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山奇侠之仙侣奇缘14:张嘉璈 -

　　
　　张嘉璈
　　字公权，江苏宝山人，1889年出生。1979年病逝于美国。
　　（1889-1979）的才学和为人有其家族的根基。
　　他出生在上海宝山县的一个大家庭。祖父是晚清时代的县官，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家里拥有很多地产和文物收藏。旧式大家族的规矩很重，但非常重视教育。老太爷对子女们礼节上的规范要求极严，但在学业上却非常开通，既请了家庭教师，常年教孩子们读古书，也主张读“新学”。所以张嘉在10岁以前读私塾，以后就进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学外语。他中过秀才，也读过北京高等工业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为他进入金融界打下了基础。
　　就在他赴日本读书期间，他家因意外事件而家道中落，以至于他的读书生活变得非常艰苦，不得不依靠公费。但是他们兄妹12人（八男四女），个个自知发奋，居然有一半成了上海滩乃至现代中国的知名人士。大哥张嘉保，是上海棉花油厂的老板，二哥张嘉森（君劢），也曾留学日本，是国家社会党的创办人，曾任民主社会党中央主席，是民国时期颇为活跃的政治家；九弟张禹九，是30年代新月派诗人，还是著名的新月书店的老板，在海派文坛上挺有名气；八弟张嘉铸，是开发黄豆多种用途的先锋，任中国蔬菜公司的老板；二妹张嘉玢，即张幼仪，是中国第一家女子银行—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还是南京路上著名的云裳服装店的老板，但她最为世人所称道的，还是她是徐志摩的第一位妻子，以贤惠和忠厚闻名；小妹妹张嘉蕊是服装设计师，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本人则在中国现代金融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所以上海金融圈的老人们，只要提起张嘉，就会扯出一连串张家人的名字来。
　　“抗兑”斗争中大显身手
　　张嘉璈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在北京《国民公报》和《交通官报》中任职，辛亥革命后回到上海。北洋政府时期，因与梁启超的关系，曾在北京任职。由于厌恶官场习气，1914年弃官就商，回上海，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这一年他才28岁，当时经理是宋汉章。
　　宋汉章是银行界的老人，清末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时，他就是最早的职员之一，还当过北京储蓄银行的经理，1912年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在金融界人头熟，办法多，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银行家，还曾当过上海总商会会长。张嘉则运用他在日本学到的关于银行、理财方面的现代知识，主张对中行落后的地方加以改革，如采用西式簿记，注意对顾客服务，加强人事管理，提拔新式人才等等，为健全新式银行制度，做出了贡献。
　　张嘉璈回沪的第二年，就与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李铭（馥荪）、蒋鸿林（抑卮）、叶景葵（揆初）、陈辉德（光甫）、钱永铭（新之）等人成为莫逆之交。为使上海银行界同行联合对外，他发起成立由各行经理参加的星期五聚餐会，借以交流金融信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张嘉利用这个聚餐会，广交朋友，分析各种信息，传播科学的经营方式，很快打开了局面，使得这个聚餐会逐渐扩大，后来由此演变成上海银行工会。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极为匮乏，袁世凯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军，拼命扩大军备，增加军费，而各地的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不向北洋政府纳税，北洋政府的财政，就始终是个“破落户的财政”。在袁世凯看来，银行有的是钱，开动机器印钞票就是，所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个半官方的银行，都不得不印发巨额钞票，为袁世凯垫付了巨额资金。中国银行发行钞票，1913年只有502万元，1915年猛增到3844万元。交通银行更多，1914年钞票发行为893万元，1915年增到3729万元。为政府财政的垫款，中国银行达1000多万元，交通银行竟达4000万元。钞票发行过多，这就不能不引起银行的信誉动摇。交通银行总办梁士贻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这时出谋划策，主张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以集中现金，为老袁所用。那时北方早已人心浮动，这一消息传开后，立即引起了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地区的两行钞票持有者，纷纷前往银行要求兑现。交通银行的情况尤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眼看银行库存危急，北洋政府国务院为稳住金融盘子，于1916年5月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存款止付。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整个中行系统中，居有重要地位，一直是策应总行和各地分行的枢纽。张嘉璈和宋汉章事先就得到消息，认为事态非常严重。一个银行若不能兑现，等于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后就无法开门营业，银行就等于自取灭亡。他们研究之后，决定“抗命”。一方面由宋汉章去找有关律师，咨询相关的法律依据，做到有理有节；而张嘉去联络南三行及其他同行，商量好计策，请他们在此关键时刻，一定要为中行撑腰。南三行大都是中行的股东，利益相关，自是团结对外，一致作为中行的后盾。张嘉并与外滩的外国银行联系，争取声援。外国银行深知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的支柱，中国银行一旦垮台，整个局面不堪收拾，对外国银行也不利，势必影响外国人的在华利益，所以也坚决支持中行上海分行抗命的立场。
　　他们计算了一下，中行当时库存有200多万现银，恐怕不足应付，就与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做好一切准备，决不做对不起储户的事情。为此，张嘉璈还访问了张謇，决定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由张謇任会长，并且登报声明，上海中国银行行务全归商股联合会主持，上海中行的钞票随时可兑现。
　　5月12日那天，交通银行服从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了钞票兑现，老百姓一片怨声。而中国银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尽管如此，中行门前还是人山人海。前来兑现的队伍排了几条马路之遥，有数千人之多。张嘉曾在日记中记下了那可怕的局面：“余自寓所到行（汉口路三号），距址三条马路，人已挤满，勉强挤到门口，则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钱或五元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看到这种情况，张嘉反而心中有了底。第一天兑现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渐渐地市民发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是完全守信用的银行，不必紧张地去兑现，到19日，一场风暴就渐渐平息了。
　　这场风暴过去之后，中行上海分行的声誉骤然提高。有钱人和生意人立即把钱存入中行，吸收的存款反而比挤兑之前大为增加。中外报纸纷纷报道，总是把张嘉和宋汉章两个名字并列，称他们是“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赢得了“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的称号。
　　政治、金融的“双栖明星”
　　1917年，北洋政府任命张嘉璈为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冯耿光为总裁，而实际主持业务的是张嘉璈。为了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张嘉璈一再扩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里的势力。他曾专程到上海招股，向江浙财团及各大银行、交易所、申新、宝成纱厂等大企业募集股份近600万元。1923年，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将500万元官股出售，使中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按说，这样已经达到了摆脱北洋政府控制的目的，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办商业银行了，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前后，国民党也来打中国银行的主意了。并使用各种手法，把张嘉璈绑上官府的“战车”。
　　1927年，当北伐军正积极向北推进时，宋子文负责为北伐军筹款。他已向香港中国银行先借了50万元，广州中国银行经理贝祖贻（凇荪）当即将北伐军的动态电告两位总裁。蒋介石则通过在天津的黄郛，又开口向张嘉璈要求援助。冯耿光和张嘉璈都曾在北洋政府任职，深知内中腐朽的一切，料定他们未必是北伐军的对手，于是决定，由冯耿光去广州探查情况，在他判断北伐军肯定能打胜之后，才决定给予经济上支持。张嘉则坐镇上海，指挥一切。
　　最终，为了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他们还是把“宝”押在老蒋身上了。北伐军打到江西的时候，他安排向北伐军运款，一次就送去30万。谁知老蒋的胃口大得很，远远超过北洋政府，到上海后一会儿要100万，一会儿要500万，甚至提出要借1000万。那时中国银行的股份总共才3000万。江浙财团的头脑们顿时感到头皮发麻。张嘉说：“这是南京政府压迫中行的第一次。”并在日记中写道：“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财政，前途悲观在此。”后来还是张静江和陈光甫出来调解，表示政府即将发行公债，确有能力还款，张才答应为之垫款，事情方算解决。
　　这期间，正逢张嘉母亲去世，蒋介石为拉拢张嘉璈，事先从未与张见过面，就突然出现在张家的灵堂里，来到之后纳头就拜，叫张嘉璈好生感动。张家本来就非常看重礼节和规格，蒋介石可算是攻心攻到了点子上了。这可能也是张后来入幕蒋氏内阁的原因之一。
　　1928年10月，中国银行被迫实行改组，加入官股500万元，又恢复了官商合办。时冯耿光、宋汉章、李铭、陈光甫、张嘉璈为常务董事，从常务董事中推选张为总经理。在中国银行成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后不久，张嘉璈就到欧美、日本去考察银行制度，并筹集外汇资金，设置海外机构，同时改进内部组织管理，健全会计制度，延用专门人才，改革人事制度，增加职工福利，使中国银行向现代化发展。到1934年，中行的存款已达5.4亿元，放款4亿，而且大力开展外汇业务，陆续建立国外直接通汇处60多个，特约代理店90多家，逐渐使国际汇兑成为中国银行的主要业务，为此后中行的外汇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嘉璈早在日本读书时，就积极参加过政治活动。他与梁启超过从甚密，从日本回国后，曾在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上海光复，他曾参加组织“国民协进会”，还参与创办民主党和进步党，还担任过北京参议院秘书长。1914年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任职，为的是弃官从商。可知他不喜欢政治，政治却非常喜欢他。政治与他关系太“密切”了，他又感到了处处不舒服。蒋介石过分地把中国银行当作自己的“钱袋”，向北洋政府一样，无休止地向中国银行要钱，无休止的内战消耗，他内心就非常反感。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时，成立财政顾问委员会，拉他当副主席，以此联络江浙财阀。他向孔祥熙提出，国家应当减少对银行垫款的要求，反对把银行当国库。这下就得罪了老蒋。
　　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蒋介石开始翻脸不认人，从他手中夺取了中国银行，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派宋子文担任董事长，宋汉章为总经理。同时强行加入官股1500万元，使官股达到2000万元。把张嘉璈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实际上是夺了张的权，仅给他一个空衔。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张嘉璈竟一无所闻，他愤怒之下，拒绝就任。后来老蒋鉴于他在社会上的影响，为了笼络人心，半年之后，又把他列入内阁成员之中，任命他为铁道部长。张嘉璈深感中国铁路之急需，就接受下来。从此离开了中国银行。
　　1938年初，国民政府将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张又任交通部长，这时已经迁都重庆了。抗战八年，张嘉璈拟定了修筑铁路的五年计划，拟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完成5000公里的筑路任务。为此，先后发行了１亿多万元公债，修了湘黔路株洲至贵阳一线，以及浙赣路南昌至萍乡段。后来又引进外资，先后借外资3000万英镑。只可惜抗战爆发，整个计划无法全部落实。在战争的环境下，既然铁路无法修筑下去，他这个交通部长也就无事可做。1943年，他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了交通部长职务，同年9月赴美考察，研究战后中国经济复兴计划。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的金融盘子又发生问题了，与宋子文也闹僵了，于是又厚着脸皮，要派他的用场，屡次电催要他回国。最初准备委任他中央银行总裁，仍叫他发挥金融方面的作用，张嘉璈坚决不就。不久，蒋介石急于抢夺东北的胜利果实，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下设政治与经济两个委员会。在未经张同意的情况下，就宣布张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兼中长铁路理事长，同时急电张嘉璈立即返国。张嘉璈本不想再出山，无奈蒋介石拉他共进午餐，对他大加劝慰，张经不住蒋介石的“蘑菇战”，仅答应以接收完毕为度，遂与熊式辉一同飞往长春。
　　可是接收东北谈何容易，那时东北在苏联红军手里，苏联红军根本不想把东北交给蒋介石的。蒋介石认为，张嘉璈在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对付”得不错，而东北，眼看共产党也要去占领，那就必须用张嘉璈这个中间人物的“牌”。然而事态的发展，不是张嘉一位金融专家所能决定得了的事，所以尽管他努力奔走，到头来还是没能完成使命。 1946年底，国共和谈破裂，东北已成为内战主要战场，张嘉在东北已无所作为，而内地的金融通货膨胀又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病，于是再次请他出任中央银行总裁。这次他仅干了半年时间，真的撒手不干了。那时已到了“金圆券”时代的前夕，国民党很快就完蛋了。
　　一生“河边走” 君子“不湿鞋”
　　张嘉璈一生从事银行和实业，到头来是两袖清风。他1949年到国外生活后，曾托朋友把他存在上海的藏书全部卖掉，把钱汇给他。在美国教书时，因学校离开太远，于是想在学校附近买房子，但手头拮据，就商于同在美国的贝祖贻。贝知张从不向朋友开口借钱，乃为之奔走凑了一个“会”，由陈光甫、李铭、贝凇荪、项康元、吴昆生等人，每人拿出1000美元，共计11000美元交给张嘉璈。
　　在他离开大陆之前，还发生过一个笑话。在国民党的一次立法会上，有人提出，为解决政府财政困难，要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征借10亿美金。其实，孔、宋富有，人人皆知，而张嘉在中行离职时，得到退职金16万元，而当时他已负债6万元。张嘉璈得讯后，立即致函当时的行政院长何应钦：“请派人彻查我之财产，如私产超过中国银行退职金数目以外，甘愿贡献国家。”
　　1949年4月，去澳大利亚，担任悉尼一所大学的教授，1953年后，赴美国任教并从事经济研究。
　　著有《关于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关于旧中国的铁路建设》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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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嘉璈（1889-1979年），字公权，宝山人，为近代中国著名银行家之一。抗战胜利后，张氏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长铁路理事长，在东北实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对该地区战后恢复产生了深远影响。1947年3月，张氏受命任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央信托局理事长，为拯救国民党统治末期的严重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金融措施，欲求力挽狂澜，但终因回天乏力，无奈之下于次年5月卸任。本辑资料选自1946—1948年有关张嘉璈剪报，以报道时间为序，内容涉及张氏东北经济改革，与同行陈光甫、李馥荪之关系，任中央银行总裁时推行之路线等。档号Q131-17-153，选编整理者彭晓亮、李嘉宝、张一。



