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冥斗士叫什么:陈经：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

　(三十二)微观的枷锁
　　
　　经济学理论研究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需要的假设太理想化。水平一般的学者操弄模型与数字，将自己与读者都迷失在条件设定与复杂推理之中，靠着专业门槛混饭吃。文章写出来象是带着枷锁一样，没有个干脆话，“假设、如果、另一方面、或者、可能”之类的词满天飞。高手在不得不忍受这一套的同时，还能靠老辣的直觉弄出真正厉害的东西。包装的形式都差不多的，只不过低手弄没意义或者错误的东西，高手整的有意义而且经得起检验。真正的大师能够摆脱枷锁，自己设定框架，在里面较为自由地弄些新东西，别人来研究得依着框架来，相当于为别人做了枷锁。
　　
　　中国政府的经济实践不是搞理论，但也是这个处境。看上去好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往下一推，微观上就满不是那幺回事，往往是反效果。错误犯多了，经验多了，政府聪明了些，知道一定得结合实际小心行事，就弄些七扭八歪的现实着数，解决了一些问题，却生出许多弊病，谁看了都不顺眼，象是带着微观的枷锁行事。
　　
　　这个“微观的枷锁”，即现实的制约，实在是非常烦人。理想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对这些微观枷锁不放在心上。不当权的理想主义者，就觉得当权派又笨又坏，才会不用好主意，搞出那么多坏事。理想主义要是当了权，那就大轰大嗡，提出一些吓人的目标，事还没干，就先跟现实体制打成一团。只有老毛这样的超级牛人，才能打破微观的枷锁，连微观结构都给它统统改造过来。
　　
　　公平地说，我认为老毛的根本思路是正确的，对这些微观的枷锁，有时就得狠狠地去打破，不然再怎幺搞都跳不出圈子。地主不打倒，土改不搞，中国社会就只会是死气沉沉。这么整了一把，政府的土地红利一直吃到现在。但老毛的问题是，他在宏观政策有问题的情况下，却把原因归到微观结构上，去搞文化大革命，这样搞就过了。明明是宏观的问题，却去用微观的办法解决，那么就越搞越僵。现在朝鲜就是这样，宏观上闭关锁国跟不上世界潮流再怎幺也没法搞，人与人之间不管如何互相揭发批评鼓干劲，人人主体思想独立自主心灵纯洁道德高尚，也不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面对的困难，说实话，需要老毛这种打破微观枷锁的能力。宏观上，我们问题不大，经济学家也好，各级政府也好，都知道一些基本的路数了，现代经济有了个最基本的了解，还算跟得上时代潮流，在一些观念上甚至领先一步，如“不争论”。面对微观现实，也知道不能主观臆想，宁肯搞七扭八歪的现实政策，也不去搞危害极大的理想主义了。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是说你就能永远这么现实主义地混下去。你的微观结构问题成堆，迟早会是大麻烦。现在起点低目标不算高，还可以在这种结构下往上冲，以后目标更高了，就可能积重难返，要坏事。
　　
　　我们的微观结构确实问题很多，经济增长的成本太高，质量太低。国际上一些人对我们指指点点，说微观运行效率还不如印度，长远会不好，有一定道理。我们是官办黑箱操作，决策不科学，强干硬上，有利益了归小团体，出事了就国家包底。之所以这样的微观操作总体上还成就不小，是因为我们有政府级别的竞争，保证了优胜劣汰，整体上生产效率还是有极大提高。但很多情况下是“低水平重复”、“恶性竞争”的结果，经过市场无情的检验才产生出一些有竞争力的产业。因为我们微观运行差，才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如果微观运行效率高，决策科学，那么我们就会是“高水平良性竞争”，虽然也是优胜劣汰，但企业素质会比现在高得多。因为我们企业素质低，所以占住的就是一些中低层次的，或者是靠中国独特优势的产业。
　　
　　对这些微观结构的问题，要有清楚的认识。首先是不要怕，以为不如人家就没法混了。黄亚生经常“挺印贬中”说印度好企业比中国多，长远比中国好，过于片面了。我们有独特的优势，就是国家与政府级别的运行效率非常高。说圈地就圈地，说拆迁就拆迁，要公路就公路，要港口就港口，快手快脚地都做了。慢了不行，无数地方政府在竞争着比快。企业与政府的运行决策问题确实大，但是政府的效率优势补上了一些缺陷。在需要政府出手配套的产业竞争上，我们还是有优势，而且这个优势还能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别人在国家级别的综合竞争上往往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是说一不二的“强政府”，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要管选举等政权问题的“弱政府”这一点上要强。这也是我认为官办经济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原因。包括做大央企等思路，都可以从这个原则上推出来。
　　
　　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的竞争是多层次的，有些是“强政府”能搞定的，有些还得靠一个个企业的运行与组织效率。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企业的运行效率才最靠得住，政府包打天下是计划经济式的幻想。如我们狂推的自主创新，再怎幺“强政府”疯狂投钱，也得企业与科研单位实干出来，不能幻想有钱就行。
　　
