤为乐。
与“梅”结下不解之缘的并非仅林逋一人,陆游、欧阳修、王安石等历代名仕与梅花之间都有让人津津乐道的高尚生活逸事。在他们留下的那些咏梅诗篇中,大肆赞叹了梅花凌风傲雪、独步早春、幽香独韵、浓而不艳、冷而不淡的内涵品格,并借此彰显自身与之相同的名仕风度。直到一代伟人毛泽东吟出“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梅”的风骨气韵绵延不绝。
今人也不例外,2002年,85岁高龄的著名华人设计师贝聿铭,在为家乡的苏州博物新馆担任总设计时,大量运用了中国传统符号意象来装扮这座被他称为“亲爱的小女儿”的博物馆。其中,以“梅”为理念设计的梅窗既体现了苏州传统园林建筑特色,又体现了现代建筑艺术利落的几何造型和精巧的布局结构,并且在细节处理上展现出丰富的人文内涵,从而成为传世经典。
以一窗梅的雅韵等为诗人津津乐道的苏州博物馆新馆是贝聿铭先生建筑生涯中的封刀之作,是中国建筑文化从传统通向未来的一座桥梁,成为引领中国建筑发展创新的一个典范。跟随大师的脚步,我们在摆弄自家时,也尽可把罗马柱和洛克可雕饰丢到一边,而以折枝弄梅的风雅情趣取代。


自屈原在《离骚》中大兴“香草美人”之喻起,身为香草个中翘楚的兰花,便注定成为中国高尚生活符号意象的命运。兰花不骄不媚,气质超凡脱俗,有君子之风,有高尚之韵,有王者之香。古今名仕称赞兰花“终年不凋,幽香清远,神静韵高”。孔子曰“与人善交,如入藏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俱化”,意指与名仕君子在一起,如同在养兰花的房间里被香气所化。孔子教导其弟子要努力修身,做一名君子。君子是人格完美和谐的人,内心实现德行中正,行为举止做到知书达礼,通过“中庸”的态度保持对立统一,争取矛盾的和谐,达到生活的稳定状态。
唐太宗李世民尤爱兰花,赋诗云“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慈禧太后因曾授封“兰贵人”,也喜兰,为兰赋予了吉祥如意之寓意;新中国开国领导人之一朱德元帅,不仅赏兰、咏兰,更亲手种兰。
历代文艺大师对兰花也都情有独钟,苏轼就曾画过兰花,花中夹杂荆棘,寓意君子能容小人。南宋初期,以赵孟坚和郑思肖两位“墨兰大家”为代表,人们以画兰花来表示一种宋邦沦覆之后不随世浮沉的气节。
兰花还是“四君子”中财富市值最高的一位,《经济半小时》曾做过一期“天价兰花”节目,谈到最贵的兰花价值人民币一千万一株,相当于12辆豪华配置的奥迪A6。


最早将竹比喻为“君”,并有种竹雅好的人,应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据《世说新语》记载,王子猷偶然到别人的空宅里暂住,刚住下就令人种竹。于是有人问:“你只是暂住而已,何必那么麻烦呢?”王指着竹说:“我怎么可以一日无此君?”
竹的绝妙之处,在于其清秀于外,雅逸于心;虚心劲节,筠色润贞,遭霜雪而不凋,历四时而常茂;风来自成清籁,雨打更发幽韵,刚贞而不俗。道家强调:“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做任何事情都应有度,应该有一定的原则;“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凡事不强求,不过则不损,以中正而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世事。道家对人生的这些理念和态度与竹的刚柔并济,能屈能伸的品格不谋而合。
国学大师钱穆这样评价王子猷:“其尊内心而轻外物,洒落之高致,不羁之远韵,皆晋人之所企求而向往也。”这便是王子猷,可以乘小舟在风雪中的剡溪走上整整一夜,在到达原本想拜访的人戴逵(东晋琴家、艺术家)的家门口时,忽然改变了主意,转身按原路打道回府。事后,当人们问起他为何“造门不前而返”时,王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事实就是,王子猷敲没敲戴逵的门,此行最终有没有与戴逵把酒言欢,这些,都并不重要,他主动选择在事件发展的某个时间点上停住了脚步,从而赋予整个已完成的过程以一种非凡的意义。这就是钱穆先生评价说“王子猷的境界,就是晋人所企求、所向往的境界”的原因。的确,这个与“立德”、“立言”、“立功”一个都沾不上边的人,却无可否认的成为中国文化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就这样的一个人,对竹,怀着一种恋人般的痴念。
苏东坡也是爱竹之人,他画墨竹并不以形见长,却自有心得:“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集古今画竹之大成,首推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其所绘作品既得竹之形,又达竹之意,更显竹之骨,借竹的形象抒发自已不媚权贵,淡泊正直的人格和情操。
竹是古代中国生活艺术之概括,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之精神。难怪电影《藏龙卧虎》、《夜宴》等都采用竹林、竹屋等场景,虽无金屋银瓦却尽显大家风范,生动传达出华夏民族精神和中华美学意境;而北京“长城脚下的公社”中的“竹屋”别墅,亦将竹之气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寓竹之精神于设计之中,成为当代中式别墅建筑的上层之作。
“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这是中华民族优秀品格和情操的写照,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国高尚生活追求。