　　1、1946年4月19日《沪报》报道

　　张嘉璈手腕高明，不怕遭怨排除万难，统一东北币制（麒麟）

　　今日的东北三大巨头，政是熊式辉，军是杜聿明，经济是张嘉璈，同时张氏又兼任中长铁路理事长，其对东北的经济交通之权力，更属庞大。

　　张嘉璈即张公权，今日的东北之巨头中，张与熊都属政学系的人物，三人中政学系占其二，故有人说东北是政学系的天下。

　　有人说张是“商而优则士〔仕〕”。因为张氏曾任中国银行副总裁达十多年之久，至民国二十四年，张氏踏入政界，就在此时与政学系发生关系。

　　这次熊氏就任东北行辕主任时，而张氏也就由张群的幕后支持，出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掌握了东北经济实权。可是当时东北经济混乱，简直是一团糟。第一件使张氏焦头烂额的是币制问题，在三十五年初上，东北的纸币竟是五花八门，有苏联军发行的红军票，有伪满券，又有政府发行的流通券，此外还有一件最使张氏头痛的，就是杜聿明将军在关金上加盖国防而在市面上流通的“代流通券”，这种代流通券的发行，达十万万元（流通券）以上，竟使张氏无法加以整理。

　　但张氏始终以最大毅力去克服困难，一方面与苏联当局交涉，停止续发红军票，已流通者，实行兑换流通券，另一方面开始兑换伪满券，可是还有一个“代流通券”的问题，为了停止再发行“代流通券”，张与杜聿明也曾大闹意见，但当时杜握有军权，张氏竟也无可如何。

　　据说后来这事闹到首都，蒋主席立即召见张氏问明原委，于是亲下手谕，将杜将军训斥一番，并命令杜氏除了军事外，其他一概不许过问。

　　这样，所谓“代流通券”的问题方才解决，到现在为止，这种“代流通券”已全被兑换，目前东北只有一种币制，就是东北流通券，张氏统一东北币制，实可说是一大功绩。

　　2、1946年9月30日《新夜报》报道

　　重建东北经济秩序----张嘉璈谈话

　　【中央社沈阳卅日电】东北行辕经委员会张主任嘉璈，顷就经委会五月来之工作及今后措施发表谈话称：该会于苏军撒〔撤〕退后，即着手重建东北经济秩序。（一）为交通通讯之恢复，今日沈阳、长春、德惠、吉林等各都市与关内平津之铁路、邮政、电报、电话均已恢复。（二）金融机关之重立，如中央、中国、交通、农民、中央信托局，在各都市均已次第设立。（三）币制之稳固，东北通货，自商汇开放后，其地位更形稳固。（四）敌伪工厂之分配，按其性质，分为中央直营，地方政府经营，生产局经营或民营等，分配工作殆已告成。

　　至于今后已决定进行，（甲）以中央为主体者有：①改进铁路运输，如增强东北各地及关内外之商运。②建设金融网，国家及私立银行应同时发展，分工合作，其计划俟政府批准，即可实行。③工业之恢复，重工业方面，已与资委会钱主委昌照商妥计划，下月即可实行，以可能恢复及适合需要为恢复之标准，轻工业俟电力充足，即可分别开始复工，惟单位过多，进行较难。④物资供应之加强，物价普遍高涨，稳定甚难，但物资必求其合理公平之分配，煤炭分配已开始实行，面粉亦在筹备中，布疋在东北最感困难，现正由关内分批购运。中纺公司接收之辽阳、营口两纺织厂，业已开工。（乙）以地方为主体者：①普遍设立县银行，以前各省曾有县银行之设立，因无计划，未见成效，今拟于收复区省份各县，同时成立。各省各设督导机关，东北设一监理机关。②普遍设立农合作社，以便推广改良农业，指导耕植，发放农贷等。此外，拟具增产计划及改良集产方法，使农产品有便利途径，合理价格出售，减少农民痛苦，并设立常平仓，照市价收买食粮存储，藉以平抑粮价高涨。但一切计划，均赖地方秩序之确立及治安之确保。



　　3、1946年10月29日《新夜报》报道

　　欢宴英访华团,张嘉璈致词:东北的商业绝非单方面的，只能取之于人而不足助人

　　【中央社沈阳廿八日电】张嘉璈廿八日晚在欢宴英商务访华团席上致词，强调东北对于国际贸易的重要。渠称：东北九省在中国经济地理中天然物资最富，将来可以大量生产出口品，同时在若干商品中，特别是工业及交通器材，在此战后与复兴之际，尤其需要。东北工业设备经过战争的影响，有价值的器材或被破坏，或被搬走，现在只剩余了残破的空壳。目前最紧要的是重新建设，希望国际间友谊的协助，从速运进机器设备，用以补偿被破坏的和被搬走的损失，故对国际贸易的迅速恢复，最感需要。张氏继称：东北的商业，绝非单方面的，只能取之于人，而不足以助人。因为这里的物资原料，如大豆、造油种子（如酥子），鞍山、本溪之铁，抚顺、许顺之煤，辽宁大石桥之镁（为世界之最大镁矿），都是各国急切需要的。

　　4、1946年12月9日《大公报》报道

　　张嘉璈谈东北经建:希望民间前往投资,对流通券问题有所说明

　　【本报北平七日发专电】张嘉璈接见记者称：东北经建不受军事政治影响，东北局面无变化，一切照旧推行。经委会今后则为扶植一切生产事业之恢复，使民间能陆续前来投资。此次在京沪知各方均有兴趣，惟天气已冷，今冬未必前来参观。彼略谓：不能流血亦必流汗，此种先锋定要遇到不少困难，但必须有人去作。东北经建工作须注意农矿，然后工业始能进行，而交通又为一切的前提。葫芦岛决定开放，中枢拟加以扩充。日人在东北之吞吐港为大连，当此大连未能接收，我方故有葫芦岛、营口及大东港之经营。记者询以大连苏军会否撤退，张称不知。又询以中长路事件，张称：政府已有说明。又谈及流通券问题，张称：外间对于金融问题所知不多，舆论对此亦少领导性，谅政府应有政策，视其是否为多数人着想。关外一年来，物价平均涨了六倍，而关内至少有十七倍，试问当时没有流通券，今日将成什么样子？自然流通券非不变的，亦犹之法币亦为过渡性质，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当然有所变更。记者询以外方视察张氏此行或与中苏交涉有关，张仅称：“外交是双方的。”又笑谓：“我离开了三星期，难道不应当回去？”张氏定八日晨与石志仁谈东北交通改善问题。

　　5、1946年12月30日《大众夜报》报道

　　政府与民社党的桥梁----东北大员张嘉璈（蜀君）

　　【本报特稿】提起张公权，真是鼎鼎大名，他在中国金融界的地位，以及过去的一段显赫历史，给人以不可磨灭之印象。

　　张氏与吴鼎昌，颇有相似之点，同为金融界巨擘，同为由商而仕，所不同者，吴氏踏入仕途在金融界之势力未全泯灭（最近亦已宣布辞去北四行之董事长矣），而张之担任铁道部长，等于以中国银行交换，完全退出金融界。

　　没有疑问的，说到张公权，必想到中国银行。这里先简单说说卅年来中国银行地位变迁情形：中国银行之前身，即满清政府之国家银行----大清银行，辛亥革命后改为中国银行，自民国元年起至民六止，这一阶段政局不定，当然谈不上制度与规章，中国银行之首脑（或称监督，或总裁），更换达十一次之多，到民国七年，始修正中行条例，确定董事选举办法，并规定总裁与副总裁必须于商股董事中选出，任期四年，如此中行地位及人事始见稳定。

　　中国银行出身得力乃兄援引

　　民国七年至十七年间的十年中，总裁更动约三次，而副总裁一职，始终由张公权担任，至民十七年，中央银行创立，成为正式的国家银行，中行改为国际汇兑银行，专营国际汇兑业务，但仍有发钞权，总行由北京迁来上海（已表示政府对之欲加控制之意），总裁、副总裁改为董事长、总经理，首任董事长为李铭，张则为首任总经理。其时中国银行资本为二千万元，总行迁沪后，增加官股五百万元，占总额五分之一，自谈不上控制，民国二十四年春，美国政府之白银政策，引起中国空前未有之金融危机，政府乃发行一万万元之金融公债，以作中、中、交三行的基金，中国银行增加官股至二千万元，与商股相等，代表官股之董事监察人乃改为政府指派，董事长改为宋子文担任，总经理一职，由宋汉章担任，张氏被解除实权。因中行自民元至民二十四年，对政府之财政金融措施，均未能合作，而为商股所控制，政府用增资方式而取得中行控制权后，张氏即与中行绝缘矣，乃踏入政界，与政学系关系亦自此时起。张氏在中国银行之地位，得力于乃兄君劢之援引，张氏对中行之功绩亦不可磨灭，一切制度，人事规章均在张氏手中创立，尤以拒袁世凯之乱命（停止兑现）得保全华商银行之地位一事，至今仍为人称道，甚至有誉之为民族金融家者。

　　东北币制问题使张焦头烂额

　　张任铁道部长，殊难展其长才，氏之特长与兴趣为金融，管理铁道，自属格格不入，但仍订立路政之若干良好规章，战前之海关，邮政，铁路为各机关人事制度最完善者。抗战期中，任交通部长，任务艰巨，格于客观环境，亦多为人所诟病处，但对张个人，则颇推崇。据传张任铁道部长时，仍属无党无派，至民国三十年始入国民党（现加为中央执行委员），可是党性不强。十二月八日民社党梁秋水在平招待记者时，曾有记者询问张公权是否为国民党员，梁答以“不清楚”。更有一位记者问：“张公权先生算国民党的外围呢？还是算民社党的外围？”答以“都不算”。这答复可以解释为张已为国民党圈内人物，不算是“外围”，但也可以解释为既非国民党，又非民社党，真是闪烁含混，由此可见张氏与国民党关系之浅了。

　　胜利后，熊天翼拜东北行营主任之命，张氏出任为其下属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权庞大，任务艰巨。东北情形特殊，政局动荡，当然谈不上什么经济建设，即以东北币制问题，已使张氏焦头烂额，有红军票、伪满券、流通券，还有杜聿明盖私章之关金，真是千头万绪。至今日红军票、关金券均次第收兑，仅有东北流通券流通，此为张氏一大工作。今日东北三巨头，政为熊天翼，军为杜聿明，经济则为张（氏尚兼中长铁路理事长），三巨头中政学系占其二，谁说东北不是政学系的天下？

　　6、1946年12月31日《时事新报》报道

　　张嘉璈对记者谈

　　东北五月来之经济与今后工作之中心 已逐步开展 力谋恢复机能

　　【中央社沈阳廿九日电】东北行辕经委会张主委嘉璈，今招待记者，发表本年五月以来东北经济进展概况及今后工作中心，称：本年五月苏军撤退，中央开始接收以来，赖军政党工作人员之努力，经济方面，幸得稍有进步，兹略举数字，俾见其大概。国有铁路五月份通车567公里，十二月份2510公里；中长铁路五月份通车368公里，十二月份658公里；国有路五月份客运636378人，货运175142吨，十一月份客运1255886人，货运434476吨；中长路五月份客运158263人，货运12000吨，九月份客运879830人，货运103930吨；电报电话五月份通报通话线路11200对，九月份15361对，五月份电信局38局，九月份85局；煤炭产量五月份172054吨，十二月份318173吨；发电力五月份40000基罗瓦特，十二月份185000基罗瓦特。工厂方面，资委会所属已复工者14单位，计划复工者5单位；生产局所属已复工59单位，计划复工77单位；沈阳民营工厂部份，开工者180厂。八月份沈阳国家银行6家，商业银行37家，十二月份国家银行28家，商业银行69家。存款方面，国家银行八月份四亿八千万，十二月份十八亿八千万；商业银行八月份三亿四千万，十二月份十三亿六千万。放款方面，国家银行八月份一亿一千万元，十二月份六亿二千万；商业银行八月份一亿九千万，十二月份八亿。其中工业放款国家银行十二月份比八月份增加七倍半，商业银行增加五倍。收复区耕地面积，去年为6691044陌（每陌约合16.5市亩），今年为6367480陌，收获量去年为7731199公吨，本年为6896903公吨。张氏继称：今后工作中心，在恢复经济机能，其重要者，（一）交通运输，在“八一五”前，东北有火车四万余辆，现只四千余，仅及十分之一，补充甚难，现拟从改进修理及调拨车辆办法着手。（二）基本工业明年拟增加煤产万吨，钢铁积极恢复生产计划，明年能产钢二十万吨，电力明年拟增发至二十五万基罗万特，（三）金融机构，一面鼓励国家银行、商业银行在各重要地点设立分支行；一面自明年起，于收复各县普设县银行，以活络地方金融。（四）农业增产接收之农具、农物厂，即可恢复开工，种籽亦可自国外获得，明年推广工作，可逐步推进，此外并拟普遍设立合作社及鼓励农业产品输至关内及关外，以期提高及稳定粮价。