　　所以，政府今后的任务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靠强政府的独门绝技“宏观调控”把经济增长撑住，在增长中解决问题，或者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延续过去“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的总路线。这方面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政府财雄势大，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搞宏观经济的经验也相当多，这套“硬功夫”相当了得，再来个20年的高速增长很有希望。另一个就是要打破微观的枷锁，按中央的说法，就是提高“软环境”，政府与企业要科学决策，政府不该管的不要管，企业也要向现代企业转变，靠真正的竞争力打天下，不能围着政府吃。我们的社会组织也要向好的“软环境”转变，不能大家比坏比恶比无耻，要在竞争中良性发展。这第二个层面的任务就艰巨得多，而且也是比较新的任务，正面经验不多，反面教训一大堆。在具体问题上，有识之士很多，
　　现代企业制度、环保、社会公义、均富等问题，我并无什幺特别的看法，因此也不具体论述。
　　
　　我们过去靠强政府的优势，与发展中国家拉开了距离。它们企业不行，政府也不行，超过它们并不算难。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与发达国家竞争。政府与民众还是清醒的，知道有差距，群众骂声震天，报刊杂志上天天忧患忧思，都在为此努力。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我们没有天天唱赞歌，这是好事。我个人觉得中国舆论反而是对这些忧思的东西关注了解得更多些，却不太清楚中国的优势，对中国政府不仅没崩溃反而混得挺有劲的多少有些稀里糊涂。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要转变发展目标，不仅基础设施等硬的指针要发展，科学民主社会保障等软的指针也要提高。路线上非常正确。总的来说，就是中国这个最怪异的经济体，要逐渐正常化，要象个运行良好的现代国家的样。我们不能还象以前那样本来就怪，越搞越奇怪，七扭八歪，以怪制胜。以前是条件不好，人也稀里糊涂，落后得太多，只好弄中国特色，瞎摸了一阵子。好在没有吃似是而非的理论的大亏，也没有因为争论不休而闹出大乱或止步不前。回到“不争论”的本意来说，既然大家都稀里糊涂的，以空对空谁也说不服谁，那就不要争论了，往前干就知道怎幺回事了。但现在不能再这样说了，我们的经验够多了，对一些事情的认识也清楚了，不再是稀里糊涂了，那就不能瞎摸了事，而是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说“发展是硬道理”，而且要说清楚“要什幺样的发展”。我们可以说得清楚，可以正大光明地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说清楚。
　　
　　
　　
　　（三十三）当经济增长不再解决问题
　　
　　支撑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无疑是老江声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过20多年的发展，虽然有不少缺陷，但这个目标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显得有希望。习惯性的唱衰派们举出各种弊端，用宋末、明末、清末、民国等各种末世历史时代进行种种似是而非的模拟，“天灾人祸，种种不详，不止一端”，说明就要完蛋。我对这种“寓言式”的模拟倾向很不感冒。现代社会和旧时代差别太大了，已经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是最奇特的发展故事之一，再去模拟，没多大意思。搞这个也显出对中国政治与经济不了解，无法进行有效分析与直接预测。
　　
　　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发展不下去，而是我们要发展成什幺样子。中国人在摸索，外国人也带着疑虑想问清楚。我感觉这些年到了可以说清楚的时候了。我们很幸运，就在这两年，接连发生了一些标志性的转折，使我们能很有把握地看清楚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断言，发生在中国的转折性事件，将不再是政权更迭、上层政治斗争、战争胜利或失败这些传统政治上的事，而是一些也许显得枯燥的经济数据或经济事件。这也就是经济学家在大众媒体中这么活跃的原因，和以前完全不同。不说更早的时候，就是90年代早期，老百姓谁知道经济学家是啥东西？
　　
　　大约就是2004到2005这两年，有大量转折性的经济事件，我比较熟专门写贴分析的就有几个。以前人们分析的是，中国的“资本外逃”有多少，每年上千亿美元这种吓死人的估计资料不少见。2004年以来眼睁睁就看着外汇储备成了世界第一，改为估计非法流入中国的热钱有多少。2005年，外贸顺差爆发式地冲上了千亿美元的台阶，这个势头在2006年将继续维持。机电产品，以前是逆差大户，2004年开始从逆差转到顺差，而且顺差越来越多，2006年前四个月就有292亿美元，成为顺差主力之一。就连饱受质疑的机械装备制造业，也成了顺差，进口金属加工机床2005年仅增9.8%，2006年已经变成负增长。这一切，令人民币从以前的不断贬值转成强势货币，不断升值已成定局。
　　
　　不仅是外贸，内需方面也有很多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虽然饱受攻击，实际上这两年中国低层民众的工资涨幅是全球最高的，这种攻击本身是最低工资不断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前两年闹出来的“民工荒”，是转折发生的前奏。从取消农业税，到“新农村建设”的大规模激活，都是这两年的事，三年修的农村道路比前53年还要多。社会消费的增长也是近十年来最高的时期。政府收入连年疯狂增长，各种超级项目顺利放上日程，甚至加速推进。
　　