菊的高雅淡然、旷达胸襟,是世人一直追求的精神目标。
提起菊,人们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陶渊明和他著名的诗句:“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菊花没有梅花的暗香袭人,也没有兰花那样的高贵幽香,它只是带着那股淡淡的药香味,轻轻的,直透人心肺;随意的,绽放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陶渊明,则菊花便是陶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陶渊明认为,人生就像是一场春梦,富贵荣华变化无常,所以他更愿意与自然永远相随,致仕归田,以酒遣怀,以菊花为伴,再也不出仕。明代方孝孺评论说:“渊明之属意于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
此外,菊花在九九重阳的时候开花,有“节花”之名。“九”与“久”、“酒”谐音,所以,重阳节除了登高赏菊以外,还必饮菊花酒,以求延年益寿。
屈原在《离骚》中,曾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佳句。由此引发了一场有趣的诗坛公案,王安石和欧阳修为菊花的品种打起了嘴仗,博学的欧阳修也出了糗。
当代,张艺谋执导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曾考虑过《重阳》、《菊花杀》等命名,最终命名灵感源于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一首诗《不第后赋菊》——“透天香气袭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虽只是咏菊诗句,却生动体现出电影里幅员千里的宏大战争史诗场面,尽显王者之气。
无论是执着还是轻灵,无论是名士之风还是王者之气,“梅兰竹菊”显现出的是君子本性的自由浪漫和雅致的生活情趣,所寓意的旷达胸襟和高雅淡然的气质,是世人一直追求的精神目标,在自得其乐中,致风度趣味于高尚之品质。
中国高尚生活的精神意识
“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琴的风雅,棋的王气,书的飘逸,画的写意,是名仕们修身持志,怡情养性的一种方式,更是将华夏的文化历史与精神意识完美融汇后的一种艺术创作与精神表达。今天,我们再度阅读“琴棋书画”的历史与现在,探寻它们背后所沉淀的光辉岁月和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寻觅属于自己的高尚生活情致。


古琴是中国古老的弹拨乐器,被列为“琴棋书画”四艺之首。
古人认为,操琴通乐,是君子修养的最高境界。“和雅”与“清淡”是琴乐所追求的审美情趣,“韵外之致、弦外之音”则是琴乐深远意境的意识精髓所在。相传,琴最早创于伏羲氏,成于黄帝,《尚书》上载:“舜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而天下治”,显现出一种风雅敦厚的帝王风范。古琴最初有五根弦,象征着金、木、水、火、土。周文王为悼念死去的儿子伯邑考而增加了一跟弦,周武王讨伐商纣时为了增加士气又增添了一根弦,所以古琴又称“文武七弦琴”。
古琴因为和雅的音乐品格寄托了名仕旷达脱俗的精神意识。孔子不论是在杏坛论语之时,或是被困于陈蔡之际,抚琴之声不绝于耳;伯牙与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想来已广为人知。“竹林七贤”中的稽康就刑前,“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一曲终了,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琴所寄托的正是历代文人雅客淡泊明志的精神意识与人生境界,演绎着中华文明的神韵。
穿越漫长的时空,琴的艺术和精神魅力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近几年迅速窜红的演奏团体“女子十二乐坊”身上可见一斑。在这个演奏团体中,十二位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现代女子,手持充满古香古色传统韵味的民族乐器,演绎出《茉莉花》、《敦煌》等融合传统与现代、民族和世界、柔情与豪放的曲目。
她们将中国古老民乐和西方演奏技巧相融会贯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充满现代气息的东方特色音乐。其中,古琴和琵琶交相辉映,如高山流水绵延不绝,如大珠小珠跌落玉盘;二胡和笛萧一唱一和,百转千回,委婉惆怅。除此之外,还在其中加入了西方爵士,蓝调,将中西音乐巧妙地融为一体。“女子十二乐坊”魅力音乐会,首次打入日本唱片销量排行榜第3名,热销64万张!