　　7、1947年4月3日、4日《文汇报》报道

　　论张嘉璈氏的路线（盛慕杰）

　　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氏，是金融界的元老，过去一直主持中国银行，该行的发展，不得不归功于张氏。自从一九三六年宋子文氏打进中国银行后，张氏虽在中央银行任副总裁，但始终没有在中央银行的行政上负起任何责任。事实上他是置身于政治上了。八年的抗战，他虽然有许多的贡献，但并不是财政金融的。直到胜利之后，接收东北，不单在经济上有更进一步的努力，即在金融上，也开始展开他的另一页。东北所有中央银行分支行的推进，都在他的副总裁的名义下施展。虚悬了十年的副总裁，一朝参与了中央银行实际的行政工作，这该是一个极大的转变。而今日之出任央行总裁，也未始不是一个近因。

　　正常通货恶性膨胀，因金钞狂涨而引起物价飞腾的时候，张氏居然受命于经济危急之际，他若无具体的把握，深切的自信，对于中央银行的重担，实在是难以挑起来；他若无潜在的力量，自信的政策，对于当前的经济危难，实在是无法加以克服的。

　　自从三月三**就任央行总裁以来，差不多一个月了。除了就职时的一篇书面谈话以外，似乎非常沉默，虽然他是仆仆于京沪道上。当然，中国今日经济危难的克服，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来实干，而且儆一点颜色出来，不是需要一个宣传者，来敷陈他的做法，和捏住一、二点来粉饰当前的困难。可是胜利后的一霎那，和胜利后一年半的今日，中国的经济环境，已经有了一个极大的差异，从有希望到绝望，从可安定到混乱，从能复兴到破坏。如何把这一个悲观的现实扭转到乐观的境地，我们倒要看看他走的路线是如何。

　　央行基本上的缺陷

　　自从一九二八年中央银行在上海成立以来，央行本质上便感先天不足。以后虽经后天的补养，在名义上和某数种事实上，它是变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银行了。然而在保管全国的准备一点上，做了“银行的银行”而不能发挥“银行的银行”底伟力，在代理国库的收付一点上，做了“政府的银行”而超过了“政府的银行”底范围。这二个基本上的缺陷，使得中央银行成了跛行的状态，为“政府的银行”底成份多，为“银行的银行”底成份少。而在这两个职能的本身发展，也成了半身不遂的状态：尽管集中全国的准备，而不能实施贴现政策及公开市场政策的运用，尽管是代理国库而变成了财政的外府。一年半以来，由于内战广泛而急骤的进行，中央银行变成政府战费唯一的支持者，而集中准备也成了收缩通货或信用的方法中的一个手段。对于稳定金融，巩固币值，平抑物价，促进建设，已弃之若遗，它虽然有时候不失为三行二局的中央银行，但已不是一般金融业的中央银行。事实上它与一般金融业脱了节，间接与中国的工商企业也脱了节。

　　过去主持中央银行的人，也未始不看到中央银行的变成财政外府，与一般金融业的脱节，因此想收缩通货，调剂金融。但是战用紧急，战费浩繁，往好的想法和做法，敌不过通货膨胀的洪流，结果全部精神集中在洪流的防止。于是坏也坏在这个上面，政府当局认为有办法可以防止膨胀的洪流，内战费用的筹措遂加深倚赖于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之趋向于政府财政的外府，遂越发定型化了。不但如此，政府的其他经济部门，似乎也可以用经济的手法，协助中央银行来防止通货膨胀的洪流，于是在战费急于支付时，遂先利用中央银行财政外府的地位，加重它的负荷，然后再想法减轻，殊不知在这一种做法之下，通货固然刺激了物价，物价又促使通货的更膨胀。今日中央银行之所以永远沦为财政的外府，通货膨胀之卒无法阻止或缓和，俱由于此。

　　当前最恶劣的情况

　　不论过去的方式对不对，也不论过去通货膨胀的防不了，然而过去挑中央银行的重任的人，毕竟是有一点凭藉的。可是新任央行总裁张嘉璈氏的凭藉太少了，无论是内在的，或外在的。我们总记得在过去的一年半之中，防止通货膨胀的手段，就中央银行的立场看来，内在的有黄金的抛售，外汇的供售，外在的有敌伪产业的标卖，物资的供应。现在黄金外汇卖完，敌伪产业也只剩了纺建公司及中华烟草公司等，至于物资也差不多完了，纺建的纱布要供给军用，要供出口之用，再要如过去的配合起来收缩通货，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通货无可收缩，一方面因内战费用的继续要大量支出时，通货又要膨胀，张氏究将如何来克服其难关呢？不但如此，张氏的努力，如果仅仅做到克服通货膨胀的难关，还只表示其政府的一个好帐房，政府也许将在这一点上多所倚重，则张氏固蹈了过去的覆辙，并将也毁灭了他自己。故他一定在克服通货膨胀之余，尤应使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转为正常，使中央银行不要沦为政府的财政外府而不克自拔。可是张氏又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如前所述，一年半以来，中央银行早就与一般金融业脱了节，与工商企业也间接脱了节。金融政策的运用，不过是财政政策的尾巴，去稳定金融发展工商的意义甚远。工商业需要资金的时候，为了财政的目的，金融紧缩了，工商业固深切感受痛苦，即在比较平稳的时候，也深感资金不敷。原来在通货膨胀之下，金融业的资力，非常薄弱，存款的增殖，非但不能与物价上升相比拟，连通货膨胀的速度的十分之一亦没有，金融业不再是调剂工商资金的机构，不过是工商业的收付的出纳科。可是另一方面，工商业的活动，因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结果，再生产再贩运成本扩大，流动资金永远不敷所需。一般金融业因本身资力薄弱，既无从供应，国家行局的接济又不能因时制宜，因事制急。并且因时制宜，因事制急，亦非中央银行及其他行局所能克奏肤功。我们知道，中央银行是一个蓄水池，一般金融业是这蓄水池上的许多支管。蓄水池中的水既不能直接流到需要水的地方去，一定要经过支管。支管最接近需要者，又定是因需要者的需求与否而启闭其开关，需要者既得灌溉之乐，而支管亦得尽灌溉之责。过去中央银行既做了蓄水池，而对于支管的一般金融业，却始终不能善为利用，致流出来的水，不是灌溉，在少的时候变了细流，在多的时候变了洪水，大失蓄水池的功能，结果与一般金融业固脱了节，与工商业也间接脱了节。今日张氏上台了，究将如何联系起来而善自利用其蓄水池呢。

　　论张嘉璈氏的路线（续）

　　张氏的理想和做法

　　张氏的凭藉太少了，而真正的做法，也并不要类似过去的凭藉。他现在似乎想凭藉其潜在的力量和自信的政策，来克服其难关，然而一般人虽期望其成功，决不敢断定其必能成功，恐怕连他自己在内，也是如此。他在书面谈话中曾说：“欧美各国预防通货膨胀危险的方法，就是一面管制物价，实行配给，扶助生产，节约消费；一面提高所得税率，提倡储蓄，增募公债，以吸收人民之过剩购买力。因此财政收支，物价供求，虽在通货膨胀之中，而仍能保持平衡。……中国如欲逃出通货膨胀的危险与痛苦，仍不能不经过欧美各国所经之过程。……其成功之关键，全在人民与政府之互信互助，推诚合作。”

　　张氏所提示的两面，范围甚广，但他两面都关涉到中央银行的职能上去。在扶助生产的一面，要充分能供应资金，这非要中央银行真能做到“银行的银行”不可。在增募公债的一面，要充分能吸收剩余购买力，这又是要中央银行真能做到“政府的银行”地步。然而在政治未能民主、内战继续发展的现阶段，是不是有一个可能性，促使张氏的理想得以实现；是不是有一个必然性，督使张氏的理想得以成功？

　　今日张氏的暂时沉默，与其仆仆京沪道上，正在将其理想逐步推行，逐步实施。我们固不愿使张氏灰心，说他循其理想而行进的做法将遭遇折挫，或其进行的方案将遭遇到许多困难，如果基本情势无任何的变化，则其失败，恐不能归罪于宿命论者的必然论断吧！

　　美金债券和贴放会

　　要张氏能成功的背景，要张氏能使中央银行一反过去的面目，一定要有一个平衡的财政、景气的工商。他是洞见今日之弊，所以美金债券和贴放会是在他的策动下进行了。美金债券是想以增募公债的方式来吸收剩余购买力以达阻止或缓和通货膨胀的目的，贴放会是想以充分供应资金而扶助生产。这不但是纠正了中央银行的基本上的缺陷，使中央银行能名符〔副〕其实，而在当前经济危难的克服上说，也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在实施之后，是不是会使其成功，我们并不乐观。

　　第一，撇开政府的债信不必说，因为现在另设基金监理委员会并以国营生产事业及接收敌伪产业中指定若干单位作担保，可以引起人民的信心，但是库券的利率年息二分（即20％）是太低了，虽然较过去五厘六厘的利率要高出四五倍，与黑市利率逐月20％相差固多，与银行业的一角三分半月息相差也远甚。按银行放款利息一角三分半复利计算，今日的一元，六个月后可变成二元一角四分，而库券的本利和则只有一元一角，很不容易引起人民投资的兴趣，亦即是不容易达到吸收通货的目的。如果以贬低汇率的可能性来吸引人民购买的兴趣，则决非真的在吸收通货，因汇率贬低而促成的物价上涨转而诱致通货膨胀，因汇率折算支付本息的扩大，又是造成通货膨胀。这无异饮鸩止渴了。所以三亿美元的短期库券，不一定能达到阻止或缓和通货膨胀的目的（请参阅拙著：《论美金债券之发行》，此处不赘论）。

　　第二，贴放会的成立，似乎是可能成功的，而且它的基本目的在于使中央银行做像“银行的银行”，所以组织规程中第一条便明白规定“为加强与商业行庄联系合作，协助生产事业，鼓励日用必需品及出口物资流通”。而贴放通则的规定也办到低利而充分供应资金。但是在贴放会的本质上说和处理的技术上说，贴放办法还是一个新生的雏儿，要想尽贴现政策运用的机能，恐怕还离题太远。而且现行办法有两个最大的流弊：一是贴现放款限期三十天，押汇是六十天，质押放款是九十天，将来工商企业的融通资金一定贪图以厂房机器作质押放款，而中央银行独多转质押了。一是放款月息最高不得超过月息三分六厘，与一般利率的水准相差太远，一般金融业不是不愿承做，便是承做了之后，一定全部转向中央银行。因为据估计银行业放款的成本单就其开支而论，要占百分之四左右，即月息四分，假定不立即向中央银行转手，非但不能弥补开销，而且要亏折了，故一定立即向中央银行转手，他还可以博一分左右的利润。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央银行与一般金融业固然联系了，但是一般金融业变成中央银行放款的掮客了，中央银行贴现政策也难圆滑施行，何从谈到做像“银行的银行”。

　　张氏现在开始循其理想而行进，办法和方案的本身是不错的，是值得赞许的。但从超经济的观点一加考虑，他的失败可能是极大，而其成功之点，将敌不过其失败。

　　政治民主经济民主

　　我们现在何以推断张氏成功之点，将敌不过其失败呢？因为今日中国经济上最大的危难，一切俱由于内战下的通货恶性膨胀。即令张氏的做法都能有相当的成功，张氏能保证因美金债券所阻止或缓和的通货膨胀趋势，就此得到一个止境？假使一方面所吸收的剩余购买力，敌不了政府因内战而创造出来的广大剩余购买力，这个敌不了的境地，不还将决定他失败的必然性吗？

