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夫座 圣衣神话:瞿秋白遗作《多余的话》不是自白而是控诉

马鼎盛：树立世之风范，铸造国之脊梁，欢迎收看《风范大国民》。

瞿秋白在中共“八七会议”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其后近一年期间发生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秋收起义，那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转折点。瞿秋白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他准确的翻译了《国际歌》，也是中国最早报道苏联实况的新闻界先驱。

瞿秋白参加中共三大，起草党纲，他第一个系统翻译、介绍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1945年，中共中央决议，瞿秋白为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代表，因为他被捕后写下了《多余的话》，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毛泽东认为，瞿秋白和李秀成一样，投降了，变节了。文化大革命初，瞿秋白墓被红卫兵捣毁，1980年，中共中央才为他恢复名誉。瞿秋白36岁的人生有两大贡献，为中国革命，也为中华文化，他在遗文《多余的话》中，自我定位是个书生。

解说：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随后国民党调集数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到处都是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但是深患重病的瞿秋白却不能随军长征，而是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

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瞿秋白是一个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时期，就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来往在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的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演讲，黄埔的将领都晓得这个瞿秋白。就是说，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辨认出来，而且又是身患重病的，这样的一个不能够打游击的。他是自己也希望能够跟着队伍走，但是还是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让他听任命运的摆布，实际是听任国民党的围剿大军的摆布，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借刀杀人。

解说：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瞿秋白在转移的途中，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关押在福建上杭监狱。负责审讯的国民党军人并不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他们重金悬赏缉拿的共产首领瞿秋白，因此同意他写信给上海的朋友寻求帮助。

陈铁健：他是2月24号就被俘，被俘以后，身份暴露之前，都是严刑拷打，都没有承认，他就说我是医生被红军俘虏了，被红军俘虏，我又跑出来了，结果又被你们俘虏。他说我可以做教员，我可以做医生，希望取保释放。

解说：这一年的5月，鲁迅突然接到一封来至福建的书信，寄信人就是化名林祺祥的瞿秋白，他希望鲁迅把自己被捕的消息通知妻子杨之华。

陈铁健：给鲁迅写信就说我是医生，过去曾经见过一面，现在被国民党军俘虏，需要有一个铺保，然后就可以开释。鲁迅收到这个信以后，就通过周建人，把这个信转交给杨之华。

马鼎盛：“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送给瞿秋白的对联。他们从1931年5月开始文字之交，在翻译苏联文学上合作和通信讨论。1932年夏秋之交，两人见面，之后鲁迅一直借重、扶助和掩护瞿秋白，在写作和左联工作上亲密无间。从1932年开始，只要中共机关被破坏，瞿秋白无家可归，首先想到鲁迅，鲁迅和许广平，也总是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妻。这个时候瞿秋白的人头值2万大元，他多次对党内同志说鲁迅，“我是在危难中去他家，他那种亲切与同志式的慰勉，临危不惧的精神，实在感人至深”。

为帮助缺衣少食的瞿秋白，鲁迅不惜卖掉《二心集》的版权，这在鲁迅著作中是唯一例外。《鲁迅全集》当中，有十多篇文章是瞿秋白和鲁迅漫谈之后写成，再经过鲁迅修改，用他的笔名发表。在鲁迅一生中，除早年与二弟周作人合写之外，再难找文笔交融，文思相通的知音。鲁迅营救瞿秋白失败后说，瞿若不死，译《死魂灵》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鲁迅带病校编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

解说：就在鲁迅、杨之华等人积极行动的时候，《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由于熟人指认，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了。

陈铁健：到了这个三四月份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老婆，万永诚的老婆，她供出来说，瞿秋白已经被你们国民党抓到了。于是就查，国民党方面就查，究竟在哪里？这个人在哪里？一直就查到钟绍葵的这个保安团。

陈铁健：下面就开始审判，就把原来在苏区教育部，工作过的一个叛徒，叫郑大鹏叫出来当面指认，这样子瞿秋白就承认了。说既然是这样，我过去的写的笔供、口供那就算等于作了一篇小说吧。

解说：三十六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师长宋希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瞿秋白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员，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宋希濂曾经读过瞿秋白的著作，仰慕他的学问，也希望能劝降瞿秋白，以此立功。