　　因为这些确实的证据，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多年以来，政府都信奉一个缺省的“真理”：经济增长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我们公平地说，一段时间以来，这是个非常正确而有益的观点，远胜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从维持高速经济增长这个目标来说，中国政府做得非常漂亮。这不仅是因为过去二十多年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且今后继续高速增长也没有问题。从上层政治到下层经济组织，中国已经有很大进步，完全可以在今后二十年实现这个预期。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经济学家们为了经济增长紧张了20多年后，终于发现这并不是个多困难的事情。就经济增长这个目标而言，目前确实就是历史最好时期。
　　
　　然而前面写了，民众并不因此而欢喜，反而非常愤怒，我们也从心理上分析了原因。以民众的愤怒情绪为基础，恰恰就是在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演化出了一场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与攻击。从逻辑上说，这些人往往走向了误区，因为种种看不惯的事，连经济增长也要攻击否定。种种崩溃论经济危机之类的说法层出不穷，不客气的说，全是极其业余充满漏洞自相矛盾的偏激言论。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类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与攻击从学术上根本就错了，其错误程度不低于民间科学家攻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但是，我们不能就止于此，不能满足于把崩溃论信徒驳得理屈词穷恼羞成怒，要想想更根本的原因。民众的愤怒情绪无疑也是真实的。崩溃论危机论信徒看到了一些问题，于是说，你政府不是声称经济增长是真的，成绩很大么？现在有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还让人怎么信？你的经济增长肯定是假的，实际上不知破败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逻辑非常吸引人，特别是对经济不太了解的人。我这儿确信经济增长是历年最好，人家却会用各种可笑的业余手法论证中国经济将要出事的“真相”，原因就是这个。
　　
　　问题出在中国政府这个增长逻辑上：经济增长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以前这确实是正确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经过二十多年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经济增长能解决的问题”陆续解决了很多，剩下的不多。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经济增长”作为一个手段，遭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铁律，越来越不好使。另一方面，出来很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只靠经济增长不好解决，甚至越是经济增长越糟糕。
　　
　　例如，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这个大问题，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有着不容质疑的正确性。但其它的事就未必了。以前你一个月挣100，加到200很容易，高兴了一会。以后你再加100就不会有多高兴了。房价涨得高高的，还都卖出去了，经济增长确实不错，但一般老百姓买不起，不高兴。经济增长越好，经济规模越大，贪污腐败的规模就越吓人。搞到现在，出了几个大问题：农村穷、贫富不均、教育医疗负担重、房子等资产买不起、污染重、工作不安全等等。
　　
　　泛泛的这么一看，如果国家搞得和发达国家一样富，这些问题都好解决。所以很容易想，还得靠发展经济。但这就陷入了“民主论”一样的误区。如果国家按民主的原则好好运行，国家就会发展得很好；如果富得人均几万美元了，就没啥大问题了。这都是假设天上掉陷饼，然后幻想怎么吃陷饼。你怎么达到这种到处是陷饼的状态，才是最关键的。开始一点民主没有或者经济很差的时候，你搞搞民主或者猛搞一下经济，确实可以起到不错的效果，你可以信心百倍地说“民主就是好”，“发展是硬道理”。但往后就麻烦了，情况复杂了，搞民主的搞出一头包，搞经济的比搞民主的要好些，但埋头发展发现经济增长也不解决问题了。就那几个大问题来说，城市经济发展可以10好几个百分点，整个国家弄个双位数增长都行，可这与农村发展无关，三农问题是另外一回事。经济增长，可以是富人越来越富，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也不解决问题。经济增长了，教育医疗费涨得更高甚至就是靠这两拉动的，那么民众就会骂娘。房价涨得高了，GDP升起来更容易，可是大多数民众买不起，也没有好话。要是不管污染，不管安全生产，建厂捞GDP也可以增长很快，但这种发展有什么意思？
　　