　　张氏对于他的做法，究竟如何看法，在他的内心上一定有一个自我的批判：也许估计到他的失败，而期望其成功；也许估计到“敌不了”的境地，而想克服。所以在做法外的外围工作，正根据其潜在的力量、自信的政策而从事“人民与政府真诚合作”的推进。举例来说，美金债券的发行，已由金融业的代表李馥荪氏、秦润卿氏加以声援，贴放会的委员和两个贷款员，又网罗了一般金融业和工商界的人士参与。凭这个微妙的关系，推动其做法的趋向成功。在这一种情形下，张氏所挑的中央银行重任，将变成对人民方面是中央银行已向“银行的银行”走去了，对政府方面是中央银行还是百分之百的“政府的银行”底姿态。

　　所以依我们看来，张氏的做法即令成功，如果跳不出内战创造剩余购买力的漩涡，如果脱不掉中央银行是财政的外府，如果建不起中央银行与政府的正常关系，则现在的一切办法都是作茧自缚，结果一切的办法都是毁灭张氏前途的地雷，一切的方案都是埋没张氏前途的黄沙！

　　张氏在就任央行总裁的书面谈话中，曾提及“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他的解释是不确定的。我们认为一定要以“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来作为大前提。张氏就任央行总裁而想成功的话，尚需要对这八个字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我们希望经济跃于巩固，元气能够恢复，人民生活得到安定，故切盼张氏的成功，更盼他不要走错了他的路线！

　　8、1947年4月8日《力报》报道

　　张嘉璈寻着孔宋两财神（铁公鸡）

　　美金债券在本月十日以前，准可正式发售。现时对于美金债券购买人之对象，政府方面所注意者为宋子文、孔祥熙两大财阀，究竟他们两位财神能够认购若干，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宋子文、孔祥熙两人在国外所存的外汇，据调查所得有美金三亿元之巨，两大财神只要头脑冷静一下，还能有点国家观点的话，这美金债券是不难一扫而光的。

　　现时宋、孔两财神都住在上海，民间对他二人的空气，并不高妙，他二人也早有知觉。金潮案发生后他二人不能推得十分干净，三中全会提出弹劾案，终于被一笔勾销了。他二人对于这一点很是感激，在此感激中，对于认购美金债券一事，便也觉得义不容辞了。

　　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对于销售债券之对象，已将宋、孔两财神列为首户，目前张总裁正为此事而向宋、孔为始接洽，宋、孔均已慨然允诺。首先开债券开笔，但数量尚未确定，但也不会太少，因为数目太少，便不得称为首户了。不过宋、孔都有一个附带条件，便是无论认购债券若干，请张总裁要代为严守秘密，因为债券是不记名的，如果张总裁能代守秘密，银行不露风声，外间是不会知道的。这一个附带条件，很容易办到，张总裁目前得做一个顺水人情，已完全接受了。

　　在首户以下的财主自然要属贝祖诒等这一班人了，张嘉璈总裁也都一一记入怀中的小册子，正在分途接洽中，自然也能收到多少效果，所以日前张总裁见蒋主席时，对于美金债券销售的前途，至抱乐观。

　　9、1947年4月15日《新民晚报》报道

　　全国银联今成立，主席训词勉以协助政府，张嘉璈谈央行计划

　　【本报南京今午专电】全国银行业同业公会今晨在励志社举行成立大会，吴鼎昌、俞鸿钧、陈立夫、徐堪、张嘉璈、徐柏园、沈怡均出席。首由该会筹备人报告筹备情形，继由吴鼎昌宣读蒋主席训词，略谓：金融事业与国家之隆替息息相关，抗战期中协助政府之功劳甚大，现在仍希望各位能协助政府推行政令，诸如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美金债券之推销，都要各位帮忙，希望各位集中力量，如何使政府预算平衡，整理币制，安定民生，增加生产，完成建设。陈立夫致词称：现在银行业的中心思想，仍不脱商业金融之旧巢臼，这是受了外商在华银行之影响，他们是做生意第一，不管中国的工业农业建设的，现在我们自己的银行百分之九十五注重商业，只有百分之五注意农工，这当然不能怪各位，是政府主持者的疏忽，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因袭英国旧法，后来改过来了，美国后来也注意工农事业，中国今天穷得很，说句笑话，简直就像叫化子国家，忽略建设，商业也无法发展，希望大家能代表民意，依大多数人所需要的金融政策来执行。徐堪，俞鸿钧相继致词，张嘉璈致词时，述及中央银行今后任务为：①人民与银行打成一片；②注意内地农村；③重视商业道德，注意放款用途，并勉银行业要争回昔日光荣，成为全体人民信托中心。下午该会举行审查会，会期三日。胡子昂代表银行各代表发表意见：①希望政府对金融政策不要偏于管制，要注意如何导领，促进生产；②希望政府不要朝令夕改，使大家能共同有所遵循；③希望政府有正确方法领导；④一般人以为金融紊乱乃银行之过，其实只要财政有办法，经济就有办法，金融也就有办法了。

　　10、1947年4月19日、20日《甦报》报道

　　理财专家张嘉璈（上）（瘦者）

　　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宰辅之才，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头大脑，自孙科、谭延闿、孔祥熙、宋子文以至今日的张岳军，莫不皆然。财政方面的首脑，也都是他们之间你换我掉〔调〕，战后插近〔进〕贝祖诒和张嘉璈两位大亨，也是一样的肥头大耳。有人说一位苏空头和一位上海佬（张乃宝山人），是十年来在中央政府仅有的江苏籍特任官，不过贝是一位商人，张倒是一位名实相附的经济政治家。

　　张氏是日本制造财政家的庆应大学毕业，经济是他的本行。求学时候认识了梁启超，而且加入了梁的进步党，返国后的出任上海中国银行副行长，便是梁的推荐。梁一度出任熊希龄内阁的财长，当时中央财政一筹莫展，梁平日的财政理论，完全被证明是“吹牛”，从此政治寿命一蹶不振，但他却成全了张嘉璈。原来梁想请张嘉森（君劢）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张知自己为法学家，于是推荐他已有实际银行经验的弟弟张嘉璈，梁就委任为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当时的确中行的老前辈如王克敏、宋汉章，大为震惊，在张氏倒是他一生事业的特捩〔转折〕点。

　　张氏上任以后，很做了些出色的事情，能是他成为金融界南派的领袖，当时北派的领袖吴鼎昌，控制着中南、大陆、金城、盐业等行，他们都加入由欧事研究会改组的政学系，成为该系三十年来始终不变的“财政王牌”。国府成立，张氏首先把中国银行总行迁沪，急得吴鼎昌也只得把他系统大的银行，纷纷迁沪，于是北派银行也转移阵地了。他们两位的理财手段，也是各有千秋。吴好用统制手段，后来他在贵州主席任上，创办贵州企业公司，囊括贵州百分之九十的企业，于是漏洞百出，吴也就被内调了。张则放任中善于驾御，虽然日本留学，很合英美人的口味，说句老实话，今日之央行总裁，除了声望、干部和经验以外，还要有外交路线，张之胜过吴，也在这里。在胜利前年半，张一直在美国商洽借款的，这次东北苏联军用票的收回，也表现了他卓越的才能，所以张岳军出长政院，一定先把他拉出来拿住钞票。

　　现在的中央银行，是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候，觉得处处受张氏之掣肘，而另起的炉灶，想不到现在要交给张了。至于中国银行，现在虽然孔祥熙任董事长，实际的权力，还在张和宋汉章之手。有人说宋子文是最有权力的一位行政院长，记者以为张嘉璈确是最有权力的一位央行总裁。

　　理财专家张嘉璈（下）

　　张是上台了，放在面前的是国家的赤字财政、恶性的通货膨胀和外汇的枯竭，九百兆只眼睛都望着他这样解决这些问题。他的第一炮，就是发行美金债券和库券，可见他还是在外汇与通货膨胀两个圈子上，同时滚动。据可靠消息，自从本月五日库券债券发行以来，到上周末只售出五十八万美金，老百姓何尝不喜欢美金，只是没有钱买呀！不久摊派和劝募的办法就要出现，银行里的职员们，也憧憬以前美金公债只是自己摊分，因此发了群财的奇梦，可是尽管银行职员今日月入百万，胃口仍不会太大，至于向拥有黄金美钞的人开口，无异要向他以前政治和事概上的敌人讨钱。记者不知道他愿不愿为了国家，而出此一途。

　　张向正开着是全国银钱业代表，会议致词中，表示对法币有新办法，继续膨胀是老办法，新办法应当停止发行，甚至收缩通货，那么国家的赤字财政，要有开源节流之道。目前美国的借款，名目听到了好几种，据设渐见端倪，这也是他锦囊中不可缺少的一着。他虽然五十六岁，应当有些早年的作风，袁世凯筹备帝制，下令提中交两行的准备金，两行纸币一律停兑。那时张在上海，毅然和宋汉章氏决定，不受袁命，照样付兑，大得人民赞许。如果时机成熟，张氏能宣布法币不再发行，人民对法币的信用，自会恢复，张氏应当有这种敢作敢为的精神呢？至于张氏另外已出的一张牌，“贴放会”，要想凭此刺激生产，在通货膨胀下的高物价政策，是徒苦人民的办法，这几天来物价正在向张氏发威风，确实不可不戒慎恐慌。

　　张氏还有一件德政，就是在中国银行首创经济研究室，后来各银行纷纷设立，现在中行的经济研究室主任张肖梅女士，还是张的弟妇，一度传说她调主央行研究工作，央行经济研究所主任冀朝鼎，是孔庸之时代的经济外交家，他曾经感慨地语人：“现在的经济研究工作，是交给失意落魄的经济学者的。”张氏是经济研究的创办人，总不可使这句话成为事实吧！

　　11、1947年4月22日《新民晚报》报道

　　张嘉璈的妙计（安危）

　　张总裁上台之后，第一炮是四亿美元公债及库券的发行，谁也知道，这四亿美元公债库券是不易推销的。要推销，只有靠各系金融界“帮场子”。为了求得各系金融界“帮场子”（台面上的话就是“合作”），所以第二炮是中央银行扩大贴放业务。所以贴放委员会中容纳了各系的巨子，公布了《办理上海商业行庄贴放通则》，表面上是与金融工商界合作，以推动生产及出口业务。事实上这批头寸经过行庄一转手，有三十天至九十天的流转时间，在物价高涨的时局下，谁能保险不用来转放高利与商品投机呢？若是所有贴放的款子是用来增加生产，当然无可非议，不然的话，扩大贴放业务，就等于给一些有关系行庄增加一批头寸而已。

　　银行里只要增加头寸，在官家利率与黑市有悬殊高下的现况下，只有痴子才不会赚钱，各系金融巨头，大约其中没有**，所以如此一来，定更能兜得转，也就有更多的钱好赚。一边有更多的钱赚，一边再来“帮场子”，那就变成“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此一来，就皆大欢喜。

　　扩大贴放业务，是不是能使出口及生产复苏呢？这一点，不待我们分析，大家会异口同声的给予一个相反的回答，若是真正的扩大贴放业务，结局不过是徒然助涨物价的信用膨胀，开辟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途径。

　　12、1947年7月20日《立报》报道

　　张嘉璈婚后初谈话：东北煤南方粮，两地物物交换

　　华北银行筹码缺乏，昨晚晋京向当局报告

　　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前在平结婚。日前由平返沪，昨晨十一时赴央行办公，记者往访，承发表谈话如下：

　　据张氏宣称：东北人民生活水准极低，粮价上涨后，生活即感困难，东北每日需粮食八百吨，过去尚有平绥、平汉、津浦、东北等地济运，而现除平绥线外，其余均告断绝，故急需华南一带及国外粮食接济，东北现希望至年底止，南方能供廿万吨粮食运往接济，据估计，南方在此期限内，至少能有十万吨粮食运往，一半可用杂粮，现已准备先运往面粉三十吨，作配售予公教人员及学生之用，至职工之配粮，须俟国外之杂粮运来后实施，其他南方拨往之粮食，俟与粮食部洽定后，由该部按期运往。

　　鼓励开滦煤斤运沪

　　南方极盼东北能有大量煤斤运沪，开滦煤矿现已在增产中，北宁铁路亦愿负责运输，经双方商定，南方此后每月供给开滦面粉八万包及供给北宁路四万包，以易煤运沪，并以每增加十万吨煤，加供给面粉二万包之鼓励方式鼓励其增产，迄目前止，开滦在本月份已运沪煤斤七万吨，希望在月底能运到十三万吨，本市煤荒即可解决，至煤球原料白煤，亦经向门头沟、长城二地煤矿洽妥，每月可有六千吨白煤运到，若如数运到煤球亦不至再生恐慌。

　　至金融方面，华北各银行现均感存款增加太慢，筹码缺乏，为谋解决此项困难，现筹备设立银行准备库，商业银行方面，并盼央行能做重贴现，以调节金融。

　　东北币制暂不变动

　　东北流通券在华北流通，目前亦颇稳定，过去虽曾跌至八元五角，现已回高至十一元，且流通券在华北可以自由买卖，故暂时不宜变动其币制，物资方面关内运出者，以香烟、茶叶为大宗，杂货次之，关外运进者，即为大豆等物。