围棋是启迪智慧,陶冶情操的艺术。
作为传统“四艺”之一的围棋,历来被看做是启迪智慧、陶冶情操的艺术。孟子曰:“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专心致志”这则成语由此得来。可见围棋虽只是在方寸间的游戏,却同样可以通人情、明世理、见精神。
历史上许多军事家、谋略家也都深知棋理妙道。《宝庆府志》上说,宝庆府(今湖南邵阳)城南五里,有棋盘崖,上有石盘广六尺,相传诸葛亮曾在此处“宴兵着棋”。
下棋同样可见雅量。《世说新语》记载:裴遐与人下棋,太过专心,以致误了司马的敬酒,被其推倒在地,仍面不改色接着下完棋,旁观之人皆称许他有雅量。
下棋不仅比毅力、比礼仪,更比精神意识与境界,被视为人格魅力和精神意识的修炼艺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谈到“古今中外我最佩服两个人,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一代棋王吴清源,战遍棋坛无敌手,年老后的他以毕生之体悟,融汇传统中华文化,提出21世纪的围棋——六合之棋,弃其功利性,改为提倡其艺术价值,揭示围棋的高远境界。
棋如大海,有容乃大;棋如人生,进退而见精神。这便是围棋几千年来兴盛不衰、拥有强大生命力的真正原因。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的智者名仕坚持此“中庸和谐”之道,退则善其身,进则济天下,实现修身理想与治国理念的和谐统一。如在长达23年的吴越争霸中,大夫范蠡做到失败的时候隐忍求全,胜利的时候保持清醒,为越王最终获胜力下汗马功劳。






中国书法,以其精湛的技艺和深远的意境,折射出中华几千年的精神文化内涵。
墨韵朱华,金石流芳,蕴含着丰富文化内涵的书法是中国古代每个文人必修的艺术,是高尚精神意识的一种表达,也是中华民族最标志性的一种独特艺术。
人们常说“字如其人”,因为书法里蕴含了超越生命美学的人格与精神意识,所以传世。一代书法宗师颜真卿,因廉洁自持,衣食常不能自给,曾写一封乞米的信给当时的李太保,由此造就了《乞米贴》的典故。
书法与酒之间也互有灵犀,书法是线的艺术,酒则是饮的艺术,酒能助书,书可尽兴。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最著名的作品《兰亭序》就是某日与众友人饮乐之后的忘怀之作,行云流水,落纸云烟,气韵飘逸,字字珠玑。花开半看,酒饮半醉,在醉与醒之间品味大雅之美,在动与静之间找到大道所归,在“中庸和谐”里找到高尚生活的理想意境。东晋时期的陶渊明便是典范,这位生活的智者选择田园生活绝非消极逃避,他在著名的《归去来辞》里流露出对于生活本真的热爱与追求。
书法艺术不仅关乎精神、气韵和意境,更书写着时代的生活风貌与精神意识。汉代的碑刻书法有很多,最知名的如《张迁碑》、《礼器碑》等,从这些书法碑刻的大家风范中,你自然能体会到汉朝当时那种朴实、浑厚、开张的时代精神;同样,王羲之的《兰亭序》除了写出华丽飘逸的风格,更写出了魏晋时期的自由洒脱的时代风貌。难怪美学大师宗白华说,如果西方美术史是以建筑为主线,那么中国的美术史,或则东方美史,应该以书法为主线。书法中可见历史,书法中可见时代精神,所以才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说法,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书法看作是对时代美学与时代精神的艺术表达。书道写春秋,笔墨见精神。中国书法,以一种前瞻性的姿态书写着名仕们的高尚人生,又以其精湛的技艺和深远的意境,折射出中华几千年的精神文化内涵。