　　以上分析说明，经济增长的确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这就是现实。政府的增长逻辑显然遇到了大麻烦，不得不修改了。极端愤怒的民众或者崩溃论信徒说，政府的增长是假的，要出事要危机要崩溃，这当然是错误的，也很好驳。但我们也要把增长逻辑修正，不能只靠“发展是硬道理”的朴素哲学了。这就涉及到我们上一节说的发展目标。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对此有相当深入的思考。虽然是搞了一通八股文宣，但仍然能看出其中的新意。从宣传角度上看，“和谐社会”、“八荣八耻”并不比从前的“三个代表”、“三讲”高明，都是老套。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宏观调控这样的一些具体操作手法，包括最近的房地产调控措施。我认为中央政府已经实质上放弃了“经济增长至上”的粗放式目标，而是企图以经济运行的“质量”为目标，用一些复杂手段着手解决上述诸多难题。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规划来说，中长期翻几番已经不重要。一方面，这是因为达到增长目标相当容易，不须为此费尽心思蛮干硬上，甚至主要的问题在于控制过热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央政府确实认识到了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那些深层次的矛盾。经济学家们在媒体上的公开言论已经悄悄改变了讨论的根基，不再关注板上钉钉的经济增长或者基础设施建设，而是连篇累牍地对这些深层次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从思想高度上看，中央政府与经济学家们还是要领先一些。
　　
　　相对落伍的是地方政府、愤怒青年、崩溃论信徒。地方政府仍然有强烈的增长冲动，“捞政绩捞利益”使它们继续用老套的办法干着官办经济，拉外资上项目搞房地产。对地方政府而言，有时并非不知经济增长要质量的道理，而是难于站在一个全局的高度去看问题，各自为政之下，转型不容易。愤怒青年、崩溃论信徒对经济的认识可能比地方政府还要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了，他们却忙于各种乱七八糟的论证。改革开放以前是很好的理想社会，计划经济好，改革开放是灾难，中国的发展是假的，崩溃或者危机不远了，要回到过去或者民主化。这都是因为看到一些现实问题，想不通，就失去信心了，用更加荒唐的逻辑解释一时想不通的问题。中央政府对此已经有明确的结论，成就不容质疑，问题巨大不假，办法是继续改革。
　　
　　就具体的转型办法而言，十分复杂，各个领域都值得深入探讨，经济学家们内部都经常吵成一锅粥。但从过去的经历来看，不是根本的困难，中国政府对此相当有经验。老邓的办法仍然管用：先不说什幺一定对或者错，试试看，实践检验。这些操作上的事情中国政府并不弱，从整体上说有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一不会搞出危机，二能够不断进步。我认为关键是操作的目标。以前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目标错了再怎幺搞都不行。改革开放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确实就发展起来了，但因为实质上没有顾到“公平”，所以就问题一堆。现在提“和谐社会”，如果这是中央政府真正的想法，那么操作上希望不小。
　　
　　从中国现阶段的政治与经济格局来看，仍然是全球比较独特的政府通管型。政治经济上政府有着绝对的权威，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经济实体，都是政府通大，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占了大头。从改革或者转型的初始条件来看，这代表有较高的“势能”，政府资源投向这里那里都可以自由决定。其它国家这一点上一般比中国差很多，因为政治上政府控制不了局势，反而要为了政治权力纷争花费大量精力，经济上往往私有化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国家要从私人手里把经济实力收回来相当麻烦，搞不好就血雨腥风，加个税甚至一个劳工法案都有可能闹得全国大乱。如果搞“维持会”，那么中国政府要管的事多，比起其它国家政府那种实质上没啥责任的局面，确实要累些。但如果要改革，要转型，特别是要快速适应时代的急速演变抢时间的时候，那中国政府这种“高势能”的状态就有利了，确实有些“指哪打哪”的意思，相当了得。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就有这种“高势能”，所以成了改革开放成功的样板国。更值得高兴的是，中国政府没有被传统理想化的经济理论误导，我们的发展并没有以放弃这种“高势能”为代价，政府的实力有了极大的增长，远远高过经济增长本身的幅度，某种程度上说，“高势能”得到了加强。
　　
　　就“拉美化”的某些表象来说，中国与一些国家确实有些类似，如果继续这么闷头增长下去，的确有可能越来越严重。但我们有“高势能”的强力政府，拉美化的国家没有。形象点说，我们天天骂政府会管用，虽然媒体上可能不许公开指责。而媒体上随便骂政府的国家也意味着骂了没用。
　　
　　现在是看看管不管用的时候了，实践检验谁都可以做。对经济总量增长的检验我已经没有兴趣，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可以当定理一样用了。我感兴趣的是，房价涨幅控得怎幺样，底层民众收入增长如何，教育医疗改得如何，这些结构化的表现。前面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积蓄经济实力的阶段，现在到了使用这些实力的时候了。
　　
　　在国际上，也是这样。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就是闷头发展，老邓说“不出头”，老江说“闷声发大财”都是如此。有什幺事都是人家搞我们，我们被动应付，没有去主动生事。这种战术确实起到了效果，发展经济的环境比较稳定，世界各地出事乱了好几回，我们还算顺利地过来了。开始没什幺人注意，中国政府忽然就混成了国际阔佬，各方面实力都有可观之处。怎幺用这个实力？也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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