　　又张氏于昨晚晋京，向当局报告视察情形及筹划接济东北粮食。

　　13、1947年7月22日《人报》报道

　　张嘉璈手腕高妙----李馥荪作替身

　　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上任以来，最头痛而无法应付的是“输入管理”问题，每天办公时间，至少要有四小时以上，要和中外进口行家的老板们敷衍，张总裁不像做“总裁”，简直和买办一样。现在“输入管理”越弄越复杂，厂商和进口行既在明争暗斗，同时外商和华商也闹着抢生意的纠纷，使张总裁越发感到麻烦，实在有些头晕脑胀。

　　毕竟张总裁脑筋比贝祖诒来得聪明，他想出了一个锦囊妙计，拉拢着银行公会的李理事长馥荪做了“挡箭牌”，凡是为了“输入”有关公事登门的客人，一概谢绝，推给李馥荪去应酬、处理。

　　可是，李馥荪虽则获得这样的荣宠，实际还是有职无权，遇到任何巨细问题，还得要张总裁最后的决定，以李公在今日金融界的地位，居然给张总裁这样的捉弄，可见张总裁用人手法的高明了。

　　14、1947年8月3日《铁报》报道

　　张嘉璈与招商局（文风）

　　抗战初期，蔡增基以招商局全部产业委托美国商人卫利韩代管，亦由张嘉璈居间。且传闻当时尚有密约，将来招商局可由中美商人合资经营。初不意，不旋踵而太平洋一声炮响，日寇竟首先发难，而张嘉璈之交通部长，亦遂去职，卫利韩更无术可以行使代管职权矣。及招商局在重庆重整旗鼓，遂将委托代管合约取消，今日旧事重提，亦觉可畏也。

　　犹忆战时招商局船只，除一部份被征作阻塞长江防御工事，一部份出售洋商外，逃入川江者，亦未能加以利用。张嘉璈曾饬停泊嘉陵江之船只，概拆毁，以避免轰炸之目标。幸而张旋即去职，招商局亦未曾奉令执行，否则此区区仅有之江轮，将不能供复员之用，何有于它，而中国历史悠久奋斗多年之招商局，将无立足地矣。

　　15、1947年8月17日《东方日报》报道

　　张公权巧辩豪门资本（小卒）

　　惜乎欲盖弥彰 妹婿是谁？油厂是谁？

　　监察院提出彻查豪门资本，孚中、扬子两公司之外，尚有牵涉张公权之南洋企业公司与中国植物油厂，据张本人辩白：“本人在银行界服务数十年，所培植之工商业人才，数逾数千，而本人在沪并无田产之购置，亦未作任何商业机关董事等职，南洋企业公司之总经理乃本人之妹婿，其关系只此而已。”又谓：“中国植物油厂有人亦认为豪门资本机构之一，此乃又一误会，该厂与本人无关，且最近复有中国、交通、农民等行加入资本，即此事可证明。”张善于言辞，圆妙不可方物，叫人扳不着错头，要晓得他的妹婿是谁？就是每回程砚秋南下，必定住在朱家的朱文熊。朱也是嘉定人，家里美轮美奂，所以能招待名伶，使他下榻，有大汽车、大洋房，程登台，朱必包好座位一两排，阔绰可想。南洋公司，朱出面，张做后台，是人所共知的事。至于植物油厂，那更妙了。张说与本人无关，偏偏事实与他有关，这公司开办十年以上，总经理一直是张的胞弟张禹九（嘉铸），就是张肖梅的丈夫，禹九英国留学回来，刚巧无事，办过静安寺路云裳时装公司，晓得的人，恐怕很少。该厂战时开在香港，现在各地都有分销，规模很大，完全由公权一手栽植而成，偏说本人无关，欲盖弥彰，我们且看监察院怎样收篷？

　　16、1947年8月21日《罗宾汉》报道

　　张嘉璈的“香港问题”（务言）

　　掌握着国家经济金融命运的央行总裁张嘉璈，近来到央行的办公时间非常少，只有在宣布政府重订外汇管制新措置的时候，漏夜出席招待记者，倍增辛勤。

　　当他前两日闭门不出之际，曾有人说他为了陪伴新夫人，躲到闺房里去了，那当然是说笑话；又有人说他因防止香港走私以及侨汇问题而去香港，其实他香港未去，只是不出大门，确与“香港问题”有关。

　　原来张嘉璈这两天正在大害其脚气病，经医师判断，系“香港脚”，嘱其少行动多休养，当可予以根绝，如果不善保养，则来年仍将复发。张遵照医师的劝告，只好留在家里。

　　可是张虽然在家，对于香港走私等问题却仍在埋头研究，邵曾华与罗杰士按日将谈判情形报告给他，由他审查后再行复电指示，他定下心来研究这问题，居然中英双方的谈判逐渐接近起来，在宣布外汇新措置的招待席上，他同时宣布了香港走私解决办法，将于廿三日发表的消息。

　　最后有记者和张嘉璈吃豆腐，对他说：“但愿你的香港问题也告同时解决。”张大笑不已，仍旧拖着他那蹒跚的步伐，走向汽车里去了。

　　17、1947年9月8日—26日《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界之权威----张公权（励炜公）

　　1947年9月8日

　　在现今的上海社会----乃至全中国的政治社会，谈起这位张公权先生，真是哪个不知，谁个不晓。论张先生今日的地位，名义上虽不过一个中央银行总裁，在行政院长及财政部管辖之下，但在实际上则较诸张岳军先生暨俞鸿钧先生，还要“吃价”（即“重要”的意义），有时或且超过其上。因为张先生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在与国计民生有关，例如外汇市价的减低或增高，均由中央银行总裁的公文上一个“行”字而决定，国内的物价以及国际上汇兑价格，莫不间接的或直接的受其影响，就我们老百姓的地位看起来，可说是我们日常生活指数的决定，均操于张先生一人之手。真所谓“公权能贵之，公权能贱之”呢！（一）

　　1947年9月9日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这位财政金融界的怪杰，经济界的惟一“权威”Authority张公权先生，他的成功的历史，以及其在政治上社会上与各方面人物的种种关系，就吾人所知，特为写出，以供国人之观览。但“作者”有须声明之一点，即吾人对于张先生个人，并无“捧”的意味，亦无“骂”的作用，乃完全基于“主观”上的事实，而为“客观”上的“观察”及“论评”。此在美英言论自由之国，对于一国的政治上或社会上“中心人物”，为之作“传”Biography或“评论”Criticism者，亦所时有。想张先生及读者诸君，定不以为忤也。（二）

　　1947年9月10日

　　张先生为江苏宝山望族，公历一八八九年即清光绪十五年己丑生，今年五十九岁。张先生少年时代，得意甚早，自日本游学归来，即在邮传部路政司办事，嗣任交通官报主任，时有关于财政经济上及交通上之言论著作，但其时历任交通当局（即邮传部），为盛宣怀、陈璧诸氏，张之言论并不为当局所重，又任交通银行帐簿稽查，勾稽簿录，颇有能名。民国成立后，张氏因其兄君劢与梁任公、熊秉三诸先生相友善，乃亦与进步党相接近。进步党者，即“研究系”之前身，亦即今日民社党张君劢氏一派之鼻祖，其在民国元二年间，与国民党互相水火，迨癸丑二次革命失败，袁氏权势日隆，曾一度思利用进步党以组织所谓“人才内阁”，终因北洋派军阀及官僚，多与梁、熊、汤（化龙）诸氏不合，未能实现。（三）

　　1947年9月11日

　　嗣因袁氏背叛民国僭号称帝，而首义师发难抗袁者，即为梁任公先生之弟子蔡锷将军，梁氏又为文著所谓《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篇，嗣即赴西南加入讨袁，于是进步党乃与北洋派分离，其后在段氏柄政时代，进步党又蜕化为“研究系”，与当时之“交通系”如梁士诒、叶恭绰等派又互相畸龁，故张公权氏虽曾在交通银行，实与“交通系”绝不相蒙，乃完全为“研究系”也。

　　张氏于民国初元，尝为浙江都督府秘书长、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嗣又升充中国银行副总裁，此皆因熊秉三推荐之力。惟张先生在中国银行任职最久，前后计历二十余年以上，其在中国银行副总裁任内，时冯耿光氏为总裁，冯氏为公子派脾气，惟知绝纳权贵，耽情声色（捧“梅”最力且最早者，即为冯耿光氏），行内大事，一以委诸张氏。而张氏则实事求是，整顿中行行务，一味“苦干”“实干”，对于总行及各分行业务，不但指挥如意，措置裕如，且一切均入银行正轨，其成绩及声誉，实超出于各大银行之上。故当时中国银行，实隐然为国家银行之领袖。且张氏以接近“研究系”之故，易为他派所忌，而“研究系”在财政上及政治上之背景，又非有如何雄厚之势力，非梁、叶诸氏可比。然张氏在中国银行，由副总裁而总裁，屹然不动者十数年，此则因张氏对于政治上之兴味极淡薄，对于政党之色彩不浓厚，其个性与作风，与梁任公、汤化龙诸氏及其乃兄君劢先生，均大不相同。乃一“实干”“实践”之“财政家”，而非好高鹜远之“政治家”或“政客”也。（四）

　　1947年9月12日

　　张氏在中行总裁之日，用人又好取“人才主义”，不以“亲娅”或“荐牍”为取舍之标准，尝有意于旧式钱庄制度之改革，因见甬人林斗南君有一文论钱庄制度，极为精辟有理，乃即专诚访聘，请其襄助行务，行中人多以为异，然在近今金融界要人中，如张氏之注重人才，肯纳善言者，实不多见也。

　　张公权先生在中国银行，具有悠久之历史与特殊之成绩，此为二十年来金融界人士所深识。远在抗战及国民革命以前，中央银行尚未成立之先，全国金融界有“五虎将”之称，亦可称为“五巨头”，曰吴鼎昌氏，曰周作民氏，曰张公权氏，曰胡碧〔笔〕江氏，曰徐新六氏。吴达诠、周作民，代表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行，有绝大之潜势力，张公权代表中国银行，胡碧〔笔〕江代表交通银行，徐新六代表浙江兴业银行，而张公权氏以中行之地位，隐然为国家银行之领袖。其时陈光甫、李馥荪、钱新之诸先生，均尚未在金融界崭然露头角，而徐寄庼氏则方在《银行周报》操笔政，至于竹淼生、篑延芳辈，则更不足道矣。（五）

　　1947年9月13日

　　当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之初，陈光甫、张寿镛、徐圣禅三先生，赞襄财政，最为有力，而虞洽卿氏奔走拉拢之功，亦不可没。其时北方之财阀巨子（财阀二字，非必为恶名，若从善意解释之，亦可谓为“财政或金融世家”之意，即以财政金融为专业，而是有领袖之地位或资格者也，特视其运用财政金融上之特殊势力，是否与大多数之人民利益“相成”或“相反”耳）为吴鼎昌、周作民两氏，而南方之金融领袖，厥推张公权先生与徐新六、胡碧〔笔〕江二氏，鼎足而三。其在北伐之初，均未与国民革命军与国民政府有若何连属之关系，此就革命史上之事实立论，实无庸讳言。非如陈、张、徐诸先生之与当时国民政府，有“筚路篮缕”、“筹饷劳军”之功，有“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之感也。然而时势推移，张、吴两氏，已渐成为国民政府之重要人物。此盖由于国民党能网罗党外之人才以为“己用”及“己助”，亦即当局政策上之一种“明智”，诚能扩大其“引用人才”“不分党派”之主义，则于财政金融之外，在政治上亦早有其重大成功之收获矣。（六）

　　1947年9月15日

　　张、吴二氏之入国民政府，在一般人士观察，或以为由于“政学系”之拉拢，但就吾人之超然的观察，在国民党一再声明“党内无派”的立场之下，实不能不承认有所谓“政学系”或其他“某某系”等之存在。故就吾人平心以言之，所谓“政学系”者，乃为国民党中比较上最有“政治能力”之一种“优秀分子”之结合。其所含之各分子，最有“理智能力”，其胸襟亦“比较的”扩大，能吸引各方面之人才，容纳“无党无派者”之忠言。惟在其各个人之环境上，比较的多为接近于“资产阶级”，而与一般大多数之民众，太为隔膜，对于一般平民之疾苦，往往不能亲自体验，故其政策上往往欲福国利民，而其结果有时却适得其反（例如最近公布之“节约消费办法”，其用意的在于改善民生，促成生产，而其弊也则徒令“有产者省钱”，“无产者失业”，或谓此皆由于王云五氏之献策，甚为政学系诸公惜之，因此事与本题无关，姑另为一文评论之），此盖有类于英国畴昔当局之“保守党”也，而张先生亦不能外乎此。（七）