与西方画派主张的写实不同,中国画追求的是对精神意识的表达,是一种写意的艺术创作,以“精、气、神”为至高境界。写意的创作手法,讲究的是神韵和气韵。据邓椿《画继》记载,宋徽宗亲自主持的入御画院考试,试题如“踏花归去马蹄香”,第一名是画一群蝴蝶追逐马蹄而飞,并不画花,却已寓意香风自随。古人说“人品不高,落笔无法”。以《女史箴图》闻名于世的东晋大书画家顾恺之,曾经为了修建寺庙而义卖自己的作品,所得百万钱财不取分毫。
中国画建立在中国博大的哲学文化基础之上,是大师通过笔墨形式来传达出自身对客体宇宙、自然的一种人文关怀和主观的精神意识感受。其之所以能感人至深,就在于能展现精神的美——纯粹的美,人文的美,哲学的美。这种美因纯粹而生动,因传神而隽永。
随着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画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当代生活与创作中。“琴棋书画”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沃土中,因其旷达气韵而传世,唯其高尚精神而成就大雅之美。我们应该努力把这样的气息带到当代生活中,使其成为一个彰显文化内蕴的高尚标签,以高尚生活元素演绎非凡人生。
高尚生活是一种尊重,是对传统延续下来的生活美学与生活秩序的尊重。在华夏五千年的文化传承里,“衣食住行”以世俗存在的形式演绎着高尚生活的意义,并从中体现出生活的品位与精神。锦衣,君子之俊朗风神,谓之气质;美食,君子之生活底气,谓之品味;华宅,大人之福泽风水,谓之气象;上行,尊者之卓尔举动,谓之情操。
中国高尚生活的世俗意义


云想霞裳花想容,旗袍是中国服饰的代表之一。
“云想霓裳花想容”,衣服从一个基本功能性的东西转变为人们张显个性、品味、身份等元素的工具,是人们追求外化高尚生活品质的体现。服装体现了不同朝代的文化特点以及人们对于高尚生活的美学追求。秦汉服饰古朴庄重,大唐服饰华贵富丽,宋朝服饰娟秀精巧,明朝服饰高雅堂皇,清朝服饰华美雅致……然而其中所遵经的中华文明“和谐中庸”的文化内涵和底蕴却一直没有改变,透散出东方哲学的“含蓄动态美”。
中国服饰的代表之一旗袍,因其所蕴含的独特生活美学与东方情调,长期风行于中外时装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理想形象有所改变,高挑细长,平肩窄臀的身材为人们所向往,而作为最能衬托中国女性身材和气质的中国时装代表旗袍,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国外,有不少设计大师以中式旗袍为灵感,推出了有国际风味的旗袍,创造出中国旗袍与欧洲晚礼服的完美结合。国内,当王家卫的《花样年华》让张曼玉演绎了23件旗袍之美后,再次迅速勾起了现代女性对旗袍的迷恋。旗袍的全盛时代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而当旗袍遇到张曼玉,六十年代的香港恍惚之间移了魂,旗袍的“花样年华”在另一个新时空再度绽放成妩媚的烟火。
近年来,中国风格在世界时装设计舞台上愈加的流光溢彩,比如Valentino将具有中国江南特色的织锦刺绣运用在时装设计上;GUCCI把中国式的旗袍变成了男性服装;Prada推出了“牡丹”图案的新款鞋……服饰中国风流行的背后,反映的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