陈铁健：宋希濂五月初回来，就和瞿秋白有一次长谈，谈了几个小时。他们从理论一直到将来的出路，来劝瞿秋白，回心转意，跟着国民党来做。瞿秋白跟他理论，说你们三民主义那套理论，我绝对是不看好的，那是个大杂烩，他批孙中山那时候，“大贫小贫”的这个理论，他说这个你们站不住脚的。所以和宋希濂的谈话没有结果，宋希濂只找他长谈这一次，以后就不再谈了。

解说：军统劝降失败，宋希濂的谈话也没成功，到了6月2日，蒋介石密令要处决瞿秋白。陈立夫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马上派出国民党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行动科干事陈建中，并带上福建省党部钱永健，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抵达长汀，对瞿秋白劝降。

梁衡（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劝降他的其中的一个突破口，企图一个突破口，就想从他的才华上打破，突破他，就说你这么有才，你不想一想，你如果留下来以后，对家人、朋友，对你自己以后还有多少事来做呀？如果你自己觉得不愿意，名声上不好的话，你可以改个名字，隐姓埋名做翻译，国家可以给你一笔很优厚的待遇等等，都是从他的才上来，但是他自己把这些东西都看的无所谓，他说我有我的哲学，我有我的主义。

陈铁健：前后七天就这么谈，白天晚上这样谈，有时候是剑拔弩张的，有时候是笑脸相迎的，软的、硬的都来了。结果他们原来到的时候，是夸下海口的，说军统做不成的事情，我们绝对能够做成，你宋希濂做不成的我们也能做成。宋希濂就劝他，说军统的人没有做成，我劝他也没有劝成，就看你们怎么样了，我估计你们也大概也不一定，结果事实上的结局就是这样的。

解说：这是瞿秋白临刑前的照片，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

马鼎盛：瞿秋白临刑前写下了（集）唐人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说，瞿秋白向军官扫视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走出了大门。他坦然的正其衣履，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有现场记者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随后，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是神色不变，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到达两华里外的罗汉岭刑场之后，选择一处坟墓堆上，盘足而坐，微笑的说“此地很好”，并要求刽子手正面开枪，坦然就义。瞿秋白视死如归，理应名垂青史，但是他在就义前夕写的《多余的话》，却让他长时期背负了“叛徒”的名声。

马鼎盛：1935年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间，瞿秋白写了自传性的《多余的话》，近两万字，分为“何必说”是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个部分。瞿秋白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十余年间，在国共合作时期，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

瞿秋白“八七会议”，受命于危难之中，主持中央政治局发动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暴动，实行退却中的反攻。但是书生哪是政客的对手，苏共的傀儡王明，一巴掌打倒瞿秋白是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藉口他有病丢下不管，但是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能长征到陕北，最后迎来新中国的春天。

瞿秋白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他本该以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但是他却残酷的自我剖析，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审判”。作为政党的领袖，在你死我活的内战时期，瞿秋白的坦率可说是幼稚，他写《多余的话》不是政治遗言，而是一首散文诗。

瞿秋白：“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骤然而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解说：《多余的话》最早是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选登了部分内容，其中流露了很多伤感颓唐的情绪，很多人对这份遗书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陈铁建：周恩来1964年对毛泽东和陆定一，在人民大会堂谈话的时候，就毛泽东批这个《多余的话》的时候，周恩来说我看过他的真迹，这个是可信的。另外就是丁玲，丁玲说我在延安的时候，人家都说《多余的话》是假的，她说我一看，谁也编不出来，谁也写不出来那种风格的文字。她说我对瞿秋白太熟悉，她和瞿秋白感情很好，也最崇拜瞿秋白，她说没有人能够模仿得了，瞿秋白的这种文字的风格。

解说：尽管这篇《多余的话》，引起了人们甚至战友的疑惑，但是瞿秋白英勇就义的事实，让大家相信这篇遗书，是经过国民党删改过的。

陈铁建：宋希濂后来我问他，我说这个东西你们动过没有？他说我们那里就没有这种人有这种水平，而且我们也不了解瞿秋白，他经历的这些事情，无法改动，他说改动有什么用？没有用，第一点，对瞿秋白没有任何影响，一看就是他不是投降的。