　　1947年9月16日

　　张先生在抗战前一年，受中枢当局特达之知，与吴鼎昌氏同在国民政府中任要职。时张氏受任铁道部长，而吴氏则受任为实业部长（其后即改组为经济部），国民党之重用党外人才，当以此为重要之纪录。吾人回忆最近二十年之中国政治（即自民国十六年北伐成功起，至最近时期），几完全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而中枢行政各部首长，非国民党籍者鲜有膺选。其或虽为国民党旧党员，而在其个人历史上之政治生涯，曾与国民党之“嫡系”或“干部”相分离者，即偶膺要职，其政治上之命运亦不能持久。如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之老外交家“王正廷先生”，如在政治上最有能力及手腕之已故“杨永泰氏”，如政治家而兼外交家之已故“黄膺白氏”，如军事家而兼政治文学家之已故“蒋方震氏”，如外交界及司法界老前辈之“王亮畴先生”，如曾在革命初期宣力财政之已故“张寿镛氏”，如曾在东北宣劳，曾任上海市长，“气度恢廊”、“八面玲珑”之吴铁城先生，凡此等等，皆为中国政治上第一流之人才。而今则时势推移，新陈代谢，大都垂垂老去，或郁郁以终。（杨、黄二氏，曾膺重任，又当别论）今惟吴铁城氏虽仍为党部领袖，而于胜利以后，未尝一操市政实权以展其长才。王正廷、王亮畴二先生，则以年高德劭而皆退居闲职。此尚为国民党籍之人。其政治上命运之不济，有足资吾人追忆者。至于国民党以外之人才，如张、吴二氏者，在抗战前后十年中，乃独能得中枢之信任，亦可谓异数。此无他，乃张、吴二氏于自身之“政治能力”以外，别有其“经济上之实力”在。（八）

　　1947年9月17日

　　吾人当知第二次大战期间内之英国保守党内阁及日本军阀内阁，亦莫不以“财阀”为后盾，倚“财阀”为台柱。盖在资本主义国家，其国民之“经济力”，常集中于少数“特殊势力者”之手，而易为“特殊势力者”所操纵。此种“特殊势力者”，一方面为工商业“资方”之代表，而一方面又常为“金融界”之领袖。若为“富而仁”者，则能以其“财力”扶助政府，利济民众。若无“富而不仁”者，则反以其“财力”利用政府，剥削民众。中国今日之大患，不患“寡”而患“不均”，其症结亦即在于是。故在今日中国“畸形的”政治经济之下，所谓“豪门资本”之造成，盖非一朝一夕之故，观察中国社会之“表面”者，但知一般大多数之民众，憔悴呻吟于“生活鞭策”、“物价高涨”之下，而高唱其“促进生产”、“节约消费”之口号。其实国内之最有“消费能力”者，惟少数所谓“豪门”及其他较有“特殊势力”之人。而大多数穷苦之人民，则均生活于“畸形的消费”之下，窃取“富而有消费能力”者之余沥，以苟延其残喘。而一切生产机关，既因“利润之微薄”、“工资之增高”及其他种种阻碍力，而令投资者沮气裹足。其肯移用于“消费”者，尚为“富而仁”之徒。（例如“办报”即为“九分蚀本”的生意，但在理论上虽为“精神的生产”，而在实际上，亦为“物质的消费”，如一旦节约纸张，减少篇幅，即无异令一般“精神劳工者”失业。又如限制私人汽车，则汽车夫失业者增多。禁止营业性跳舞，则职工舞女均无以为生。此均为中国畸形的现象，执政者不可不慎也）否则以其财力，囤货投机，其为害民众更甚。至于一般民众，承战乱之后，元气大伤，本无消费能力，有何节约可言。总之，在今日中国“畸形的”政治经济之下，亦在于损有余以补不足。（九）

　　1947年9月19日

　　是于在少数“有特殊势力者”之反省，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耳。否则为丛驱雀，为鹰驱隼，徒为赤眉黄巾之徒所笑。而明末流寇之祸，将重见于域中矣。

　　张公权先生之一生事业，以在中国银行为最著，其在任亦为最久。兹据张氏之挚友为余谈及张氏之往事，谓张氏在中国银行时代，有可特记者三事。其一为拒绝“袁政府”洪宪帝制时期之不兑现政策。当袁氏叛国称帝，曾以一纸命令。全国银行纸币不兑现。时张氏方任上海中行副经理，清晨接到命令，各报纸披露消息后，自上海北京路起以至外滩中国银行，挤满人头，争往兑现。群情惶惶，不可终日，张氏目击心伤，深感此种“乱命”，影响民生，即驰赴中行与经理宋汉章氏磋商。请力排众议，拒绝乱命，决定照常兑现。又得陈光甫氏等之协助，工部局之谅解，终得安定秩序，弭平挤兑之风潮，此足见张氏之体察民情，善于应变。其后袁氏帝制失败，张氏即由沪行副经理之职，一跃而为总行副总裁。此事至今相隔已三十年。吾人甚望张氏仍本其“少壮时代”之作风，以民众之利益为前提。而不以“接近资本阶级”，“拥有特殊势力”之故。（十）

　　1947年9月20日

　　其二为推行中行钞票，确立我国之纸币信用。在民初时期，我国市场上流行之纸币，以英商“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美商“花旗银行”所发行者为最多。亦最得一般无爱国观念之商民之信任。张氏认此为不合理之现象，必须加以改革及矫正。否则中国人不信用自己国家发行之纸币，而反信用外国之纸币，尚复成为“独立的国家”之体统。于是想尽种种方法，推行中国银行之钞票于上海及各地。如逢棉花季节，中行设法向各乡村收购棉花，同时即将相当数额之硬币（即银币）与纸币，携至各乡村，陆续发行中行纸币。其时乡民大多数不信任中国银行之纸币，往往不愿收受。经中行之收货付款者一再婉言劝说。告以纸币与银币有同样价值，且便于携带及收藏，倘试用后感觉不便，尽可以纸币来换银币。中行职员经张氏之严格训练，对于乡民之纸币前来换银币者，毫不加以留难，习之既久，各地方人民使用中行纸币之习惯，乃渐渐养成，于是我国银行之纸币信用，乃始告确立，而外国银行之纸币，乃渐渐为中国纸币所打倒。中国政府在民国二十四年间所推行之法币政策，其所以能告成功者，盖于民初张氏之推行中行纸币，实植其基矣。（十一）

　　1947年9月21日

　　其三为领导上海各银行，建立民族金融资本。张氏目光远大，不若一般银行家之自私自利。渠认为中国金融资本之脆弱，经不起外国银行资本之一击，于是悉心整顿中国银行，便成为足以抗衡外国银行之金融机构，且更进一步，而联合中国各银行，成一足以抵抗外国金融之势力，凡遇有其他银行之请求协助者，无不抱通力合作之精神，以促其稳定。例如在今日商业银行中，可称为巨擘者，一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二曰新华储蓄银行，均曾经张氏助其成功，或予以全力支持，乃有今日之成就。又张氏曾往南洋视察，适值南洋各华侨银行之间，发生意见，互相火并，宁愿两败俱伤，岌岌不能维持，张氏乃邀集华侨各帮领袖，晓以大义，促其合作，并愿以实力相助，使改组为华侨银行，俨然为一有力之南洋金融机构。今日我国银行业资本所以能独立成一势力，不受外国银行之压迫者，张氏之功为最多，至于张氏在金融界中力图加强中国各银行组织实力以抗衡外国银行之种种历史，因吾友之所述，经过事实过长，兹姑不赘，容再另文详述之。（十二）

　　1947年9月22日

　　张氏在中国银行之奋斗及其成功之历史，除上述“三大事”以外，又有二事可以特记。其四为提倡国货，使中国逐渐趋于工业化。在抗战前数年，张氏鉴于德日英美货物充斥于中国各市场，每年度形成“入超”之严重局面，诚欲根本改革国际收支，非提倡国货不可。而欲提倡国货，非先明了我国之工业现况不可。于是决定每星期参观工厂一次。其时有潘仰尧者，常不避风霜雨雪，陪同张氏前往，凡遇厂商之经营成绩优良者，由中国银行贷以资金，为之扩充。其经营不善者，亦促其改进。以冀国货之生产数量日增，可以抵制外货。并发起“星五叙餐会”，每星期五约集国货界领袖叙餐，席间得互相讨论国货生产推销等种种问题，并随时特约名人学者演讲，此会至今犹存在。其五为推广农贷，改进农村经济。今日中国农民银行所推行之业务，在从前张氏早已提倡之。在太仓、嘉定、宝山三县边界，成立一“农业改进所”，亦张氏所促成。（十三）

　　1947年9月23日

　　张氏在“铁道部长”时代，以（一）整理旧债，（二）建筑新路，为两大可纪之事绩。其在“交通部长”时代，适当抗战财政万分艰困之际，犹能完成湘桂铁路，兼建筑西南公路数万公里。又当滇缅公路被封锁时，办理驿运，利用骡马，以代替汽车，供应物资无缺，其艰困可知。又以有限之飞机，维持空中客运，并开辟“中缅航线”、“中印航线”、“中苏航线”等国际航运。其时我国四大河流，几全为敌人所占领，而张氏犹在“不利航行之川江”，增加“绞摊”设备，以补充航运能力。此皆为西南人士所共知之事实。其在“东北经济委员会”时代，集九省财政、金融、交通、工矿等大权于一身，而能将接收时期之混乱情形，逐渐使之安定。又恢复中央银行机构，发行东北流通券，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方法，将苏联之军用票，一举而廓清之。其结果则维持“百元票额”之流通券，以至卸任之日。其调节物资维持金融之政策亦可谓煞费苦心。张氏在东北又极注意于推行国货问题，曾兴“国货联营公司”，商办“东北流动国货展览会”，沪工厂一致赞同，参加者一百余厂，极空前之盛况，迨张氏回南，此会乃因之停顿。至今工商界人士，犹追念张氏，而引为憾事也。（十四）

　　1947年9月26日

　　张先生在今日所处之地位，与国计民生均有重大之关系。在一般人士，皆视为“经济界之权威”，吾人对于张先生之生平行事，乃就所见所闻，而为之秉笔直书，既无过誉溢美之辞，亦无求全责备之意。诚以抗战胜利以后，国人心理，其初则希望之念过奢，以为一旦脱敌人之桎梏，必能由黑暗而趋于光明，故一般蚩蚩者氓，对于当代人物，往往认识错误，或且崇拜偶像，家祷户祝，有“后来其苏”之感。其愚可悯，其诚可嘉。继之以种种不满之事实，甚或有“强有力者”，行事施政，动辄“怫民之性”，孟子所谓“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者，比比皆然。于是国人心里，乃为之一大转变，由“失望”而变为“怨望”。由于此种心理之反映，而一时舆论界之风尚，乃以“讽刺幽默”为能，以“激浊扬清”为阿谀，以“党同”“伐异”为直言，于是贤明廉洁者乃无所取信，而刚愎贪污者乃无所忌惮，天下已无“公言”Public Opinion，而一门偏有是非Party’s Bias。人心如此，去“治”之日愈远，去“乱”之日弥近，此真可为太息者也。

　　其实中国之大，宁无一部分“实事求是”、“公而忘私”之人才，与夫“不贪不污”、“不爱金钱”之官吏？就吾人之所见，在“司法界”及“监察院”、“立法院”中诸君子，比比皆是。若在“财政界”，则实为少见，而“手绾财符”者为尤难。如张公权先生及久任财政当局之“前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氏，（因俞氏在上海市府任秘书长时，余适在第二特院任职，曾于各机关代表集会时数见其人，对于俞氏之“作官个性”，略有认识，其后俞氏既贵为财政当局，余亦早已相忘于江湖，誓不再作“鸟官”，故亦久不见其人矣。）吾敢以“不爱钱”三字相赠。文官不爱钱，中国就好了。此吾所为乐表而出之者也。（十五）

　　18、1947年9月10日《人报》报道

　　张嘉璈和中央银行（本报记者李娟）

　　张嘉璈，政学系中一员大将，在黄金潮后，财政金融极度混乱时出长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在宋子文氏予取予求的财政政策下，早已变成行政院财政的外府，换句话说成为一个想用黄金政策来收缩，可是黄金的抛售，敌不过通货发行的数量和速度，所以前任央行总裁贝祖诒跟着宋子文同时下台了。