春节将至,各大酒店团年宴纷纷爆满。
中国是一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度,中国的文化可说成是饮食文化。“吃”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问题,而是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之一,其中融入了太多的想象。“食”同时也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礼仪礼教。孔子曰:“食不言,寝不语”,讲的是吃的优雅形态与卫生,体现了儒家所追求的和谐高尚与具体饮食生活的交融。
有个关于“食”的典故出自西晋末年洛阳郡守张翰,在中秋舻鱼肥美的季节,此君不禁高歌:“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舻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唱罢,随即辞官回家乡吃舻鱼解恨去了。
“食”还反映着时代的财富程度。南宋《东京梦华录》记载,假如是两个人到大酒楼吃喝,大概要消费100两银子。宋朝的国富民丰从宋人对于“食”的讲究可见一斑。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地延绵了五千多年,兼容并蓄地融合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碰撞。时至今日,盛载了中国文化底蕴与中国名仕生活情趣的中式“慢食”再度取代西式“快餐”而成为世界饮食发展的趋势。这个事实使人不得不叹服中华文明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而维系中华文明本质的,正是以“中庸和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这充分体现在中国的“慢食”文化里,“吃到饱”绝对不合乎高尚生活美学,而应该很精致地去吃,在美食中感通天地,品味生活。



从“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句可见,安居乐业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所认同的理想生活状态。中国文化对于“住”的认知包含了丰富的精神取向与文化隐喻。中国传统空间观讲究均衡与对称,建筑都要坐北朝南,左右厢房围护,以身份来分配空间,前后左右各有含义,秩序井然。此外,中国人把民族的情绪也融注进了居住中,在放置装饰性器物时,往往偏爱色彩明亮,主题圆满的。
“住”在历代名仕的心目中,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精神的家园。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桃花源是每一个文人名仕都梦想的生活与居住境地。对于“住”更有趣的想象同样来自中国古代文人,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名仕甚至把书也当成是自己的居所之一,埋头其中乐不思蜀。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种简单而质朴的居住观,在中国为众多名仕所倡导。高尚生活的方式应该是精致而开放的,但内在却是共通的,即为生活寻找精神上的富足。中国式的生活哲学推崇“大道从简”,只要保持一份高尚的生活品味和一颗不浮华的心,便已拥有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居所。历经几千年的沧桑变幻,“住”之道已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造就了中国人的精神写照,即一种与生俱来的淡淡满足感,凡事喜欢中庸有度,无过无不及。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更多意味着“游”。其中最有想象力的一次出游莫过于庄子的“逍遥游”了,“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诗仙李白也以一首《少年游》酣畅淋漓地道出他行走江湖的春风得意。
“行”还带来了人类文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过帕米尔高原来到中国,当他抵达四川成都时,望着锦江桥头车水马龙、酒旗飘扬的水井坊街,不禁赞叹:“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盛者”。其实中国与欧洲的交通早于1219年便已开通,十三世纪初到十四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二者之间往来不绝。
行者无疆,“行”的意义或许更多在于心灵的游走,为自己换一个生活的背景,为人生找一段传奇的经历。“行”可以是读一本书,穿越字里行间与古人相会;或者是品一杯美酒,让一滴琼浆在体内穿行,直达心灵的深处,去内观精神的自我。
“行”之道并非一成不变,它是与时俱进的,反映了一种以“人”为本的宇宙人生态度。在当代,“行”是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产物应运而生的,它不再是简单的对传统的复归,而是在时代背景中加入了现代性内涵。科技进步为人们带来了更舒适、便利的交通工具。你可以花几分钟在GOOGLEEARTH上轻易找到美国朋友家的屋顶,再花上十多个小时,你就能把你们之间的物理距离缩小为零。
在居住中领悟生命的真谛,在行走中得到人生的富足,这些也正是人民所追求的中国高尚生活底蕴所在。通过“衣食住行”修身齐家,通达致远,以优雅的心情,以尊重生命与物质的心态,重拾中国高尚生活之美。
文明激荡,有容乃盛,中国高尚生活恒久流芳。在这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探寻意义的时代、这个多元而多维的时代,复兴的中国奉献给世界的不仅是物质的财富,更具未来价值的是那些从中国高尚生活中所感悟到的,在过去五千年里推动中华文明和人类历史不断前进的善知善行。
中国高尚生活的未来意想 —— 从中国到世界

