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信财富投资理财:“顶层设计”要注意分析阶层利益-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访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忠明

　　资本决不是所谓“原罪”状态的异化物，应当理直气壮地在全社会肯定资本文明、市场经济文化以及普世价值，我们不应偏执地以“中国特色”为由，而沉溺于旧有意识形态的拘囿之中，作茧自缚。

　　本报记者 岳振

　　“顶层设计”出现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十二五”规划建议　中，给关心下一阶段改革动态的人们一个充分讨论与畅想的空间。“顶层设计”实际上是改革理念与实践相结合的规划蓝图，作为一种高端的总体构想，其具备的特点应该是整体明确性与具体可操作性，需要在实施过程中能够按规划实施。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而整个“十二五”时期更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关键期。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顶层设计”的概念，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忠明就“顶层设计”的系列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他认为，当前，在继续尊重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的同时，要更加注重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在“顶层设计”中应注意阶层利益分析和加强改革路线的统一性与连续性，摒弃计划经济与仇视资本(“仇富”)等陈旧思维，理直气壮地肯定资本文明与市场经济文化，肯定普世价值。

　　“顶层设计”要注意分析阶层利益

　　中国经济时报：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顶层设计”这个概念，你认为党中央提出这一概念的原因何在?

　　王忠明：我的看法是，鉴于中国的渐进改革已持续30多年，应该适当提速，才能对冲已经显现的“改革综合症”、“改革疲劳症”。而执政党凭借既有的强大政治优势，“不信东风唤不回”，完全有可能在全社会进一步调动改革的积极性，整合深化改革、推进改革的有生力量。这就意味着在新形势下必须着力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在继续尊重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的同时，更加注重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势必涉及十分繁杂的利益调整，那么您认为在改革的“顶层设计”中，何种利益关系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王忠明：在“顶层设计”中，应特别注意加强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阶层及阶层关系，在任何社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时代，总是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利益取向，决定了不同阶层的组织形态及行为方式。当基本生活水平获得较大改善，并且“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已非遥不可及之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都会相应发生变化，对于改革开放的态度或者投身于深化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参与力度、强度不可能都一如先前。富足，哪怕仍是较低水平的富足，倘若不能适时适当引导，也难免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负面拖累或消极因素。

　　中国经济时报：具体讲，当下最需要关注的是哪一个阶层?

　　王忠明：我认为，相对于其他阶层，每年毕业的几百万大学生以及上亿之众的“新生代农民工”，几乎别无选择地跻身于波澜壮阔的城镇化建设中，对就业以及一系列公共服务尤有“内需”。特别是80后、90后农民工急迫希望享有跟城里同代人那样的尊严以及城里人那样的公共医疗、公共教育、保障性住房等“供给”，不甘于强吞“以人为本”被狭隘地扭曲为“以城里人为本”的苦果。这就直接对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城市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提出了挑战，倘若改革不能跟进，最终使他们沦为“农村不愿回，城镇又不留”的游走一族，就很难说不会演变成我国现实社会的重大不幸。

　　政策执行应“忠于令典，善事上下”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社会各界对“国进民退”现象争议很大，从改革的层面讲，在您看来，类似的争议反映了怎样的问题?在下一阶段的改革“顶层设计”研究中，是不是也应该注重这样的问题?

　　王忠明：我的看法是，加强“顶层设计”，必须注意加强统一领导。凡中央研究确定的改革路线、实施方案等，必须明确要求加强统一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忠于令典，善事上下”，不打任何折扣，有的还应限期完成。比如国企改革，早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及随后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均已确定了非常完备、成熟的方针政策，但近年来却出现了一些背离态势。

　　中国经济时报：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应该怎样发展?它的作用应该如何体现?