马鼎盛：瞿秋白自幼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度日，他母亲金璇服毒自尽的时候，瞿秋白才16岁，他没有陈独秀、张国焘和王明那样亮丽的学历，他在外交部办俄语专修馆是免费学的俄文。1922年底，他在莫斯科给陈独秀当翻译，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他的竞争心决非政治家的档次。1928年的“六大”闭幕之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尽管他对共产国际几乎是言听计从，但是东方部部长米夫，信任他的爱徒王明一伙，把黑锅让瞿秋白背。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来了上海扶持王明一伙上台，赶瞿秋白出政治局，一个月仅发给17块钱的生活费。陆定一说过，“反对王明路线，比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更为困难，因为他们有米夫做靠山。当时党对共产国际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相信的王明宗派一定是正确的，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词句掩护下干错事，当时中国党的理论水平，还不能分辨马列词句中，有的不适合中国国情。王明一伙也反帝反封反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很难看出他们对革命的危害”，所以王明路线，能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

陈铁建：同时他看到了莫斯科的那种清党的情况，那也是残酷，无情、残酷，什么手段都有，明明自己是有理的，但是你不能说我是对的，我只能听从你的决策，你定的罪名我都要全盘接受。所以，到了后期就是，给他任何的罪名他都全盘接受，他说我连想都不想，我不想这些事情了，我也没有任何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思索，我干脆不想了。我实际上已经退出这个队伍了，说我是叛徒也是可以的，实际上是一种无声的控诉，一种抗争，一种抗议。

瞿秋白：“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了，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

解说：如果瞿秋白不说这些，那些风云或许早已模糊，他以真诚的态度，勇敢地曝光自己的内心，看起来戏虐轻松，内心的态度其实是悲哀的，他非常明白同时代的人，不会理解和接受这样的真实。

梁衡：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复杂的时代，他的出身，他的经历，包括党内斗争，王明的左倾，李立三的左倾，陈独秀的右倾，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时代。

陈铁建：他在狱中写这个东西，他不能够指名的骂王明，不能指名的骂莫斯科，骂斯大林，根源是王明，是米夫，是斯大林，是共产国际，是苏联共产党，这个都不能说，为了维护党的形象，维护党的团结，他不能在敌人面前写这些东西，他只能谴责自己，说自己是不够格的，自己有那种文人的积习，有那种绅士的意识，有那种游民的情感。

梁衡：他自己当了共产党的领袖，但是在党内被王明路线排挤，然后呢，长征时候又不带他，被国民党杀害，这也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就包括党内斗争，这种悲剧，包括历史上国民党叛变，对共产党人的屠杀这种悲剧。那么这些悲剧呢，对我们后人来讲，鲁迅讲是一个财富，撕裂开来给人看，它是一个财富。

解说：像瞿秋白这样的重要人物，如果有一点动摇乞降的表示，蒋介石是决不会放过利用他的机会而轻易地杀他的。相反，正是瞿秋白狱中的言行，和《多余的话》中明显地看出他决不会屈膝投降，遂将他处死。

瞿秋白“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梁衡：我觉得研究瞿秋白，抓住他的前提一条，就是说他是英勇就义的，他写的《多余的话》里面，他既没有向国民党摇尾乞怜，他也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告密，然后他就说了些自己内心的实话，这个有什么不对呢？

陈铁建：《多余的话》，已经成为百年的话题，现在大家的认识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不是叛徒自白书，这个是定了，这是定了，大家是达成共识，就不是叛徒，不是叛徒的自白。但是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自白？从文化上，从心灵上，怎么来理解《多余的话》，它是个百年话题，甚至更长久的这样一个话题。

马鼎盛：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数一数二，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和政治著作，他在书法、篆刻、京剧、绘画、古玩上都很内行。1922年，瞿秋白重新翻译了《国际歌》歌词，之前《国际歌》三种译文都不准确，也没法歌唱，瞿秋白就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吟唱译词。

比如法文“国际”一词，在歌中有8拍，瞿秋白反复推敲后，把法文的“国际”音译成“英德纳雄纳尔”，这种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他在被王明排斥出中央之后，短短几年间写出了五百多万字，在狱中他留下了四十一篇《未成稿目录》，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自己只是半吊子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历史的误会”。

毛泽东于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写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奇怪的是，这篇序言并没有收入书中，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的时候，才在档案馆找到毛泽东的序言。