至高境界 中西共鸣
现代人类文明的两个重要源头——中国和欧洲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其中最大的相似点不是美学,而是对世界的理性概念和人生的终极目标的理解。
正如中国曾有过老庄、孔孟这样一大批伟大先哲,西方也有着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伟大思想家。在孔子竭尽一生之力以儒家思想实现心中的大同世界时,柏拉图也在他最重要的著作《理想国》中,用真、善、美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构建了理想的高尚生活。
当西方文明极富侵略性地开辟了现代社会,尼采极力宣扬个人主义和“超人精神”,从而借此到达理想生活的彼岸;同样,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任万物以自然”,提倡尊重生活的“自然”状态。
著名学者梁宗岱在法国留学时,把陶渊明散文名篇译成法文寄给罗曼罗兰,这位法国伟大的作家大表赞赏,回信说:“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从我们古老的土地上升起来的气味居然是同样的。”
无论外在追求表现如何缤纷,人类的理想生活境界在流光异彩的背后却总是内在统一的。世界是对称和谐的,人类的所有哲学思想都来源于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在这个均衡、对称的宇宙时空中,一个和谐完美的生活所应遵循的理念,必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中庸和偕”之道。
高尚生活 以人为本
在中国,“以人为本”最早见诸于春秋时代《管子》一书:“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思想上升到哲学高度,是孔子通过“仁”来实现的。“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即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基本含义。
在西方,“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了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把人对神的崇尚,转向对人自身的崇尚。而在马克思那里更为深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中国的“仁”,既不同于西方古典的以“神”为本,也不同于西方近代的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民主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围绕着人,人是世间一切事物的根本,并注重人的修养,把道德完善作为人格特质的标准。
十八世纪以后,工业文明突飞猛进,人类社会面临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严峻的资源及生态危机。1988年2月,75位诺贝尔奖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以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在这里,孔子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中国高尚生活所蕴的“人本”之魅力已不彰自显。
文化交融中的高尚生活
两千多年前,醉心于追求人体之美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第一次看到丝薄柔滑的丝袍,便毅然脱下埋没体态美的亚麻羊毛服装。自十六世纪以来,富有东方民族色彩的中国瓷器作为珍贵艺术品被世界各国上层社会收藏陈设,显示高贵身份与高雅品位。
古代中国高尚生活也因丝绸之路而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一些珍奇物产,如玻璃、琉璃、珊瑚等,相继传入。同时,异域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社会风俗习惯、价值观、哲学、艺术、建筑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时光荏苒,千年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依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当美国总统布什穿着唐装参加领导人会议,世界瞩目于中国文化;越来越多的国际设计师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创造的灵感。最传统的也能最时尚,最中国的也可以最国际。
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人都不可能安守于自己的文化而不顾其他,必须重新发现、理解、演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和而不同”之心兼容并包各国高尚精神。这样的高尚生活,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以现代的眼光看来,高尚的精神是文明发展的根本,人们通过对高尚生活的追求,构建起一片和谐的世界,人类文明因此得以永续。
文明演进中的精神底蕴
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的命运被绑在了荣辱与共的诺亚方舟之上。
中国传统中有一种群居情结的哲学观念,一种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的心态,一种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处的精神。中国传统崇尚“中庸和谐”之道,凡事讲究有度,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内心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之间,既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也调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适应自然的规律,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要义;人与人之间,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既考虑局部的利益更顾全整体的利益,以达到整体的协调发展;而在人自身,则通过实践和自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国家的生活只不过是个人生活的放大。把这个观点深化,其实文明的演进亦然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通过个人刻苦的道德修养,完善自己的道德情操与人格,成为“贤人”或“君子”,然后推己及人,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最后实现理想中的大同社会。
在当代,世界的多元化更需要我们以“中庸和谐”的内涵去促进与一切先进文明文化的融合与共同进步。二十世纪下半叶,东亚儒家文化圈各国经济的相继崛起,被美国人惊呼为“东亚之锋”。体现宇宙最高秩序法则的“中庸和谐”的哲学内涵,使得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那么,“中庸之道”作为实现人类和谐的主要推动力,也将是一种历史必然。
当全球化时代来临,我们不仅要享受生活的多姿多彩,更需体会内蕴在中国高尚生活中的意境与理想,一种永恒追求人生的完美体验和与自然的和谐共鸣,从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绽放文明古国高尚生活的恒久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