　　王忠明：为了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提高国有资本的效率，国有资本必须具备流动性，即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大的原则是国有经济应该发挥其他所有制经济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其他所有制经济可以替代的领域，比如房地产、商贸、旅游业等，则主要应做好“学会退出”这门功课，以便将弥足珍贵的国有资本集中到国家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着急控制的“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去。

　　中国经济时报：也就是说，国有经济应该在执行改革路线和方针的过程中，起到示范作用。

　　王忠明：是的。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秩序，应当进一步重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五大以来，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国资监管的重大方针政策，严明统一领导，严明组织纪律，强调严肃性、连续性以及执行方面的高度一致性，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尽快推动乃至完成国企改革，为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作出示范。这也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现阶段应尽的重要社会责任，条件成熟的还必须限期履职尽责。

　　应肯定资本文明和市场经济文化

　　中国经济时报：国有经济及国有资本的问题是需要加强领导，做到“忠于令典，善事上下”，那么对于民营经济及民营资本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对待?

　　王忠明：受长期的封建道统以及计划经济影响，我们对资本、资本文明(财富文明、公司文明)和市场经济文化一直非常陌生，有时还非常排斥。这也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才能逐渐将其奉为“人间正道”。

　　中国经济时报：什么样的改革，才能将资本、资本文明奉为“人间正道”?需要什么样的观念转变?

　　王忠明：应当理直气壮地在全社会肯定资本文明和市场经济文化。因为资本文明，在中国实际上是我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之后取得的宝贵成果，而决不是所谓“原罪”状态的异化物。之所以称之为“文明”，一方面揭示了资本的客观价值，任何仇视和贬诋都是不恰当的;另一方面也内在地要求资本的所有者必须懂得怎样恰当地使用好资本的力量，为人类福祉和社会进步尽其所能。而在这两方面，至少目前都是不尽充分、不尽稳定、不尽完善的，其主要原因乃在于一系列改革尚未真正到位。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国正在形成独特的文化框架和气象，一整套专门语汇应运而生，且越来越体系化、系统化，比如治理结构、管理模式、诚信、守法、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资本市场、创业板、企业公民、PE、IPO、CEO、CFO、风险管控等等。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发展中的大国，广泛践行或构建市场经济文化，是当今世界的最大利好之一。但是，应当看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文化尚处在初建阶段，还有其脆弱的一面。它同样也必须依托于深化改革、推进改革，以彻底改变官本位、仇富心理、计划经济的陈旧思维以及种种变相做法，方能培本固基，加快其建设步伐。

　　对普世价值应永怀谦恭与敬畏之心

　　中国经济时报：可以说，“顶层设计”也是对中国改革决心和勇气及智慧的一次考验，您对2011年以及整个“十二五”时期的改革有什么样的期盼?

　　王忠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伟大政治家的殷切期许和强烈期盼。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分享和共享改革成果看成是普遍既得利益化，更不能因客观存在普遍既得利益化的倾向，而漠视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深处对深化改革、推进改革的拥护和支持。

　　但是，在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我们同样应告诫全体人民、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改革正未有穷期”，中国的“蛋糕”远没有做到已经足够大，以至可让所有人都来有滋有味地只顾讨论如何切分或享用的地步了，应当继续谦虚谨慎，砥砺奋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要知道，科学发展观本身就内含着科学改革观，如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必然要求适当转变推进改革方式一样。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但也有可能遇到诸多困难，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

　　王忠明：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项领域改革，这一重要表述完全能够获得经济学理论的有力支持。因为任何具体的改革措施都会依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而不能指望其一劳永逸，在整个体制(框架)大体成熟之前，必须一波接一波地、不间断地推进改革，以致最终完成系统改革。

　　当然，改革不是万能的，但不深化改革、推进改革是万万不能的。改革，绝不能冷落或淡弱，否则不仅无法将现阶段的发展与稳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而且很可能断送已有的发展与稳定成果。如果深化改革、推进改革，或许什么都不是问题，否则，可能什么都是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对待改革的态度很关键，当下，也不排除一些守旧思维从中作梗，甚至上纲上线地阻挠改革的全面推进。

　　王忠明：我的观点是，要永怀敬畏之心，特别是对普遍规律、普世价值应学会谦恭。比如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尊严，包括市场经济等，原本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整个人类世界经过广泛实践甚至用血与火的代价所换来的，我们没有理由盲目地加以拒绝，特别不应偏执地以“中国特色”为由，而沉溺于旧有意识形态的拘囿之中，作茧自缚。改革开放的中国，应当更具有一种自信与豪情，只有这样，才能在充分吸收整个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以更加年轻的朝气和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