　　中央银行本有政府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可是近年来的央行，早已与银行界脱节，因之简直也与工商业脱节，贴现、贷款本来是央行与金融工商业的联系点，可是开放贷款的决定权，又从央行划给四联总处，加以这几年“四联”又与工商界的恶化，使工商界觉得国家行局只享权利（准备金），不尽义务，于是形成了对立状况，这是宋氏遗留下来的恶果。张嘉璈登台后，首先就是如何打破恶化的关系，于是不久就有央行贴放委员会的成立，该会在职权上，可说是替代了“四联”，而且在贴放过程里，改变以前手续繁复条件苛刻的贷放原则，改由行庄单独申请，不必组织银团贴放，期限也予延长，并且拉拢了上海银钱的巨擘秦润卿出任该会主委，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嘉璈的雄才大略了。

　　央行在金融与工商界的关系，不仅表现在贴放会上，同时输入输出两委会也扩大组织，延揽李铭（李馥荪）等名流主持，尽量争取工商业的联系。

　　张嘉璈的政策是对的，可惜环境未必尽如人愿。美金债券的推销是国家财政上的重要政策，可是却成为央行的一个重要负担，目前的金融工商界已无力再以资金来购买公债，最近“四联”又规定生产贷款中搭销美金债券，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办法，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在外债尚未谈妥前，美金债券已是政府的最后一张牌了，而央行一定要根据政府的意旨来完成任务。

　　最近黄金黑市场买卖，和央行的挂牌仍有着相差的距离，因此央行收购黄金的柜台上，终日清淡，不获一人，此事也颇使央行难堪，我们且看张嘉璈如何把央行在这许多矛盾中打开一条出路来。

　　19、1947年11月16日、17日《活报》报道

　　张嘉璈与美钞下跌（风云子）

　　张嘉璈的铁腕作风 豪门奸商苦斗失败

　　最近的上海经济市场，起了一个变化，那现象是：抽紧了银根使钱庄提款动动出后门，银行纷请客户改用拨款单及本票，物价因而停止涨风，在十月涨风后竟稳定一时。

　　针对黑市黄金的猛跳，张嘉璈乃施出他的铁腕作风，断然拒绝了豪商巨贾的巨量自备外汇定购的进口物资。这一棒打的是官僚资本、豪门资本、投机商人，他们施用各种努力活动，希望政府取销〔消〕已发的命令，但代表了政府尊严和人民利益为前提，张嘉璈坚持的结果，商人把物资退回了原地，他们的理由：“与其给政府廉价收购而亏本，宁可负担运费而收回美金的成本，因为美金的来源在于黑市，成本较官方结售要差上一倍多。”

　　美钞上涨一方面果然为了币值之跌，一方面则是黑市供应的需要，黑市美钞既有出路，操纵在巨商豪门手内，他们收吞了作为国外定货结汇的资金，于是政府经济监察受到极度困难，工作的效果大受影响，捉不胜捉，禁不能禁，不但黑市依旧存在，反而变本加厉，暴涨猛跳，向政府开玩笑了。

　　自从政府决定收购自备外汇的进口物资政策，商人们所用压迫政府的要挟手段，暗中进行甚烈！这时的确曾使张群院长焦烦，但张嘉璈毅然进言：“除非马上下台不干，否则一定坚持它！”事实上，收购是不可能的，不但商人太吃亏，政府也没有这大批吸收物资的巨款，现在商人既退回原地，即使打个折扣收回成本，还是比官价收购便宜。这笔交易姑不多谈，主要的作用是打击美钞黑市市场，政府既不准自备外汇的进口物资上岸，则除了官汇以外，黑市美钞发生剩余现象，大家要把它脱手，因此彻底的造成美钞跌价的现象，自然而然停止了美金的交易及其涨风。

　　然而最近的金价黑市又起涨风，这果然由于美钞需要的转变，一方面还是公教人员一百二十五倍待遇的实施，市场头寸一松，物价又欣欣向荣了，同时王外长一言“祸国”，他说这两个月里货款不会来，大家又想在这两个月中再投机一下，拼命爬进货物，弄些钱来作为过年的消费资本了。

　　张嘉璈的铁腕作风 终为人事战术所软化

　　就因为黄金黑市的上升，牵动了棉纱、米粮和各种物价上涨，这是十一月涨风的前奏。如说是奸商们再度思逞，实应请有关机关自己检讨“温和政策”的责任结果。

　　举一个例：黑市金钞的“破获”，损失一点钱之外，没有受什么体刑或名誉方面的损害，十月份纸老虎的囤纸案，终也在银弹活动之下宣告发还，结果竟连最低限度的公价配售都做不到。乱世不用重典的经济管制原则，结果便又加深了豪门奸商们反动力量，及其轻视政治权力的信心。

　　据张的左右谈，这次张的决心打击豪门，仍然没有干彻底，经过各方面的“人事战术”，他的铁腕终于软化下来，并且有可能和自备外汇进口物资对象相妥协，中国政治的错综复杂和积重难返的传统牵掣。行文至此，不禁为之掷笔三叹，热泪夺眶而出了。

　　20、1947年12月4日《小日报》报道

　　张嘉璈“以夷制夷”，央行昨晨一场舌战（佳木）

　　设立金融管理局 外商银行表不满

　　中央银行总裁室昨日上午有一幕华洋舌战，这一场舌战是因“金融管理局”而起。

　　前天，政院为防止行庄投机与非法活动，决在京、汉、津、穗四地设立金融管理局。管理局职权很大，公司行庄，都在它治下，外国行庄亦无例外。

　　目前行庄投机的对象，以黑市黄金与外汇为最普遍，这两种东西，外国银行尤乐于吞吐。过去票据交换所公布交换数字时，外商银行的进出，动辄千余亿。目前外汇由央行管制，进出口贸易亦有专管机构，外商银行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进出呢？阔人们资金逃避固为因素之一，金钞黑市买卖亦为原因之一。要是没有上述两笔生意，外商银行是无人上门的。财部此次决心管制外商行庄，自为明智之举。

　　一向养尊处优的外商行庄，岂甘屈服于我财部的一纸命令？所以当昨日金融管理局组织公布之后，即表不满，由美国几家银行领头，托美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梅友向央行总裁张嘉璈交涉。张氏门槛也很精，采用“以夷制夷”的老外交办法，事先约好了该行洋籍顾问罗克斯、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洋籍顾问杨格，当梅友来访时，请他们两人也参加谈话，以便其出面抵挡一阵。昨日梅友于九时许至央行访张，迄正午十二时始毕，整整谈了三小时，尚无结果，最后双方以“请示上峰”结束了这一次并不愉快的谈话。

　　21、1948年2月9日《大公报》报道

　　美商会年会席上张嘉璈谈中美合作：主张排除失败主义

　　【本报讯】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前晚应上海美商会的邀请在该会第二十九届年会来宾席上作三十分钟的演讲。张氏首对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加以分析；说明只须吾人把握时机，利用厚生，并参以友邦之援助，必可顺利完成革新计画。最后寄语在华美商，深盼能相互切实合作。兹将张氏讲词，摘录如下：

　　“兹有一事，可向诸位告者，即政府计画，一部份已见诸实施。例如：为避免信用膨胀，国家行局已实施紧缩放款，以防资金流入囤积居奇，并在各大城市成立金融管理局，严杜资金流入投机，操纵黑市；上海并试行食粮、食油、燃料、食糖配售，以期逐渐推行于其他各城市。近且计画五大都市食粮全面配给，以期公平分配；并改订花纱管理办法，由政府供给棉花，采用代纺代织办法，以防止价格狂涨。对于进出口贸易及外汇管理政策，业已修正；由于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甫氏之努力，五个半月中，收入出口外汇已近七千万美元。同时，由于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铭氏之努力，对贸易管理，已有极大之成就。今该会在霍宝树氏主持之下，当能更见进步。同时因香港政府之合作，有海关协定之签订，及财政协定一部份之实施；今后走私当可减少。但一切管制，在中国尚系初步实行，缺乏有经验之人才，难望其尽如理想。由于外汇供给有限，不能满足输入及厂商之希望；同时更由于外汇黑市不能消灭，国内物价高涨，更不能满足出口商之愿望。”

　　“环顾目前国内情形，当然尚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吾人必须尽更大之努力，加以改善。一部份困难可以即时克服，一部份必须从根本解决；前者如信用放款之限制，必须配合生产计画，使必要工业仍可获得所需要之资金，同时要排除军队干涉及运输之障碍；后者如外汇及贸易之管理，须待币制稳定后始能步入常轨；又如进口限额分配中，对于原料与机器之进口，必须与国内生产相配合。至于管理主要物资，如棉纱、棉布等，必须于管制之中不妨碍私人企业之发展。综上诸端，皆当前应行之急务。”

　　“尚有一言者，各友邦商工业家之在中国经营者，总觉中国政府一再宣示欢迎外宾，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实则政府均具热诚，只以外汇不足，故一则对于外商厂家之原料与机件，需要外汇之供给，不能充分，致工厂不能如理想之发展；二则在中国所得余利，无法汇回本国，致投资者裹足不前；三则进口商之有悠久历史，有优良服务者，不能得到充分配额，有时不免相形见绌。第一点想从各工厂生产计画以决定其应用料件之多寡；第二点希望美国援助成就，外汇较为充裕时，规定适当办法以解决之；第三点若进口原料机件凭生产计画分配，则有较优之服务条件者，自必能多得交易，盼望逐步能达到种种改进目的。今盼望于诸位者，在中国利用美国援助时，有许多技术方面，尚有赖有美国之帮助；但中美国情与教育背景各异，如何使美国方法适用于中国，行之而有效，必须依赖于久居中国与中国事物有经验之美友，尽力协助，贡献意见。如遇有不可免之困难，尤望熟悉中国情形者，善为解释。”

　　“最后不能不向诸位提及一点，即失败主义必须排除。回顾第二次大战中，中美英各国均有若干次好似业已绝望，而因抱住必胜精神，故克致最后胜利，今日吾辈所遭遇之困难，正与战争时代相似，何以中外人士均有抱失败主义者。况今日吾辈正与一世界革命相奋斗；美国今担起世界的责任，必须每一国家竭诚尽其能力，有所贡献，则美国援助各国之目的庶可成就。盼望吾中美两国人士，以更大的勇气，来担负一共同的责任。”

　　22、1948年6月3日《铁报》报道

　　“新豪门”张氏家族的“一门四杰”（麒麟）

　　大哥民社党魁 二兄金融巨头 三弟主持中植 小妹理财能手

　　在检举豪门，要向他们征收什么“救济特捐”、“临时财产税”声浪中，对于谁是豪门一个问题却始终无法获得正确的根据。于是富豪们都互相推诿装穷，谁也不肯拿出一个钱来，可是在这个时候却有人将张嘉璈的兄妹昆仲冠上了“新豪门”的头衔，认为他们是国内新兴的豪门，在国内已成为第一流财阀。

　　张嘉璈成为今日的新豪门，当然有其事实的明证，别人调查得清楚，不信且看握在他们手中的事业就可以知道了：张氏兄弟三人还有一个妹妹，大兄张君劢，是今日民社党的党魁，他已有了政治地位，有政治地位当然便有生产之道，除了他之外，以下的张嘉璈、张禹九还连上那位张肖梅女士，都是理财能手。张小姐是个寡居多年的老密司，民社党的财务就都握在她的手中，民社党去年参加政府后，当然拿到很多的党费津贴，他们出版几种刊物，又可超额的领到大量的配给纸，就这些收入，有人统计数目，已相当惊人了。

　　至张嘉璈，当然不用说了，胜利后他去东北，一手掌握东北的经济大权。可是据闻他在东北时，他的兄弟妹妹都在关内外大做生意，除了贸易和金融的统制外，还投资了一些生产事业，他们在东北开有钱庄，自做关内的汇划。后来在东北形势恶劣，张嘉璈内调，他们张家就全体将资金南携，据悉还带了大批资金入关。迨张嘉璈任央行总裁，则张氏门中更为活跃了，据攻击张氏的主委们说，张任央行总裁时，他的兄弟妹妹都利用这种关系在上海大做外汇生意，几乎控制了整个金融市场，因此在这个时期张氏门上资物数字大增，跨上了“新豪门”的宝座。

　　此外张嘉璈的兄弟张禹九，他是一位大富翁，他是今日中国植物油公司的总经理，中植公司是今日和“中纺”、“招商”、“中蚕”、“中国石油”等并驾齐驱的第一流专营事业，它在胜利后兼并许多敌伪油厂和小油公司，在一片油荒声中，钱赚得翻倒，当然张禹九的得任“中植”总经理是靠了张君劢、张嘉璈的关系，目前这个中植公司，已成了“张家的事业”了。

　　23、1948年6月16日《新民晚报》报道

　　张嘉璈下台前后（本报记者行止）

　　【本报特稿】从去年三月二日的就职礼起，到今年五月二十四日的交代式止，张嘉璈做了一年二个月零廿一天的中央银行总裁。这其间，备受恭维谩骂，时扬时抑。不过，这些总是官家和有关人士在大声叫嚣。深受利害的老百姓，倒默默无言，是不是张嘉璈救了老百姓，害苦了官家呢？未必！不过只是官家才有发言权，张嘉璈下台后，你听立法院还有余音袅袅。

　　张嘉璈是怎样一个人呢？立委吴铸人说：“张嘉璈在东北，在中央银行任内，劣迹昭彰，他的太太、妹妹、妹夫、弟弟都在做生意……”那么可以肯定的说他是个大坏人。张自己说：“嘉璈服务社会与政府三十余年，立身处世社会自有公论……”那无疑又是个大好人。而其实张嘉璈不过是个五短身材、精神健好的花甲老人。虽在宦海中浮沉了三十多年，到盖棺定论的时候还早呢！张之出长央行，自有他三十年金融界奋斗的基础。有传系得乃兄张君励之助，也不无可信。总之，他是在宋子文的黄金潮以后，掌握着全国金融物价之舵了。

　　黄金潮过后，风浪愈来愈大，当时大家对这老舵工的希望，甚为殷切。张嘉璈也不负众望，他拿出了一宗法宝----发行三十六年美金债券，以期收缩通货，稳定物价。可惜风浪太大，淹没了债券，也淹没了大家的希望。张嘉璈的失败，就此注定了。自然在这战火延续中，金融上成功的希望，原就渺茫得等于零。

　　近年来，金融上大前提的错误，是由宋子文造成的。这错误是“高估法币的价值”。从这错误演化成三个基本政策：①低汇率政策。②低利率政策。③低价配售政策。这三个政策的实施，使少数特权阶级受惠，而大多数人民却不自觉地蒙受了损失。但也因为只有少数人有说话的权利，所以这对多数人实际有害的政策，就一直被颂扬奉行着了。张嘉璈上台之初，自也依样葫芦，遵行不误。不过据说张是个能力在孔、宋、贝、俞以上的理财家，好用脑筋，也较肯“干”，对于个中利弊，自属了然。张有高度的政治兴趣，然而六十岁的老人，要是真想替老百姓谋点福利的话，也不足怪。于是我们看到央行政策的转变，八月外汇平衡基金会的成立，想从此提高外汇率。去年年底结束低利率政策，改行高利率。并且一再计划使配给普遍，很想能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可是时局迫得他一再失败，于是所可服务的还仅为了“政府”。

　　论功过，一年来张嘉璈主持的央行的计划大，成效小。有人说：张将政治和金融混杂不清；也有人说央行原是政治机构的一环；有人说张的野心大，油盐酱醋都拉来管；又有人说肯多管事，才能使金融物价政策配合生效；有人说张的脑筋太顽固，对人事派系观念太深，致使事情弄糟。也有人说张太喜用年青智囊，以致新花样太多。这些“人”的评论，原也无关大旨。就事实说：一年来在这混浊的局面中，能为政府撙节外汇，促成美援，调理军费……。对张内阁和现政府的度支上，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不幸这功勋所换取的竟是政府官员的咒骂，而未沾实惠的老百姓，却反默默无言，这也似太无天理了。

　　张嘉璈的突然辞职，传说纷纭。其中有说和豪门资本有关。而言之有据的，是中植油厂的一段港汇公案。其实这案子，已拖了一年多，老弟张禹九的买卖，多少使他受累。不过这和此次辞职最多是远因，而不是近因。实际是张嘉璈和张群的政治生涯，休戚相关，张群的丢官，是张嘉璈辞职的主因。再则，新立法院的阵容，和张的集团甚难相容，在这局面下，张独木难支，自然是走为上策了。

　　张群在五月十日突然飞渝，这使张嘉璈下了辞职的决心。张在十七日晋京后，据说曾有亲笔长函致总统，极表请辞之诚意。函中略称：受命接长央行后，适值戡乱之初，支出增加，为不使通货过度膨胀，已竭尽心力。值此新阁即成立，美援将到达之际，请另选贤能，以应时艰，当经总统复函慰留，直待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张推荐俞鸿钧继长央行，得俞同意后，方由总统面准卸职。但以总统已于二十日正式就任，而旧阁员辞职应由主席批准，故批准日期，经改为上月十九日，这是启人疑窦的一段公案的内幕。

　　张嘉璈辞职后，张的政治生命和金融权力，自然还会延续，翁文灏组阁时，曾力请张出任财长，总统对张，仍极倚重，这原因第一张是金融界的干才。第二新政府中要取得各派系间势力的均衡。第三，张嘉璈在和美国救济团合作期中，曾得美方的信赖，今后张氏将致力于美援运用工作，在政治上暂时告隐，而于金融圈中之力量，仍牢不可拔。

　　24、1948年6月20日《诚报》报道

　　张嘉璈的今后动向：江浙财团代表，翁内阁颇借重，坚辞财政部长，属意美援运用（麒麟）

　　张嘉璈自辞去央行总裁后，在新内阁中已没有他的名字，从前一度盛传要出长财政部，结果也不成为事实，现在的张嘉璈是沉寂了，关于张氏是否就此退出政治舞台？有人说可能，因有若干立委攻击张氏，说他在央行总裁任内，他的太太、妹妹、妹丈、弟弟都大做生意。此外还有那一段中植油厂的港汇公案等，均是攻击张氏的题材，但又有人说中枢对张氏还是相当器重，在未来的美援运用方面，还会有重要的工作给他。

　　关于张嘉璈是否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多数人不予相信，因为张氏本人就对政治极有兴趣，此外他和陈光甫等可说是今日江浙财团的代表人，他在金融界方面也有数十年的历史，在国内金融界中的地位相当稳固，因此新内阁的翁文灏要在财政上有帮手，非得拉住江浙财团的支持，借重张嘉璈不可，因此翁文灏组阁时，曾力请张氏出任财长，而终因张之坚辞未成事实。至张氏何以会辞去央行总裁呢？其主要原因也和张群的政治关系进退相当，张群组阁既遭立法院反对愤而走川，而张嘉璈也就连夜晋京向最高当局上书请辞了。

　　至今后张氏的动向？敢保证绝不会就此沉默的，他将出任美援运用的机构的主持人，为什么这机构要交给张嘉璈呢？因为张是国内外知名的金融家，而据闻美国方面曾提出对美援运用中国方面主持人人选的建议，主张不要官方人员来出任，希望能以社会贤达或金融界人士来出任，因此张氏辞去央行总裁现在还在沉寂的等待着，就是准备以在野的身份来出任这个美援运用机构主持，现在这个机构与要待美国派来的援华执行人赖普汉详细会谈拟具计划后，方才能够成立。

　　25、1948年8月7日《罗宾汉》报道

　　居心与“大皮鞋”别苗头，张嘉璈南京打江山（鲁人自京寄）

　　成舍我《民生晚报》尚在调兵遣将 《每日晚报》采闪电战术抢先出版

　　南京《新民报》被处分停刊后，在首都的晚报之中，《南京晚报》可说是已成了独份生意，虽然在南晚之外还有几家晚报，一般读者们，对他们都还感到有些生疏，因此目前在南京的新闻界中，有很多人都想在晚报上动脑筋，认为在这时期办晚报，比较办日报容易寻条出路。

　　先后传闻中的，有《和平日报》和《大刚报》两家，预备要增出晚刊，但计划了一阵后，鉴于以前《中央日报》办晚刊曾经失败过，难和民营晚报去竞争，先后又都放弃了这个计划，之后又传出了成舍我想乘此机会把战前曾在南京出版的《民生晚报》先复刊，不过因为人事上的调动，还需要再经过一个时期才能问世，“大皮鞋”本人已到北方去调兵遣将，但最近在南京新闻界中忽然又盛传着在晚报之中，要蹦出个冷门来，据说在本月十六日要有个《每日晚报》新出版，地点便接用和平日报在鼓楼所用的大厦做社址，规模也相当的庞大，尤其是传说中的后台老板便是张嘉璈，除了网罗了《和平日报》一批人员外，上海还有一批人要开码头去打江山。

　　26、1948年8月17日《小日报》报道

　　难逃豪名之名的张嘉璈（怀湘）

　　张嘉璈又被招赴庐山，难道又要“荣任”金融要职了吗？我想似乎太早罢？

　　由中国银行起家 金融界南派领袖

　　嘉璈字公权，金融界多知张公权，出任部长之后，又用张嘉璈的原名，恰如前考试院长戴传贤，经商时用季陶，为官时始用传贤之名，如出一辙。他是留日庆应大学经济科，初受知于浙江都督朱瑞，旋入国会任秘书，袁世凯解散两院，乃转入中国银行。当梁启超一度入阁担任财政总长，原拟派张君劢（今日之民社党党魁）为中国银行总裁，张是有书生气的，自己承认不惧金融，怎好滥竽充数，于是推荐乃弟张公权，正所谓“内举不避亲”，竟为梁氏全盘接受，指派张公权为中行副总裁，一时给与在中行历史较久的王克敏、宋汉章等大为惊异。张在中行，曾经大刀阔斧的办过几件事，给行内外看看他的颜色，不得不对他服贴，于是奠定了他在金融界成为南派的领袖（当时北派领袖为吴鼎昌，以盐业、金城、中南、大陆为基础俗称小四行），他在中行任总裁内，作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不听袁世凯停止纸币兑现的命令，其时北方发生挤兑风潮，上海方面得以偏安。第二件国府奠都南京，他首先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沪，于是经济中心整个随之南移，给国民政府一个有力的赞助。所以后来上海金融界的一举一动，几无不以张公权马首是瞻。

　　不堪宋子文排挤 做官投向政学系

　　民国二十四年，英国财政专家李滋罗斯受聘来华，与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宋子文商定实行法币政策。先开始收回各业银行的发行权，指定中、中、交、农四行负责发行法币，中、交两行增加官股，于是中行改组，废总裁制，改为董事长制，宋子文趁势轻轻取得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晴天霹雳，张公权竟被一脚踢出金融界，当时张氏老大的不高兴。适巧政府首次罗致人才，于是张氏荣任铁道部长，继改称交通部，连任元年，直到民国三十二年，曾养甫又替换了他，张公权始挥泪离开交通部，远走美国。张氏由商而优则仕，虽为“逼上梁山”之举，但亦究属塞翁失马之事，在漫长的宦海浮沉，张氏已被目为政学系的重要台柱，实则张未入仕前执着金融界的牛耳，尚谈不到什么政治派系呢，但是，自张氏“色彩显明”之后，事情较之以往亦逐渐复杂起来了。

　　27、1948年8月30日《诚报》报道

　　张嘉璈与上海银行陈光甫（麒麟）

　　陈光甫苦干起家 孔宋时代不得意 上行有数次危险 张嘉璈全力支持

　　外汇管理办法调整后，同时即成立外汇基金平衡委员会，任命陈光甫为主任委员，陈氏是否接受还未见表示，但陈氏的动态已很令人注意了。本来陈氏在金融界相当有地位，他被称为江浙财阀的领袖，他与李铭在这几十年间轮流出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而有眼光，有魄力，陈氏尤胜于李氏。这位六七老金融家所以有今天的地位者，据说就是靠上海银行起家，而上海银行得以渡过多次难关，成为根深蒂固，又是张嘉璈的功劳。因此陈、张与上海银行有不可分的关系。

　　自法币政策以来，上海银行连连下坡，给中、中、交、农压倒了，陈氏在孔宋时代也始终未曾得意，但他是政学系中的财政大员，与张嘉璈有密切关系，今年春张群、张嘉璈登台后，他才略获抬头，出任国府委员兼输管会副主委，最近又发表了外汇基金平衡委员会主任委员，可是他的大本营仍是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在今日银行界中，有巩固的地位，陈光甫的苦心经营之功，是不可没的。当民国三年欧战爆发，民族工业和金融都纷纷崛起时，陈氏认为机会不可失，立即邀集友人集股十万元，创立上海银行，以努力服务社会经营得法，到民国八年欧战结束，外资卷土重来的时候，上海银行已根深蒂固了。当时张嘉璈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始终在幕后支持上海银行。

　　后来上海银行终于面临重大危机，外资回潮的危险才渡过后，又连二连三的遭遇内战危机和白银风潮，多少银行因挤兑提存倒闭，上海银行也岌岌可危。据说当时除了各种风潮外，又有学术家的攻击陈光甫，致使上海银行被挤兑提存一空，几乎倒账，幸亏张嘉璈拼命抢救，曾多次把中国银行的白银整箱的往隔壁搬，才渡过危机，所以当时张嘉璈实是上海银行的救命恩人。至于上海银行的办理与服务，确为各银行所不及的，如创办中国旅行社，办理教育储蓄等，同时它还扶植工厂，在上海银行的周围，有许多大工厂，成为一个工商联合的有力集团。

　　陈氏曾多次奉派出国与美国谈判借款，一九三六年与美国签订白银协定，一九三八年再与美订立桐油借款二千五百万美元，一九三九年又与美商定大锡借款二千万美元，张嘉璈对他倚畀甚殷，未来的中美贷款谈判，陈氏很可能再度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